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與美國全球戰略

　　“普世價值”與美國全球戰略

　　馮峰

　　[內容提要]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既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普世價值”為美國全球戰略提供政治“正確性”和“合法性”依據，推廣“普世價值”有利于美國在國際道義、話語權等領域提升國家軟實力，并且有利于美國推行意識形態外交和“推進民主”的戰略目標。推廣“普世價值”既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目標，也是美國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在某些時段和某些地區，其地位和作用甚至比武力和經濟手段更為重要。

　　美國政治文化中“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最早于美國獨立之前的殖民地時代就在北美社會扎下根來，并且隨著美國的發展壯大而產生強大影響力。美國人堅信，這些價值觀是美立國之基，是美生存與繁衍之必需，更是美繁榮富強的奧秘。在“美國例外論”、“天定命運”等學說的影響下，美國人確信，美國的這些價值觀應該成為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美國負有將這些“普世價值”向世界各國、各地區推廣的使命。冷戰后，美國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廣“普世價值”，其動力不僅源于對自身價值觀的普世信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傳教沖動，而且源于強烈的利益驅動。換言之，推廣“普世價值”既是美國現有價值取向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國家利益所在。推廣“普世價值”的這種雙重特性使其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扮演著特殊角色，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廣“普世價值”既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目標，也是美國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

　　一、“普世價值”是美重要國家利益

　　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人們，可能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歷史傳承，來自不同的民族，或者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基于人性和人類的共性，人類社會必然存在某些普世性的、共同認同的價值觀念，亦即“普世價值”。然而，那些在某一時空條件下的強盛國家，以及具有強勢性宗教或者久遠歷史文化傳承的國家、民族，往往傾向于把本民族珍視的價值觀念推崇到普世的高度，如美國。

　　早在殖民地時代，美國即形成了“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法治”等價值觀。自《獨立宣言》頒布以來，美國人逐漸把這些價值觀內化為美利堅民族生存、繁衍的基本信念與價值取向。美國人相信，這些價值觀念既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具有普世性意義。這種信念隨著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而得到進一步強化。冷戰后，美國不僅把“普世價值”作為“自由”、“民主”等觀念的代名詞，而且把美式“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標準”版本向全世界推廣。對美國而言，“普世價值”既是其主流的價值取向和基本的政治信念，也是其主要國家利益之一。這體現在其一系列政策文件中。由美國一批資深學者、著名政治家和大企業家組成的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在200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強調：“美國人民首要的利益在于美國藉以生存和繁榮的信念與理想”，“個人自由、民主政府以及保障生命、自由和幸福機會的條件”等信念既是利益也是價值觀。美國2010年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指出，美國的主要利益是“安全、繁榮、廣泛尊重普世價值，以及能夠促進合作行動的國際秩序”。同年5月白宮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連同“維護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保持美國經濟的強大”和“維持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作為美國的四項持久利益，并且強調美國的“長期安全和繁榮有賴于對普世價值的堅持”。因此，在全球推廣“普世價值”就成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當然內容，從而也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邏輯起點之一。

　　二、“普世價值”有利于美提升軟實力

　　推廣“普世價值”有利于提升美國的軟實力，以及與提升軟實力緊密相關的對美國“推進民主”的促進作用。這是武力和經濟手段所無法比擬的。

　　首先，推廣“普世價值”可以占領道義制高點。“普世價值”是一個褒義詞，該詞匯“天生”即帶有國際道義的屬性。盡管人們對于“普世價值”的具體內涵存在著多種多樣甚至相互對立的觀點，但卻無法從根本上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實際上，“普世價值”即人類社會普遍適用的價值，是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價值，是根植于人性的價值觀念的概括。不能由于在當今國際政治的主流話語中“普世價值”與西方式“自由”、“民主”觀念緊密聯系，就因噎廢食地否認“普世價值”本身的存在。更何況，即使就“自由”、“民主”價值觀本身而言，其合理內核也不可否認?？梢哉f，承認“普世價值”亦即承認人類共性的存在，從而使承認者本身在不同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價值觀的人群中具有道德感召力，進而在全球化和地球村的人類新時代占領道義制高點。美國大力宣揚和推廣“普世價值”正是意識到并順應和引導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這一潮流，并以期借此確保美國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牢牢占據國際道義優勢。

　　其次，推廣“普世價值”有利于美國掌握國際政治的話語權。冷戰后，美國在全球各地持續推進“自由”、“民主”觀念和政治制度，并冠之以“普世價值”之名的同時，加大了對其所謂“普世價值”的推廣力度。當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國的學術界和精英階層還在糾結和糾纏于究竟如何對待“普世價值”概念的時候，美國的同行乘機用美國的標準壟斷對“普世價值”的話語解釋權，把“普世價值”定義為以美式“自由”、“民主”為核心的價值觀。一方面，美國加大了作為一個政治概念的“普世價值”的宣傳力度，使全球各地的人民逐漸接受并建立起對“普世價值”概念的熱情和信仰;另一方面，美國宣揚“自由”、“民主”即是“普世價值”。美國試圖讓全球各地的人們相信，“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并推動“普世價值”朝著作為美國強有力的國際戰略工具的方向發展。

　　第三，推廣“普世價值”有利于美國推行意識形態外交。冷戰結束后，隨著蘇聯安全威脅和意識形態威脅的解除，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從安全領域轉向對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關注。向世界各國、各地區兜售美式意識形態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目標，而推廣美國定義下的“普世價值”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推廣“普世價值”亦即推廣美式“自由”、“民主”。尤為重要的是，與“自由”、“民主”相比，“普世價值”概念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盡管有美國學者認為自由民主體制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然而從邏輯上來說，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僅是人類有史以來曾經出現過的一系列意識形態之一，不具有唯一性和獨特性。而“普世價值”概念天然帶著獨特的屬性：它的“普世性”特征使其具有統領群雄的天然威勢。既然作為“普世”的價值觀，那必定是人類所普遍接受或認同的價值觀念。因此，合乎邏輯的推論是：沒有接受這些價值觀的國家和民族即自外于國際大家庭。美國把推廣“普世價值”與推行意識形態外交進行巧妙的融合，借以掩蓋不同意識形態相互之間競爭的實質，減弱其他國家對美國推行意識形態外交戰略的防范意識和抵觸情緒，從而最終實現塑造別國民眾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戰略目標。

　　三、“普世價值”為美全球戰略提供“合法性”依據

　　冷戰結束20多年來，美國歷任總統盡管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帶有明顯個人特征的對外政策，然而其一脈相承的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追求和護持。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不管怎樣變化和調整，其基本的戰略目標萬變不離其宗，即始終圍繞追逐全球霸權而展開。推廣“普世價值”為美全球戰略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美國的政治制度建立于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念之上，因此在美國看來，美國政治和美國政府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資中筠先生指出，美國行為的特征是“對內立民主，對外行霸道”。也就是說，美國外交政策的霸權主義和國內政治的民主原則出自同一個政治過程。王緝思在論述美國霸權的邏輯時寫道，美國的“霸權主義扎根于國內民主”，“美國的對內民主給它在世界上的霸權行為提供了有力支持”。換言之，美國對外霸權源于國內民主政治。實際上，美國人對其政治價值觀、政治制度與經濟實力充滿了自信和自豪，并且認為兩者之間具有緊密的因果關系，即政治正確造就經濟強盛。他們認為，美國從北美大陸大西洋沿岸一塊狹長的13州殖民地成長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最為強盛的超級大國的歷史過程，至少可得出如下兩大重要結論。其一，美國大國成長的歷程“反證”了美國政治以及美國價值觀的“正確性”。美國的繁榮強大歸因于美國的自由民主制，美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模式以及根植于其上的美國價值觀是美國強盛的奧秘。其二，美國人在新大陸的成功“反證”了美國人的價值觀即為“普世價值”。在新教情結和清教徒精神的感召下，美國人認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應許之地”建造“新耶路撒冷”。他們并認為如今美國已經成功地在北美大陸創建了塵世天堂，即所謂的“山巔之城”，這表明美國已經獲得了上帝的特別恩寵，成為全世界的榜樣;其他國家如欲繁榮強盛必先踐行“普世價值”;因此，上帝必定借助于美國向人類傳播福音、推廣“普世價值”。

　　不僅如此，“普世價值”還把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霸權行為美化為維護人類正義的行為。正如英國學者彼得•高恩所指出的，美國“把那些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法律體制所用的措詞用于世界政治領域……國際事務變成了一個不帶政治色彩的犯罪和司法懲處過程……這樣一來，構成全球政治的錯綜復雜的勢力交鋒戰場，奇跡般地變成了一個受立憲國家制度制約的，并按照自由主義法制理論來管理的世界形象”。從而，美國追求自身國家利益、護持全球霸權的自私行為，被美化成維護國際正義、打擊邪惡勢力的利他主義行為。例如，小布什政府指責“無賴國家”、“邪惡軸心”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構成了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威脅，所以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克林頓時期，美國對南聯盟進行了70多天的狂轟濫炸，其旗號是“人權高于主權”，宣稱是為了保護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爾維亞族的種族屠殺。這兩場戰爭的真相其實是美國為了奪取對中東和巴爾干的主導地位，維護自身在該地區的霸權?？傊?，“普世價值”充當了美全球戰略和霸權主義行徑的外衣。

　　四、推廣“普世價值”是美實現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

　　一般而言，一國的全球戰略以本國國家利益為歸依，以國家實力為基礎，通過一種或多種手段的單獨、組合或綜合性運用，以最終推動其戰略目標的實現。這些手段包括經濟、軍事、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長期以來，美國依靠其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并采用“大棒”(軍事手段)和“胡蘿卜”(經濟手段)單獨、交替運用或二者并用方式，推動其全球戰略的實現。二戰結束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從杜魯門到尼克松、從卡特到里根、從老布什到奧巴馬，一直把“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當作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把維護、傳播“普世價值”當成美國的使命。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99年：不戰而勝》一書中明確指出了推廣“普世價值”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他寫道，美國的“自由和民主價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自由歐洲之聲”和“自由之聲”是美國最有效的外交政策項目之一，在“思想戰線”上傳播了“美國的思想及價值觀”。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國的思想及價值觀”亦即等同于后來美國學術界和官方話語中的“普世價值”。事實上，美國對蘇聯、東歐地區持續宣傳“普世價值”是冷戰結束、蘇東劇變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外部因素之一。美國與蘇聯在某些地區進行意識形態爭奪的同時，尤其注重宣傳和推廣自身的價值觀念。冷戰時期，蘇聯將影響力擴展到了拉丁美洲，古巴導彈危機的發生使美國意識到自己的“后院”已經變成了意識形態爭奪的前哨。美國在反對蘇聯對西半球意識形態滲透的同時，加大了對該地區的“普世價值”推廣力度。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直接后果是肯尼迪政府在拉美推出了“爭取進步聯盟”戰略，其目標是“通過拉美人民自決原則來改善和加強民主機制”，因為“通過為代議制民主機制工作的人才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愿望，包括工作、住房、土地、健康和教育”。此后，從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都強調在拉美地區推廣美式“自由”、“民主”和“人權”觀念。老布什時期是蘇聯、東歐劇變的關鍵時期，美國人曾經認為美國獲得了建立“世界新秩序”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美國全球戰略的目標就是：在美國領導下，以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為基礎，在全世界實現“和平與安全、自由和法治”，建立一個“完整而自由的世界”。也就是說，老布什治下的美國希望利用歷史機遇，建立起以“自由”、“民主”價值觀“一統天下”的世界新秩序。因此可以說，對于美國而言，宣揚和推廣“普世價值”在某些時間段和某些地區，甚至比武力和經濟因素在實現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還要重要。

　　冷戰后，美國在確保自身絕對軍事優勢的同時，更多地通過文化力量、軟實力手段來推動和貫徹其全球戰略目標。亨廷頓認為，“在后冷戰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價值、文化和體制深刻地影響國家如何界定它們的利益”。在亨廷頓看來，冷戰后，文化觀念成為重組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依據。亨廷頓雖堅決否認“普世主義”或“普世文明”等觀點，卻十分鮮明地提出文化、文明是構成冷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礎，強調文化、觀念在大國對外戰略中的重要意義。小布什時期，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傾向于通過使用武力實現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但依然沒有忽略“普世價值”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也沒有廢棄“普世價值”的獨特作用。2005年1月18日，被提名擔任國務卿的賴斯在參議院外事委員會聽證會上談到美國的外交政策時說，“美國肩負重任，美國外交也肩負重任。首先，我們將團結民主政體大家庭，建立一個以共同價值觀和法治為基礎的國際體制。第二，我們將加強民主政體大家庭，抗擊對我們共同安全的威脅，并消除滋生恐怖的絕望情緒。第三，我們將在全球擴大自由與民主。這是布什總統給美國及全世界確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國外交的偉大使命。”顯然，在小布什、賴斯等美國政要看來，美國負有“團結”、“加強”并“擴大”自由民主國家共同體的歷史使命，并將推動世界建立起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機制。

　　奧巴馬執政后，美國一方面提出并實施了“巧實力”外交，另一方面進一步提升了推廣“普世價值”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2010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及“普世價值”對于美國的重要意義。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普世價值”一詞，從而使該詞成為美國政府的官方話語。該報告明確提出，美國的“長期安全和繁榮有賴于對普世價值的堅持。這是我們區別于敵人、敵對政府和潛在對手的原因”。美國將采取包括“宣揚普世價值、扶持脆弱民主國家”等多種措施支持“普世價值”在世界上的發展。這就明文宣示了推廣“普世價值”在奧巴馬政府全球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當然，從某種角度看，這也是奧巴馬政府對國際局勢變化所做的一種策略性調整。“9•11”后，美國發動了一場全球范圍的反恐戰爭，然而十余年過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勢仍然動蕩不安，無法建立起能夠擔負起有效治理國家的中央政府。更令美國沮喪的是，美國一方面損兵費錢，導致國內經濟問題叢生;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反美主義”情緒持續高漲，甚至其后院--拉美地區也爆發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反美浪潮，美國力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拉美遭到重大挫敗。美國必須尋找其他可操作的手段來實現經濟、武力等手段所不能完成的目標，推廣“普世價值”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綜上所述，二戰后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推廣“普世價值”在美國全球戰略的總體布局中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這種重要地位不僅由于“普世價值”本身即是美國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由于“普世價值”關乎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確性與“合法性”等。推廣“普世價值”既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目標，也是實現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未來美國全球戰略的推行可能還會進一步倚重于推廣“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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