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博：國際體制是伊斯蘭的天敵——國際體制與伊斯蘭教（下篇）

國際體制與伊斯蘭教（下篇）

文∕桑博

下篇：國際體制是伊斯蘭的天敵

穆斯林知識階層思想問題檢討

在深入考察了“威斯特伐利亞體制”（Westphalian System）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兩大術語之后，再回頭來看查爾斯·希爾對伊斯蘭教的指控，就能清楚地辨析：所謂新國際體制（或者被稱為民主化的世界秩序），其本質就是17世紀以來金融資本家階級為實現世界控制而設計、逐步推廣建立的秩序體制；它被當作文明政治的神圣律法來審判伊斯蘭教，無非是想借此確立自己既往的和已有的權威，為金融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國家針對伊斯蘭世界正在進行的和未來的行為尋求正當性與合理性而已。

教義理論固然不足、也不能作為為某一宗教人群（國家）辯白的托辭。與21世紀國際體制及其話語系統統治下的世界人類一樣，穆斯林人群同樣充滿了復雜性，以其政治層和文化層尤甚。特別是，澄清穆斯林知識階層對“政教合一”和“民族國家”問題的含混認識，于今首當其沖，刻不容緩。

如前所論，所謂政教合一，在17世紀之前它是真實存在于歐洲的政治實踐；在此后的“文明沖突”戰中，它只是一枚被貼上“伊斯蘭”標簽的煙幕彈，一個符號化的武器。這只煙幕彈一方面借詆毀、丑化伊斯蘭來確立它身后的國際體制的權威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為國際體制在伊斯蘭世界的野蠻行徑提供正當性。更為重要的是，它所散布出來的毒氣，在經年累月地損害著伊斯蘭——遮蔽了并侵蝕著伊斯蘭所固有的文明、人性、自由、民主等精神內涵，塑造了一個落后的、專制的、保守的、極端的、反文明的伊斯蘭形象，嚴重地阻礙、割裂了世界進步人類與穆斯林人民之間的團結。受損害的不只是一個宗教，也不只是一種文明，更是這個宗教旗幟下五分之一的世界人民。這種損害，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穆斯林知識階層中存在的對于“政教合一”和“民族國家”問題的含混認識，在主觀上，乃是由于對這兩個問題的實質不求甚解；在客觀上，配合了國際體制話語系統針對伊斯蘭的這種中傷和損害。“政教合一”傾向的突出表現為熱衷于追求所謂的“教法立國”，即以國家暴力機器來推行和保障宗教法律的政治實踐。深入檢討這種法律至上主義思想傾向，根源乃是一種文化不自信心態在作祟——單純地尋求法律保障、強調制度差異，試圖以此來捍衛伊斯蘭的純潔性和穆斯林的虔誠度。這種文化不自信心態正是來自于資本主義拜物教及其“普世價值”對伊斯蘭教文化傳統的全面沖擊：對財富的瘋狂追逐，對物欲的徹底放縱，對自我（Nafs）的過分張揚，社會的全面去道德化及其后果……面對這些，束手無策的宗教教士們只好將目光轉向法律和制度去尋求保障，并過分地相信法律的力量、強調制度的萬靈，誤導穆斯林青年跟著主流知識界的僵化大腦們去高呼“法治精神”、“體制問題”的口號。

對此，我們首先感到迷惑：崇拜法律至上，迷信制度萬能——這與伊斯蘭的信仰怎么可能兼容并存呢？其次，在實踐策略上它是愚蠢的和反動的，也是缺乏理論依據的。例如沙特和伊朗設立宗教警察機構，要求入境的非穆斯林婦女戴頭巾等，且不說“婦女必須戴頭巾”本就是一條可疑的“Fardo”（安拉命令或宗教義務），單是強制非穆斯林遵行伊斯蘭教法這種行為，本身就已經違背了更大的伊斯蘭教法原則：伊斯蘭教法僅對它的信仰者有效，強迫非信仰者遵行它屬于違法行為。再如埃及追求建立宗教法庭，不僅穆罕默德時代不存在什么獨立專門的宗教法庭，而且埃及人應當記得：宗教法庭乃是一種出現于中世紀延至19世紀的歐洲基督教歷史上的思想審判機構，在它的鼎盛時期，它是一種專門用于針對穆斯林和猶太人進行種族迫害的實施機構（僅1500年至1598年間，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的穆斯林和猶太人最保守估計也超過550萬人）。拋開這些不論，就宗教法庭的實質而言，它代表的是一種真正的Jahiliyyah（蒙昧與黑暗）觀念，是一種最反動的政教合一體制。人的al-Iman（思想信仰）是不受世俗偵緝和審判的，監察權和判斷權惟歸于安拉。從邏輯上來說，偵緝和審判al-Iman，即是對安拉神圣權利的僭越。以故，在為埃及宗教法院歡呼并將之視作“阿拉伯革命以來最大的民主果實”時，教士們應當冷靜。

反對教法至上主義，并非否認教法，更不是宣揚法律無用論。我們說，對于任何一個人類社會，法律都是有用而且必要的，穆斯林社會當然不例外。喪失了一套制度性的行為規范，個人實踐將失去指導，社會亦將混亂失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是：讓法律回到法律自己的位置上去。別把它推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在信仰的疆域里，至高無上的領地惟屬于安拉；在代治的層面上，人的主體性才是首先的。社會管理（包括宗教實踐）便是代治行為之一種。無論如何，宗教的本質首先是教育、宣傳、教化，而非暴力強制。

這樣一個例子值得深思：1983年，蘇丹總統尼邁里推行“沙利亞”（伊斯蘭教法），取締酒類生產和出售以及娛樂活動，并在全國設立宗教法庭，結果遭到占領土三分之一的南部基督教徒地區的強烈抵制，南北之間當年爆發全面戰爭，并由此引發了一場非洲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沖突，導致200萬人喪生、450萬人失去家園，國家遭受重創，并最終于2011年一分兩半。——蘇丹分裂當然與國際體制的秩序規劃有關，但是，是誰造成了人民的分裂、誰又為國際體制提供口實？

關于“民族國家”問題以及相關的“民族主義”問題，本文中篇作了一些最粗淺的檢討。因其深刻性和復雜性，限于篇幅，此處不預備展開討論。由于20世紀中期殖民地獨立運動中“民族主義”實際發揮的正面旗幟作用，由于現實中一些穆斯林民族實際所處的壓迫、壓制或壓抑處境，由于“教法立國”強烈沖動的驅使，等等原因，都使得追求“分治獨立”、追求“單一民族建國”的舊思潮在穆斯林人群中還有一定市場。在此，面對穆斯林知識階層，我們想再次提示這一問題的復雜性：到了21世紀，歷史已經充分地向我們證明了“分治獨立”并非解決之道，并非民族解放的出路和方向（包括已有的印巴分治、包括未來的巴勒斯坦問題解決方案）；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則是兩個需要警惕的極端，去民族化理論屬于后者。對此，費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思路依然有思考價值——不止在對待文明的態度上，而且在政治平等和制度建設上都值得參考；第三，所謂“民族獨立”，只有當它是從殖民奴役和獨裁壓迫下為尋求解放，為獲得個體和群體的自由與權利，才是值得追求的，也才是伊斯蘭原則所支持的。而且，民族的文化獨立和精神獨立應當成為首先的追求。相反，以教唆族際仇恨、分裂人類，以謀求推行宗教法律，或以謀求獨霸獨享安拉的某一方大地和資源為目的的“獨立”，都應當是伊斯蘭所反對的；最后，無論如何，穆斯林應當去到古蘭經中尋找道路和方法，以古蘭經的原則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拿來主義”，對歐洲殖民主義思想體系中的“分治獨立”思路拿來就用。——這是一個因應現實問題時的文化主體意識問題，我們說，“安拉的指導，確是指導。”（古蘭經黃牛章120節）

伊斯蘭精神資源進步價值評估

接受Tawhid（認主獨一）在安拉的引導下也許并非難事，實踐Iman（信仰）卻是一件實實在在的難事。接受Tawhid是在空間中確定自己（與主宰相對）的位置，實踐Iman則需要首先在歷史中確定自己的位置——對于穆斯林知識分子尤其如此。而在歷史中確定位置，首先需要認識自己所處歷史（世界）的實質。

認清今天的歷史，需要首先認清統治當今世界的國際體制。今天的國際體制，就是一個由軍事暴力和金融壟斷所主宰的世界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的規則和它所創造并維護的秩序，其實質是非道德、非文化的，不是任何一種人類文明的延續，更不是上帝的法則。（在此，我們借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所引用的觀點，來說明這一點：康德第一個把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特別是躲在國家背后、并役使它的金融資產階級的興起）視作人類歷史的“大災變”；喬萬尼·阿瑞吉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起點，提出“漫長的19世紀”歷史分期概念；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干脆將21世紀視作人類經過了“短促的20世紀”之后，重又回到了“漫長的19世紀”；安東尼·吉登斯則認為：現代世界的發生，標志著人類文明的大斷裂；布羅代爾直接把歐洲民族國家軍事擴張和資本主義金融壟斷聯手強加給世界的這個國際體制，稱之為“上帝發錯了牌”的后果。）

身處這樣一個世界，面對這樣一個國際體制——特別是今天當它視伊斯蘭為天然敵人，發動一波接一波的兇狠進攻之際，穆斯林別無選擇，只有迎頭上去，給予最堅決的回擊！這就是今天的吉哈德，這就是21世紀實踐伊瑪尼的道路，這就是古蘭經中“來吧，為安拉而戰斗”的召喚！——對于穆斯林知識分子而言，吉哈德的方向，再無其它！也許，穆斯林知識分子尚未認清敵人，但金融資本家階級卻早在拿破侖時代就已識破了伊斯蘭的天敵本質。

在這場沖破野蠻的“漫長的19世紀”、重新接續人類文明源流、復興偉大天理精神的戰斗中，世界各地的抵抗運動從未停息，特別是亞非拉邊緣區域人民的抵抗不絕如潮，穆斯林人民也始終參與其中，并構成其中一條最慘烈的戰線。然而，目前為止，這場戰斗仍處于碎片化、割裂狀態，仍無法應對完成了“五種壟斷”（技術、全球金融市場、自然資源、媒體與通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體制的殘酷鎮壓。世界抵抗運動普遍呈現為：“只反對當前的寡頭政治，但并不懷疑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只抗爭資本主義帶來的惡果，卻不能充分意識到產生這些悲劇的制度性根源。”（薩米爾·阿明）而穆斯林地區的抵抗運動，多表現為“落后的文化主義形式”（以機械理解經典、教條實踐信仰為特征）。至于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埃及的穆爾西和剛剛當選的伊朗的魯哈尼，及其宗教階層的擁躉們——則不屬于抵抗，而是追求加入、支持和壯大這個邪惡的國際體制。

導致世界抵抗運動碎片化、無法實現國際聯合的根本一條：缺乏一個統一的、具有普遍適應性和普遍指導性的理論體系。這是一場缺乏理論指導的戰斗，這是一個缺乏抵抗理論的時代。一場歷史性的、世界性的革命運動，沒有作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是無法贏得勝利的，不可能推翻擁有“五種壟斷”和強大話語系統的國際體制。——而伊斯蘭教，恰恰具備成為這一抵抗意識形態的可能。無論如何，不必首先把它當作一個宗教狂熱分子走火入魔的囈語。

作出如此一個判斷，并非出于伊斯蘭教擁有超過16億（占世界人口23%）信徒的考量，亦非出于一個信仰者的真理自信，而是在對國際體制的核心驅動力——金融資本主義的理論原理、基本特征和現實后果，與伊斯蘭教的信仰精神、教義理論、教法制度、特別是古蘭經的基本原則進行對比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理論判斷。本文嘗試從經濟思想（制度）、政治生活、社會公平、世界秩序原則及精神信念等根本性方面，對伊斯蘭精神資源的進步價值作出最粗淺的評估：

利息：利息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古蘭經嚴厲禁絕利息（Riba）、根除金融詐術。此乃根本的分別、最大的原則。本文中篇“伊斯蘭對民族國家制度的態度”一節已有論及，茲不重復。

資源共有、財富共享思想：分享原則：古蘭經黃牛章第3節提出“敬畏者”的基本標準：“他們相信未見的，堅持禮拜，并分享我所賜予他們的（財富）。”伊姆蘭的家屬章第134節也提出了同樣的標準。這一指示在古蘭經中多處出現，是古蘭經的一個基本思想。資源共有原則：古蘭經黃牛章267節：“有信仰者，你們當分享自己所獲的美物，和我為你們從地下出產的。”——其中包含公有制思想，和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的批判。

分配原則：分配不公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和它帶給這個世界的最大后果。公平是古蘭經的基本思想之一：“你們當公平，公平是最接近敬畏（安拉）的。”（筵席章第8節）在經濟和財產分配（包括戰利品、遺產）方面，古蘭經把公平原則發揮到了極致：“你們不要擇取那種除非閉著眼睛、否則連你們自己也不愿接受的劣質品，用以分舍。”（黃牛章第267節）“分配遺產的時候，如果有親戚、孤兒、貧民在場，你們當以一部分遺產分給他們，并對他們說溫和的話。”（婦女章第8節）“你們應當知道，你們所獲的任何戰利品，其中五分之一屬于安拉、使者、親屬、孤兒、窮人和旅客。”（戰利品章第41節）

賑濟制度：伊斯蘭的天課（Zakat）制度眾所周知。除此之外，伊斯蘭教還根據古蘭經的指示，發展出多種鼓勵慈善施濟、提倡社會賑濟的教法規范，足以因應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困和分配不均問題。此處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天課制度對受惠者并無信仰區分的原則（即允許天課施與非穆斯林的原則）：“賦予他們正信不是你的（必盡）責任，而安拉引導他所意欲的人走上正道。你們所施舍的任何美物，都有益于你們自身。你們只可為追求安拉喜悅而施舍。你們所施舍的任何美物，你們都將受完全的回報，你們不受虧損。”（黃牛章第272節）

民主政治原則：伊斯蘭政治生活的民主原則體現在兩個方面：伊瑪目（領袖）選舉原則和公共事務協商機制。前者已在本文上篇“伊斯蘭與政教合一”一節中以穆罕默德遺訓為例略加論證，茲不詳述。在公共事務決策中的協商（al-Shurra）原則和“協商會議”（Ijtima‘al-Shurra）制度，是伊斯蘭教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一民主原則堅決否定了血統世襲觀念，徹底拋棄了封建等級落后意識。其中也包含了多數人意見（權利）優先原則。

種族主義：種族主義思想植根于資本主義基本理論，并體現在其歷史的和現實的實踐。種族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罪惡禍源，也是現實世界中多數苦難的根源之一。伊斯蘭堅決反對種族主義的立場，體現在古蘭經的人類同宗同源理論和穆罕默德的實踐中。古蘭經理論：“人類原是一個民族”（黃牛章第213節，同樣內容出現在尤努斯章第19節等處）“人類啊，我確是從一男一女創造了你們，我使你們成為許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們彼此識別。”（古蘭經寢室章第13節）穆罕默德的實踐不勝枚舉，黑奴畢倆勒的故事即是著名例證。伊斯蘭教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穆罕默德的《辭朝演說》開篇即宣布：“人們啊，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優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優越，白人不比黑人優越，黑人也不比白人優越——全人類是阿丹（亞當）的后裔，他是用泥土創造的。”——這是一篇發表于一千四百年前的針對種族優越論、民族主義等狹隘意識的批判檄文。

戰爭與和平：戰爭是金融資本主義的血液。投資戰爭借貸、獲取巨額暴利（非一般的生產性、貿易性、消費性借貸）是金融資產階級養肥壯大的秘密，是完成原始積累的根本手段，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能需求。和平是古蘭經的綱領，也是伊斯蘭的名稱：Islam。在古蘭經中，戰爭只能作為消除迫害、抵抗侵略、追求和捍衛和平的手段，絕不能作為斂取財富的手段。古蘭經的戰爭原則：“受戰爭侵犯的人們，由于他們是受迫害的，故他們已被準許自衛和反抗。安拉確是最有能力援助他們的。”（古蘭經朝覲章第39節）古蘭經禁止“過分的戰爭”：“你們當為遵循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但你們不要過分，安拉不喜愛過分的人。”（古蘭經黃牛章第190節）“如果他們停戰，那么，安拉確是至恕的、至慈的。你們當反抗他們，直到迫害終止，宗教是為了安拉，如果他們停戰，那么除作惡者外，你們絕不得侵犯任何人。”（古蘭經黃牛章第192—193節）

人類平等與國際主義：朝覲制度（al-Hajj）與天課制度一樣，同屬伊斯蘭的基本制度之一。朝覲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大聚會、大交流，是體驗人類平等精神，培養友愛、團結與協作意識，激發國際主義精神的重要實踐活動之一。這種人類大同理想的年度大演習，也必然是克服資本主義國際體制切割世界、孤立人類的有效方式。

集體主義：“個人權利至上”、個人主義是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核心思想之一。伊斯蘭提倡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不僅在穆罕默德革命發生重大轉折的歷史軌跡中得到印證，并且在聚禮制度（salat al-Jum‘ah）和提倡聚眾禮拜等制度規范中得到體現。同時，集體主義所包含的利他思想、互助意識、奉獻精神也都是古蘭經所提倡的。集體主義，是一劑療治個人主義所帶來的自私、利己、嫉妒、分裂的良藥。

宗教信仰自由原則：古蘭經黃牛章第256節第一句話簡明扼要、直截了當地宣布了這一原則：“對于宗教，絕無強迫。”誹謗伊斯蘭教（穆罕默德）使用武力傳教，是一個發源于歐洲的陳舊而頑固的、流傳最廣泛也是最無恥的謊言，因為眾所周知：使用野蠻武力傳教的恰恰正是歐洲人自己——否則，整個南美洲不會變成今天的“拉丁美洲”。

徹底的獨一崇拜（Tawhid）思想：不迷信一切世俗事務，惟崇拜獨一主宰的信仰核心，正是迎擊資本主義拜物教、金錢和權力迷信，克服人類固有貪欲的最有力思想武器。Tawhid思想同時否定了安拉之外的一切物質和精神的權威，并建立了每一個人與主宰之間的直接精神通道。

歷史觀與世界觀：伊斯蘭信仰中的后世觀念，不惟是一種完整的創世說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所選擇的進化論和無神論相比，前者更有益于培養人類寬廣、開闊的世界觀念，和長遠、深邃的歷史意識，更有利于促進人類道德進步。

個性發展：重視人的個性發展，這是伊斯蘭精神中最為多數人所忽略的一點。在起點上，古蘭經鄭重宣布：“我確以最美好的形態創造了人類。”（無花果章第4節）這意味著每個孩子最初都是最高貴、最純潔的；接下來，一切由個性自在進行；“你們記憶我，我便記憶你們”（古蘭經黃牛章第152節）將信仰關懷直接與個體聯系起來，并建立在更高的精神層面上。這與資本主義普世價值鼓勵自私、放縱人性貪欲的個人主義截然相反，也與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絕然不同。倒與切·格瓦拉的“新人類”思考有暗合之處。

除了以上方面之外，古蘭經所提倡的一系列個體和群體精神：誠實，守信，公道，平等，正義，行善，節儉，謙和，知恥，克己，奉獻，忍耐，犧牲，……等等（所有這些，在古蘭經中并非偶或一次出現，而是被反復提倡和強調的內容，這才是古蘭經的主題思想。）凡此種種，無一不是直接針對這個由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調教出來的、去道德化的社會的救治良方。

我們確信，今天，是一個古蘭經精神幾乎完全被湮滅的時代，包括在穆斯林社會中——宗教教士們忙于舉著放大鏡在這部給全人類的最后啟示中扒覓毫孔（教法末節）呢！我們說，古蘭經具有成為21世紀人類反抗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下的邪惡國際體制的思想武器的可能，并不是說它已經是。“具備可能”與“是”，兩者之間尚有一個艱巨的理論建設任務需要完成。

面對國際體制話語系統的毀滅性攻擊，穆斯林們不應當沉默忍受或者只是做一些軟弱無力的“辯誣”，而應當對自身的某些流行的（非伊斯蘭的）錯誤思想傾向進行勇敢地反思和徹底地滌除，運用安拉賦予的領悟力，對古蘭經中極個別和次要的教法判例作出智慧的時代性解釋[1]，發掘出古蘭經作為一種思想體系而非法律體系的根本方面，尤其是它所體現的徹底性和純粹性，讓伊斯蘭重新成為一個強大的思想武器、一個溫暖的精神堡壘，成為解決當今世界問題的有效方案，成為引導世界人民抵抗運動的理論旗幟，成為21世紀全人類對抗邪惡國際體制的偉大意識形態。

當世界秩序傾斜了五個世紀之久，在半個世界背負沉重罪惡、多數人類反復流血之際，當一代代不甘屈服的奴隸苦苦尋找道路無望之后，一部嶄新的古蘭經闡釋出現之時，將是“人們成群結隊加入安拉的宗教”之日！——若說這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的狂妄預言，那么，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已經有人作出過這種預言了。

我們堅信：無論還需等待多少時日，但當安拉的援助與勝利降臨，當古老的伊斯蘭重獲新生——試看將來寰球，必是綠旗世界！

2013年6月24日

原載：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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