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美國是如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尼爾•弗格森 汪仲啟 譯

　　并非所有人都是企業家。然而，每個人都至少應該有所嘗試，去嘗試從事經營活動--哪怕只是一次。畢竟，中小企業才是創造就業的關鍵。在自己租來的沉悶的辦公室里，責無旁貸地坐在辦公桌前，與少數員工夜以繼日地工作，甚至只是為了有所突破，這本身就具有某種特別的經驗意義。

　　作為一名學者，我只是一個業余資本家、投資者。然而，在過去的15年間，我在美國和英國都有過小規模的投資。在這個過程中，我也了解到了一些令人驚訝的東西：在英國投資要比在美國投資更為容易。美國的各種規章制度似乎更多，我不僅僅要為我那為數不多的幾個員工買健康保險而頭疼，而且我還需要為律師服務支付更多的鈔票。

　　這讓我有所思考。形形色色的經濟學家曾告訴我們，只要政府能夠運行更大的赤字和/或聯邦印更多的鈔票，美國的經濟增長就會更快，失業率就會更低。但是，如果困難并不在于這里，而在于其他方面，那么大量財政刺激或貨幣超發又如何能克服問題呢?

　　幾乎所有發展經濟學家都認為，好的政府體制--立法機關、法院和行政部門--很關鍵。貧窮國家一旦改善其政府體制，經濟增長往往也就隨之而來。但對富裕國家來說，情況是否同樣如此?貧窮國家可以通過改善政府體制從而發展經濟，富裕國家如果體制衰敗是否將變得貧窮呢?我希望證明情況確實是這樣的。

　　讓我們看看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每年的“經商”報告提供的證據。自2006年以來，這份報告就每年發布全球大部分國家的經商數據，其中有數據顯示在該國要開始一項營業活動總共需要的天數，從獲得施工許可證，到資產注冊，到交稅，到獲得出口或進口許可證，到執行合同。只要某個國家增加開展營業活動的總天數，該國就會依次實施上述7個環節，這是一個衡量某國政府程序快慢的非常簡單的標準。

　　7年來的數據顯示，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在簡化本國政府程序，方便經營方面都是成功的，大部分國家走完上述整個7個環節所需的總天數有所下降，在某些國家，下降幅度是非常明顯的。只有大概20個國家政府方面的繁文縟節更為加劇了。排名倒數第六的不是別人，正是美國，美國開展經營活動的總天數增加了18%，達到433天。在這個標準下，其他幾個處于倒數10名以內的國家包括津巴布韋、布隆迪和也門(雖然這幾個國家的絕對天數當然還要比美國高很多)。

　　為什么美國的經營環境更加惡化了呢?原因部分在于其過于復雜的法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長達848頁的《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2010年7月)》(亦稱《多德•弗蘭克法案》)，該法案要求管理者制定243條規則，進行67項研究，發布22個定期報告。在復雜性方面不遑多讓的法案還有《病人保護和可支付醫療法》，這部法案也正產生數千頁的管理規范。你不需要反對加強對金融業的管理，也不需要反對全面醫療保健，但是你肯定會承認，法律制定得如此詳盡，以至于都沒有人有時間或愿意去讀這些法律，這完全是個錯誤。

　　這些繁瑣而笨拙的管理規范對誰有益呢?答案是：律師，當然還有說客和合規部門。這么復雜的法律可不是小人物的朋友。它是有錢人的朋友，是利益集團的朋友。

　　曾經我們說我們有法治。而如今，大概要說我們有律師，法律說了算還是律師說了算，這中間當然是不同的。因為，對于律師而言，他總是賺錢的，即便法律再復雜。

　　很久以來人們就已經認識到，美國的侵權責任法過于昂貴了。而實際上，卻鮮有人對此公開反對，并號召進行侵權制度改革。然而，集體訴訟的瘟疫依然不減。美國西南航空公司的老客戶最近收到一封郵件：“截止到2010年8月1日，每購買一張西南航空公司的商務艙機票的客戶都能獲得一份飲品券，您是否收到這份飲品券并沒有使用它呢?如果是的話，我們為您提供一個法律解決方案--每一份尚未兌現的飲品券可兌換一份新的飲料券，您可以使用新的飲料券在西南航空公司的飛機上獲得免費的飲品。”

　　這可不是什么現代查爾斯•狄更斯的想象力的結果。這是來自于集體訴訟案件當中的一份文件，來自于西南航空公司飲品券訴訟案(案卷號：11-cv-8176)，該案由伊利諾伊州北區地方法院法官馬修•肯內利處理。按照通告的說明：“本案源自西南航空公司的決定，有效期至2010年8月l號，僅針對截止到該日期購買了西南航空公司商務艙機票并收到飲品券的顧客。在本案中，原告聲稱，西南航空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違反了之前與收到飲品券的老顧客之間的合同，”諸如此類。

　　同類似案子通常的解決方式一樣，西南航空公司決定進行庭外和解。收到這封郵件的顧客將非常窘迫地發現，所謂解決方案“只是給那些提交了有效和及時的訴訟請求的集體訴訟成員更換飲品券”。人們不禁要問，這有多煩惱!

　　這是為什么呢?答案在于，律師當然是代表原告的。西南航空公司最初打算，處理這個案子可能的“費用、成本及開支高達700萬美元”，而巧妙的法律專家只花“300萬美元的費用，另加費用不超過3萬美元”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自1980年以來編制了一個“經濟自由度指數”，指數的一個部分是衡量一個國家法律制度和產權的質量。鑒于上面所描述的情況，對于近期美國這方面的表現有所下降也就沒有什么令人驚訝的了。2000年，美國法律得分為9.23，滿分10分。而最近(2010年)的得分只有7.12分。

　　要使用這些數據當然必須非常小心，但是弗雷澤指數并不僅僅是唯一一個說明美國法治已經今非昔比的證據。世界司法項目使用一個完全獨立的方法來評估各國的法律制度。在它最新的一份報告中，美國在97個國家中“法律在何種程度上限制了政府的權力”一項排名第17位，消除腐敗方面排名第18位，監管執法排名19，獲得民事司法和維持安全秩序排名第22位，基本權利排名第25，刑事司法有效性排名26。這份報告顯示，在所有前英聯邦國家中，美國的排名落后于新西蘭、澳大利亞、新加坡、加拿大、中國香港和英國，當然，比博茨瓦納要好一點。

　　美國體制優勢的下降已經不是秘密。然而，這就像那些奇怪的“未知的已知”事件--大家對此都心知肚明，但似乎大家又從未明說，這是有據可查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們故意忽略了。每年，世界經濟論壇都會公布其全球競爭力指數。自2004年世界經濟論壇引入目前的統計方法以來，美國的得分已經下降了6%。同期，中國的得分提高了12%。全球競爭力指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為評估各國的制度優勢設計了22項不同的測評方法，這些測評以世界經濟論壇總裁觀點調查為基礎。調查的典型問題有“你如何描述你們國家由投資者和董事會進行的公司治理?”，“在你們國家，由于腐敗造成的公司、個人或集團挪用公共資金的現象有多普遍?”令人吃驚的是，美國這方面的進展是多么的糟糕。

　　在所有22項測評中，美國僅有一項處于全球前20位(投資者保護的力度)。其中有7項，美國甚至沒有進入前50。比如，在“有組織犯罪(黑手黨敲詐、勒索)”增加商業成本方面，世界經濟論壇給美國的排位是87名。所有測評項目中，中國香港的表現都好于美國。

　　同時，美國已經看到了其全球治理指標的明顯惡化。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球治理指標產生以來，在“話語權和責任機制”、“政府效率”、“管理水平”，特別是“控制腐敗”等方面，美國的得分都有所下降。人們可能會說，美國正在轉向拉丁化，這是忽視事實，因為同期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得分在不斷提高。

　　那么這里面到底是什么過程在起作用?或許這是西方古典政治理論起死回生的勝利。畢竟，幾乎所有古典政治哲學家都認為，共和政體同衰敗和無法避免的腐敗聯系在一起。這是羅馬時代的論調。民主總是容易走向寡頭政治或專制暴政。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的普遍信念。已故的曼瑟爾•奧爾森創造了一個循環模式的現代版本，奧爾森認為，所有的政治體制，經過一段時間，都會被特殊利益集團所綁架。他證明說，二戰后西德和日本之所以獲得優勢，就在于戰爭掃清了日德兩國1945年以前的尋租精英。這也就是英國贏得了戰爭卻失去了和平的原因所在。

　　不管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美國體制優勢的下降，一些有智慧的人已經開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去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發布了一份報告，該報告對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男性畢業生進行了大范圍調研。在調研問題當中，波特問畢業生，相比于其他國家，美國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前三名的滯后指標包括：政治體制的有效性、K-12教育系統和繁瑣的稅法。管理排第六，法律體制的效率排第八。

　　世界經濟論壇最近的總裁觀點調查中，關于“美國做生意最困難的因素”一問的回答，“政府官僚機構效率低下”排在首位，緊隨其后的是稅率和稅則。

　　當然，所有這一切不應該被解釋為美國即將衰落和下降的又一預言。在諸多不利因素當中也有一些積極因素。根據聯合國最新的預測，美國65歲以上人口到本世紀末才僅夠達到25%。而日本已經超過了這個里程碑;德國也將很快達到這個比例。到本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都將有近1/3的人口達到或超過65歲。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液壓水力壓裂法，頁巖氣和致密油方面的革命性突破正使美國從能源依賴狀態走向能源獨立。這將帶來深遠的影響，不僅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將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產國，而且由于化石能源豐產所帶來的用電成本的降低也已經引起了美國東南部和其他地區制造業的復興。

　　在一個運作正常的聯邦制度下，體制的退化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美國的四大“增長走廊”--北美大平原、墨西哥灣沿岸、山間西地區和東南部--的崛起，不僅僅因為那里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更重要的是當地州政府都創造了非常好的商業發展環境。在得克薩斯和北達科他等州，同樣已經有令人鼓舞的偉大復興跡象。

　　“在美國，你有權愚蠢--如果你希望自己愚蠢的話。”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2月份在柏林向一群學生做即興發言時如是說。這個權利不是開國元勛們感到他們必須被供若神明。而是這個權利一直存在，就在這里，而且美國領導人經常愿意行使這項權利。

　　是的，我們美國人確實有權利保持愚蠢，只要我們自己愿意這么做。我們可以繼續假裝我們的經濟問題可以通過更多的財政刺激或量化寬松政策加以解決。又或者，我們能正視經濟增長的體制性障礙，正如我在這里所描述的那樣。

　　確實，并不是很多經濟學家都在談這些問題(美國體制力量下降的問題)。但是，這只是因為很多經濟學家本身并不從事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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