美國是一個自詡為新聞自由的國家，記者和媒體擁有令人側目的影響力，甚至許多媒體自比“牛虻”，專門叮咬那些社會政治丑惡現象。長期以來，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界，都在夸夸其談美式自由，甚至有些政客以此為幌子，批評他國的新聞制度。
據德國之聲報道，總部位于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新近發布一份有關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新聞自由狀況的報告，揭露出的內幕令人觸目驚心，華盛頓正在加強對信息的控制，不僅越過法律界限，非法竊取100多名美聯社記者的電話線路和接線臺記錄，而且嚴厲追究所謂的“泄密者”，對記者和內幕揭秘者形成巨大心理震懾。
作為一名從事美國政治和外交研究的學者，我對此絲毫不感到意外。美國憲法和法律文件上所追求的神圣原則是一回事，在實際決策和行政管理過程中則是另外一回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美國在政治制度上的確比發展中國家成熟，但駕馭美國政治制度機器的政客們的作為，并不比發展中國家更先進，甚至在一些問題上為一己之私而罔顧公平正義的做法，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保護記者協會”所揭露的事實恐怕僅僅是冰山之一角，在美國白宮和政府各部門內部都有專門對付媒體的機構和人員，對他們而言，很多問題被媒體曝光只不過是危機管理失敗的產物，很多沒有被揭露的內幕則更多在“媒體公關”的名義下得以擺平。
因此，為推動媒體公關溝通，白宮一般都設立各種形式的公共關系辦公室、公共關系顧問，專門從事總統公共關系工作。盡管白宮公關承擔的事務十分復雜，但都必須堅持一個原則：偏愛好消息，規避壞消息。為達到其政策目標，一些政客和政府官員有時甚至會操縱民意測驗的結果，使之產生有利于自己的民調結果。
美國學者勞倫斯•雅各布等人通過研究尼克松政府與兩大民意調查機構—路易斯•哈里斯公司和蓋勒普機構的關系，發現尼克松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策略，促使這兩大機構與其合作。當然，盡管白宮并不能控制媒體，但美國學界的研究發現有充分證據表明，哈里斯因白宮壓力而修改其公布的結果。不過，在意識到美國政府侵犯新聞自由的同時，也須意識到所有信息的揭露有著復雜的政治根源。那些揭露白宮侵犯新聞自由的“爆料者”也有其復雜的政治動機。
美國是一個高度分權化的國家，“走后門”也是一種常態，政府內部矛盾錯綜復雜。其中，媒體和政府就是一對“歡喜冤家”，彼此在矛盾對立中共存，共同主導美國政治和社會。如果你走訪一家美國報館，你就會發現，那里張貼著“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杰斐遜的一條鼓舞人心的語錄：“如果由我來決定，是要政府無報紙還是要報紙而無政府，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但當杰斐遜當上總統，同存心作對的媒體吵了幾年之后，他的想法有了變化：“我們的報紙提供的，大部分不過是一些心存不滿者的漫畫像而已。的確，他們濫用出版自由的權利，已發展到了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聞所未聞、難以容忍的地步。”作為補救措施，杰斐遜呼吁用“有益的壓制”來對付“虛假的誹謗性文章”。
杰斐遜對媒體的這種自相矛盾的態度，在美國政治舞臺上已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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