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后殖民

　　告別后殖民

　　薩義德并沒有在《東方學》中提出破解東方主義迷局的方法，而是在其后的著作——作為《東方學》的續篇——《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了“對位閱讀法”、“年代錯位法”，作為后殖民主義時代的文化閱讀方法：“在敘述法國歷史的同時，要看到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在閱讀19世紀的法國歷史的同時，請你參閱胡志明主席的宣言，等等。他甚至具體到要求重寫經典、收回命名權等寫作技術上的策略，并相信從帝國主義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中擺脫出來是可能的。”

　　在解讀文學話語時，薩義德主張將文本中的內容同整個大背景中的歷史語境結合起來，揭示文本背后的權力因素，以及這些文本，在政治擴張的過程中產生的可能后果，也就是要求一種更完整的閱讀歷史的大視野，點對點的還原整個歷史截面。我們在閱讀現代西方文化時，要將東西雙方的歷史和社會結合起來，時刻保持一種大局觀，保持對東西二元對立的警惕。不同于其他文學批評家,薩義德十分強調政治和社會意識與文學藝術研究的關系,從文化和政治的批評眼光去分析文化文本和社會文本,從文化角度進行文學研究。這些方法是我們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中心主義”的最好途徑，為避免重蹈本質主義的覆轍提供了一種可能，直接指向了一種百花齊鳴的文化未來。

　　劉東先生在為漢學(即有關中國的東方學)《閱讀中國》作序時寫到一段話，“盡管中國傳統早在西風中受到劇烈震撼，可一旦大規模地引進作為完整系統的漢學，它仍然要面對著新一輪的嚴峻挑戰;我們甚至可以說，此間的挑戰竟還大多對于主流西學的引進，因為它有可能直接觸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體的自我理解，使國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鏡像中喪失自我認同的最后基礎。當今中國知識界可怕地分化和毒化，其實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漢學和漢學家的影響。這種要命的相對化刺痛著我們：一旦喪失閱讀和思考的主動性，陷入別人的話語場而無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別人特有的問題意識所覆蓋，乃至從此難以名狀自己的切身體驗，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語和學術洞察的失明。”在這種境況下，避免西方的話語場,積極主動建構東方自己的話語權便具有了更大的現實意義，我們必須在剔除西方強加給我們的語境中自己表述自己，收回對自己的命名權，呈現東方人自己理解出來的東方形象。

　　薩義德在否定存在東方實體的另一方面也給我們帶來了困惑，如果否定了這些和我們有關的概念，將其視為強加的，從來都不存在的，那么，在否認之后，我們究竟是誰?這極易將我們引向另外一個方向，那就是拋棄民族身份認同，拋棄文化身份認同，成為一個世界的流浪者，失去歸屬感。或者另一個極端，我們接受這些西方給定的框架，深化自己的東方身份，在此境況下不可自拔，陷入了一個“東方中心主義”的、“東方種族主義”的、甚至是“東方民粹主義”的怪圈之中。在認識自己時，必須是在對印度的了解中，對日本的心平氣靜中體驗出來的，沒有哪個民族生來就是本質化的符號，使用東方和東方人的概念時，這里面包含著多元的內涵。而對西方也一樣，那里的德國、法國、英國、美國都各不相同，他們無不從側面給我們認識自己身份提供著一種建議。

　　我們最熟知的東方主義是泛濫的關于各民族的定論，他們以一種本質主義的類型化的語氣來說：印度人是冥思的，中國人是缺乏精確性的，日本人是集團主義的，等等。所以，要堅持反本質主義的立場去描述西方，懷疑那些抽象出來的關于西方的腔調，避免復制東方學研究的老路，為后殖民時代的文化觀注入生命力。

　　總之，東西雙方的差異只是一種歷史過程中的存在，必須要以清醒的態度認識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元素，承認不同，從歷史的眼光中看待不同。差異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對抗和殖民，并不意味著描述和被描述，求同存異，價值共存才是我們的選擇，多元的，各言其說的，百花齊放的文化景觀才是未來世界文明的生存之道。

　　閱讀《東方學》，難度不小，最大的障礙在于一系列陌生的人名和觀點，從遠至古希臘的埃斯庫洛斯的《波斯人》喜劇，近到喬姆斯基對越南戰爭的評論，薩義德以一個流亡知識分子的身份，梳理出這樣一個龐大的譜系。而在認識東方時，對我們來說，西方的阿拉伯研究(東方學的重頭戲)又是一個太過陌生的領域。雖然如此，這本書的影響對于身處于西方主導語境下的我們是不言而喻的，雖然這部著作有人贊頌有人貶抑。

　　在今天，后殖民話語依然強勢，而殖民、后殖民、新殖民(就像西方指責的中國對非洲的新殖民那樣)依然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并沒有褪色，甚至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殖民主義式的強權干預在中東隨處可見，新殖民式的自我東方化現象此起彼伏，這個世界自資本主義航海大發現以后，似乎從來沒有平靜過。但是，現在隨處可見的東方崛起也使得我們相信：世界史正在熊熊逆火中撕開一頁，未來也許會總結，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個時間，乃是世界史上又一個意義重大的分期線，為了意識到現在我們正在度過的這樣的一個歷史分期時間，也許需要重新回頭梳理一下西方究竟如何控制了東方，以至于我們壓抑了如此之久。

　　不可否認，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倡導的后殖民主義并不能解決第三世界與西方之間可能出現的一切文化政治問題，也不是用于理解雙方關系的唯一理論。但是，后殖民主義對差異的高度關注，對權力近乎痛恨的批駁，使人們在探索這個紛繁雜蕪的世界時，會多一份冷靜與反思。后殖民主義并不訴諸強力的解構，而是借助迂回的建設，以求在東西之間開辟一方催生多種可能的空間。這也許就是東方學帶給我們新的靈感吧。

　　節選自《東方，該如何是好》一文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