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危機的形勢已經五年半了，從歷來的改良主義的話題來說幾乎是可以想象的，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任何思潮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這個問題現在具有一種決定的現實性。由于我們的篇幅不多，我們將涉及問題的核心，也就是危機理論的核心。在闡明為什么必須選擇擺脫處于危機中的資本主義之前，我們應當回顧兩個問題：
一，危機剛被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其基礎是生產與消費之間協調的危機，這種協調來自所謂市場調節的效率，市場在最后的情況下是由個人消費的合理性的假設支配的。個人消費有時可能搞錯，但是慣性的力量趨勢是回到平衡，或認為是這樣的。這種主觀的和唯心主義的論點是新古典的限界效用論，現在再次以新自由主義的名義占統治地位，它產生于19世紀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的回答，同時為了永遠抹去令人痛苦和不安的而又沒有解決的疑問，這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留下的。這些人基本上到了理論深淵的邊沿，但是不能繼續下去，因為他們缺乏概念的工具和運用這些工具的方法。他們很可能害怕直覺了解到資本主義遲早會與它自己內部本質的局限性發生沖突，開始落入這個深淵。
從不久之后實現的它的圖解(1830年的危機特別是1848年的危機)來說，這種設想在理論上是可以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正好是從資產階級在越來越艱難的危機的環境中害怕的真空出發的，我們記得1871年的危機，我們使用辯證的方法從正面反對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在這里看到解決的辦法與回答，而辯證的方法看到問題和提問。或者說，轉了一圈回到了“短襪”。資產階級的反應沒有讓人料到以限界效用論的方式出現，如同我們說過的那樣。但是，經典作家得出的黑暗的和令人震驚的疑問變成了1929年可怕的大災難，表明限界效用論的無效和與不合理。在叛亂、屠殺和戰爭中，某些資產階級明白為了打破“共產主義的危險”應當來一個180度的轉變，動員他們的國家拯救資本主義，這種轉變傳播最廣的版本便是凱恩斯主義。
在兩個所謂“光榮的30年”期間，在世界資本主義一個縮小的范圍內，某些資產階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例外的條件下實施“階級之間的協議”。從世界歷史的規模上看，那是一種海市蜃樓;但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在20多年的時間里有助于延長它的合法性，直到20世紀末。現在，現實是矛盾的總是自己否定自己。1968年至1973年間出現了總是否定平均利潤率傾向性下降的規律的客觀態度，此前的5年時間利潤下降一直在加劇。從1973年起資本主義出現沉重的拋錨，阻止它重新開始一個新的長期的擴張浪潮，盡管在某些地區和生產部門確實上升。與此同時，統治階級的增長的部門從1950年初就回到極端反對的限界效用論，從1960年起在第三世界通過殘暴的軍事獨裁付諸實施，特別是從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以后。
二，我們談到了1830、1846、1871、1929、1968年……的危機，并不僅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危機，而且也是社會政治的危機。我們這樣做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認為，這些危機是因經濟矛盾發展的國內的和內生性的原因而發生的，但是，同時也有社會的原因，有資本和勞動之間斗爭的原因，這與經濟的變化是不可分的。現在，如果這些危機產生于社會經濟矛盾，它們后來的加劇越來越多地具有政治的內容，特別是它的出路永遠是政治的。作為進程，危機將越來越多地與資產階級的政治決定不可分離，但是也與被壓迫的階級和國家不可分離。
例如，2007年的危機實際上不是當時開始的，因為我們能夠跟蹤到很深刻的原因，在17世紀頭30年就發生了荷蘭的第一次金融危機，但是當我們接近現在時，就看到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積累了一直在聚集的矛盾，在2001年的事件以后，2007年爆發危機。在這些年不能將唯一金融的原因與利潤下降趨勢、政治決定、階級的斗爭和被壓迫人民的斗爭造成的原因分開;但是明顯的不可否認的是從2007年起直到現在，政治決定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及人民的抵抗對其演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危機的基本原因在于下降的趨勢的規律，資產階級歷來否認這種規律，改良主義部分或全部指責這種規律，因為它沒有向我們解釋為什么或遲或早危機總是重現，為什么危機越來越嚴重。國家支配著六項基本的反趨勢措施，在一段時間可以推遲趨勢的規律的加劇，這表明了國家的極大重要性和階級斗爭的重要性，以及最后總是擁有極端的鎮壓的出路或是在一些年里用戰爭解決問題。關于這種趨勢的規律的危機的其他三個次要的原因在起作用，按順序是多余資本的生產過剩;商品的生產與生產之間不成比例，或第一產業與消費的商品的生產（第二產業）和次消費不成比例。根據環境、時機和情況，危機的這些原因相互作用的順序有所不同，但根子總是利潤的長期下降。
從1960年代末以來，在經濟中資本主義的其他三個深刻的矛盾消極地出現了：社會生態危機補充的過高成本加重；中期的軍事化的非生產性過高的成本；物質儲備和能源儲備枯竭補充的過高成本，因此現在世界的資本面對著嚴重的結構性的障礙，從質量上說超過1929-1933-1939年危機的嚴重性，那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才走出危機。
2007年是危機從一個階段跳向另一個階段的引爆器，危機在第一時刻就一直在醞釀，特別是從80年代末強加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開始，在本質上從1973年起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啟動整個經濟遇到了困難，這不僅是在它的某些地區。現在，到2013年中期所有的數據和強烈的趨勢都表明世界(經濟)危機在延長，它內部相當多的成分在加劇。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我們我們必須自問為什么要擺脫處于危機中的資本主義，我們應當向何處去。為了擺脫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理由與1848年存在的理由是一樣的，那是《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期，但是因為帝國主義殘暴性的增強和對未來的選擇的減少，這些理由加重和擴大了。在《共產黨宣言》中警告說，資產階級是一個已經不能制服用它的魔法放出來的地獄的力量的巫師。幾年以后，恩格斯在《在反杜林論》中對我們說資本主義是一輛用全部壓力發動的火車，它的機器已經不能啟動剎車。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警告將會增多，被日益增加的一種不公正的制度的非合理性超越，2012年該制度將生產的一半的糧食拋到垃圾堆，2011年只要用拯救全球的銀行的1%的錢就可以消除世界上的饑餓。不需要繼續提供數據和百分比了。在1980年代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討論過“毀滅論”的理論，那是適應當時社會主義命題或1915年的殘暴的情況，1919年的混亂或共產主義，或30年代末期世界災難的接近。現在，對關于從80年代中期確認的核冬天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學真相，必須加上生物化學戰爭、太空戰爭和網絡戰爭的毀滅性后果。資本因其瘋狂的高傲是頭腦混亂的巫師，是不能阻止前進中的火車的機械操縱者，加速走向災難。《共產黨宣言》已經發出過警告：階級斗爭可能消滅對立團伙的相互毀滅。
我們擺脫資本主義的理由是不可否認的和緊迫的，是人道的和政治的理由，從現在的嚴重性來說將會是同樣的理由。但是我們如何擺脫它和走向哪里?資產階級的社會將不會克服危機，本身正處于停滯，面對一種突然和出人意料的垮臺。這類災難可能包括在一種絕望之中，面對等待我們的可怕的未來，如果我們此前說結束資本的專政的話，但這是不真實的幻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延長其存在，在被剝削的人類生活和工作條件上后退，但是改善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這樣相對的貧困化將增加，加上絕對貧困化的巨大群體。資本的文明總是會在被保護和依附他人的資產階級找到忠實和自私的“雇工”，他們幫助剝削本國的人民，在必要的時候消滅國內的一切反對派。經濟和地方的戰爭的壓力越來越強烈和接近，恐嚇不那么順從的資產階級，迫使他們服從西方帝國主義強硬的霸權，后者總是可能發動更殘暴的戰爭。
因此，擺脫資本主義的前景只能經過消滅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這把我們帶到政治權力的關鍵問題，這成為經濟的精華和集中的經濟。我們堅持不必把經濟事務理解為與政治事務對立，而是作為同樣的現實因素。從這種立場出發，道路只能是朝奪取政權前進，同時建設一種新的國家權力，一個工人的國家的權力。當我們談到奪取權力時，我們指的是民眾權力的關鍵問題，從國家和機構之外進行監督的武裝的人民的權力，以便讓這些機構不腐敗，不墮落為只顧自己的利益而與人民對立的官僚。勞動人民應當領導國家和機構，從它們多重的腐敗的觸角之外監督它們，加速它們的自我滅亡。
對于擺脫資本主義以后走向哪里的問題的回答被稱為還很不準確和模棱兩可，比如稱其為“后資本主義”，或是走向社會主義，由前所述而走上正道：道路宣布了方向。認為沒有道路是很不準確的，在行走時就創造了道路。在很壞的條件下工人的革命斗爭近兩個世紀之后，我們能夠說的是確實存在一種基本的理論向我們指出我們不應當再犯的錯誤，某些準確的東西我們很可能利用。部分理論我們甚至能夠在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內開始實施，如果我們有這樣做的政治決心和足夠的群眾力量的話。比如，對自由的和關鍵的時間的重要要求：所有民眾的和工人的權力都必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大幅度縮短領取工資的勞動的時間，以便增加自由的時間，擴大就業崗位的提供，盡可能地減少失業。
例如，銀行的國有化，結束雙重統計，公正的稅收改革，工人控制，恢復企業，將已經關閉和被遺棄的大型財產和非生產性與投機資本的國有化，禁止資本外逃，從生態的標準實行社會經濟計劃，土地和作為權利/需要的住房的國有化，交通與社會的公共服務的國有化，激烈地清洗整個鎮壓機構，建立民兵作為武裝的人民的前階段，大力改革司法，媒體的社會化，為了集體的公共住房，社會的非宗教化和所有的信仰的權利……
這些措施中的許多項(并非所有的)可以采取，因為現在處在一個上升的進程中，只要有大多數工人和民眾推動和支持的政治決心，正如現在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許多村鎮發生的那樣，許多其他的措施應當傳播，通過民眾的民主公開討論，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前階段。對所有短期和長期的決定性的問題都應當社會化和進行普遍的關鍵性的辯論。
關于四個重要方面的進展應當進行公開的辯論，不必害怕，沒有這些辯論，資本主義在它死亡之后會像“鳳凰島”一樣再次重生：一，需要歷史地戰勝私有財產，戰勝價值--勞動的規律和生活的商品化;二需要戰勝經濟的性剝削和資產階級的族長制度，這是現在長期統治和鎮壓人的支柱;三，需要建立各國人民之間國際主義的團結，它不受國際范圍內價值轉讓的支配，而是受社會主義原則的支配。四，需要從非資產階級的固定不變的因素測定和評價社會經濟的發展，即從嵌入在熱力學與能源的消散的規律中的準則去測定和評價，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有限的世界上，在這里能源支出的合理化是科學的—批判的公理。
這里得出的是某種模式的烏托邦，是一種革命意識的需要。烏托邦是受盲目需要的獨裁壓迫的人的愿望的一個階段。我們必須向共產主義的自由邁步，這是在沒有目的的創造性螺旋形中有意識地超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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