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的斗爭是黑色的

　　編按

　　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命運，決定著理解與團結的可能。這就是階級的意味。

　　“培育相同命運人類之間的團結，才能打破壓迫者強加的隔離”——這就是國際主義的價值。

　　盡管“國際主義”在漢語中遭到篡改和玷污，變成一個惟利是圖、背信棄義的代名詞，但卻在巴勒斯坦人的心中越來越醒目了。

　　巴勒斯坦人的斗爭是黑色的

　　文/蘇珊·阿布哈瓦 譯/瑪萬

　　我隨巴勒斯坦文學節前往加沙的意義之一就是：討論巴勒斯坦人斗爭的精髓是黑色的，需要與我們的“天然盟友”建立更牢固的關系，特別是非洲和南美。

　　在一次活動中，一位觀眾質疑向非洲尋求結盟或援助的作用，他說，那里的人們“饑餓、貧窮，自己也需要幫助”。

　　我指出，那些向他灌輸非洲人民這一形象的人，也是這樣把我們的形象傳送給世界各地的。我們也被看作是“無助、饑餓、貧窮”的。某種程度上，我們也不被當人看，而被當作野人，被當作恐怖分子。而我們豐富的一面、我們的堅忍同他們(指非洲、南美人民)的智慧、文化、社會和歷史生活則被忽略了。或者更糟糕，被故意遮蔽了。事實上，我們的社會面對的挑戰是，應該把所有真相都擺在桌面上。

　　艾曼的回答更好，這個靈魂高潔的人正打算在加沙開始一個電影計劃，幫助孩子們應對他們生活中的暴力現實。他只是說：“那又怎么樣！饑餓、貧窮就不能有尊嚴么？”

　　薩米哈是一位有天賦的巴勒斯坦作家，生活在加沙。她指出，像這樣的陳腔濫調的確阻礙了迫切需要結盟的各被壓迫民族的團結。還有拉娜，加沙巴勒斯坦文學節的組織者，不知疲倦、總是微笑著，令人溫暖。她常說，當我們談到加入“世界”的時候，我們常常指的是歐洲和美國，因為有些人讓我們相信這是唯一重要的地方——正是這些國家，他們毀滅了我們的社會并為之喝彩——似乎我們的自由只能來自這些國家。

　　當然這不是事實。理解了這一點，需要我們重新調整巴勒斯坦斗爭的方向，與原住民的斗爭——遭邊緣化的、發不出聲音的人們的斗爭——站在一起。我想，這種斗爭從精神到政治上都是黑色的。因為，數世紀以來，沒有比白人至上主義施加給黑色身軀的野蠻更甚的了。

　　對我來說，黑色是殖民主義和霸權的受害者，包括所有被迫繼承的內部沖突所帶來的自卑情結、阻力、黑色權利和黑色授權的沖擊。

　　天然盟友

　　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弗朗茨·法農描寫了某種源自白人殖民奴役黑人所造成的自卑情結的自戀。他說：“黑人不惜一切代價，想向白人證明他們的豐富思想、他們的(與白人)平等的智慧。”僅此一句，就揭示了巴勒斯坦人與“世界”對話中的盎格魯中心本質。

　　我們在與歐洲、白美洲的對話中，總是在試圖證明我們的人性。一方面我們在乞求接納和團結，另一方面，我們接受了白人的各種各樣的同情(也是白人的負擔)，好像這就是真正的團結，或者像一片面包加一句我們“還做得不夠好”的告誡。

　　這并不是說，白人個體從未給予過真正的團結。像若雪·柯利、湯姆·赫恩德爾、維托里奧·阿里戈尼等等這樣的人們，他們付出的的愛和犧牲是不能否認的。這種超越種族的團結和支持是不可否認的。但同樣不可否認，不同種族的人對待我們是不同的。

　　面對非洲人民，以及曾受奴役的美洲后裔，無需多費口舌。我們從來不必向他們證明我們為自由而斗爭的價值和正義。這就是我所說的“天然同盟”。這些人們從心底里深深深深地懂得，被世界的主流認為是害蟲意味著什么。他們懂得，“大地上的可憐蟲”是什么意思。

　　一些猶太人也許還記得，他們也曾是我們的天然同盟。繼續敲歐洲和白美洲的門，包括以色列人的門，乞求“請幫幫我吧，請看看我吧，我和你是一樣的人”沒有什么用。繼續接受有條件的施舍是沒用的，這把我們曾經驕傲的民族變成了乞丐民族，樂意為了黃油而獻歌獻舞。這是一種恥辱，會削弱我們。更重要的是，不必這樣。

　　任何還抱著為基本的自由、家園、尊嚴而與以色列“談判”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活生生的自卑情結典范。這是我們黑色斗爭的核心。我們的解放斗爭，其精神和政治，本色是黑的。

　　這種消極情結的特征之一就是，一邊憎恨著壓迫者，一邊想要滿足壓迫者的所有要求。法農對這種“對白色的期望”的精準描述是我所不能及的。對于巴勒斯坦問題而言，我還要補充一點，我們的情況還有另外一個特征，可以稱作受害者情節。

　　我還記得第一次聽愛德華·賽義德演講。那是在奧達(Al-Awda)回家權利集會上，我想是第一屆，在2000年。他說：“我們(巴勒斯坦人)應該記住團結在這里和在所有其他地方對我們的表現。”

　　我常常想起這些話，因為我覺得我們對他的話的含義領會得并不夠。我們未能識別向我們展示的團結的源頭。我們沉浸在自己的痛苦和悲傷里(盡管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關注自己的受難而把他人的痛苦排除在外——這非常相似壓迫我們的人（盡管不完全來自同一種自我苦難迷戀）。

　　巴勒斯坦人獲得的黑色支持

　　事實上，大量主動援助都來自那些本身就是殖民統治、剝削、貪婪資本主義和制度性種族歧視的受害者的民族。

　　幾年前，我有幸受邀參加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召開的婦女國際民主聯合會(Federación Democrática Internacional de Mujeres)。與會的婦女來自拉美各地，從墨西哥到智利、阿根廷的各個地方。論壇討論的是她們的社會所面臨的疾病：性別歧視、資本主義、對老年人的歧視、對同性戀的憎惡、種族主義、偷竊土地、剝削、環境破壞、原住民權利、家長統治、階級歧視等等。

　　拉美之外，她們只邀請了兩個代表團。一個是來自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婦女代表團，一個就是北美婦女代表團——大部分團員是非白人婦女，包括我，一個巴勒斯坦人。

　　兩周前，非洲女作家組織在加納召開會議。討論的是非洲的疾病——這片大陸仍在數百年白人統治、剝削、奴役等等之后蹣跚而行。會議仍把巴勒斯坦問題作為重要討論內容。

　　南非的Kwazulu-Natal大學舉辦“作家時代”文學節，唯一邀請的一位非非洲作家是巴勒斯坦人。這是一種與巴勒斯坦人團結在一起的深沉表達，源自一種與生俱來的理解——我們和他們是一樣的。一樣的痛苦，一樣的斗爭。

　　為我們發出最大聲音的是非洲人、非裔美國人，比如德斯蒙德·圖圖、安吉拉·戴維斯、愛麗絲·沃克、辛西婭·麥金尼。如果圖圖把正義斗爭的焦點只集中在他的國家仍在惡化的經濟隔離上，誰也不能指責他。如果戴維斯和沃克花費大量精力與數百年美國奴役帶來的長久而痛苦的后遺癥——巨大的社會不公和經濟不義作斗爭，也沒有人能指責她們。

　　我可以繼續列下去。這些社群和個體向我們伸出援手——他們原本可以不管我們，忙自己的艱難的斗爭。而這樣的例子很少來自我們的阿拉伯兄弟，特別是那些富油國家——他們有能力施以真正影響、帶來重要的改變。

　　我知道，我們也從以色列的壓迫和種族清洗中站出來，不管是對海嘯遇難者、緬甸的羅興亞人，還是孟加拉受剝削的工廠工人，表達了我們的支持。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向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盡管我們一無所有，只有來自班圖斯坦隔離區(ghettos)和難民營的暖心話語。

　　因為，這是人類精神的美好精髓。

　　因為，有一種自由，只是人類自由的子集。因為，培育相同命運人類之間的團結，才能打破壓迫者強加的隔離，比如加沙封鎖。

　　因為，美國和歐盟不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永遠不是我們的朋友。

　　作者蘇珊·阿布哈瓦，《大衛的傷疤》(Mornings in Jenin)作者，“巴勒斯坦游樂場Playgrounds for Palestine”創始人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來源http://electronicintifa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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