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是我八十年代末在法國留學時結交的一位相識。當時我學成回國，他則選擇留在法國就業、定居并入了籍。今年他在法國退休了，當我祝賀他可以安享晚年清福時，出乎我意料的是，老李卻抱怨，退休后他仍然不得不到處找些零活甚至黑工來干，以補貼家用，因為“退休金實在少得可憐”。原來法國福利制度雖好，卻有種種條件和局限。
在法國，必須工作滿42年并全額交納了退休保險后，才能領取全額退休金。而全額退休金計算方式是全部工作年限中25個收入最高年限的工資平均數的50%。也就是說，一旦退休收入就至少少了一半。老李告訴我，由于他未工作滿42年，因此只能拿到全額退休金的一半。盡管他在職時工資并不低，但最終退休金只有700歐元。在一個最低工資為1600歐元的國家，這點錢對于老李夫婦來說確實難以度日。幸虧按照法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他的夫人也能報銷醫療費，因而生活下去是沒有問題的，但比較窘迫則是無疑的。
西方發達國家目前大多深陷債務泥潭、金融困境和經濟危機之中難以自拔，入不敷出的福利制度也就必然面臨種種問題。而福利社會一旦壽終正寢，對整個西方社會民眾、特別是低層民眾生活的沖擊是不言而喻的。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民眾對現行西方社會制度產生懷疑，并使極端政治勢力由此而崛起……
所謂福利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對國民的一種國家保障。國家從保障社會秩序和公民安全的功能，推展到為國民提供社會福利保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進步。這種保障主要為三個方面：醫療、失業和退休。保障的方式也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英國稅收支撐的福利社會。英國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其費用是國家通過向全民稅收來支付。第二種是德國俾斯麥時代就創立的福利保障體系：所有就業人員都支付醫療、失業和退休保險，同時也只有支付了這些保險的就職人員能夠享受福利。法國則是第三類，屬于將英、德兩種類型混合使用的“另類”，比如法國也是由就業人員和企業來共同支付上述“三金”，但就業人員的家屬卻同時也可以享受醫療保險。
雖然從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深刻改變了社會生產—生活模式之后，福利國家的概念就已經出現，但現代意義上的西方福利制度，實際上是在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逼迫下，“資本”對“勞動”做出的一種妥協和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避免社會出現動蕩。社會主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全面保障國民的就業、醫療、退休甚至包括住房、教育等領域，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是很大的。再加上歐洲各國戰后普遍出現經濟高速增長現象，國家迅速從戰爭的創傷中走出來，國家財富迅速積累，因而多數國家(除美國之外)都建立了福利社會體制。
簡單而言，其實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法國，所有就業人員都必須將工資收入的23%交納失業保險金、醫療保險金和退休保險金(除此以外還要根據收入高低向國家付稅，稅收是國家為維持正常運轉而必需的資金)。而雇傭其的企業也同樣要為每一個雇員向國家交納這三金。這三金就構成了法國失業、醫療和退休保障的經費來源。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戰后伊始，直到七十年代，法國在這三個領域都沒有出現大的問題，社會福利收支平衡。一名職工如果失業的話，國家便在一定條件下向他提供失業金，使他即使沒有工作，也能維持生活，直到他找到一個新工作。而醫療也同樣，一名有工作的法國人一旦生病，自己只要支付相對比較少的份額，而大部分醫療費都可以報銷。最“福利化”的就是癌癥病人，全部費用都由國家支付。法國戰后開始實施的福利制度范圍逐年逐漸擴大，從就職人員擴大到家屬、從全民擴大到移民……
2010年9月，法國45萬人大游行，抗議退休體制改革
不過，生活在法國的人都知道，福利體制實際上必須由保險制度來補充，導致法國的保險行業非常發達。比如醫療報銷只能報銷60%至80%不等，但即便是剩下的2%0至40%的醫療費用也相當昂貴，因此為了能夠全部報銷，法國人就再自行購買一種“互助式”報銷保險。至于發生車禍等不幸事件時的醫療費，那更是由保險公司全額賠償，因為在法國，任何一輛沒有上保險的車都是不能上路行駛的。而在汽車保險中，人身傷害是一項主要的險。退休也一樣，一些收入較高的法國人除了交納正常的退休金外，還自行購買退休保險，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
問題是在今天“資本”全面戰勝“勞動”的全球化背景下，福利社會逐漸走向死胡同。一方面資本的本性要求利潤最大化，福利社會失去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當然就會在與利潤的角逐中敗北;另一方面福利社會開支大于收入，長期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況。每年都要虧空數百億歐元的各種福利體系，在經濟增長強勁時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收入來注入資金，以維持其收支平衡。而當經濟危機爆發、國家財政捉襟見肘時，福利制度就難以持續。到今年九月份，法國國家債務已高達19122億歐元，人均近三萬歐元，國家已經無力再為每年近數百億歐元的“福利虧損”貼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荷蘭國王上個月宣布，荷蘭將建立一個“參與社會”，而不再將“福利”作為國家向民眾生活提供的一種制度性保障。這是歐洲開始走向衰落的又一個標志。
福利社會的終結將會對西方國家社會穩定和政治生活帶來巨大沖擊，其政治和社會后果將會十分嚴重。法國等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保持幾個世紀國民傲視全球的自信心，主要就是基于其強大的國力(對外可以運用一切手段捍衛國家利益)和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對內保證每一個公民能夠有最起碼的生活保障)。不管世界發生何等變化，生活在福利國家的國民基本上仍然可以維持對生活的信心。
然而這一點在歐洲已經開始動搖，越來越多的歐洲福利國家的民眾在擔心福利制度將會告終。事實上，歐洲國家對福利制度的每一個修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削弱，都在影響著其國民的日常生活。在一次電視辯論節目中，一位葡萄牙記者面對電視觀眾坦承，葡萄牙因經濟危機而導致醫療保險體制的修改，使得越來越多的葡萄牙人不敢再去看病(太貴)，結果出現病故率上升的現象。法國社會也出現對前途信心不足的心態，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極端的政黨、特別是極右的“國民陣線”;越來越多的政治學家擔心，法國下一屆總統大選會不會選出一個極右的總統。福利社會走向末路也使越來越多的法國民眾開始對現行法國政治體制產生疑問：為什么民主體制無法解決他們天天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
退休制度是法國等福利國家中引發問題最大、最多的一項。因為退休制度基本上是靠今天就業人員交納的保險費來支付他們父輩的退休金，過度虧損的結果是名符其實的寅吃卯糧。特別一方面人的壽命越來越長、領取退休金的數額也就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人口增長乏力，社會日益缺乏年輕人，再加上就業不足，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交納退休保險的人在減少，保險金收入也在減少，這樣，退休人員將無疑會“一蟹不如一蟹”。文章開頭提到的老李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法國出現的“新貧困”階層，相當一部分是由退休人員構成的，可以說，福利社會的終結，很有可能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動蕩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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