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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之夏，人民抗議浪潮的爆發，都有著共同之處：導火線是當權者鎮壓人民的殘酷手段，而讓抗爭火焰狂燒的火藥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社會不公。因此，無論是阿拉伯之春還是土耳其之夏，人民反抗最終目的，就是要消除繁衍社會不公的制度。

　　一個“土耳其之夏”的幽靈正在亞歐大陸之間徘徊……

　　2010年12月在突尼斯爆發的人民起義，點燃了2011年席卷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抗爭火焰。阿拉伯之春兩年后，抗爭高潮看似過去了，但是阿拉伯國家各地仍然有著不少的抗爭。埃及人民的抗爭并沒有因為推翻穆巴拉克暴政后而停歇下來，突尼斯也是如此。利比亞在奪走3萬條人命的內戰后仍然處于派系斗爭的政治動蕩中，敘利亞國際列強干預下泥足深陷在戰火蹂躪中，巴林人民仍然在統治霸權打壓下頑強抗爭……就在阿拉伯之春火焰仍未平息之際，夾在亞歐兩個大陸之間的土耳其也迎來了夏天人民起義的浪潮。

　　在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堡，一場原本只是為了保護戈茲公園里的樹木免受砍伐的靜坐抗議，因警方的暴力鎮壓，而引爆了席卷全國的反政府浪潮。土耳其過半的省份都出現群眾抗議，自2013年5月28日開始，警方逮捕了超過1000人(大多數人都已釋放)，警方鎮壓導致伊斯坦堡有上千人受傷，首都安卡拉的受傷人數不下700人。伊斯坦布的塔克西姆廣場成了這場抗爭的聚焦點，安卡拉的街頭也群情澎湃。

　　從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之夏，人民抗議浪潮的爆發，都有著共同之處：導火線是當權者鎮壓人民的殘酷手段，而讓抗爭火焰狂燒的火藥是社會不公。造成社會不公的原因，就是通過剝削壓榨窮人去讓富人愈來愈富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因此，無論是阿拉伯之春還是土耳其之夏，人民反抗暴政爭取民主的最終目的，離不開要消除繁衍社會不公的制度。

　　位于亞歐大陸交界處的伊斯坦堡，是游客爭相前往觀光的歷史名城，過去十多年來購物商場在這里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是土耳其在伊斯蘭保守派正義與發展黨(AKP)管治下經濟快速增長的“見證”。過去十年來土耳其的“繁榮”，跟深陷在經濟衰退泥沼里頭的南歐比起來，顯得非常 “光鮮耀眼”。但是在這些城市繁華面貌的背后，卻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涌入城市謀生的貧民在糟糕的居住條件下過著艱苦生活。財富不斷向上集中所造成的社會不公，也加深了因民主、人權、宗教等課題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土耳其于2011年的經濟成長創下8.5%的高紀錄，到了2012年放緩到 2.2%，但是過去10年來該國都持續處于“穩定的”經濟增長狀態。不過，經濟成長不表示窮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社會不公也更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經濟增長下 “煙消云散”，反而會變本加厲。土耳其7500萬人口中最富裕的20%人，將該國逾半的國民收入裝進了自己膨脹的錢袋，而最貧窮的20%人只獲得6%的收入。土耳其政府的三分二收入來自累退稅，如高達18%的銷售稅或增值稅(KDV);政府不愿增加向富人征收的所得稅和公司稅。銷售稅的稅率非常“奇怪”，普羅人民購買衣物和食品要繳付8%的稅率，但富人購買寶石的稅率卻是零。土耳其政府不斷限制工會的權利，讓工人權益無法得到保障，也是在為社會不公加油加醬。土耳其的失業率一直維持在8-9%，算是相當高，且普羅人民的債務也不

　　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于2002年開始上臺執政，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主要來自小亞細亞內陸較為貧窮及思想保守的民眾。盡管正義與發展黨靠著來自底層人民的支持而中選執政，但是自其上臺以來，卻扶持了暴發戶階級的成長，“催生”了不少跟政權關系密切的朋黨企業家和富豪。正義與發展黨于2011年大選中贏得49.83%選票，拿下550個國會議席中的327席，而穩當執政黨。土耳其國內最貧窮的人民大多是受到保守的宗教思想影響，要他們反抗以伊斯蘭宗教思想掛帥的政權似乎很難，但是最近爆發的群眾抗爭浪潮，卻可能改變這種情形。

　　盡管總理艾爾多安仍然被視為土耳其“最受歡迎的”政治領袖，但是過去一個星期來所發生的群眾抗爭，將沖擊著艾爾多安的“威望”。艾爾多安原以為他可以依賴本身的高支持率去執意推行官商勾結的發展計劃，事實上卻低估了普羅人民潛藏已久的不滿與憤怒。

　　戈茲公園所引爆的抗爭，是艾爾多安政權上臺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反抗浪潮。這場抗爭運動的參與者來自不同背景，左翼政治力量也積極參與其中。伊斯坦布爾的塔克西姆廣場及全國各地的街頭，都在涌現著愈來愈多反抗霸權的英勇斗士。這是土耳其人民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抗爭之轉捩點，也是爭取社會正義的新起點。貧富懸殊的社會不公問題，并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得到解決的，埃及、突尼斯等國阿拉伯之春抗爭浪潮已經反映出這個事實。無論是阿拉伯之春還是土耳其之夏，走上街頭、占領廣場展開抗爭的人民，不僅僅是在為民主政治探索新的出路，也是在尋找替代資本主義經濟建制的新選擇。爭取民主的抗爭，必須也是終結繁衍“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之不公體制的抗爭。要打開這條人民解放的新出路，只有靠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普羅人民革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