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美國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兼談美國“戰略東移”及其后外交走向

[內容簡介]美國早期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反抗英國壓迫中形成的。從華盛頓開國到二戰前，美利堅合眾國從屬于歐洲主導的全球體系，因此那時的美國外交政策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即反歐洲壓迫的色彩。兩次大戰中的大批量、長時間的軍事訂貨在為美國崛起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它制造了一個尾大不掉且反客為主的龐大的“軍工復合體”。 尼克松更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這使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那怕是軍工——產品脫離了國民勞動，并直接轉換成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此后，美國外交的重點不再是為了獲取石油的使用價值，而是要保證國際石油采購以美元結算；通過軍事手段保持對石油的使用價值的壟斷，并強迫國際社會對美元持續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堅挺。但瞬間劇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與軍工利潤一樣并沒有回流給美國國民，而是回流到華爾街；這些巨額回報并沒有增加美國國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華爾街金融資本控制美國的力量。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沒有國家控制的銀行，而美國國家財政要依賴華爾街控制的美聯儲為其注資，以及美國外交的決策權已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等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美國已從早期民族主義國家蛻變為華爾街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已從一個擁有獨立主權和獨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國家，轉變為由國際財團控制的半獨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殖民地”現象從南方國家向北方發達國家擴展，是當代帝國主義腐朽性的重要表現。

[美鍵詞]美國、政治結構、外交、半殖民地

[作者簡介]張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191）

[發表刊物]《國際關系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主辦）2013年第3期

目錄

一、美利堅民族國家形成及其異化

二、成為世界霸權后，美利堅民族利益和華爾街利益開始分道揚鑣

三、從遠東到中東：美國國力因反復透支出現嚴重“腎虛”

四、“戰略東移”還是“重返中東”：美國政治結構中的外交選擇

五、中國應對的戰略與策略

國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決于它每隔幾年發表的各種白皮書和各類研究機構發表的研究報告，而是取決于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國際社會對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結構決定性質，外交同理。筆者試從這個角度研究美國的外交政策，并對其“戰略東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國應對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堅民族國家形成及其異化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國家需求是一種結構性的存在。美國最早的社會結構主要是在反抗英國壓迫中形成的。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系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2]從華盛頓開國到二戰前，美利堅合眾國從屬于歐洲主導的全球體系，因此那時的美國外交政策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即反歐洲壓迫的色彩，美國的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與美利堅民族的利益需求大體一致，尚屬民族資本范疇。華盛頓早期強調工業立國。就職的當天，他特意穿著國產布料制成的服裝，這“使一切后繼者，一切后來的立法者，獲得一次深刻的教訓，告訴他們怎樣才能夠促進這個國家的福利”。[3]德國學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作了中肯的評價：“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稅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4]美國在林肯時期完成了國家統一，終止了美國對英國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獨立自主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二戰的爆發為美國躋身世界強國提供了機遇，美國利用這次戰爭聯手蘇聯，將法國諾曼底做為開辟第二戰場的地點，將東歐讓給蘇軍解放，由此歐洲為所謂的“鐵幕”一分為二，歐洲世界霸權從中心地帶被摧毀。隨后，美蘇并列成為世界霸權大國。二戰后期，美蘇在一系列國際會議上分割世界，最終形成由雅爾塔會議確定的蘇聯控制東歐和遠東陸地部分、美國控制海洋和整個西歐的劃分。這個劃分是戰后雅爾塔和平體系的法權基礎。

在這“從奴隸到將軍”的轉變中，美國的軍工生產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樣美國軍工集團也從國家那里得到極大的政策優惠。太平洋戰爭前夕，羅斯福曾對軍火大亨們說，歐洲打仗，我賣軍火：“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我將盡我所能，通過盡快地向世界上大約40或50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鼓掌）”[5]這里，“維護它們的獨立”就是保持歐洲破碎狀態的另種表述；換言之，只要歐洲保持破碎，美國軍火就有市場。二戰后，美蘇進入冷戰，美蘇全球爭霸再次刺激并強化了美國軍事工業。兩次大戰中的大批量、長時間的軍事訂貨在為美國崛起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它制造了一個尾大不掉且反客為主的龐大的“軍工復合體”。這是美國政治的一個結構性的變化。艾森豪威爾總統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他卸任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6]

注意：艾氏提到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集中于華爾街[7]的軍工財團——哪怕在和平時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軍火，而拉動軍火工業只能是戰爭，最好是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其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這個“軍工復合體”從部門利益出發就必須不斷制造敵人，以此促使美國外交不斷強勢升級且不能停止的戰爭。只要有戰爭，美國的軍工集團就有軍火贏利，由此它在美聯儲乃至美國就有鞏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潤——龐大的國內槍支銷售利潤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數——增加了軍工財團的收入，華爾街財團再拿出其中部分通過美聯儲反補白宮并由此控制美國財政。如果白宮拿錢不辦事，擺在它前面的就是“財政懸崖”——由此可以解釋為何美國槍擊案頻發而禁槍難以立法[8]，以及在二戰后美國又提出遏制理論并繼續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深層原因。

美國稱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結構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獨立性。這時美國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軍火商操縱了。美國政府許多重要官員，特別是國防部的官員都是軍火商的代言人[9]。而對于那些試圖停止戰爭從而使國家擺脫軍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美國總統（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殺就是被換掉。他們知道，民生工業在和平時期只會有助于美利堅民族的發展而非軍工復合體的成長；一旦美利堅民族有了日益壯大的民族工業，就會有自己的財政來源繼而有國家可以控制的銀行，這樣白宮與華爾街的地位就會發生翻轉。這是華爾街國際資本財團不愿意看到的結局，而避免這樣結局的方式只有不斷制造戰爭。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美國到底是誰的，是美利堅民族的還是軍工復合體的。列寧一針見血，他說：“生產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的溶合或混合生長——這就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10]具體說到美國，華爾街國際資本就是這個“銀行和工業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為美利堅民族國家所掌握，也就是說，如果白宮能夠決定華爾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當年的英國，這樣的霸權還是壓迫民族的霸權；現在的問題是，今天的美國已與列寧時期大為不同，它已“大權旁落”：是華爾街國際資本決定白宮而非相反。奧巴馬二期連任甫始便遇到的“財政懸崖”就是華爾街國際資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國總統的方式之一。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曾稱美國中情局常用暗殺手段對付與美國拉開距離的拉美左翼領導人[11]，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國總統，如要想與華爾街國際資本拉開距離，其結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實表明，今日之“美國”已非華盛頓創建的那個美國：那時，正如李斯特所說，“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12]，而現在它已成了華爾街國際財團而非民族資本的代名詞。

美國的軍工復合體的片面增長與當年工業帝國主義英國以戰爭擴大殖民市場，以殖民市場擴大推動國內生產的結果不同，而與高利貸帝國主義的法國相似。這些由戰爭開辟的巨額海外收益的相當部分在美國并沒有進入除軍工之外的其他生產領域，除了一部分中飽軍火巨頭的私囊外，其余的則經華爾街扣除后由白宮財政進入了國民消費領域，由此刺激了美國服務業以及隨后的虛擬經濟而非實體經濟。2010年美國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制造業在美國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強降至目前的12%左右[13]。這使得美國由以往的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生產性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社會結構，并且到目前為止仍“沒能找到一個合理的辦法把維持龐大的武裝力量所需要的工業和財政支持跟社會上其他事業聯系起來”[14]。結果與古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實或虛擬的財富涌入美國的同時，也窒息了美國的實體經濟和美國人的勞動精神。實體經濟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堅民族獨立的根基：沒有實體經濟生產，美國政府只能聽由華爾街金融財團的擺布，而金融家與吸血蟲一樣，需要的不是國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體——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不吸取在朝鮮和越南戰敗的教訓，在國家持續衰落時還要屢敗屢戰，不斷發動擴張戰爭的深層原因。時至20世紀80年代，凱南已看明白，他說：“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15]

如果說在尼克松之前，華爾街的主要財源是軍火工業，需要戰爭以支撐其贏利。為了戰爭，他們需要理由：于是他們將凱南提出的目標遠超出美國國力的從全球遏制蘇聯的戰略瞬間炒熱，而對于同期李普曼從美利堅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主張“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16]的節制國力的觀點有意淡化，對于主張從朝鮮或越南撤軍的總統或暗殺或縮短任期。這時的美國已成為華爾街盈利的工具。美國乃至接受它資助的外國總統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為華爾街獲利，就必須走人。

但這對美國還不是最壞的結局，最壞的結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使美國擺脫越戰并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于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那怕是軍工——產品，直接變成了脫離了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采購以美元結算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說，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自從古羅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對外戰爭而不是國民勞動后，其統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羅馬公民而是軍閥；華爾街的贏利方式一旦擺脫美國的實體生產和國民勞動，它也就擺脫美利堅國家及其民族性約束。同樣的道理，由于美國國民已失去國民勞動的基礎，它也就只有聽憑華爾街國際資本的擺布了。學者梁亞濱指出石油美元這種不勞而獲的寄生本質：“美國憑借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優勢地位使石油利潤全部轉換成美元資本，同時使石油美元的流動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全按照美國的利益，以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等金融資產的方式回流美國，彌補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確立石油的美元標價和結算制度，同時說服石油出口帶來的巨額順差用來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17]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尼克松連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發生第四次中東戰爭的原因。沙特是第一個同意用石油美元購買美國有價證券——也只能購買有價證券而不能購買股票、不動產或其他有形資產——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簡稱“歐佩克”）國家。1975年“歐佩克”成員國同意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18]。1977年10月，“歐佩克”宣布石油價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結果使得世界的國際收支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由于世界當時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結算，油價的暴漲使世界各國對美元需求激增，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黃金支撐后各國對美元拋售所產生的副作用”[19]。由此美元從黃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時代。美元的基礎也從本國產品轉移到中東石油——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國外交日益向中東集結以及石油價格嚴重在幾十年間迅速偏離其價值的原因。

金本位條件下的美元靠國民勞動產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則依靠為控制世界富油區的對外戰爭勝利來保證，這大大地滿足了美國華爾街軍工財團的利益——當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國國民的負擔，同時為華爾街金融資本在軍工利潤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軍工保證能源、能源保證金融，金融在軍工、能源雙滾動中增值，這最終保證華爾街國際資本在美利堅合眾國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賴國際石油交易后，華爾街國際資本就徹底與美利堅民族相分離，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資源牢牢鉗制著美利堅民族并使其成為華爾街牟利的工具。這時的“愛國”就成為美國國民日益聽不懂的詞匯。

現在看來，今天的華爾街財團就是被曾寄生于歐洲并被歐洲各國驅逐到北美，利用兩次世界大戰在美國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徹底轉變為寄生于美國體內且尾大不掉的癌變力量。他們關注的并不是軍火和石油的使用價值而是價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點不再是為了獲取石油的使用價值而是要保證國際石油采購以美元結算；通過軍事手段保持對石油的使用價值的壟斷并由此強迫國際社會維持對美元持續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堅挺。對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結算的國家，美國不惜軍事手段予以懲罰。就這樣，石油美元使美國從一個依靠實體生產的國家徹底異化為一個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國家，這時“美國生產”依靠的不再是勞動而是打仗，“美國制造”不再是民主產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價證券。美國前議員戴維·A·斯托克曼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自標準普爾500指數于2000年3月首次達到目前水平以來，美聯儲瘋狂的印鈔機已將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了六倍（從5千億美元增至3.2萬億美元）。然而，在此期間，經濟產出年均增幅只有1.7%（這是內戰以來最慢的增速）。[20]

這說明，以大量美國國民生命為代價、用戰爭維持的石油美元雖然使美國財富瞬間劇增，但它的主要部分與軍工利潤一樣并沒有回流給美國國民而是回流到華爾街；也并沒有增加美國的力量，而是增加了華爾街國際資本的力量。美國國民似乎比中國人更明白這是問題的關鍵，2011年他們發動街頭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宮或各州政府而是華爾街。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沒有國家控制的銀行而美利堅國家財政要依賴華爾街控制的美聯儲為其注資、美國外交的決策權已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等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美國已從早期民族主義國家蛻變為華爾街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已從一個擁有獨立主權和獨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國家轉變為由國際財團控制的半獨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

二、成為世界霸權后，美利堅民族利益和華爾街利益開始分道揚鑣

黑格爾說：“哲學也必須在有國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夠出現。”[21]黑格爾這里說的“國家”指的是民族國家，而不是國際資本控制的國家。目前象美國這樣半獨立的國家已很難執行有哲學高度和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一個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著它對客觀世界所達到的認識高度，一般說來，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會成為頭腦清楚的民族。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22]而美利堅民族就是這樣一個不自由的民族。

二戰前的美利堅民族是被歐洲壓迫的民族，這一時期尤其是華盛頓、林肯及兩位羅斯福總統[23]時的美國外交，站在民族主義立場看真是精采紛呈，可圈可點；二戰后美國則轉化為壓迫民族，其外交的亮點從民族主義視角看則日益慘淡，若從國際資本標榜的“全球化”視角看則大可讓一些人“仰望星空”。與英國的稱霸經驗不同，英國大不列顛民族是以壓迫民族的身份稱霸世界的，而美利堅民族則是作為被（華爾街國際資本）壓迫的民族來稱霸世界的；也就是說，當美利堅民族在二戰后轉化為壓迫民族的同時它自身又受到華爾街國際金融財團壓迫。這真是既辯證又諷刺：這時橫行世界的美國已失去民族獨立的性質，其外交成了在“美國”幌子下為華爾街財團牟利的工具——這就可解釋二戰前美國外交充滿戰略智慧而在戰后挫折連連卻又屢敗屢戰的原因。

二戰期間羅斯福很明智地與斯大林聯手在打敗希特勒目標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國、解除歐洲世界霸權的目標。達到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就是將開辟第二戰場的地點選在法國諾曼底而不是丘吉爾堅持的意大利，其目的就是由蘇軍來解放東歐。東歐解放后，東歐這頭“奶牛”就讓給斯大林牽走了。失去東歐，歐洲也就從內核圈內被擊垮并由此去勢。接著美蘇再次聯手將目標瞄向喂養歐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美蘇又趁機把英、法從埃及趕走，美國牽走非洲這頭“奶牛”。失去東歐、再失去非洲，歐洲的世界霸權也就壽終正寢。

利用兩次世界大戰將美國推向世界霸權是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這兩位總統任期內對美利堅民族所做的貢獻令美國人在什么時候都引以為豪。而這一時期美國外交能夠如此揮灑自如并大獲成功的原因，還在于這時的美利堅民族還處在被歐洲壓迫的地位，它還在為自身的解放而斗爭，以及被歐洲驅趕到美國的華爾街國際財團對歐洲舊恨未消，因而華爾街與美利堅民族在反歐問題上尚能結成暫時的同盟。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國的同時也在歐洲掃蕩了以猶太人為經營主體的國際財團，這就為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尤其是其中的美國送去迫切需要的國際資本。美利堅民族以博大胸懷接納這些來自歐洲的“破落戶”，后者也以其財富和才智幫助美國及其盟國擊敗法西斯，由此帶來的辯證結果便是，在美國取代歐洲后他們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國且反客為主，并很快成為美國真正的統治者。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宮或華爾街誰可以統治美國，而是誰可以代表美利堅民族的利益。我們看到，這些扎根于美國的國際財團對于美國并沒有因在美國“子食漢祿三世”[24]而有回報國家的認識。如果我們看過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并了解其中三個人物即中國人王啟明、美國人大衛和華爾街國際銷售商安東尼之間關系，以及安東尼在王啟明和大衛激烈競爭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難認識華爾街反對各國民族主義卻不在意民族沖突和國家間戰爭的原因；也不難認識到今天的華爾街國際資本為什么如此超負荷地奴役美利堅民族，在美國已精疲力竭時還逼著美國起釁戰爭的原因。對華爾街來說，民族國家將來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滅的。

有人會問：這不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理論一樣嗎？恰恰相反，馬恩強調在階級斗爭仍然存在的歷史時期，國家是無產階級解放的必要工具。恩格斯說：“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至于國家消亡，他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關于國家消亡的形式，恩格斯特別強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5]馬克思在國家消亡后最終要實現的是全世界自由勞動者組織即“自由人聯合體”，而國際資本最終要實現的卻是資本和資本家精英們統治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了團結起來共同抵抗國際資本的剝削和壓迫，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26]列寧更是告訴世界工人階級，資本是一種國際力量；為此列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27]。

19世紀初，為了消除政教二元沖突，黑格爾將國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說：“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28]在二百多年過去的今天，“神”還在地上行進，但它——至少在美國——已不是國家而是國際資本及其華爾街金融組織。華爾街國際資本是靠寄生在國家肌體上吸吮“血液”即金融而生存的，它并不在意國家“軀體”的民族特性——更不在意其所依附的組織是否叫“共濟會”或其他名稱，因而將來它也不會珍惜反而會在美利堅民族被榨干后拋棄美國繼而拋棄美元并轉身寄生到其他國家或組織的肌體之中。何新先生揭示，現代共濟會不是一個一般的社會組織，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中樞”[29]。這個“核心中樞”，只不過是全球資本依附的外殼或載體，“這里涉及到的人”，用馬克思的話就是“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30]由此推論，共濟會不過是全球資本“人格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如果僅僅消除了共濟會，那國際資本還會找到其他組織形式繼續存在和滋生。馬克思說“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31]，這個“社會關系”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為第一國際成立準備的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中，直截了當地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32]由此也就可明白，目前損害人類利益的是私有制及建立其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損害美國民族利益的目前則是國際資本而非民族資本，共濟會只不過是國際資本需要借助且可以更換的一種牟利的寄生形式而已。我們研究的目光既要高度凝聚于目前國際資本正在借助的“共濟會”等組織形式，又不能忽視其后的本質。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得筌而忘魚，為了搞清某種組織形式的細節反而忘記了斗爭大方向，這樣不僅擴大了我們的打擊面，而且還會空耗我們許多精力。

在美國步入霸權大國后，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和華爾街的利益開始分道揚鑣，美國自身開始生長出自我否定的因素。華爾街轉而將支持的目光投向“歐洲的復興”。狡兔三窟，長期游蕩在國家之間的資本開始為美國之后的下一個寄生體做準備——當然，歐洲的衰變也讓華爾街看到了機會。

三、從遠東到中東：美國國力因反復透支出現嚴重“腎虛”

早在美國崛起之初，歐洲就有了“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的考慮并得到共濟會的支持。1891年，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全球最大鉆石巨頭戴爾比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的“羅茲會社”，其確立的宗旨為：“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資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在帝國議會實行殖地代表制度，將分散的帝國成員統一起來，從而奠定永無戰爭，符合人類福祉的世界。”[33]

二戰后歐洲人深刻反思了內部長期分裂導致其失去世界霸權的原因。感受最深的是丘吉爾。此前，他不理解張伯倫對希特勒德國綏靖政策的深意[34]，歐洲在“兄弟鬩墻”的兩次大戰中倒掉后，已至72歲高齡的丘吉爾決心為英國皇室挽狂瀾于既倒。1946年3月他發表 “鐵幕演說”，9月，又在蘇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歐洲合眾國”的概念，決心將破碎的歐洲整合為如美國那樣統一的國家聯合體。此后歐洲各國開始進行內部整合并在英國帶動下為恢復以歐洲為主導的世界體系而默默準備。蘇聯學者對丘吉爾的目的洞若觀火，B．T．特魯漢諾夫斯基寫道：“丘吉爾的計劃是打算恢復英國在世界上的領導作用，企圖把美國排擠到第二位。丘吉爾認為，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使美蘇發生沖突。因此丘吉爾加緊鼓動美國，在對蘇關系方面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35]

歐洲歷史學家湯因比更是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36]。但丘吉爾知道恢復歐洲世界霸權不能用與美國對抗而只能用附和的方式，他因此在鐵幕演說中說，“希望最終在英美兩國之間實現一種共同的公民身份”[37]，意即我們就是美國的公民，我們是你美國的堅定支持者，我們歐洲在后面跟著你美國干。歐洲人很快為美國捧出一個很不靠譜的“戰略家”，他就是被捧為“遏制戰略之父”的喬治·凱南。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凱南通過明碼電報（這顯然是在有意刺激蘇聯），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深入分析蘇聯內外政策，提出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當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此建議被美國政府所采納。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隨后英國人又為美國推出一個更不靠譜的麥卡錫[38]。凱南的頂層設計在前，麥卡錫咄咄威逼在后，1950年把美國推送到朝鮮，1964年又將美國趕到越南，由此美國元氣大挫。20世紀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凱南對自己曾經提出的“遏制”戰略后悔不迭，他說：“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我國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39]

1953年正在經歷朝鮮戰爭的美國人發現了問題，他們推選出與羅斯福一樣具有民族主義情結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任期：1953～1961年）上臺，艾氏認識到美國已有“大權旁落”于“軍工復合體”的危險，他果斷地終止朝鮮戰爭并緩和與蘇聯的冷戰。他恢復羅斯福路線：再次聯手蘇聯，利用蘇伊士運河危機將英法趕出埃及。失去埃及，歐洲就失去了非洲，自此歐洲霸權徹底從世界范圍退出。

不幸的是，進入冷靜階段的美國外交恰遇不懂歷史且喜歡沖動的赫魯曉夫，而美利堅民族又同樣是一個情緒化民族。1962年赫魯曉夫挑起“古巴導彈危機”惹怒美國。美國人被華爾街煽起后便揮師來到越南戰場，其結果比朝鮮戰爭打得時間更長，敗得更慘，國力透支得更為嚴重。

與艾森豪威爾一樣，尼克松在任（1969～1974年）內也看出歐洲利用美蘇沖突削弱美國的意圖。為了恢復美利堅民族的元氣——這與華爾街國際資本利益也沒有太大的沖突，尼克松與中國握手并果斷地從越南撤軍。但就為了這一小小的要求，尼克松給華爾街以天大的補償。在尼克松之前，支撐華爾街金融力量主要是軍火集團。尼克松上任后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讓美元與石油掛鉤。這樣美元就增加了另一支柱，這就是世界石油。尼克松看到了石油中潛藏著巨大的交換價值。他說：“美國只是部分地依靠進口石油和戰略礦物，而歐洲和日本則絕對地依靠海外來源。我們用的石油有一半是進口的，但是歐洲進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進口百分之百。至于礦物，西歐進口百分之八十，日本進口百分之九十五。進口的小規模中斷只會給美國造成不便和煩惱，但卻可能在我們的工業化盟國中造成恐慌。因此，它們比我們甚至更有理由對于蘇聯向“西方所依靠的兩個大寶庫”推進感到關注。”[40]

一般來說，主權國家的不動產是國家貨幣價值的承擔者，在此之上的勞動產品價值是其貨幣增值的前提。美國曾主要以軍事工業生產提升美元的價值。與世界石油比，美國軍工這時畢竟還是國民勞動的產品。現在尼克松將美元直接與世界石油掛鉤，美元在軍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這個新支柱。這樣美國金融集團便有了雙輪滾動出的利潤：軍事勝利既拉動了軍工又保證了國際石油以美元結算，美元結算造成美元堅挺；美元堅挺又有助于軍事持續勝利并反作用于美元的堅挺地位。但保證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美國為控制世界富油區而必須進行持續不斷而且必須勝利的戰爭。石油美元使華爾街不再依靠美國的國民生產；而實體經濟不振的美國國民和沒有獨立財源的白宮卻離不開華爾街。可憐的美利堅民族與當年羅馬人一樣——用凱南的話形容——已“變成隨軍謀生的一大幫子流浪者，就象前幾個世紀在歐洲尾隨軍隊蹣跚的那些無業游民那樣，指望在衣食相對富足的部隊后面撿點兒洋落兒”[41]。現在回頭來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理解了尼克松讓美元脫離金本位轉為石油美元的背景，也就理解了為何尼克松之后美國外交及美蘇爭奪的重心日益向中東集中。

尼克松為華爾街國際資本完成了美元本位從黃金至石油的置換任務后便因“水門事件”而提前下臺。接著，便是尼克松以巨大代價為美利堅民族換來的不到十年的休整期。后來的杰拉爾德·福特（1974～1977年）和吉米·卡特（1977～1981年）兩位總統，對蘇聯基本采取緩和政策。卡特與蘇聯緩和的同時也與中國建交。但與有意結束越戰的肯尼迪不幸遇上一個愛沖動和愛放狠話的赫魯曉夫并由此造成兩國關系迅速交惡的形勢相似，這時的美國雖有緩和的愿望，卻陰差陽錯地遇上更不冷靜且話硬手狠的勃列日涅夫。勃氏對美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莽撞使卡特對蘇緩和政策受到激烈的批評。美國史學家孔華潤寫道，“勃列日涅夫認為，美國由于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丑聞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優柔寡斷和懵懂無知的總統領導著，此時此刻正是蘇聯加緊謀取優勢的大好機會”；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臺什么新方針了”[42]。當時蘇聯攻勢不知節制，差點將美國趕出印度洋。孔華潤說：“這件事想起來都讓人后怕。”[43]結果，卡特只干了一屆，就為強勢的羅納德·里根（1981～1989年）所代替，里根政府的強勢外交政策扭轉了美國的頹勢。

現在回想起來，勃列日涅夫的對美政策確實打到美國的“七寸”即石油控制權上，也正因此造成了美國對蘇聯有史以來最直接也是最強烈的反彈，以至美國為擊垮蘇聯而放棄與蘇聯建立的戰后雅爾塔體系的歐洲部分。美國轉而扶持和聯手歐洲對付蘇聯。事情的切入口就是“波蘭事件”。與1956年的波匈事件中美國不介入的政策不同，1980年的波蘭事件中美國真正插手波蘭，利用天主教的力量，整體性地拉動東歐國家的反蘇情緒，最終促成蘇聯的逐漸“改革”和最終解體。勃氏反美不知輕重，硬將美國打出由美蘇共同支撐的歐洲雅爾塔體系，至使蘇聯繼而美國因獨木難支而坍塌。有鑒于此，2011年6月2日，美國防長蓋茨在赴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安全對話的專機上，稱“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發展”，并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44]前半句話的有效性蓋茨本人無法保證，但后半句意在提醒中國外交不要重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那樣不給對手退縮留有余地的失誤。

蘇聯解體后，歐洲和美國的日子特別好過。它不僅控制著中東石油，同時蘇聯解體也向美國和歐洲流失出相當的戰略資源和大量浮財。東歐再次成為歐洲的“奶牛”，為歐洲的復興提供“原始積累”，蘇聯讓出的戰略資產和財富也養肥了美國。老布什開啟海灣戰爭與蘇聯解體前后相隨，這兩件事為美國軍工、能源及建立其上的金融集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利益，由此造成了從老布什（1989～1993年）至克林頓（1993～2001年）的十年黃金時期，此間美國似乎成了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參照系。到了21世紀初，蘇聯解體給西方帶來的紅利因普京上臺和歐元出現而大幅縮水，美國危機隨之加速擴大。小布什開啟的阿富汗戰爭與歐元的出臺也前后相隨，這時的美國已感到了美元的危機。因為中東出現了以歐元結算石油交易的苗頭，2000年伊拉克宣布在“石油換食品”計劃中改用歐元結算[45]，這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再次觸動了美國的“七寸”，由此引發小布什利用“九一一”事件，揮師阿富汗繼而發動伊拉克戰爭。

將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放在國內產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這等于將美國的安全基點從本土移置中東，這樣，華爾街國際財團就將超負荷的國防任務強加于美利堅民族并使之自越南戰爭后再次透支了它的國力。2007～2009年間，美國國防支出占美國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軍費支出卻占國防支出96%左右[46]，國防支出基本沒有“浪費”，都用于軍費了。其間的關系是，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能源的擴張；軍工能源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返哺財政。戰爭成了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如此惡性循環，至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而危機又恰恰以戰爭的失敗或難以為繼為先導。美利堅民族有自己的貨幣即美元，卻沒有獨立支撐美元的民族產業，也沒有獨立的國家銀行。其造成的惡果是：美利堅民族因反復透支導致“腎虛”，它只能按華爾街的旨意超負荷干重活以從華爾街國際資本那里乞討點財政補貼。

現在治愈美國“腎虛”重病的有效“藥方”是“邁開腿、管住嘴”，即對內加強民族產業，對外少搞侵略擴張。最近美國總統說要再工業化也即此意。美利堅民族若有自己的民族產業，就會有自己國家控制的銀行和國家獨立的財政來源，如此就可擺脫華爾街國際資本的控制，但這是華爾街不允許的。正因此，華爾街國際資本勢力不僅反對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也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前陣華爾街戰略理論家布熱津斯基說：“在民族主義主導的輿論氛圍中，美中兩國不可能合作。”[47]這話正確的解讀是：在民族主義主導的輿論氛圍中，美中兩國人民不可能與華爾街合作。華爾街國際資本若遇上以美利堅民族的利益為優先的總統，輕則就會立即將他推向“財政懸崖”；若再不懸崖勒馬，其下場不會比林肯、麥金萊、肯尼迪等更好[48]。

現在經常有人批評美國，其實美國人民與中國人民一樣也是一個勤勞勇敢有智慧的民族，他們已認識到目下的美國已不是美利堅民族的而是華爾街國際資本的牟利工具。白宮已不能代表而最多只能兼顧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它在主權形式上是獨立的，但其核心部門比如金融、財政、外交等卻被代表國際資本的華爾街勢力所操縱。從外部說，美利堅民族已經變為一個壓迫其他民族的被（華爾街國際資本）壓迫民族；從內部說，與美國初期不同，這時美利堅民族已與華爾街國際資本的利益尖銳對立且不可調和了，目前美國人民的抗議聲浪日益向華爾街國際資本集中。

有人會問，難道美國華爾街會犧牲美國？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濟會的目的就是要在資本權杖下實現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統一。他們也曾參與并支持民族國家的建立和沖突，但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民族國家而是為了最終讓民族國家屈服于國際資本并由此消滅之——目前歐洲希臘、塞浦路斯等歐洲小國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只不過是這場歷史大劇的序曲。2013年4月22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說：“如果歐元區真有誠意克服曠日持久的歐債危機并重新贏得市場投資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員國就必須為在歐盟憲法框架內向歐盟機構讓渡部分相關領域政策制定與執行的主權做好準備。”默克爾強調，歐盟各國不應只是在面對危機時才尋求團結，壓力緩解時便各行其是。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歐盟最高機構需要在某些領域被賦予強有力的最終話語權，否則歐洲一體化建設將缺乏根基。[49]2002年8月11日，《美國年鑒》發表記者威廉·香農寫的題為《毀滅美國計劃大揭秘》文章直稱：“彼爾德伯格正在追求一個后自然主義時代，那時將沒有國家存在，而只有不同的地區，全世界共同擁有一種價值觀。也就是說，我們將擁有全球經濟、單一世界政府（這一政府是選擇而不選舉出來的）和共同的信仰。為了確保實現這幾個目標，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致力于更先進的技術方法，很少考慮大眾的想法。”[50]國家主權對目前的國際資本而言，只是它通向統治全球目標道路上必須利用同時又必須不斷離棄的臺階。明乎此，也就不難理解華爾街不會在意美國，在將美利堅民族榨干之前，它會準備好新的國家附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金融財團借其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杰出貢獻攜帶巨資大批重返歐洲——也可能還有一部分來中國“探路”。

2001年的“911事件”打擊的對象是世貿大廈和五角大樓而不是白宮，2011年美國人發動的是“占領華爾街”而不是“占領白宮”的運動。以往的人民運動都直接以政府為對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國人民卻直接以華爾街國際資本為對象。與早期的工人砸機器行為不一樣，而與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有些相似，這兩大事件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較早覺悟的人群。這說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堅民族正在覺醒：不管這種覺醒是自為的還是自發的，他們都意識到了世界問題的要害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不是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民而是國際資本壟斷集團。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領”運動后，美國出現了更具破壞性且愈演愈烈的“槍擊案件”[51]和正在一些州涌動著的從聯邦中分離出去的情緒[52]：前者如果槍口一轉就意味著社會革命，革命的對象不會是白宮而一定是華爾街；后者則意味著美國的分裂，美國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華爾街的而是代表其民族利益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造成美國危機的原因是國際資本壟斷集團對美利堅民族的超負荷壓迫，若無非常手段化解，美國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四、“戰略東移”還是“重返中東”：美國政治結構中的外交選擇

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在夏威夷發表題為《亞洲的地區性架構：原則與重點》的演講，向世界正式宣布了美國外交“重返亞洲”的轉向[53]，2010年3月26日發生的“天安艦”事件為美國“戰略東移”的啟動提供契機。

但是，希拉里的“戰略東移”政策并不表明美國外交轉向符合美利堅民族利益的戰略收縮，恰恰相反，它是一項單純為華爾街國際資本牟利的外交選擇。這時的美國已不同于尼克松時期，它已更深地陷在“半殖民地”泥濘中不能自拔，因而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只要戴上“華爾街”視鏡，那些不符合美利堅民族利益卻還要大力推行的外交政策——比如希拉里作出的“戰略東移”選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19世紀中葉，英國打敗中國和印度致使中印巨額財富流向并拯救陷入危機的歐洲并由此造成所謂歐洲的“維多利亞時代”，20世紀末，蘇聯解體美國和歐洲再次釋放浮財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狂歡盛宴。21世紀初西方世界再次陷入危機，美國的目標再次瞄向已很有“小康”氣象的中國。

2008年起，美國出現次貸危機的本質是其在中東由軍事失敗而導致的政治失控及隨之出現的伊朗、俄羅斯做出的減少美元結算石油的結果。美國經濟問題不是生產而是金融即美元問題。貨幣總要有物質支撐，對美元來說，因為美國自己已失去實體生產及相應的民族工業能力，如果失去中東從而失去石油支撐，它就得另尋一筆類似蘇聯解體而釋放出的巨量浮財以墊底。以美國白宮官僚買辦們以往的經驗，這筆浮財只可能來自中國——19世紀中葉清王朝和印度帝國被歐洲列強擊垮后釋放出的浮財曾挽救了歐洲的政治危機并在歐洲造成了一個“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1837～1901年）。由此便有了希拉里“戰略東移”的政策。但希拉里也面臨著巨大風險，由于中東失控，歷史留給美元的時間非常有限，華爾街留給她兌現承諾的時間也不會太長，如果在短期內不能——當然最好以“茉莉花”手段——搞垮中國，那“戰略東移”就只能是希拉里的一場短暫的春夢。

“天安艦”事件前后，希拉里青睞的“茉莉花革命”在北非勢如破竹，可在東亞卻碰上中國這塊“硬骨頭”。美國在東海舉行了一連串軍演，希拉里也焦急且一廂情愿地翹盼中國“一枝‘茉莉’出墻來”。幾年下來，結果卻讓她氣急敗壞：除過了一陣嘴癮——其話語很有些失態[54]——外，希拉里一無所獲。中國挺了過來了，可美元卻撐不住了，隨之而來的是希拉里下臺。希拉里下臺意味著她極力推行的“戰略東移”沒有在規定的時間里完成規定的任務。不達標，自然就要走人，這樣的結局在美國歷屆政府中還不是最壞的。

了解了上述美國政治結構，也就清楚了美國“戰略東移”的本質從而可以預判美國今后外交走向。目前美國還沒有完全放棄“戰略東移”外交[55]，因為華爾街財閥們還指望中國發生他們希望的政治變化。但中共十八大后，他們也感到中國的發展離他們希望的前景日顯南轅北轍；其間中國顯示出的政治穩定性更讓他們沮喪。前國家安全顧問瓊斯在美國某智庫發表講話稱“轉向亞太”是奧巴馬最后悔的用詞，甚至傳出今年奧巴馬將叫停“轉向亞太”戰略[56]；也有人認為奧巴馬第二任外交將實行“戰略再平衡”政策。什么叫“再平衡”，說白了就是不讓支撐美元的支柱失衡。如果近期來自中國的（蘇聯式）“浮財”無望，美國只能經過若干次搖擺后重返中東。最近美國跟塔利班的接觸以及美國國會軍事干預敘利亞的呼聲日高的現象。透露出美國外交再次向中東偏斜的征兆。美國所謂“反恐”的目的只能是石油，至于誰執政并不重要。事實上，白宮目前咄咄逼人的表態解決不了美元疲軟問題。在中國和中東之間，如果中國不出現蘇聯式的內亂，美國若不重返中東，那華爾街又能讓它去哪兒呢？與小布什時期中東政策不同的只能是，今后美國的中東的政策將會回歸尼克松和老布什時期的多邊均勢并通過均勢控制中東各國的策略：誰當政就跟誰接觸，條件就是石油交易必須用美元結算。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57]。那么，美國的求福天命何在呢？在節制。與身體保養同理，國力來自節制而非透支。目前擺在美國“戰略再平衡”前面的有兩種道路，一條是民族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為華爾街國際資本利益服務的“官僚買辦”的道路。按前一條路，美國戰略應當繼續東移，退回到關島以東，再用發展民族工業的方式“強身健體”，這樣美國國力就可以休生養息、得到恢復并會再次以新的姿態步入世界。目前看這對美國而言是最不可能的選擇。剩下的就只能是為華爾街國際資本服務的“官僚買辦”道路，這條路的指向十分明確，那是就重返中東。沒有石油，美元大廈就會坍塌，這對目前的華爾街，甚至美國相當一部分買辦階級以至美國人的感情，都是不能接受的。

五、中國應對的戰略與策略

由此是否說明中國的壓力減輕或中國在應對美國“戰略東移”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呢？決不能這樣認為。這只能說明國際資本（而非美利堅民族）對中國的攻擊有了難度而并不意味它放棄中國目標。它還在等待并積極促成中國國內出現蘇聯末期那種亂象。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3年4月20日報道，一個白宮顧問團在一份秘密報告中警告奧巴馬總統，美國情報部門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了軍事行動和無人機攻擊方面，報道建議美國應把情報注意力重新轉移到中國這樣的傳統威脅上。[58] 

那么，中國能否取得這場斗爭的勝利呢？那要看條件。比較蘇聯解體和中國這些年成功的經驗分析，中國挫敗國際反華勢力圖謀的最關鍵因素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人民軍隊對中國共產黨的絕對忠誠，黨的領導在中國集中表現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以此黨的意志才能貫徹，“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得到確保。這是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從殘酷的中國革命歷程中總結出來的治國經驗和思想遺產。堅持這條經驗，我們就能在當前的國際斗爭中，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就能在激烈的大國博弈中取得勝利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貫穿整個21世紀。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正確的政策制定取決于科學的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仍然是分析當前國際力量對比的科學方法。了解美國的政治結構，就掌握了對美國進行階級分析的基礎。由此可知，中國和平發展的阻力并不是“占領華爾街”的美國人民，也不是美利堅民族，而是華爾街國際金融壟斷財團。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面臨的是共同的敵人，美利堅民族的利益需求與中華民族的利益需要在當下也有相當程度的吻合。這樣看來，中國外交的對手并不是整個美國，而是占美國人數很少一部分的華爾街國際財團中的反華勢力及其背叛美利堅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美國少數官僚買辦勢力。什么是策略？策略就是將朋友搞得多多的，將敵人搞得少少的。對手少了，我們的朋友和同盟軍就壯大了：我們的朋友不僅包括第三和第二世界，而且還包括第一世界國家中的被國際資本壓迫的人民和民族。如果我們不是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把華爾街國際資本與美利堅民族特別是與美國人民混為一談，那我們就弄不清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如果不清楚敵人在哪里，我們的戰略力量就不能進行合理的配置，我們的對外政策就容易出現過“左”或過右的失誤。如果我們能夠將美國人民、繼而將美利堅民族與代表當代世界最腐朽勢力的一小撮華爾街金融財團區分開來，將中國人民的目標與美國人民的目標結合起來，就可以同世界被壓迫人民和民族一道，推進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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