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到4月初，法國工人和學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企圖讓資產階級“自由”、“靈活”、并更殘酷剝削和處置勞動者的“首次雇傭合同法”的偉大斗爭，并獲得了斗爭勝利。2006年4月20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評論這場斗爭的、林達的題為《法國勞工改革的啟示》的文章（以下簡稱林文）。《南方周末》不時會刊登一些關于西方社會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共同點，凡內容是論及西方社會性質或不同階級利益關系，文章多半盛贊由資產階級和為其服務的國家機關、人士等組成的西方主流社會。對于處于西方社會下層的勞動大眾的、對來自上層的剝削、壓迫的反抗，則常用一些譏諷、指責的言詞。也就是說，這些文章多是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及御用機構（如西方的政府等）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辯護詞，并組成西方剝削階級的贊美唱詩班。這是《南方周末》熱衷于鼓吹西方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必然結果。要為剝削、壓迫勞動大眾的西方資本及御用機構等涂脂抹粉，講述的假象也就多多，謊言自然難免。《南方周末》上這類文章多半就是這特點，未看文章就能大致知道。林文是這特點的典型代表。
對于法國勞動大眾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壓迫、剝削而進行的斗爭，林文是反對的。例如，對勞動大眾的斗爭形式之一──罷工，林文極力闡述罷工的不合理、不合法。林文寫道：法國全國總罷工“結果，不僅是一個癱瘓的巴黎，還是一個癱瘓的法國。……這次法國的罷工，不是在抗議某個資方，而是在抗議政府……看上去傷害的是政府，可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只是管理員，國家不是總統總理的私產，最終傷害的是民眾自己。”林文實際上說，法國勞動大眾看不清國家、政府的性質，反對民主國家中“中立的”、“超階級的”管理員──政府，反對錯了。可是，不是勞動大眾看不清，是林達企圖使人民看不清。（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們也常常做起飽有學識的樣子要為我們老百姓指點迷津，其實他們全是要讓我們看不清問題。）。
林文稱西方國家為“民主國家”，政府似乎是中立的“管理員”。林文這是掩蓋國家和國家機關的實質，是企圖以假相代替真相。原始社會沒有階級，就沒有國家，也不需要國家來為全社會服務。當社會出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出現階級沖突時，國家產生了。因此，國家不是因為服務全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而是滿足經濟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需要而產生的。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依靠國家機器，獲得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工具，因而也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經濟上統治階級不掌握國家機器，不能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則他經濟上統治地位將喪失。所以國家是統治階級掌握，并用來進行統治的政治工具、組織。國家政策，也不是民主決定，而是由統治階級決定。它肯定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它決不會在不同階級間不偏不倚。
例如，法國政府按照資產階級旨意，出臺了讓資產階級更“自由”、“靈活”、兇狠地剝削和處置勞動者的“首次雇傭合同法”。按照這一合同法，對26歲以下青年職工，公司與其簽首次雇傭合同時，試用期長達兩年（我國試用期不超過半年），并且試用期內，資方解雇勞動者可以不需任何理由（我國在試用期內解雇勞動者，也需要說出符合法律規定的理由）。由于試用期工資低得多，試用期又長，資本家可讓青年勞動者在很低工資下干近兩年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將其一腳踢走。然后又招青年職工，故伎重演。資產階級企圖用損害青年職工利益來降低成本，獲取更多利潤。這里政府沒有不偏不倚，只有明顯為資產階級利益效勞。勞動大眾和青年學生通過罷工、游行示威等形式奮起反抗企圖加強的剝削壓迫。西方媒體也說，民調表明68％的法國人反對“首次雇傭合同法”。但法國政府等國家機關仍要違反絕大多數人的意愿，堅持該法（最后法國實際上取消該法，不是政府尊重勞動大眾的意愿，而是勞動大眾奮起斗爭，迫使政府取消）。這就是林文所說的“民主國家”，它實際就是資產階級專制，它為了讓資本攫取更多利益而堅持無視多數人的利益和意愿。林文還說這是“民主國家”，看來，林達心中的“民主”就是按資本意志行事，不必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愿和利益。林達的“民主”就是廣大勞動民眾應該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所以，林文所說的“民主國家”，不過是掩飾占人口極少數的壟斷資本決定一切這一實質的、騙人的遮羞布。而尊重和服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等勞動大眾意志、按他們意志行事、維護他們利益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林文不揭露“首次雇傭合同法”讓資本攫取更多利潤、而嚴重損害法國勞動者利益的實質，卻要把它美化為“針對勞力市場的必要的靈活化措施（對資本自由隨意解雇勞動者贊嘆──筆者注），主要是試圖幫助解決那些生活在困難社區、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輕人，以降低那里高達40％的失業率。”林文要從這惡法中解讀出對勞動者的好。他實際上是說，只要執行這一惡法，工人愿意接受長時間的低工資，并愿意接受無保障工作、賦予資本自由隨意解雇權力的情況下，資本家就會多招工，失業就會下降，工人也就獲得了“優惠”。他實質是要求勞動者遭受到資本家更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時，要體會到這是資本家及其走狗們對自己的“好”，不要反抗。他要勞動者心安情愿的為資本家當牛作馬。資產階級計劃本質就是如此，美其名曰“減少失業”的措施而其實要完全奴役勞動大眾的計劃的本質就是如此。林達要為這計劃穿上能掩蓋其罪惡本質的、能讓勞動者接受的美麗的外衣。
法國勞動大眾和青年學生的斗爭是反對資本貪得無厭的斗爭，完全是正義的、應該的，是值得熱情謳歌的。可是林達在給“首次雇傭合同法”穿上美麗的外衣后，對這場法國人民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偉大的正義斗爭，卻是給予譏諷、指責。對于參加斗爭的法國大學生，他說“在巴黎供讀心理學的18歲的女大學生巴巴拉表示：‘我們的抗議活動是……和無法無章（原文如此，可能應為“天”──筆者注）、壓迫我們的資本主義作對。我認為，我們示威游行抗議的是這一點，而不是只為抗議政府。’這真是一個奇特的景象，看上去他們在為需要工作的人高調代言（法國大學生的抗議并不是為他人代言。“首次雇傭合同法”不僅損害非大學生年輕職工利益，它還將損害26歲以下的大學畢業生的利益──筆者注），而事實上興許只是幫著倒忙……這次風潮中……學生的年輕熱情，激情有余，而成熟的聲音卻遠遠還不成氣候。”說實話，在愛因斯坦所說：“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控制著消息的主要來源（報刊、電臺、教育）。因此，個別平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也是極不可能的。”（當然，此話針對美國而講，在法國，由于共產黨影響要比美國大，情況比美國稍好些）的情況下，只有18歲的女學生，未被包圍在周圍的、壟斷資本豢養的奸巧辯護士的欺騙宣傳所欺騙，不僅熱情投身偉大的斗爭，而且正確認識資本主義性質和斗爭主要目標，非常了不起。可是，在林達看來，這些學生熱情參加這場反對資本貪得無厭的正義斗爭，是“幫著倒忙”，是“激情有余”，“成熟”不足。看來林達認為，接受“首次雇傭合同法”，任由資本殘酷剝削，才是“成熟”的表現。
對于參加這場斗爭的法國勞動者，林文寫道：“法國有關26歲以下年輕雇員的一條很平常的法律，引發全國大罷工”。林文不揭露“首次雇傭合同法”對青年勞動者的殘酷的實質，卻先把它描述為平常、正常的法律，再指責勞動者不應該為一很平常、很正常的法律大罷工。林文還寫道，“法國總理德維爾潘……利用新法，先給年輕人一點優惠試試。可是，對于法國人來說，這竟然是一個無法轉彎明白的邏輯，就是字面上的解雇權其實意味著就業的優先權。”我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內汪精衛等眾多投降派，都把他們對日本投降賣國解釋為救國，他們稱之為“曲線救國”。林達則有一個他稱為的“繞行的邏輯”。按這邏輯，對勞動者的壞，被說成對勞動者的好；為了資本的利益，被說成是為了勞動的利益。例如，更殘酷壓榨年輕職工的“新法”，被說成是“先給年輕人一點優惠”；“新法”給予資本隨意的解雇年輕工人的權力，被說成年輕人“就業的優先權”。林先生據此指責：給你們“優惠”，給你們“就業的優先權”，你們卻“無法轉彎明白”，反而要罷工、示威，不應該。林達企圖掩蓋資本強化對勞動者剝削壓迫的實質，還想愚弄勞動者，“證明”改善勞動者狀況的關鍵不在于對資本壓迫剝削的頑強斗爭，而在放棄階級斗爭情況下逆來順受，任由資本蹂躪。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老百姓……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辯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勞動大眾認準事情本質，確定了捍衛自已正當利益的斗爭方向并為此進行了偉大斗爭，他們的認識和斗爭，并不是依附于資本的“精英”的嗡嗡叫所能誤導和阻攔的。
為說明“首次雇傭合同法”的好，林達除用“繞行的邏輯”來“開導”外，作為旅美華人的林達，在這篇講法國的文章中，還多處用美國作示范。他寫道，“在這次引發法國風潮的勞工雇傭問題上，美國的大多數勞工都是‘任意勞工’，即雇傭和解雇是雇主可以說了算的。在美國人看來，這未必就是很不公平，因為美國人常常說‘解雇’雇主”。按林文說法，“引發法國風潮的勞工”被解雇問題，似乎美國勞動者比較愿意接受，至少不反對。林達想襯托出法國勞動者不愿意接受同樣的被解雇，而罷工、示威的不該。林達要法國、中國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勞動者象他所說的美國勞動者那樣，比較愿意接受被解雇（林文的題目就申明文章在于“啟示”，文章開始就宣稱：“這一事件蘊含許多有意思的內容，這些問題遠遠不止是局限在法國的范圍之內”）。林達企圖用勞資雙方都可“解雇”來說明雙方是平等的，“解雇”是輕松、浪漫的，來誘使勞動者任由老板解雇。林達以輕松浪漫掩蓋沉重的話題，來掩蓋資產階級的霸道。“解雇是雇主可以說了算”是資本的霸道；所謂工人“解雇”雇主──辭職，工人大多數情況下也是被迫無奈的，是由于資本剝削壓迫太嚴重（工資大低、勞動條件太差、工作時間太長等等），工人不能忍受。在我國，因為老板剝削壓迫太兇而被迫辭職不干也很多，這決不是輕松浪漫的。因此，工人辭職很多情況下也表現的是資本的霸權和工人的被迫無奈。工人被解雇就失業，辭職者很多情況下也是失業。失業對工人來講是異常艱難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給予作為無產者的工人走的只有兩條路，或者出賣自己勞動力或者挨餓；其他出路是沒有的。可能有人說，失業了有失業救濟之類的社會保障來保證生活。但據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福利開支之前的1981年12月，美國的失業者中只有37％領到失業津貼。另外，失業救濟金數額很低，絕大多數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貧困線以下生活。其后20多年的、向勞動大眾生活水平進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多次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使社會保障水平更低了。
“據美國國會饑餓中心估計，1994年美國仍有3000萬人食品不足，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饑餓狀態……1995年4月7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說……加利福尼亞州的饑餓問題日益嚴重，如今約有500萬加利福尼亞居民平時吃不飽肚子，占加利福尼亞人口的1／6，比7年前增加了將近50％”（萬光《美國的社會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而失業工人及家屬，大多只能加入這3000余萬“食品不足”而挨餓的隊伍，他們只能淪為這支挨餓隊伍的主力。
2003年11月3日的英國《衛報》，刊載的題為《美國領免費食品的人排長隊》的報道寫道，“免費食品到9點鐘才分發，但是，隊伍在幾個小時前就開始排起來了……貧窮和饑餓引起交通堵塞……新加入這一隊伍的人幾個月以前還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現在丟了工作，或者沒有了退休金，不得不到這里排隊領免費食品。長期存在并且日益嚴重的貧困正在從內部折磨著美國，小布什當政以來失去工作的300萬美國人，還沒有在經濟復蘇中找到工作，他們原以為有一張社會保障網能保護他們，但現在卻發現這張網早就張不開了……大約有3100萬美國人被認為‘食物沒有保障’（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由于失業后生活艱難，在媒體中，不時可看見在美國，少量的工作崗位很多人去爭搶，以及工人反對裁員、反對失業的罷工和示威游行的報道。這都表明工人不愿被解雇，即不愿失業。據美國的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倫納的調查發現，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監獄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謀殺的人增加5.7％；自殺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婦女增加1％；死于心臟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實表明，失業給失業者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也給在業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這個巨大的精神壓力是什么，是怕解雇、失業降臨自己頭上。《世界知識》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題為《西方國家的失業問題》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承認，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在上述美英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勞動者被解雇而失業后的異常艱難，以及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的、使我們旁人心情都異常沉重的狀況（在林文中，我們看不到絲毫的這種狀況的表述，林文想掩蓋這種狀況）。請問林先生，美國勞動者會認為造成他們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的被解雇是比較公平的？他們是比較愿意接受被解雇？林文以上所講的一切，充分表明林達為了替資產階級殘酷壓榨勞動者而攫取更大利潤進行辯護，不惜掩蓋真相和說謊，他要把對勞動者異常殘酷的事，說成象逛公園一樣的輕松浪漫。
對于法國勞動大眾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壓迫、剝削而進行的斗爭，林文是反對的。例如，對勞動大眾的斗爭形式之一──罷工，林文極力闡述罷工的不合理、不合法。林文寫道：法國全國總罷工“結果，不僅是一個癱瘓的巴黎，還是一個癱瘓的法國。……這次法國的罷工，不是在抗議某個資方，而是在抗議政府……看上去傷害的是政府，可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只是管理員，國家不是總統總理的私產，最終傷害的是民眾自己。”林文實際上說，法國勞動大眾看不清國家、政府的性質，反對民主國家中“中立的”、“超階級的”管理員──政府，反對錯了。可是，不是勞動大眾看不清，是林達企圖使人民看不清。（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們也常常做起飽有學識的樣子要為我們老百姓指點迷津，其實他們全是要讓我們看不清問題。）。
林文稱西方國家為“民主國家”，政府似乎是中立的“管理員”。林文這是掩蓋國家和國家機關的實質，是企圖以假相代替真相。原始社會沒有階級，就沒有國家，也不需要國家來為全社會服務。當社會出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出現階級沖突時，國家產生了。因此，國家不是因為服務全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而是滿足經濟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需要而產生的。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依靠國家機器，獲得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工具，因而也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經濟上統治階級不掌握國家機器，不能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則他經濟上統治地位將喪失。所以國家是統治階級掌握，并用來進行統治的政治工具、組織。國家政策，也不是民主決定，而是由統治階級決定。它肯定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它決不會在不同階級間不偏不倚。
例如，法國政府按照資產階級旨意，出臺了讓資產階級更“自由”、“靈活”、兇狠地剝削和處置勞動者的“首次雇傭合同法”。按照這一合同法，對26歲以下青年職工，公司與其簽首次雇傭合同時，試用期長達兩年（我國試用期不超過半年），并且試用期內，資方解雇勞動者可以不需任何理由（我國在試用期內解雇勞動者，也需要說出符合法律規定的理由）。由于試用期工資低得多，試用期又長，資本家可讓青年勞動者在很低工資下干近兩年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將其一腳踢走。然后又招青年職工，故伎重演。資產階級企圖用損害青年職工利益來降低成本，獲取更多利潤。這里政府沒有不偏不倚，只有明顯為資產階級利益效勞。勞動大眾和青年學生通過罷工、游行示威等形式奮起反抗企圖加強的剝削壓迫。西方媒體也說，民調表明68％的法國人反對“首次雇傭合同法”。但法國政府等國家機關仍要違反絕大多數人的意愿，堅持該法（最后法國實際上取消該法，不是政府尊重勞動大眾的意愿，而是勞動大眾奮起斗爭，迫使政府取消）。這就是林文所說的“民主國家”，它實際就是資產階級專制，它為了讓資本攫取更多利益而堅持無視多數人的利益和意愿。林文還說這是“民主國家”，看來，林達心中的“民主”就是按資本意志行事，不必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愿和利益。林達的“民主”就是廣大勞動民眾應該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所以，林文所說的“民主國家”，不過是掩飾占人口極少數的壟斷資本決定一切這一實質的、騙人的遮羞布。而尊重和服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等勞動大眾意志、按他們意志行事、維護他們利益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林文不揭露“首次雇傭合同法”讓資本攫取更多利潤、而嚴重損害法國勞動者利益的實質，卻要把它美化為“針對勞力市場的必要的靈活化措施（對資本自由隨意解雇勞動者贊嘆──筆者注），主要是試圖幫助解決那些生活在困難社區、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輕人，以降低那里高達40％的失業率。”林文要從這惡法中解讀出對勞動者的好。他實際上是說，只要執行這一惡法，工人愿意接受長時間的低工資，并愿意接受無保障工作、賦予資本自由隨意解雇權力的情況下，資本家就會多招工，失業就會下降，工人也就獲得了“優惠”。他實質是要求勞動者遭受到資本家更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時，要體會到這是資本家及其走狗們對自己的“好”，不要反抗。他要勞動者心安情愿的為資本家當牛作馬。資產階級計劃本質就是如此，美其名曰“減少失業”的措施而其實要完全奴役勞動大眾的計劃的本質就是如此。林達要為這計劃穿上能掩蓋其罪惡本質的、能讓勞動者接受的美麗的外衣。
法國勞動大眾和青年學生的斗爭是反對資本貪得無厭的斗爭，完全是正義的、應該的，是值得熱情謳歌的。可是林達在給“首次雇傭合同法”穿上美麗的外衣后，對這場法國人民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偉大的正義斗爭，卻是給予譏諷、指責。對于參加斗爭的法國大學生，他說“在巴黎供讀心理學的18歲的女大學生巴巴拉表示：‘我們的抗議活動是……和無法無章（原文如此，可能應為“天”──筆者注）、壓迫我們的資本主義作對。我認為，我們示威游行抗議的是這一點，而不是只為抗議政府。’這真是一個奇特的景象，看上去他們在為需要工作的人高調代言（法國大學生的抗議并不是為他人代言。“首次雇傭合同法”不僅損害非大學生年輕職工利益，它還將損害26歲以下的大學畢業生的利益──筆者注），而事實上興許只是幫著倒忙……這次風潮中……學生的年輕熱情，激情有余，而成熟的聲音卻遠遠還不成氣候。”說實話，在愛因斯坦所說：“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控制著消息的主要來源（報刊、電臺、教育）。因此，個別平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也是極不可能的。”（當然，此話針對美國而講，在法國，由于共產黨影響要比美國大，情況比美國稍好些）的情況下，只有18歲的女學生，未被包圍在周圍的、壟斷資本豢養的奸巧辯護士的欺騙宣傳所欺騙，不僅熱情投身偉大的斗爭，而且正確認識資本主義性質和斗爭主要目標，非常了不起。可是，在林達看來，這些學生熱情參加這場反對資本貪得無厭的正義斗爭，是“幫著倒忙”，是“激情有余”，“成熟”不足。看來林達認為，接受“首次雇傭合同法”，任由資本殘酷剝削，才是“成熟”的表現。
對于參加這場斗爭的法國勞動者，林文寫道：“法國有關26歲以下年輕雇員的一條很平常的法律，引發全國大罷工”。林文不揭露“首次雇傭合同法”對青年勞動者的殘酷的實質，卻先把它描述為平常、正常的法律，再指責勞動者不應該為一很平常、很正常的法律大罷工。林文還寫道，“法國總理德維爾潘……利用新法，先給年輕人一點優惠試試。可是，對于法國人來說，這竟然是一個無法轉彎明白的邏輯，就是字面上的解雇權其實意味著就業的優先權。”我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內汪精衛等眾多投降派，都把他們對日本投降賣國解釋為救國，他們稱之為“曲線救國”。林達則有一個他稱為的“繞行的邏輯”。按這邏輯，對勞動者的壞，被說成對勞動者的好；為了資本的利益，被說成是為了勞動的利益。例如，更殘酷壓榨年輕職工的“新法”，被說成是“先給年輕人一點優惠”；“新法”給予資本隨意的解雇年輕工人的權力，被說成年輕人“就業的優先權”。林先生據此指責：給你們“優惠”，給你們“就業的優先權”，你們卻“無法轉彎明白”，反而要罷工、示威，不應該。林達企圖掩蓋資本強化對勞動者剝削壓迫的實質，還想愚弄勞動者，“證明”改善勞動者狀況的關鍵不在于對資本壓迫剝削的頑強斗爭，而在放棄階級斗爭情況下逆來順受，任由資本蹂躪。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老百姓……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辯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勞動大眾認準事情本質，確定了捍衛自已正當利益的斗爭方向并為此進行了偉大斗爭，他們的認識和斗爭，并不是依附于資本的“精英”的嗡嗡叫所能誤導和阻攔的。
為說明“首次雇傭合同法”的好，林達除用“繞行的邏輯”來“開導”外，作為旅美華人的林達，在這篇講法國的文章中，還多處用美國作示范。他寫道，“在這次引發法國風潮的勞工雇傭問題上，美國的大多數勞工都是‘任意勞工’，即雇傭和解雇是雇主可以說了算的。在美國人看來，這未必就是很不公平，因為美國人常常說‘解雇’雇主”。按林文說法，“引發法國風潮的勞工”被解雇問題，似乎美國勞動者比較愿意接受，至少不反對。林達想襯托出法國勞動者不愿意接受同樣的被解雇，而罷工、示威的不該。林達要法國、中國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勞動者象他所說的美國勞動者那樣，比較愿意接受被解雇（林文的題目就申明文章在于“啟示”，文章開始就宣稱：“這一事件蘊含許多有意思的內容，這些問題遠遠不止是局限在法國的范圍之內”）。林達企圖用勞資雙方都可“解雇”來說明雙方是平等的，“解雇”是輕松、浪漫的，來誘使勞動者任由老板解雇。林達以輕松浪漫掩蓋沉重的話題，來掩蓋資產階級的霸道。“解雇是雇主可以說了算”是資本的霸道；所謂工人“解雇”雇主──辭職，工人大多數情況下也是被迫無奈的，是由于資本剝削壓迫太嚴重（工資大低、勞動條件太差、工作時間太長等等），工人不能忍受。在我國，因為老板剝削壓迫太兇而被迫辭職不干也很多，這決不是輕松浪漫的。因此，工人辭職很多情況下也表現的是資本的霸權和工人的被迫無奈。工人被解雇就失業，辭職者很多情況下也是失業。失業對工人來講是異常艱難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給予作為無產者的工人走的只有兩條路，或者出賣自己勞動力或者挨餓；其他出路是沒有的。可能有人說，失業了有失業救濟之類的社會保障來保證生活。但據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福利開支之前的1981年12月，美國的失業者中只有37％領到失業津貼。另外，失業救濟金數額很低，絕大多數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貧困線以下生活。其后20多年的、向勞動大眾生活水平進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多次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使社會保障水平更低了。
“據美國國會饑餓中心估計，1994年美國仍有3000萬人食品不足，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饑餓狀態……1995年4月7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說……加利福尼亞州的饑餓問題日益嚴重，如今約有500萬加利福尼亞居民平時吃不飽肚子，占加利福尼亞人口的1／6，比7年前增加了將近50％”（萬光《美國的社會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而失業工人及家屬，大多只能加入這3000余萬“食品不足”而挨餓的隊伍，他們只能淪為這支挨餓隊伍的主力。
2003年11月3日的英國《衛報》，刊載的題為《美國領免費食品的人排長隊》的報道寫道，“免費食品到9點鐘才分發，但是，隊伍在幾個小時前就開始排起來了……貧窮和饑餓引起交通堵塞……新加入這一隊伍的人幾個月以前還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現在丟了工作，或者沒有了退休金，不得不到這里排隊領免費食品。長期存在并且日益嚴重的貧困正在從內部折磨著美國，小布什當政以來失去工作的300萬美國人，還沒有在經濟復蘇中找到工作，他們原以為有一張社會保障網能保護他們，但現在卻發現這張網早就張不開了……大約有3100萬美國人被認為‘食物沒有保障’（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由于失業后生活艱難，在媒體中，不時可看見在美國，少量的工作崗位很多人去爭搶，以及工人反對裁員、反對失業的罷工和示威游行的報道。這都表明工人不愿被解雇，即不愿失業。據美國的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倫納的調查發現，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監獄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謀殺的人增加5.7％；自殺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婦女增加1％；死于心臟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實表明，失業給失業者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也給在業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這個巨大的精神壓力是什么，是怕解雇、失業降臨自己頭上。《世界知識》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題為《西方國家的失業問題》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承認，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在上述美英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勞動者被解雇而失業后的異常艱難，以及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的、使我們旁人心情都異常沉重的狀況（在林文中，我們看不到絲毫的這種狀況的表述，林文想掩蓋這種狀況）。請問林先生，美國勞動者會認為造成他們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的被解雇是比較公平的？他們是比較愿意接受被解雇？林文以上所講的一切，充分表明林達為了替資產階級殘酷壓榨勞動者而攫取更大利潤進行辯護，不惜掩蓋真相和說謊，他要把對勞動者異常殘酷的事，說成象逛公園一樣的輕松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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