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2008年9月3日，查理——我的同事、良師、益友——去世，享年83歲。大約10天之后，“金融危機”宣告發生。美國社會陷入極大恐慌，股市從2007的14000多點迅速下跌，到2009年跌至6600點左右。自己當時曾想，還好查理去世了，否則他一生要經歷兩次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于此同時，我又感到很可惜，因為我很想知道查理會有什么樣的反應。
查理在20世紀20和30年代長大。盡管他并不經常告訴我他個人的故事，但有一點很清楚，查理對小時候經歷的大蕭條刻骨銘心，常說那個時代出來的人往往懷疑和反對消費主義。作為學者，他反對里根、撒切爾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反對這一理念支撐下的全球資本主義，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和行徑。不過，好心的查理也以為，“后現代理論”對現代化予以批評，“后殖民理論”對殖民歷史和新殖民現實有批判作用，因而這些理論也許會幫助轉變年輕人——也就是他和我面對的學生——的消費資本主義的觀念。逐漸地，他似乎意識到，自己和自己的同仁們也許太樂觀了。如果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時，查理仍然在世的話，估計他會對自己作比較深刻的反省。
1970年代末開始在美國上升，1990年代在學界得以普及的后現代(批判)理論，絲毫沒有觸動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實踐。原因之一是前者在文化研究上的“去政治經濟”化，去階級分析化，以為“性別”“族裔”“去中心”“去國家”足以代替那些“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理論”范疇。批判的眼光轉移到碎片化的“多元文化”問題上，小罵大幫忙;冷戰結束后，更是在本質上接受“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資本主義結構下的“多元文化”，演化成后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這一文化層面上的淪陷，之深，之廣，之徹底，足以解釋在后現代理論失去“領先”地位以后，緣何沒有再出現“先鋒”理論。
五年之后的今天，“美國經濟復蘇”的提法開始不絕于耳。不禁再次讓我想到，查理如果還活著，會作怎樣的反應。
國內有人說，你看，美國經濟就是厲害，最終復蘇了。估計持類似看法者不在少數。記得小時候學習政治時，說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會帶來經濟危機，是不好的。如今很多人說，這就是資本主義，若干年來一次，沒什么奇怪。
不奇怪，是的，但真的沒什么嗎?
至少根據如“公眾電臺”、《紐約時報》這樣的主流媒體，美國國內的一些批評者不這么看。他們認為：盡管單看股市，從2009年的6600點低谷，上升至2013年的15300點，很多公司財團，產值上升，盈利上升，但是，股市和大公司財團的盈利，并沒有給廣大民眾帶來財富。
首先，美國有48%的人口，跟股市基本無緣。而那些因為退休金而跟股市有緣的人們，明白股市呈現的“財富”只要沒有兌現，基本什么都不是;而只要沒到退休的年齡(即：到65或66歲半時，可因“貢獻”不同而金額不同，但可全額領到聯邦政府發放的“社會福利金”)，大多數人是無力退休的(聯邦政府還要對“社會福利金”征稅!)。因此，大多數人對股市的上上下下，也只能采取“鴕鳥政策”，盡量眼不見心不煩。
其次，絕大多數有工作的“幸運者”，去除通脹因素，這些年來工資基本未漲。根據很多學者的研究，美國自1970年代末以來，去除通脹的因素，工資要么漲幅很低，要么基本沒漲，要么甚至走低。就在最近這幾天，當媒體鋪天蓋地關注著美國如何對待敘利亞問題時，又有一份關于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報告出現(見《紐約時報》“The Rich Get Richer Through the Recovery”/復蘇中富人更富裕)。其中提到，2012年美國10%的人口占有國民收入的50%以上，1%的人口占有20%，收入不平等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研究者還悲觀地認為，若沒有結構層面上的變化，這一不平等將難以逆轉。
再其次，目前的失業率是7.4%，比五年前的10%有所降低。但是，如果股市上升表示經濟復蘇，那么這個失業率數據表示的，則是所謂“沒有增加工作崗位的復蘇”(jobless recovery)。很多“新”崗位，其實是工資不高也不穩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個7.4%的比例并不準確，因為許多長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放棄了尋找。一旦放棄，他們作為失業者，也就無從在可以登記的數據中顯示出來，因此也無法反映在失業率上。因此，實際的失業率一定高于7.4%。
最后，也是最說明問題的，是隨處可見的貧困問題。
前幾天，波士頓地區的公眾電臺，采訪了“大波士頓地區食物銀行”(Greater Boston Food Bank)的主要負責人。據該負責人介紹，這個“食物銀行”建于32年前，旨在幫助貧困人群。但是，最近這些年所需幫助的家庭和人群，前所未有地增加，總量超過相當于5億美金的物資：九個人中一人，四個孩子中一個孩子，需要他們幫助;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幫助;50%被援助家庭，屬于一家四口年收入低于23,400美金的家庭，另外50%是年收入40,000-50,000的家庭。只要了解美國社會，就會知道，后面類型家庭的收入基本也屬于貧困，美國英語里叫做“near poor”。本質上跟貧困并無太大區別，不同的只是這些家庭不屬于政府機構的援助對象，因為，荒唐的是，他們還不夠窮。
如何理解“經濟復蘇”和與之大不協調的數據?
不知國內那些強調“私有化”、贊美“市場化”的所謂經濟學家，會對此作何解讀。只要有人說這是“合理”的，那么一定不配提“良知”二字。如果宣揚單靠辦慈善來緩解貧困的，本質上是固化產權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讓有錢人出小錢，進而得到更大的便宜。
頗具“國際玩笑”級別的是，根據近來某些媒體上不絕于耳的深入改革就是進一步“私有化”和“市場化”宣傳，可以斷定，在中國，在這個至少在憲法名義上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那些屬于1%的全球資本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卻得到最大的容忍，一直被奉為“指點江山”的座上賓。
而與此同時，面對私有化和市場化唯上帶來的惡果，就連美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都說，如果“自由主義”要有任何前途的話，關鍵在于找到如何解決“經濟不平等”這個問題。“進一步私有化”?“市場有道德”?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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