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力舟：埃及持續動亂背后的惡性循環

        2013年7月初，埃及軍隊在世俗勢力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廢黜了穆爾西總統，讓“后革命時代”的埃及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在曾被世界上很多人歡呼的“阿拉伯之春”開始兩年半以來，埃及仍未能實現起碼的政治穩定，“民主化”的“陣痛期”似乎無窮無盡。

　　美國“拉偏架”，埃及有爆發內戰的危險

　　目前，被軍方趕下臺的穆斯林兄弟會及其政治盟友光明黨并未服軟，繼續發起街頭抗議運動，要求恢復穆爾西的總統權力，屢遭軍方開槍鎮壓。埃及的世俗自由派，則支持軍方，并籌備在軍方“還政于民”之后籌組新政府。不少國際觀察家擔心，如果埃及軍方最終決定取締兄弟會，迫使其轉入地下，那么埃及就有可能走上阿爾及利亞1991年的老路：阿爾及利亞軍隊在穆斯林政黨勝選之后宣布選舉無效引發內戰，10年殘酷內戰奪走了約20萬人的生命。

　　埃及在中東地區的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地位遠遠超過阿爾及利亞，西方希望埃及保持基本穩定，以免鄰近南歐遭受難民潮的沖擊，也擔心埃及的伊斯蘭激進武裝會在毗鄰以色列的西奈半島坐大。因此，近來美國和歐盟分別派出特使，在軍方和穆兄會之間勸和，一方面勸說軍方在今后的埃及政治架構給中保持穆兄會及其政黨保留一定地位，允許其再次參選;另一方面引誘身陷囹圄的穆爾西和穆兄會的其它高層領導人以放棄總統職位和執政地位為交換獲得人身自由。

　　但是，穆兄會成立近八十年，歷經血腥鎮壓，經過幾代人的奮斗才在國際社會公認的比較自由公正的選舉中上臺，豈能輕言放棄，承認軍方政變的結果?同時，對于2013年7月初埃及軍方明目張膽的政變行動，美國及其盟友一開始就態度曖昧，從未譴責，不少媒體報道懷疑美國參與了埃及軍隊策劃政變的過程。政變十多天后，美國國務卿克里稱贊埃及軍隊的行動是為了“在埃及避免內戰”。此人在2013年3月還曾訪問埃及，與穆爾西總統商議如何提振埃及經濟，現在他轉眼之間就不再承認民主選出的合法總統。由美國在埃及軍隊和穆兄會之間勸和，顯然是“拉偏架”，很難贏得穆兄會的信任。

　　埃及的前途相當悲觀，目前最大的疑問，不是埃及能否實現政治穩定和經濟復興，而是埃及是否會陷入長期內戰。

　　持續動亂背后的主要訴求是民生

　　其實，穆巴拉克下臺兩年半以來，埃及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明爭暗斗從未終止，流血事件屢屢發生，埃及從未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與其說這次政變是“二次革命”或者“復辟”，不如說它是穆巴拉克總統被推翻以來埃及持續動亂的一個重要環節。埃及的變革與動蕩有著多重屬性。與大部分中東國家不同，埃及是一個發育相對完善的民族國家，并不存在嚴重的部族分立、教派爭端和外來勞工或難民問題。埃及人口中99.6%都是埃及人，幾乎人人講埃及口音的阿拉伯語。埃及人口中約91%為穆斯林，其余9%為基督徒(其中大多數為科普特東正教徒)，歷史上埃及也沒有教派暴力的傳統。那么，在已經實現了多黨民主競選的情況下，埃及為何持續動亂?如果說近期動蕩的主要原因是世俗與宗教勢力的對決，很難解釋為何穆爾西政府在自由與正義黨并未大力推進伊斯蘭化改革、世俗自由派仍然缺乏群眾基礎的情況下被推翻。此外，如果強調埃及軍人干政的傳統，也很難解釋為何在1952年納賽爾上臺到2011年穆巴拉克下臺的近一個甲子的歲月中，軍隊并未發動政變。如果簡單的把埃及的動蕩稱為政府強力封鎖自媒體引起民眾不滿，民眾追求新聞和表達自由的“臉譜革命”，也很難解釋在穆巴拉克下臺后，埃及網絡已經全面放開，甚至軍方也通過臉譜網發布信息的情況下，埃及動蕩并未結束的現實。因此，理解埃及持續動亂的原因，還需要我們拓展視野，做出更深入的研判。

　　早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剛發生時，中國一些睿智的觀察家們， 就比歡呼“民主戰勝獨裁”的西方同行們高出一籌，指出這次革命的主要訴求不是民主，而是民生。

　　確實，兩年多來，在開羅解放廣場上不斷抗議示威的民眾，無論是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及其建立的政黨——自由與正義黨的人以及宗教上更為保守的薩拉菲光明黨一邊的人，還是站在世俗政治勢力一邊的人，抑或是前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的支持者，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其中堅力量一般都是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的年輕人。在政府不能從根本上改善民生，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人群的生活狀況的情況下，無論哪一派政治力量在臺上執政，兩年多來已經對抗議示威中的暴力行為習以為常的埃及人，恐怕要經受更長時間的動亂和更多的流血。

　　筆者看來，埃及持續的癥結，可以大致用“人口暴增-福利拖累-工業落后-失業嚴重”的惡性循環來解釋。

　　上圖展示了埃及經濟、民生問題與政治動蕩之間形成的惡性循環。

　　穆巴拉克統治末期的人口、財政與失業問題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納賽爾執政時期，埃及效仿了蘇聯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但在此后的薩達特和穆巴拉克總統執政時代，埃及進行了自由化經濟改革，并擴大對外開放。在穆巴拉克領導下,埃及保持了近30年的內外和平，穆巴拉克巧妙地利用平衡外交提高了埃及在中東地區的國際地位，并給埃及帶來了大量援助。穆巴拉克統治后期，在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的社會主義傳統和與穆斯林兄弟會等反對派爭奪人心的雙重因素作用下，埃及政府依托石油出口收入和外國援助(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是美國第二大受援國，僅次于以色列)，在能源、食品、醫療、教育等領域投入了大量補貼，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成本，刺激了埃及的人口和消費增長。這使得埃及在人多地少資源稀缺的情況下，養活了8000多萬人口。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從1990年到2008年，埃及人口增加了2370萬，增長了41%。到2012年，埃及人口已達9000萬。從2005年到政局動蕩之前的2010年，是埃及經濟的“黃金時代”，這幾年的年增長率最高達7.2%，最低也有4.6%。

　　然而，在相對穩定與繁榮的外表之下，埃及經濟與社會的惡性循環逐漸形成。

　　21世紀初，埃及經濟增長較快，但是一般埃及人的生活仍然比較貧困。隨之埃及政府在西方及其控制下的國際機構的支持下推行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改革(例如，從2004年到2008年，埃及政府推出多項優惠措施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埃及的貧富分化有擴大的趨勢。據美國的中東問題專家，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中東項目主任瓊· B·奧特曼博士對筆者的描述，21世紀初，很多埃及人一個月只能吃的起一次肉。2005年，埃及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20%。據埃及政府的數據顯示，2010/2011財政年度里，埃及的貧困率為25.2%，比2008-2009財年的21.6%上升了3.6個百分點。農村的貧困率更高達51.4%。而按照聯合國每天生活費低于2美元的標準計算，埃及的貧困人口比例則高達40%，大約有1500萬人棲身于貧民窟或棚戶區內。

　　穆巴拉克領導的民族民主黨深知，埃及社會中的主要反對派——穆兄會的基本支持群體來自社會中下層，穆兄會廣泛的舉辦慈善事業，那么埃及政府必須下大力氣搞好社會福利，通過補貼維持能源、糧食等產品的低價格，與穆兄會爭奪人心。隨著埃及人口增長，財政補貼的壓力日益增大。

　　以能源為例，1993年，埃及的原油出口量曾達到每天51.3萬桶，但隨著人口猛增和生活水平提高導致本國能源消費增加，埃及的原油出口迅速減少，并在2009年前后成為原油凈進口國。 埃及石油產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政府始終加大對能源的補貼，將石油產品的價格人為地維持在極低水平。到2011年埃及”臉譜革命”之前,埃及柴油價格每升不到20美分，90號汽油每升不到30美分。這不但給政府財政帶來越來越沉重的負擔，也導致油價過低使人們不愛惜能源，導致石油產品消費過快上升，形成惡性循環。

　　埃及人口增長過快，使得埃及保持了相當年輕的年齡結構。2013年1月1日，埃及15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仍高達31.1%，從1976年的40%，37年來只下降了不到9個百分點。因此，在埃及政府的社會開支中，教育也是一大。塊兒。埃及長期實行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教育制度。21世紀初，埃及的13所主要大學有超過50萬在校生，此外還有67所師范學院。例如，開羅大學就有10萬學生， 主要大學還包括艾因·夏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亞歷山大大學、歷史長達千年的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世界伊斯蘭研究的主要中心)，以及私立的開羅美國大學等。

　　埃及國立大學的大學生們，雖然能夠享受免費教育的福利，但卻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2012年，埃及總體失業率約為12.5%，排名世界第72位，并不太高。然而，埃及年輕人，特別是受過較好教育的年輕人的失業率相當驚人。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資料，每年約有占總人口4%的埃及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的幾乎10倍。2011年埃及革命中涌上街頭的，大多是受過教育的城市青年。筆者一位阿拉伯語專業的學妹曾在2010年下半年在開羅大學交流學習，她說在開羅街頭幾乎到處可以看到四處閑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有些人還能用發音比較標準的英語跟她搭訕，可見革命前夜的埃及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失業問題之嚴重。

　　埃及年輕人的失業嚴重，與埃及工業落后關系不小。在現代經濟中，工業不僅能直接創造大量比較穩定的工作崗位，還能帶動相關的商業和服務業的就業。

　　埃及的工業以輕工業為主，門類極其有限，主要包括紡織, 食品加工、化工、 藥品、水泥、金屬制造等。埃及的工業一直處于落后狀態，2001年工業勞動力僅占總勞動力的17%。2011年，埃及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僅為0.5%，排在世界第144位(中國約13.5%，排名第6)。埃及政府把大量財政收入投入能源、糧食補貼和公費教育等民生領域，讓埃及工業長期投資不足，也就很難創業就業崗位，加劇了失業，反過來迫使埃及政府把更多的錢投入民生領域，形成惡性循環。

　　此外，近年來，埃及少數能夠提供較高、較穩定收入的就業崗位，如政府中高級公務員、金融機構中高層員工等，基本被那些從小上貴族學校，然后進入西方國家在埃及開設的院校，如“開羅美國大學”等高校讀書的權貴子弟占據。這些青年人價值觀接近西方，生活奢侈，認為普通埃及人是愚昧落后、在精神上被宗教奴役的。他們的小圈子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走出了開羅美國大學的校門，就來到了另一個世界”。相反，國立高校畢業的學生對自己在現有體制中上升渠道狹窄，上升預期很低，加之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自己沒什么可失去的，因此往往樂于投身街頭政治運動。

　　政治動蕩讓惡性循環雪上加霜

　　兩年多以來，埃及經濟-社會狀況陷入了惡性循環。持續的政治動蕩，迫使執政當局(無論是穆巴拉克下臺后的過渡政府、穆爾西政府還是在現在的軍政府)為了避免民眾造反，把大量資源直接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投資于再生產領域。

　　在2011年1月埃及“臉譜革命”之后，埃及終止了經濟改革，大幅度的提高了社會福利開支，以應對大眾的不滿。但是，政治上的不確定性讓經濟增長減速，減少了政府的收入。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埃及“臉譜革命”之前的2010年，GDP增速高達5.1%，而革命后的2011年和2012年，增速僅為1.8%和2%。2011年，埃及人口增長率約為1.96%，因此革命后埃及經濟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在下降。2010-2012年，埃及根據購買力平價(PPP)測算的人均GDP徘徊在6,600美元左右，沒有增長。

　　在埃及經濟中，旅游業、制造業和建筑業遭受政治動蕩的打擊最為沉重。埃及動亂引發的經濟損失，是埃及各派政治力量都不愿看到的。埃及的旅游業在2012年上半年曾有所恢復，各派力量都聲稱要振興旅游業，防止對外國游客的襲擊。但是，軍事政變前后的暴力事件讓游客避之唯恐不及。其他行業也受到影響，例如，埃及媒體指出，2012年3月23日爆發的全國性公共交通、鐵路以及民航大罷工造成埃及的運力下降了30%―40%，為危機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埃及經濟增長在未來若干年中可能都會相當緩慢。

　　長期以來，埃及政府實施食品和能源補貼政策，即政府先以正常市場價格采購食品和能源，再以極低價格向居民提供，這一政策在兩年多的動亂中繼續保持，甚至有所加強。以埃及民眾使用的液化石油氣罐為例，2012年3月每灌滿一次按市場價耗資75埃鎊，但埃及民眾只需交納5埃鎊，其余都由政府補。2012-2013財政年度，埃及政府用于能源和食品兩項補貼的開支至少占財政總開支的28%。埃及政府每年用于食品和能源的補貼和福利大約占財政總開支的近三分之一，僅能源補貼就占約20%。

　　但是，埃及政府巨額補貼，并沒有以強大的稅收能力作為保障。2012年，埃及的稅收和其他政府收入僅占GDP的22.2%，排名世界第143位。2012年，埃及的財政收入約為566.4億美元，排名世界第51位。遠遠低于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量的排名(第27位)和根據匯率計算的GDP(第40位)。美國兩位著名法學家霍爾姆斯和桑斯坦合著的《權利的代價-自由為什么依賴于稅》 一書認為，強大的政府財政能力是公民自由權利的保障。(中國為22.3%，排名第142位)。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的歐樹軍博士在新著《國家基礎能力的基礎》自序中寫道，“發達國家內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進步國家與退步國家之間、正常國家與失敗國家之間的首要差異，正在于發現人民的能力，正在于基本認證制度的有效程度”。埃及政府既無法“開源”，又不能“節流”，財政赤字越來越多。在2012年6月30日結束的2011-2012財政年度里，埃及政府的財政赤字約為1500億埃鎊，大大高于原先估計的1343億埃鎊，本財年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高達11.7%，大大高于原先預測的8.6%。2012年，埃及財政赤字高達GDP的10.4%，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中，僅僅低于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也門、約旦等國家和地區，排名第12位。

　　兩年多以來埃及政府財政能力的孱弱，使得整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處于坐吃山空的狀態。為了保持埃及鎊的匯率穩定，埃及政府在2011年和2012年消耗了超過一半的外匯儲備。為了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貸款以解燃眉之急，埃及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了長達20個月的艱苦談判，仍然未能達成協議，這加劇了埃及的財政困難和收支平衡危機。

　　埃及財政惡化的趨勢因為石油價格的上漲和埃及石油開采的萎縮而雪上加霜。有報道說，政府用于能源補貼的開支將因油價飆升等因素比上財年大增40%左右。有關預測顯示，到2021年，埃及的石油產量將降至日均約58萬桶，而石油需求量則將猛升至109萬桶。這樣，石油進口額將成倍增長，為埃及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政府稅收能力的低下，直接影響了埃及的投資率。2012年，埃及的固定資本投資率僅為GDP的13.5%，排名世界第142位(同年，中國投資率高達45.9%，排名世界第3)。這樣，埃及工業的振興遙遙無期。

　　總之，埃及持續的政治動蕩，一方面影響了經濟發展，減少了政府和企業的收入，讓埃及的國家和私人資本的投資都更加匱乏，無法擴大再生產，甚至某些產業的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另一方面，龐大的失業半失業人口成為反對派招募力量的源泉，無論哪種勢力執政，都不敢削減福利，這讓政府財政更加困難，更難以進行投資振興經濟。這樣，埃及經濟-政治的惡性循環仍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埃及政治經濟擺脫惡性循環的四種出路短期內都走不通

　　根據目前埃及政治經濟的狀況，無論什么勢力上臺，要打破上述惡性循環，只有四個主要途徑：

　　第一，突然發現大量油氣資源，使得埃及重新成為能源出口國，從根本上改善埃及的財政狀況，讓埃及政府能在不削減福利的同時，投資基礎設施和工業企業。根據現有的油氣勘探進展，近年內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大量的持續的外國投資、優惠貸款或援助進入，同時改善埃及的就業和財政狀況。據《科威特時報》7月15日報道，科威特派出兩艘油輪，向埃及運送價值2億美元的原油和柴油。穆爾西被軍方趕下臺后，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先后聲明向埃及援助40億美元和12億美元。　2011年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的崛起讓海灣國家感到不安，害怕本國王朝統治的穩定性會受到主張伊斯蘭共和的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然而，對于九千萬人口的埃及來說，區區數十億美元的援助無異于杯水車薪。至于外國企業的直接投資，政治動蕩和基礎設施落后是制約的瓶頸。可能只有一些大國政府鼓勵下的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略性的投資才能起到效果。目前，美日歐經濟疲軟，國際金融資本除了收購一國家和地區的優質資產之外，很難對大量投資于埃及這樣資源匱乏的國家感興趣。而新興國家大量投資埃及，除了單純的經濟回報考量，還則面臨兩大障礙：一是美國是否允許30多年來在其勢力范圍內的埃及被其他國家的經濟勢力染指?二是埃及政局究竟如何發展，在埃及的投資和產業合作協議會不會像在伊拉克和利比亞那樣隨著政權更替而打水漂?

　　第三，強制削減福利提高積累率和投資率。

　　在世界歷史上，強大的國家機器通過強制維持較低的生活水平，限制消費，以節省財力進行投資的方法，曾有過成功的例子，例如1930年代的蘇聯1960-1970年代的韓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若干年度，也曾有超高的積累率。這種方式能夠成功的前提，一是政權擁有較高的民眾支持度，使得很多民眾相信今天暫時勒緊褲腰帶是為了明天能過來更好的日子;二是國家處于國際環境險惡的備戰狀態。反觀當今的埃及，這兩個條件一個都不具備。埃及社會處于嚴重撕裂的狀態，無論哪一種政治力量在臺上，都會有接近半數的人持反對或消極抵制的態度。在以色列于1980年代初歸還西奈半島之后，埃及也沒有強大的外部敵人。因此，埃及并不存在施行壓福利保增長政策的內外條件。相反，埃及領導人往往對民眾做出同時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承諾，而裝作不知道這兩者雖然在長期來講相輔相成，在短期來說并不兼容。例如，2005年，穆巴拉克在競選連任時承諾，在今后6年任期內要創造450萬個就業機會，新建1000個工廠，公務員工資提高1倍，改良630萬畝沙化土地，新建3500所學校，興建50萬套居民住宅，讓每個國民都享受醫療保險，卻沒說六年之內做這么事情的錢從哪里來?現在，這一想要魚與熊掌兼得的藍圖已經成為笑柄。

　　第四，嚴格的生育控制。

　　埃及如果施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降低出生率，若干年后就可以逐步改變年輕人為主的年齡結構，減少每年進入勞動力年齡的人口數，減緩政府面臨的失業壓力;同時減少政府的糧食補貼、教育等開支，減少財政赤字，把錢逐步花到發展生產、促進就業的方向去。但是，實際情況是，在穆巴拉克統治的后期，可能是出于防止得罪民眾、與穆兄會爭奪民心的考慮，曾經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大大削弱;穆巴拉克下臺之后，埃及已經完全沒有生育政策了。即使今后埃及軍方和世俗派能夠長期執政，即使執政團隊中包含一些主張控制生育的技術官僚，穆兄會等宗教團體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也將使當局很難下決心認真搞計劃生育。此外，埃及與伊斯蘭政黨通過選舉執政的土耳其和突尼斯是近鄰，這兩國政治體制的存在本身，對于埃及的宗教勢力就是巨大的鼓舞，將激勵他們不斷使用民主的方式獲取政權。現代民主程序中最重要的就是數人頭，宗教情感較深的中下層埃及人，可能會以多生孩子作為手段，力圖在未來的選舉競爭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總之，在埃及目前的條件下，任何打破政治經濟民生惡性循環的努力，最多也只能是淺嘗輒止而已。在可預見的將來，埃及這個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很可能長期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動蕩、民生困窘的狀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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