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不平等作戰的我們已經聽慣了壞消息，突然來個好消息，反而嚇一大跳。美國最高法院曾判定富人和大公司操縱大選并不違憲，誰會冀圖它發布什么好消息呢?不過，日前的一項判決卻賦予了普通美國人用金錢無法衡量的東西——生存權。
乍看之下，美國分子病理學協會與巨數遺傳公司（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以下簡稱“巨數遺傳”——譯注）的訴訟像是純粹的科學之爭：大法官們一致裁定，人類基因不能注冊專利，而在實驗室人工合成的DNA則可申請專利。不過，這項判決的重要性超乎常人想象。這是一場戰爭，一邊是希望將健康私有化、變成與財富同比例增長的財產，另一邊則認為，健康屬于任何一個公正社會和經濟體的大眾權利。更深刻的是，醫療是不平等塑造我們的政治、司法和人口健康狀況的潛在途徑。
這樁訴訟不同于三星與蘋果之爭。在后者的官司中，裁判們(美國法院)裝作持論公允，但似乎總是偏袒本土公司。而基因之爭不僅僅關乎兩家大公司。它是一個切入口，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不平等狀況有多么惡劣、多么頑固，與自私自利的商業行為作斗爭有多么艱難、多么重要。
當然，法院和論辯雙方不是這么描述爭議的。巨數遺傳是一家位于猶他州的公司，它分離出了兩個人類基因，BRCA1和BRCA2。這兩個基因的變異可能誘發女性乳腺癌——早期檢測和預防工作至關重要。該公司業已獲得這兩個基因的專利權。基因“擁有權”可以禁止其他人檢測這兩個基因。似乎關鍵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分離出的自然基因可以用來注冊專利嗎?
不過，專利卻擁有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因為他們抬高了檢測的高昂價格。基因檢測實際上可以非常低廉的價格鋪展開來——一個人花約1000美元便可檢測全部2萬個基因，更不要說只是針對某種疾病的專門檢測，價格會便宜得多。巨數遺傳卻要價約4000美元，只檢查那兩個基因。科學家們提出，巨數遺傳的檢測方法沒什么特別之處——只是檢測那兩個他們聲稱“擁有”的基因，其數據庫因為專利原因，其他人拿不到。
最高法院支持原告(各個大學、研究者、美國公民權利聯盟[ACLU]和公共專利基金會派出的患者代表)的判決生效數小時后，多家實驗室即宣布，他們也將開始提供乳腺癌基因檢測。這從側面證明，巨數遺傳所謂的“創新”實際上是基于現有的基因，而不是發明了某種特別的檢測方法。(巨數遺傳還不甘心，本月，他們已發起兩項新的訴訟，試圖阻止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兩家公司進行乳腺癌基因檢測。其理由是，后兩家公司侵犯了巨數遺傳所擁有的其他專利。)
巨數遺傳竭盡所能阻止竟爭對手自有其苦衷——最高法院判決出來以前，該公司剛剛從一輪30%的跌勢中喘過氣來，現在股價又跌了將近20%。這家公司曾經“擁有”基因，不希望別人偷竊它的財產。巨數遺傳就像大多數公司一樣，更希望利用專利來實現利潤最大化，而不是拯救生命——如果它還有惻隱之心的話，早就應該降低檢測價格，引入同行，推動研發更精確、更廉價的檢測手段。該公司力圖證明，其專利所帶來的壟斷價格和經營活動，乃是其未來科研活動的動力。但是，專利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日趨明顯，它又死抱著壟斷權不放，無怪乎那些假借公益的名頭都經不起推敲。
制藥行業——一如往常——宣稱一旦缺少專利保護，醫藥研究就沒有了動力，那所有人都將遭殃。我為法庭提供了一份專家意見，解釋制藥行業觀點的謬誤之處，并指出此類專利實際上是在阻礙創新。支持原告的其他專家團體(例如AARP)指出，巨數遺傳的專利使得患者無法獲得關于病情的第三方意見或驗證性檢測。最近，巨數遺傳宣稱不會禁止此類檢測——雖然該公司對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兩家公司發起了訴訟。
本案中，巨數遺傳拒絕接受兩名女性的聯邦醫療補助，從而拒絕為兩人做基因檢測——據控方說法，因為嫌聯邦醫療補助的回扣過少。而其他女性在經過巨數遺傳的一輪檢測以后，必須做出痛苦的決定，是否要做手術切除一側或兩側乳房，或者切除卵巢。她們知道的信息極為有限，因為，巨數遺傳的額外乳腺癌基因突變檢測要價高昂(巨數遺傳要價700美元才肯提供按國家規定必須告知患者的信息)，且由于專利封鎖而無法獲得第三方意見。
最高法院傳來的好消息是，在美國境內，人類基因不得作為專利。在某種意義上，法院將原本屬于女性的東西還給了她們。這有兩個重大意義：第一，引入競爭，可以研發出更精確、更廉價的基因檢測手段。我們終于可以利用市場手段驅動創新。第二，貧困女性的生存權更為平等——獲得抗爭乳腺癌的平等權利。
同樣重要的是，這只是全球知識產權全景的一個小小注腳，該領域嚴重從屬于商業利益——尤其是美國。美國試圖利用其知識產權霸權欺壓他國，例如世貿組織和各種雙邊、多邊貿易機制。正在進行的所謂跨太平洋伙伴(TPP)談判也是美國的工具之一。貿易協定理應是外交的重要手段：貿易能夠促進各方面交流。但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的所作所為卻讓其他國家覺得，美國人把商業利益看得比人命更重要。這將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強化“粗俗的美國人”的刻板印象。
經濟力量常常比道德觀念更有影響力，美國因為知識產權而獲得商業利益，國家政策則對世界不平等推波助瀾。大多數國家已經和美國一樣：窮人的生命因公司利潤而犧牲。但就算政府愿意出錢為民眾提供巨數遺傳的基因檢測服務，那也會付出代價：政府為了某項醫療服務而支付高昂的壟斷價格，這些錢本可以用來推廣其他醫療服務。
巨數遺傳體現了拙著《不平等的代價》所指出的三個方面。首先，我提出，社會不平等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后果，還受到政治、司法等因素的影響。我們的知識產權機制無疑推動了最惡劣的不平等。生命權不應該從屬于不均等的支付能力。
第二，我國經濟體制中某些萬惡的不平等狀況是“尋租”的惡果：通過操縱社會或政治環境而攫取利潤、創造不平等——瓜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最惡劣的是，少數人通過犧牲底層人民積累財富。巨數遺傳的高額檢測費用既沒有擴大經濟活動規模或提高經濟活力，又降低了貧困人口的福利狀況。
有醫療保險的人為巨數遺傳創造了利潤——醫保可抵消部分檢測費用，而數以百萬計的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一旦上鉤，就必須支付巨數遺傳開出的壟斷價格以及后續服務。由于價格超過了可承受能力，這些人可能會有過早死亡的危險。
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論者宣稱，這是我們享受創新所帶來的必要代價，長遠看來，知識產權可以拯救更多人。兩難境地：一邊是人數較少的貧窮女性，另一邊是未來人數更多的女性群體。但這種說法有許多漏洞。本案中，這尤其荒唐，因為，這兩個基因早晚會被“人類基因組計劃”分離出來。但荒唐之處不止于此。基因研究者甚至提出，專利實際上阻礙了研發新的基因檢測技術，干擾了科學研究進程。所有的知識都以現有知識為基礎，壟斷現有知識也就是阻礙創新。巨數遺傳自己的發現——就像其他科學活動一樣——使用了其他人研發的技術和理念。如果不依靠原有知識，巨數遺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技術。
第三，正如拙著的書名所強調的，不平等不僅要在道德上予以譴責，它還有物質上的代價。監管知識產權的司法體系設計糟糕，很容易帶來尋租——我國便是如此，雖然最高法院最近的幾次判決有所改善。結果是，創新少了，不平等多了。
上月去世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歷史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W. Fogel)曾提出一個洞見：健康和技術的雙重進步是自19世紀以來經濟爆炸新增長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說，滋生壟斷尋租的知識產權體制阻礙了人類的健康發展和經濟發展，在更為普遍的意義上創造了不平等。
不妨另辟蹊徑。知識產權的捍衛者們過度強調推動創新的作用。大多數的重要創新——計算機、晶體管、鐳射激光的基本理念，以及DNA的發現——都不是因為金錢的誘惑而誕生。這些都是對知識的渴求的產物。當然，科學離不開物質支持。但專利制度僅僅是提供科研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還不是最佳的方式。政府資助、基金會、獎勵(對于發現者予以獎勵，并通過市場機制獲取收益，普及知識)都是可行的方案，且不會像專利制度這樣造成不平等。
巨數遺傳的DNA專利是最惡劣的醫療不平等現象之一，反過來看，也是最惡劣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之一。最高法院的本次判決堅守了我們所珍視的權利與價值，令人欣慰。但這只是社會與經濟平等的漫長斗爭中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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