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的俄羅斯：轉型陷阱與政治衰退
1985年至2008年的23年間，俄羅斯分別經歷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執政的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西方主流輿論和大多數政治學者至今堅持認定，戈爾巴喬夫執政的6年是俄羅斯歷史上最民主自由的時期;葉利欽執政的9年是與西方關系最為接近的時期;而普京執政的第一個8年則背離了民主，與西方世界漸行漸遠。
然而，俄羅斯民眾的看法卻截然相反。2005年10月，俄羅斯一家名為“全俄民意調查中心”的社會輿論調查機構分別在46個州、邊疆區和共和國的153個居民點進行了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72%和80%的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葉利欽統治下的“自由民主時期”。該項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民眾對普京的支持率最高，為67%。而現實生活中，普京在前兩個任期的8年中的政治支持率也一直保持在70%～80%的高位。
戈爾巴喬夫時期：自由的潰瘍與國家的裂變。1985年之后的短短6年時間，戈爾巴喬夫推行以“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為旗號的“改革”路線，非但沒有革新蘇共、給百姓帶來真正的民主和人權，反而徹底葬送了蘇聯。1988年以后，在政治多元化、多黨制的浪潮下，蘇聯民族分裂勢力在各加盟共和國迅速得勢，向中央發起了“法律戰”、“主權戰”，紛紛宣布“主權獨立”。在俄羅斯聯邦和各加盟共和國遙相呼應下，戈爾巴喬夫被自己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束縛住手腳，無力維護聯盟的統一。1991年8月，蘇聯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民族危機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急劇加深。由部分蘇聯領導人倉促策劃的“8·19事件”不僅沒能阻擋蘇聯的解體，反而加劇了形勢的危機。最終，在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林姆林宮上空黯然落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聯盟完全解體。
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公開性”沒能提高蘇聯官僚機構的效率，沒能推進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卻惡化了局勢，催化了民族矛盾和社會沖突，最終使蘇聯陷入瓦解崩潰的境地。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民眾認為，是戈爾巴喬夫倉促而草率的“民主化、公開性”埋葬了蘇共、葬送了強大的蘇聯。2009年，美國蘇聯歷史問題專家、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擁躉者史蒂夫·科恩在其《蘇聯的宿命與失去的抉擇：從斯大林主義到冷戰》一書中寫道，如果使用通常的政治語言來看，戈爾巴喬夫失敗了。因為他在蘇聯進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終導致了國家解體和政權的瓦解。
葉利欽時期：政治黑幫化與寡頭化。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的失敗換來的是葉利欽時期野蠻資本主義和“鮑利斯沙皇”的專制。葉利欽近十年的“民主化”試驗的結果表明，最終受益的只是極少數財閥、寡頭，而絕大多數百姓被愚弄、被拋棄。
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民主化如潮起潮落般來去匆匆，政局變幻與社會動蕩足以令世人反思與感嘆。俄羅斯選民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后來又變為“拒絕民主”也不過是幾年的時間。90年代中期以后，俄羅斯民眾對這種“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的政治變革迅速感到厭倦。原先俄羅斯選民之所以渴望西方民主制度，是因為他們常常將“民主與西方的生活富足”聯系起來，然而現實生活卻打破了他們的幻想。俄羅斯歷史學家寫道：“俄羅斯人在蘇共時期不好過，以為在民主下將會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雖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卻更困難了。”
蘇共下臺后不到幾年的時間，俄羅斯民主派的光環早已變得黯淡。長期駐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記者、歐洲議會議員朱利葉托·基耶薩寫到：“對于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1992年～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詞和妓女一樣，已經成了不加引號的罵人話。” 90年代中期以后，對過度自由化感到厭倦的俄羅斯選民開始懷念秩序和穩定。俄羅斯百姓認為，90年代是幾百年來最困難的時期之一，是俄羅斯歷史上的又一個“混沌時期”。
1998年4月7日，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描述當時的俄羅斯社會是“一個由無政府狀態和民主政治、個人獨裁和政體混亂、垂死的福利經濟和寄生的資本主義、政治精英對原超級大國地位戀戀不舍的懷舊情緒和公眾對舊的帝國野心的厭倦等組成的‘大雜燴’”。
對于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所謂“民主變革”，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說：“世界上最好的老師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訴我們，所謂的民主變革實際上給我們帶來了什么，特別是在千百萬人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方面。許多人都在越來越經常地問自己：難道真的需要這場改革嗎?難道它真的是歷史的必需和必然嗎?”“人民終于明白，原來第一撥‘民主派’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
俄羅斯政治學者威廉·斯米爾諾夫在《俄羅斯政治改革：從浪漫到現實》中指出：“就其性質而言，這屬于一場反革命政變。這場政變的絕大多數擁護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時對蘇聯政治體制實施全面拆除，在經濟領域進行激進的市場改革，在社會政治領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為了達到上述目的，進而實現俄羅斯的變革，激進民主派認為“在擺脫了共產黨政權之后，必須利用這個短暫的‘機會之窗’大開的時期，對國家上層體制進行最迅速和根本的變革”。為走出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政治泥潭，葉利欽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選擇了依靠武力驅散議會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級總統制為核心的政權體制。然而，90年代以來俄羅斯的政治現實和經濟衰敗打碎了俄羅斯人的民主夢想。
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實施的激進政治改革表明，一方面，“民主派”對“自由、民主、市場”的主張只是對自由主義理論的簡單化，“追求的是對具有某種象征意義的西方社會體制模式的重建，甚至是對革命前俄國的復興”;另一方面，所謂的“民主化”與“市場化”政策依靠“革命式”的手段去實施，“民主俄羅斯”運動聯合主席之一列夫·波諾馬廖列夫就說過，“要用革命的速度去分配土地和組織工業、商業的私有化……要像葉利欽在政變期間(指1991年“8·19事件”)的做法那樣行事”。這種脫離國情、幻想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注定要遭到挫敗，成為曇花一現。上世紀末，這場俄羅斯民主化浪潮來勢兇猛，卻黯然退場。俄羅斯近10年的自由民主運動成就了總統專權和寡頭干政，破壞了政治穩定，失去了治理效率，擊碎了多數俄羅斯人的民主夢想。寡頭式民主、財閥當政、總統家族式的統治在俄羅斯大肆盛行。這10年的俄羅斯政治舞臺上，一些政客“你方唱罷我登場”，宣講著各種政治言辭，試穿不同顏色的政治外衣，熱鬧非凡。唯獨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被迫游離于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邊緣。
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政治轉軌的一個特點就是“破壞”有力，而“建設”無術。葉利欽摧毀了蘇共建立的蘇維埃體制，卻沒有建立起另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上社會轉型過程中法律的缺失與國家權威的衰落，俄羅斯的政治轉軌伴隨著大量的新傷與痼疾，政治發展和民主化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F在，連西方社會有識之士也承認，西方學術精英開出的自由主義改革藥方已經在俄羅斯失效，西方的“民主轉型”理論不能解釋和指導俄羅斯以及一些非西方轉軌國家的政治現實。
曾經夢想一步邁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羅斯，在短暫的“自由民主之夢”驀然驚醒后痛定思痛、改弦易轍。自2000年起，普京總統開始痛苦地反思，力圖探求一條符合俄羅斯實際的“普京之路”。
歷史反思與普京信念
俄羅斯10年的政治轉軌表明，從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羅斯并未開花結果。在“憂郁的、黑暗的、野蠻的、強盜的、彪悍的、狂妄的、肆無忌憚的”葉利欽時期，三權分立名不副實，政黨制度還不完善，選舉制度弊端叢生，法院等司法系統尚待重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財團參與政治、寡頭政治盛行;家族、幫派“暗箱”操作;黑金政治猖獗，新聞媒體被財團控制，無法無天;腐敗蔓延，行政效率低下，調控不力，令不行禁不止;政治動亂，政局不穩。上述事實說明，俄羅斯政治轉軌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療法”沒有促成政治發展，反而造成嚴重的政治衰退。
2007年11月21日和11月29日，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普京先后兩次嚴詞批判90年代的當權者及其改革政策。2011年，俄羅斯議會選舉期間，普京再次使用類似的話語對俄羅斯新老“自由派”進行了批駁。
普京認為，俄羅斯的90年代是失敗的。2007年11月21日晚，普京在講話中對90年代的當權者及其政策給予了嚴厲的抨擊，并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特別是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徹底劃清了界線。普京把20世紀末俄羅斯普遍的貧窮和貪腐盛行歸罪于高層領導的失敗。普京認為，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當權者在“80年代末期拋下人民不管，導致人們甚至得不到最起碼的服務和商品，人們沒有糖、肉、鹽、火柴等等”，“毫無疑問，正是他們的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普京毫不留情地指責以葉利欽為代表的那些在90年代身居高位的人：“10年前，政治投機者控制了聯邦會議和政府的關鍵席位。高官們為了迎合寡頭而不惜損害俄羅斯的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把國家財產揮霍殆盡。腐敗是他們進行政治和經濟競爭的手段。這些人年復一年制訂的預算既不平衡，也不負責任，導致我們負債累累，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人們開始滿懷幻想，可后來情況更糟糕。一場場悲劇使人們大失所望：把胡作非為當成民主，把洗劫千百人的血汗和一小撮人的暴富當成市場和市場關系，放縱瓜分和盜竊本屬于全體人民的巨大資源財富——這就是90年代俄羅斯社會的真實寫照。
普京把那時的當權者稱為“人民的敵人”。這些人出賣俄羅斯利益，不顧百姓的疾苦，他們厚顏無恥，瘋狂斂財。普京稱，“正是這些人，在上世紀末造成了俄羅斯普遍貧窮和腐敗蔓延，至今仍禍患未除”。他指責這些人是西方的“走狗”，還直截了當地批評葉利欽時期的當權者、也就是現在的一些政治反對派：“……這些人另有目的，另眼看待俄羅斯。他們需要一個虛弱病態的社會。他們希望俄羅斯社會混亂無序、迷失方向、分崩離析。這樣他們就可以在背地里?；ㄕ?，拿我們的利益去換一點蠅頭小利。遺憾的是，我們國家里有這么一些人，他們向外國使館、外交代表機構搖尾乞憐，指望外國基金會和政府的扶持，而不是自己國民的支持。”同時，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要吸取西方勢力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利用選舉、扶持代理人、煽動“顏色革命”的教訓，揭露一些人“從西方專家那里學了兩招，又在鄰國接受了訓練，現在他們要上街游行了，想要煽風點火和進行挑釁”。
以上可以看出，普京在政治立場上與葉利欽時期的“寡頭式民主自由體制”劃清了界限。2007年11月，普京指出，在當今俄羅斯，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國家穩定地向前發展。2010年12月16日，在評價西方支持的俄羅斯自由派人物時，普京又一次鮮明地指出，這些人想要的只是金錢和權力。
如今，以普京為代表的俄羅斯政治精英達成共識，認為1985年到1999年這15年是俄羅斯災難性的15年，是政治混亂和社會倒退的15年。在2007年出版的《從葉利欽到普京》(由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編寫)一書中，葉利欽時代被冠以“混亂的90年代”，描述葉利欽改革時期的章節多被冠為“混亂、沖突和經濟蕭條”等字眼。而俄羅斯電視臺播放反思葉利欽時期改革亂象的一個電視片也被冠以“彪悍而肆無忌憚的90年代”，揭露那時靠瓜分國有資產或渾水摸魚的一些人的種種行徑。
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為，民主不能靠打碎和拋棄國家來建成，而是多年培養的結果。經歷了十多年的政治動蕩，俄羅斯社會開始對國家、民主、自由等問題進行反思，對穩定、秩序、效率等問題重新定義。2000年以來，普京決意加強權威，恢復地方控制，整頓經濟秩序，引導輿論聲音，出擊寡頭勢力……可以認定，普京整頓政治秩序的行動將意味著俄羅斯新一輪政治時期的開端。
普京的世界觀與治國理念
新世紀初期，普京剛剛上臺之際，俄羅斯以及西方的媒體紛紛對普京及其思想進行猜測，一些分析家試圖給普京貼上這樣或那樣顏色的標簽。有人斷言普京是“反共分子”，有人認為他是要退回到蘇聯的“保守克格勃”;俄羅斯有人認定普京“是對俄羅斯獨特道路不感興趣的西方派”，西方有人則認為他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有人說普京是“自由民主派”，也有人稱普京是“鐵腕專制主義者”;俄共認為普京在經濟上實行的是“自由主義”，而右派則指責普京是企圖恢復“警察式的國家”的國家主義者;有學者將普京比喻為“戴高樂主義”，也有學者則把普京與“皮諾切特”模式聯系在一起;歷史學家有的認為普京像亞歷山大三世，有的則認為普京更崇拜彼得大帝。對于上述議論，一些人認為有合理的成份，但形容得并不完全準確，一些標簽顯得牽強。于是有的分析家采取了“排他法”，提出普京既不屬于右派，也不屬于左派;政治上非白，也非紅;普京支持民主，但有別于自由派;經濟上歡迎市場原則，但又強調國家和控制。因此，認定普京在政治上傾向權威主義，在經濟上推行國家主義，在思想和道德上屬于保守主義，在外交政策上實行現實主義。
我們認為，將普京及新時期俄羅斯要選擇的道路用某種“主義”來概括未免失于簡單。普京治國理念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務實的精神，不以任何“主義”為目標，而以解決問題為目的，以俄羅斯實際為坐標，對各種思想兼收并蓄，因此其思想呈現出一種多彩的、混雜的、交叉的景象。應當說，普京的歷史觀和社會價值觀集中反映在普京初期的治國理念中，而普京的治國之道則具體體現在其對時代、階段、戰略、目標、方向、任務、手段、策略等問題的認識上。
社會觀。普京認為，有兩種因素決定著未來發展的趨勢：一是過去百年的例子證明，蘇聯共產主義的嘗試遭到失敗，以市場經濟、民主、尊重人權和自由為原則的體制在全球扎根;另一個因素是后工業化社會的形成。雖然各國步伐不一，但現代化要求必須推廣高新技術，增加知識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轉變生產結構，大力發展信息、公共設施、科學和教育體系。
歷史觀。普京認為應該尊重歷史和傳統，不應“數典忘祖”，他認為，剛剛過去70多年的蘇聯歷史，與父輩們的生活命運緊密相連。俄羅斯著名政治分析家、原《獨立報》主編特列齊亞科夫寫道，普京的政治哲學中包含了以下重要思想：即蘇聯時期不是什么“歷史的黑洞”，蘇聯也不是邪惡帝國;俄羅斯要保持思想、道德的繼承性和歷史的不間斷性。普京公開提出，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這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悲劇;衛國戰爭中的蘇聯紅軍是為自由而獻身的反法西斯戰士;年輕的俄羅斯民主是俄羅斯國家歷史的繼續。普京反對將歷史“碎片化”，強調通過歷史來弘揚愛國主義，保存民族的歷史記憶。
價值觀。普京認為，在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似的社會里是不可能有建設成就的，應當尋找能夠凝聚全社會的“俄羅斯思想”。俄羅斯思想是一個合成體，它把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觀與經過時間考驗的俄羅斯傳統價值觀，尤其是與經過20世紀波瀾壯闊的100年考驗的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俄羅斯思想應當包含以下核心價值內容：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概念、社會團結。當今俄羅斯社會應當重新弘揚“愛國主義的傳統”;俄羅斯必將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在俄羅斯，強有力的國家是“秩序的源泉和保障，是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俄羅斯應發揚互助精神，保持穩定與社會和諧，防止重新陷入“政治內訌”。因此，可以將普京的價值觀概括為“愛國主義是旗幟，強國意識是核心和支柱，國家主義是手段和動力，社會團結和穩定是基石”。
道路觀。普京提出，蘇維埃政權走進了一條死胡同，俄羅斯決不能簡單地回到過去。另一方面，普京對10年來俄羅斯所進行的激進改革提出批評，認為社會已經“精疲力竭”，再也無法忍受激進改革。俄羅斯必須尋找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漸進改革道路，不能照搬別國的經驗，更不應照抄外國教科書上的模式和公式。
普京提出，俄羅斯社會“絕大多數人反對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希望維持來之不易的政治穩定。2001年2月26日，普京在出訪韓國之前對韓國電臺記者說：“葉利欽工作在革命時期，而我認為革命對俄羅斯已經夠了?，F在應該開始一個穩定、正常、加強國家機構、發展公民社會和經濟的時期。”可見，凍結革命、拒絕極端、保持穩定是普京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2007年9月，普京在與境外俄羅斯問題研究專家和記者對話時談到：“至于2012年以后會怎樣?你們知道，很難預料。我的任務是保證這個大方向：政權要穩定、正常運轉和有效。”
普京認為，俄羅斯“你死我活”的革命性階段已經過去，應當轉入日常的建設時期，“強國富民”是根本任務。對于執政的目標和任務，普京明確提出要維護國家主權統一，解決社會貧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羅斯的目標是，保住自己有價值的東西，找到俄羅斯自己建設民主、自由、公正的社會和國家的道路。
政治觀與民主觀。普京認為，上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民主是“偏激”和“年幼”的，超越了社會現實。90年代末期俄羅斯所謂的“自由”，只是極少數掌握金錢和財富上層人物的自由。2004年9月，在別斯蘭恐怖事件發生后，普京在全國電視講話再次強調：“我們現在生活在偉大國家——蘇聯解體之后形成的環境中……我們生活在經濟過度不符合現狀和政治體制不符合社會發展水平的條件下。”
普京還認為，推進民主化應符合俄羅斯現實、歷史和文化傳統。在2005年的國情咨文中，普京強調：“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俄羅斯能夠也將自主地決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時間期限，以及推進民主的條件。”現階段，只有強有力的國家才能保護俄羅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國家的軟弱只會阻礙民主進程。“國家的軟弱無力對自由和民主的威脅，與獨裁政權對自由和民主的威脅同樣嚴重。沒有國家的有效工作既不會有人和公民的權利，也不會有人和公民的自由，說實在的，也就不會有公民社會本身。”同時，民主應當建立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之上。在2000年的國情咨文中，普京說到：“俄羅斯需要一種有競爭力的、有效益的、社會公正的、能夠保證政治穩定發展的經濟體制。穩定的經濟——這是民主社會的主要保障，是世界上受尊敬的強國的基礎。”2004年3月，普京向法國記者表示：“絕對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當然，有一些不能不遵從的民主基本原則。但是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要想保障這些民主原則是不可能的。”談到民主與法治、秩序的關系，普京提出，法治是民主的基礎，推進民主不能以犧牲法治和穩定為代價。“學會按照憲法生活，這是民主的高等學校，是我們大家必須掌握的一門學問。”在2005年的國情咨文中，普京強調：“在俄羅斯發展民主的必要條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律及政治體系。法治、來之不易的穩定、平穩推行現有經濟方針，發展民主不能以犧牲上述一切作為代價。”對于民主與新聞自由問題，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我們想要保證大眾傳媒的真正獨立，最重要的是要為他們建立起獨立的經濟條件，使他們既獨立于國家又獨立于那些只保護自己集團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寡頭集團。”
主權觀。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權民主論”。“主權民主論”既是對西方兜售民主、發動“顏色革命”的回應，同時也表明要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西化、民主化”和葉利欽時期的“寡頭式的自由”劃清界限。“主權民主”的思想體現了以普京為代表的俄羅斯政治精英的思想共識：消除政治混亂，實現政治穩定;通過政治治理，完善體制，鞏固國家;民主化要有序地、自主地實行。
2007年9月，普京在與參加“瓦爾代”俱樂部會議的境外俄羅斯問題研究專家和記者對話時指出，在當今世界還存在集團勢力和單極霸權的情況下，主權概念非常重要。普京說：“當今世界上有幸宣稱自己擁有主權的國家屈指可數。也就是中國、印度、俄羅斯，還有幾個國家。其余國家在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要么互相受制，要么受制于某個集團的首要國家。這聽起來讓人不太舒服，但我個人堅信這就是事實。因此，主權是當今最寶貴的東西，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沒有主權，俄羅斯無法生存。它要么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國際觀”和“時代觀”。普京的親密戰友，時任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國防部長的謝·伊萬諾夫曾撰文論述俄羅斯的國際定位。他認為，當前世界重要的特征就是競爭。競爭不僅表現在政治、經濟等領域，而且表現在包含各種價值觀在內的意識形態領域。當今世界大國不僅有邊境、經濟、軍隊，還有著自己特殊的意識形態和思想體系，并且借此影響或決定世界主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伊萬諾夫寫道，俄羅斯應當提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方案，迎接挑戰，參與到嚴酷而不妥協的斗爭之中。俄羅斯不能躲避必然的對抗，應當徹底和充分地維護自己的立場，與公開或隱蔽的敵人作斗爭。
普京的政治整頓與經濟治理
2008年2月8日，在即將離任總統之職的國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普京滿懷深情地回憶：“你們都很清楚，八年前國家的形勢是極其嚴重的。國家凋零衰敗，公民的貨幣儲蓄變得一文不值?？植婪肿釉谖覀冄燮は掳l動了大規模的內戰，粗暴地入侵達吉斯坦，在一些俄羅斯城市中爆炸樓房。但是我們的人民沒有絕望，沒有被嚇倒。相反，我們的人民挺起了腰桿，加強了團結，以此進行了回答。起來捍衛俄羅斯及其領土完整的不僅有軍人，而且是整個社會。許多個月沒有得到工資的醫生和教師們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工人、工程師和企業家們辛勤地在自己的崗位上勞動，力圖使我們的經濟擺脫停滯和崩潰。”
在第一個任期期間，普京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果斷而強硬的政治舉措：出兵打擊分裂勢力，維護國家統一;整頓聯邦秩序，恢復和加強中央權威;出臺相關法律，強化政黨管理;打擊寡頭勢力，規范和控制傳媒;提倡愛國主義，凝聚國民意志，等等。這些治理整頓的措施，符合俄羅斯多數民眾的愿望，適應了俄羅斯社會擺脫危機的現實要求，得到了上層政治勢力特別是軍隊及實權部門的大力支持，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治國理念和執政風格。
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當選俄羅斯總統。為什么俄羅斯人需要普京?2011年10月15日，俄羅斯信息分析中心網站發表一篇編輯部文章，做出如下分析：俄羅斯人需要普京，因為他給俄羅斯人帶來了民族復興的夢想和自豪感，并使國人振奮精神，重新燃起對大國地位的強烈渴望。俄羅斯人不會忘記，正是普京結束了葉利欽時代的內政混亂、經濟衰退及國際地位的下降，開辟了“普京道路”，在這一過程中粉碎了車臣非法武裝，實現了政治穩定和經濟復興;俄羅斯人不會忘記葉利欽“迷失的時代”以及西方所給予的慘痛教訓。普京面對西方國家顯得更加強硬，風格果敢，帶有一種不可動搖的淡定，這些都讓俄羅斯人欽佩不已。文章還寫道，俄羅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強硬地同西方國家抗衡，是因為他內心充滿重塑國家大國地位、重返先進國家之列的決心。俄羅斯人希望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一位有才華的領袖以及永不熄滅的造福人類的渴望。他們希望享有尊嚴和榮耀，他們拒絕平淡、毫無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面鏡子，他讓俄羅斯人看到了內心的渴望，因此他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為人民需要普京這樣的領袖。他之所以能征服俄羅斯人的心，還有一個原因，即他的無私無畏，他敢于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當總統期間，俄羅斯收獲了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增強以及人民的富裕。GDP增長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早已變成俄羅斯人難忘的記憶。普京還毀滅了靠國家大發橫財的寡頭，平息了民憤。西方指責普京推行“可控民主”，但俄羅斯人反倒認為，普京象征著穩定、發展和秩序。在他們看來，沒有“秩序”就談不上“穩定的民主社會”和“繁榮的市場經濟”。民主社會離不開國家實力。民主是一種建設性力量，不應該與國家精神背道而馳。人們相信，在普京的領導下，擁有健康民族和高素質專業人才的俄羅斯將穩定發展，并向世界展示發展奇跡。
民主之爭與政治較量
普京掌權期間，堅決打擊分裂勢力，削弱寡頭影響，整頓經濟秩序，規范大眾傳媒，改組權力結構，積聚社會資源，強化中央權威，力圖走一條俄羅斯式的政治發展道路。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顯然不喜歡俄羅斯的特立獨行甚至離經叛道。他們既害怕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又不滿俄羅斯“脫離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因此，這些年來，西方政要和媒體對普京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批判。他們指責俄羅斯政府“壓制民主、控制傳媒、強化警察軍隊等國家機器、損害人權、打壓反對派、破壞司法獨立、壓制非政府組織、阻礙他國的民主化進程……”，認定俄羅斯“在民主上退步，在恢復蘇聯傳統，倒退回蘇聯”，甚至不惜給普京扣上“獨裁、專制”的帽子。2006年7月，隨著八國峰會在圣彼得堡召開，西方社會批判俄羅斯“壓制民主”聲浪達到高潮，西方政界人物和一些主流媒體甚至公開宣稱，應將俄羅斯開除出“八國集團”。
西方認為，普京加強中央集權，對新聞媒體嚴加管控，是在背離“市場和民主的軌道”。2005年7月，歐洲議會提交了300多頁的報告，對俄羅斯民主狀況提出嚴厲批評，認為俄羅斯已經“很難稱得上是一個民主國家”。2005年2月，美國國務院正式表態，將停止對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援助，2006年將是美國實施援助的最后一年。與此同時，美國計劃大量增加對俄羅斯民主發展的資助，更確切地說是對獨立于當局的非政府組織的資助，首先資助的是反對黨。美國政府聲稱，“俄羅斯民主和人權方面的消極趨勢要求我們在2006年給予更多地援助……特別是對非政府組織，獨立的媒體和司法機關改革的援助”。
為配合對俄羅斯的思想攻勢，美國還不時祭起久試不爽的“自由、人權”大旗，丑化普京時期的俄羅斯。2008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布什簽署并公布了年度《被奴役國家》報告，竟然將德國法西斯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完全相提并論，并稱之為“二十世紀的罪惡事件”。幾年來，設在美國紐約的“自由之家”組織在每年發布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排行榜”上，多次把俄羅斯列為“非自由國家”。在其每年發表的《推進自由和民主》報告中，美國國務院多次嚴厲批評俄羅斯“不民主”。2008年，德國的貝塔斯曼出版集團下屬的同名基金會，與委內瑞拉等國一起，將俄羅斯列為世界上民主有缺陷的10個國家之一，民主水平排在科索沃之后。2010年1月，自稱非政府組織的“自由之家”又發布《世界自由國家》報告，指出由于迫害記者和壓制人權等原因，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原蘇聯國家仍屬于不自由國家。“自由之家”的報告稱，俄羅斯的選舉民主水平處于自1995年來的最低水平。
這幾年，伴隨著西方政界不時鼓起的陣陣“新冷戰”陰風，西方一些保守主義思潮濃厚的智庫也紛紛發表報告和言論。2008年4月27日，《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一書的作者、供職于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羅伯特·卡根在《波士頓環球報》發表題為《重新武裝世界》的文章，宣揚中國、俄羅斯國家是“專制獨裁制度”，聲稱這些國家的發展是對西方世界的挑戰，西方國家應當聯合起來，組成“民主國家同盟”，共同應對東方專制主義、市場列寧主義的復興。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政治學家格拉姆·羅伯遜斷言，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形成了“新的家長式的、21世紀專制新模式”。哈佛大學的蒂莫西·科爾頓和華盛頓大學的亨利·海爾共同撰寫的一篇名為《普京式投票：雜交體制下的總統選舉》的文章，將俄羅斯政治比喻為“雜交”體制，是非西方的異類。2008年1月5日，法國評論家蒂埃里·沃爾頓在《費加羅報》發表題為《要知俄羅斯向何處去，請看看中國》的文章，稱西方世界要警惕，要團結起來應對中國和俄羅斯在思想和道路上的挑戰。他寫道，克里姆林宮的當政者想要對西方國家進行報復，因為他們把蘇聯解體和后來俄羅斯衰敗的責任歸咎于西方國家。沃爾頓甚至危言聳聽地聲稱，西方世界要警惕正在形成的莫斯科—北京軸心。
2009年6月，美國哈佛大學約翰·肯尼迪政治學院下屬的貝爾弗科學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了美國海軍軍事學院國家安全事務專業教授、貝爾弗中心國際安全計劃和原子能控制項目研究員托馬斯·尼科爾斯的題為《改善俄美關系：今后的步驟》的文章。文章提出，美國政府要繼續施壓促進俄羅斯完善民主發展進程，并以此作為俄羅斯成為大西洋共同體成員國的代價。俄羅斯要想與西方站在一起，就必須在民主問題上就范，美國對此不能遷就。不與美國站在一起，就是美國的敵人，就是不民主的國家。在此文中，政治大西洋中心主義昭然若揭。一切與美國利益為準繩，以美國好惡來劃線。民主標準已不再是一個標尺和信仰，而是變成了隨意變換的旗號。
面對西方的政治壓力和頻頻發起的“民主攻勢”，普京領導的俄羅斯也不甘示弱，一方面在外交場合積極對話。普京多次與布什在不同的場合就民主話題直接交鋒。普京認為，俄羅斯在追求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時，并沒有否認民主共同的基本原則。2006年7月12日，普京在接受美國、加拿大和法國三國媒體采訪時表示，俄羅斯的民主模式秉承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觀，并強調俄羅斯選擇民主道路是“自愿的，并沒有外界的強制力量”。2007年2月10日，在世界高官和媒體云集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普京直言不諱、一針見血地反駁了西方霸權思想，回擊了對俄羅斯民主和外交的指責。在這篇名為《打破單極世界幻想，構建全球國際安全新結構》的講話中，普京比喻美國像是森林里為所欲為的“狼同志”，而某些國家在破壞世界秩序，企圖主宰整個世界。普京談到：“今天我們看到的幾乎全是，在國際事務中毫無節制地肆意使用武力，世界因此陷入了沖突不斷的深淵，最終無力解決任何一個沖突，反而使政治解決問題變得無望。”普京還指出：“當然，這與民主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眾所周知，民主是顧及少數人利益和意見的大多數人的政權。順便說一句，經常有人給我們俄羅斯上民主課。但是，那些給我們上課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卻不愿學習。”
另一方面，俄羅斯積極部署、采取一系列實際措施，避免在內部發生類似顏色革命的“白樺革命”。例如：挖掘和迅速打擊潛在的政治反對派人物和西方的政治代理人，利用查稅或丑聞等手段削弱政治對手，限制政治反對派的活動空間;擴大安全部門權力，整頓外國背景的各種基金會;采取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管制傳媒;成立金融信息監測署，構筑金融安全網;公開包括高官在內的收支及個人和家庭賬戶;規范政黨秩序，改革選舉制度;加強青少年工作，支持成立親政府的青年政治組織，培養后備干部隊伍;強調歷史傳統，強化愛國主義教育;利用經濟特別是能源手段轉移話題，引誘或分化西方陣營;利用反恐等問題避開在民主人權上與西方的分歧，躲過西方批評的鋒芒;成立對外文化交流和宣傳機構，加強外交工作，壯大俄羅斯“軟實力”，改善俄羅斯國際形象，等等。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在政治外交上攻擊普京領導的俄羅斯，而且采取一系列實際行動直接影響和干涉俄羅斯內政。近年來，美國政府為推銷“民主”，不僅出錢、出力資助和支持他國的非政府組織，而且設立專門機構，加大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民主化”的力度。據美國政府網站公布的數據，從2006年起，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在俄的項目為8.6億美元，2011年該署在俄的活動就花掉近1.3億美元，其中7000萬美元用于發展民主和人權。美國國際開發署自蘇聯解體以來共花費27億美元用于影響俄羅斯內政。
當今俄羅斯的政治分野與發展困境
20多年前，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維”最終導致了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蘇聯之后的俄羅斯，不僅失去了全球性“超級大國”和社會主義陣營“首領”的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國視為“冷戰”后失敗的國家。為迎合西方，葉利欽推行“倒向西方”的政策，不但沒有得到回報，反而受到西方大國的輕蔑和進一步擠壓。上世紀90年代葉利欽掌權的9年間，西方陣營拋棄自己的承諾，堅持“北約東擴”，轟炸南斯拉夫，在原蘇聯地區策動“顏色革命”，大大壓縮了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直到2000年前后，普京掌管俄羅斯，政治上整頓治理，經濟上強化國家掌控，逐漸穩定了社會秩序。依靠幾年間巨額的石油收入，俄羅斯終于在15年后恢復了元氣，站穩了腳跟。猶如對西方世界多年壓制的“反彈”，普京不時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在國際事務中俄羅斯重新樹立了政治大國、軍事強國和能源大國的形象。
2008年，連任兩屆8年期滿的普京婉拒“民族領袖”的稱號，“年輕、正派、有修養”的梅德韋杰夫當選總統，普京則出任總理和執政黨的主席，以保證政局穩定和政策延續。然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了俄羅斯，嚴重依賴外部市場的俄羅斯經濟急速下滑。其內政外交政策不得不重新面臨重大調整，社會又一次走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俄羅斯是誰?”“怎么辦?”“俄羅斯向何處去?”
近年來，俄羅斯社會和政治精英在有關“國家定位和發展道路”等問題上舉棋不定，在“民主觀、歷史觀和價值觀”等問題上各持己見。這些意見分歧與價值爭議也不同程度反映在梅德韋杰夫和普京言行之中，而2011年和2012年的議會和總統選舉更加凸顯了各派的政治分野和思想分歧。
政治：求穩，還是求變?要穩定，還是要競爭?2008年3月，在普京的安排和支持下，梅德韋杰夫當選為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上臺伊始多次言稱，將沿著普京既定方針，保持大局穩定，保證大政方針的延續。梅德韋杰夫盛贊前任普京的功績，稱在俄羅斯處于危難之際，普京拯救國家于深淵;俄羅斯在普京的正確領導下實現了穩定和發展。梅德韋杰夫表示，今后在總統的職位上要竭盡全力，實施由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提出的到2020年的“普京計劃”。執政初期，梅德韋杰夫提出了兩個重點問題即制度創新和反腐敗。
然而，2009年前后，梅德韋杰夫的言詞中開始表露對俄羅斯現狀特別是政治生態的不滿。他公開批評，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官僚化嚴重，壟斷了過多的政治資源，壓制了其他在野黨的政治空間。梅德韋杰夫擔心，由于俄羅斯政治生態中缺少活力和競爭，將導致政治發展出現停滯。梅德韋杰夫進而提出，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是，俄羅斯應當徹底改變過去的生產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走向現代化，而現代化的內容也要包括政治現代化。
2008年7月，由梅德韋杰夫親自擔任監事會主席的智囊機構——現代發展研究所出臺了一份題為《民主：發展俄羅斯模式》的政治報告。這份長達80頁的未來政治發展計劃由該所理事長伊·尤·尤爾根斯牽頭，委托政治運作中心基金會聯合俄羅斯一些自由派政治學者完成。報告指出，普京的政治模式是“手動檔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調動社會的積極性。在普京治理期間，俄羅斯民主發展進程緩慢。報告的撰寫人甚至批評普京時期的政治運行機制“只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缺少橫向的聯系”。報告還指出，作為這些年“手動管理模式”的結果，俄羅斯公民社會弱小，社會封閉。如果一個社會只依靠獨裁、權威領袖的眼光，那么這個社會就會暗含極大的危險。這類社會壓制政治和社會主體的獨立性，割斷社會聯系，其民主前景黯淡。傳統的現代化模式開始并不需民主化，反而需要權威統治。但俄羅斯不走中國的發展路子，俄羅斯在地理上屬于歐洲，具有歐洲歷史文化傳統。民主是現代化的前提，俄羅斯必須發展民主，否則難以實現現代化。報告建議，今后俄羅斯要確定俄羅斯式民主，走發展民主之路。
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近兩年來俄羅斯各階層的社會不滿情緒也在增長。得到西方輿論支持的自由反對派勢力頻頻舉行游行示威活動，他們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號，矛頭直指普京。梅德韋杰夫周圍的自由派智囊也接連出臺報告或發表文章。2010年2月，現代發展研究所又發布了一篇題為《21世紀的俄羅斯形象》的報告。在現行的執政模式下，提出梅德韋杰夫的現代化戰略和創新計劃只是徒有虛名。就任總統兩年來，梅德韋杰夫未能推出有效的具體政策措施，俄羅斯仍然是沿著普京制定的“管制型”政治模式行走，很難擺脫“原料和能源出口型”的經濟發展道路。
報告中提出，前任總統普京實行的是強權政治，對于平息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混亂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不過，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國際石油價格的下跌暴露了這種政策的局限性。梅德韋杰夫智囊撰寫的這份報告對普京時期形成的“垂直”的強權體制提出了批評，指出只有“政治自由”才是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報告呼吁重建議會和司法等國家政治制度，完善投資環境，保護私有財產，等等。報告認為，俄羅斯歷史上有兩個快速向現代化邁進的時期，分別是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時代。這是兩次“自上而下的現代化”，社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梅德韋杰夫的智囊為俄羅斯描繪了一條歐洲式的發展路線，提出俄羅斯要改變發展方式和道路，追隨西方走歐洲的現代化之路。
梅德韋杰夫及其智囊提出改革，矛頭指向普京留下的、俄羅斯現行的政治機制。觀察俄羅斯政局的人士注意到，“穩定”是普京時期的代名詞。2007年底即將離任之際，普京曾說過他喜歡穩定。
2010年11月，梅德韋杰夫指出俄羅斯國家政治生活陷入停滯的跡象。2011年1月26日，俄羅斯《導報》刊登了對梅德韋杰夫的訪談錄，標題為《梅德韋杰夫：政治競爭是必要的》。在此次訪談中，梅德韋杰夫向俄羅斯社會提出，俄羅斯的現代化要全面進行，現代化也包括政治領域。梅德韋杰夫稱：“有一些國家管理非常嚴厲，甚至是專制的社會，但在經濟上非常成功，很少腐敗，一切都按十分理想的經濟版本得到發展，而在這些國家政治體制并不發達。”他進而提出，競爭是預防出現極權主義和權威主義傾向的疫苗，是解決矛盾的方法。
道路選擇的困境：自由派的挑戰與官僚的制約。普京的政治道路受到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挑戰。首先是來自右翼自由反對派的政治壓力。自由派在西方輿論的支持下，利用金融危機后俄羅斯經濟的困境，不時在俄羅斯各地發起抗議活動。自由反對派認為，普京“壓制民主”，俄羅斯建成的是“蠻橫的警察國家”，普京必須下臺，俄羅斯必須實行徹底的西方式的自由市場和政治民主。
2009年9月16日，《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刊登俄羅斯前國家杜馬議員、自由派人士弗·雷日科夫的一篇訪談錄。雷日科夫直言，俄羅斯專制統治逐漸走向成熟，而民主漸行漸遠。俄羅斯沒有獨立的議會和法院，沒有真正的多黨制，專制體制在俄羅斯徹底建成。雷日科夫稱，在俄羅斯做生意的人知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成為暴力機關的打擊對象。因此，大量資本外流，沒有投資和正常的發展態勢。所有人都厭倦了這一切，但大家都很害怕。2011年后，俄經濟將陷入困境，俄將經歷經濟政治都十分困難的年份。未來5年，俄羅斯可能實現民主或面臨動蕩，但最大可能是普京在未來十多年繼續主政，與俄羅斯一同走向衰敗。
俄羅斯自由派人士斷言，只要俄羅斯的專制政權不被民主政權所取代，現代化就無從談起;而俄羅斯要想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仍然“道路漫漫”，因而俄羅斯的現代化前景自然也就不會令人樂觀。
其次，普京提出的“振興俄羅斯”的宏大戰略也受制于干部匱乏和貪腐盛行而難以落實成真，可能成為水中月、鏡中花。在當今俄羅斯，梅德韋杰夫和普京宣揚的“現代化”口號難以落地，主要是因為找不到推進現代化進程可以依靠的力量。俄羅斯各級官員只是口頭應付，實際卻在推諉怠工。俄羅斯學者分析，官僚階層已經習慣了依靠出口高價的原材料和石油天然氣輕松獲利，他們的眼光只盯著油井和輸氣管，內心和行動缺少創新的愿望和動力。俄羅斯后工業化社會研究中心主任、《自由思想》雜志主編弗·伊諾澤姆采夫認為，在國際上一些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里，現代化是當政者保持權力的手段。而在俄羅斯，權力和財富結合得太緊密，人們從事政治目的僅僅是為了金錢，掌權變成了盜竊掠奪的手段。官僚階層看重的不是政權，而是眼前的財富。
2009年，俄羅斯政府下達1753條命令，只有1084條得到執行，執行率下降了15%。普京執政8年間雖然平定了分裂和動亂問題，但俄羅斯的官僚機構增加了一倍，行政效率降低，司法進步甚微，腐敗現象蔓延。俄羅斯自由派知識分子斷言，普京時期形成的政治階層和官僚才是現代化的障礙。
目標與途徑的矛盾。俄羅斯現代化構想能否順利實現還需解決經濟目標與政治目標的矛盾，競爭性改革與維護穩定的矛盾，國有資本與私有經濟的矛盾，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如今，俄羅斯社會好像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周期，又處在一個社會發展關節點上，又一次面臨方向性的戰略選擇。
在思想和方向上，是繼續像普京時期那樣，堅持國家主義或開明的保守主義，強調俄羅斯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和連續性，秉持歐亞定位，宣揚愛國主義和強國思想;還是接受西方的思想理念和價值標準，“切割”蘇聯這段歷史，宣揚個人自由，試圖靠近歐洲?
在外交戰略上，是強硬地反擊西方、敢于說“不”，堅決維護自身利益和勢力范圍，敢于挑戰美國并與其對抗;還是將外交重點轉向西方，避免與美國正面為敵，努力尋求與歐洲的合作?
在政治領域，是強調“主權民主”，繼續加強中央權威，重視國家機器的作用，約束反對派，規范媒體;還是要“政治改革和現代化”，結束“政治停滯”，鼓勵反對派政黨的競爭，給予自由派勢力以政治空間，引進歐洲的法制環境，認同西方的政治標準和民主理念?
在經濟生活中，是保持俄羅斯作為傳統的原材料和能源大國的優勢，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戰略掌控;還是面向歐洲國家的技術和產業標準，突出技術創新和智能經濟，爭取在核能、納米等產業或技術上有所突破和領先，進而向“現代化”目標邁進?是要自主性發展，還是期望西式現代化?
當今俄羅斯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的爭論和分歧，部分源于“雙頭政治”。不能否認，相差13歲的普京和梅德韋杰夫在人生履歷、經驗、知識稟賦和世界觀等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差異。梅德韋杰夫曾在高校教授法學，世界觀中具有濃厚的理想色彩和西方情結。梅德韋杰夫有關“政治改革和現代化”的言行受到了部分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媒體的歡迎。普京倚重的是政治實權派，掌握著國家經濟大權，權力運行靠的是信任關系而非制度約束。兩者雖然都提出“現代化”的目標，但在途徑、模式及緊迫性上有差異?？傮w來講，普京希望國強民富的現代化結果，強調國家的權威和作用，希望走一條俄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梅德韋杰夫的目標則是自由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設想多停留在“口號”和“想法”上，企圖借用一套全新的歐洲式的現代化系統，重復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除去主觀的、個人方面的因素之外，思想差異和道路分歧更多的是當今俄羅斯社會現實矛盾的反映，是俄羅斯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慣性的兩極性張力的結果。在爭論和分歧的背后，更隱藏著當今俄羅斯不同政治派別的尖銳斗爭和利益集團的激烈較量。
另一方面，從客觀歷史條件看，與30年代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工業化相比，俄羅斯現代化之路也不會一帆風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失去了原有的經濟空間和產業鏈，蘇聯留下的技術潛能和工業老底折騰殆盡。20年來，先后20多萬科技人才流失海外，俄羅斯科技教育整體水平下滑。再加上當今俄羅斯司法繁瑣、低效，官員腐敗盛行，行政障礙重重，這些都嚴重制約著經濟活力和社會創造力。俄羅斯社會陷入了“社會混亂—權力膨脹—行政低效—經濟下滑—官員腐敗—犯罪猖獗—經營困難—增長乏力”的怪圈。用通俗的話描述當今俄羅斯：丟了蘇聯時期的好東西，留下了缺點;沒學到西方的好東西，學會了唯利是圖等毛病;非東非西，不倫不類?？梢耘袛?，未來很長一個時期里，俄羅斯社會難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治理機制。自由派人士、經濟學家亞辛也認為，俄羅斯缺少機制和技術，難以走歐洲現代化的道路;俄羅斯缺乏“細致和勤勞”，也不能照搬中國、日本等亞洲模式。今后俄羅斯可以模仿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模式，利用能源和原材料優勢，參與世界分工。當然，俄羅斯與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不同的是，他還可以保持自己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國際影響力。
俄羅斯向何處去?自2011年國家杜馬選舉以來，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十分活躍。各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思潮紛紛出爐，各種利益集團在臺前幕后的活動更加積極。是舉起開明的保守主義旗幟，走一條自主的、依靠自身力量的國家主義發展道路，還是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重復歐洲的成功之路，成為擺在俄羅斯執政精英面前的艱難選擇。
面對制度性的缺欠和社會中顯見或隱含的各種危險，俄羅斯如何實現現代化?通過什么途徑實現現代化，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面向西方的“緩和與微笑外交”能走多遠?西方國家能夠真心或出力幫助俄羅斯實現現代化嗎?對上述問題，至今俄羅斯當局和精英層均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俄羅斯又一次步入道路選擇的十字路口。民主與經濟發展、自由與現代化，穩定與廉潔、效率與民主，誰是因?誰是果?誰是條件?誰是目的?看來，俄羅斯一時還找不到合適的數學公式，來解開這幾道自己編寫的難題。(注釋略)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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