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幾年相比，美國政治理論家吉恩•夏普已經老了。兩個月前，他剛剛過了自己的85歲生日，生活中的他也越來越離不開拐杖的陪伴。不過，與他的日漸衰老相反，他的理論卻以前所未有的強勁勢頭，在世界范圍內生根開花。多年前，夏普曾在席卷東歐的“顏色革命”中名噪一時，被稱為“顏色革命教父”。“顏色革命”之后，很多人認為他的理論會過氣。而現在，無論是在動蕩不定的埃及，還是槍林彈雨的敘利亞戰場，夏普幽靈一般的影子還在游蕩。可以說，這個時代的政治理論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這樣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兩次動蕩的“精神導師”
2012年10月，歐盟出人意料地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當結果宣布時，記者席上傳來明顯的噓聲，諾貝爾和平獎再次成了人們調侃的對象。這個結果之所以飽受爭議，除了歐盟獲獎本身讓人感覺有待商榷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之前的大熱門、美國學者夏普意外落選。
這已經是夏普第三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也是獲獎呼聲最高的一次。結果公布前，挪威奧斯陸和平研究所主席哈普威金曾表示，夏普是最有資格獲獎的人。在一家博彩公司開出的賠率表中，夏普也是最大熱門。雖然再一次與諾貝爾和平獎失之交臂，但4年之內三獲提名，足以說明夏普這些年來不斷增長的影響力。
夏普的名字最早為人所知，要追溯到1991年。在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脫離蘇聯的運動中，他的理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當時立陶宛的國防部長布特克維休斯聲稱，夏普的書“對我們來說比核武器還重要”。隨后，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東歐刮起“顏色革命”風潮，塞爾維亞、烏克蘭等國的“顏色革命”領導人都將夏普的理論奉為經典。
2010年底，一名小販的自焚引發了突尼斯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示威抗議行動，隨后，多國民眾針對政府的抗議示威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被西方稱為“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之春”的起點突尼斯，人們最初并不知道夏普是何方神圣，但反對派將他的著作一批批印成小冊子，散發給民眾。“獨裁者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強大”，“一個政權的自由或專制程度，取決于政權下的民眾有多強烈的愿望爭取自由”，這些話語讓許多下層民眾“如夢初醒”。當他們走上街頭抗議總統本•阿里時，手中拿著的都是這些小冊子。最終，本•阿里被迫放棄總統權力，他也是“阿拉伯之春”中第一個被趕下臺的國家元首。
在隨后卷入動蕩的埃及，不少示威者聚集在塔里爾廣場，在坦克的巨大陰影下，手舉火把閱讀夏普的著作。“看到夏普關于如何攻擊獨裁者弱點的論述時，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反政府組織“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的領導人這樣說。據說，早在2010年9月，夏普的作品就曾引起埃及反對派領袖、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干事巴拉迪的注意，在反對派高層的推動下，夏普的理論廣泛傳播。最終，在民眾的壓力下，埃及“變天”，總統穆巴拉克鋃鐺入獄。
仍在戰火中的敘利亞，夏普的影響力也無處不在。很多反政府士兵懷揣著夏普的小冊子上戰場，激戰過后，政府軍士兵經常能在被炸毀的廢墟里發現它們，這些破破爛爛的小冊子被反政府武裝稱為“精神食糧”。今年1月出版的一本名為《阿拉伯革命背后隱藏的一面》的書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夏普因為其理論貢獻，稱得上是“阿拉伯之春”的“精神導師”。
實用小冊子的“魔力”
夏普的書究竟寫的是什么，為什么能有如此的魔力?一位參加過埃及抗議活動的示威者說：“他的書令人精神一振，因為書中指明了一種我們本來認為根本不可能實現的道路。”更通俗地說，夏普的全部著作講的都是同一件事：如何通過非暴力的手段顛覆一個政權。
在1993年所著的《從獨裁到民主》中，夏普的理念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政權的存在依賴于民眾的服從和支持，如果民眾因為不滿而不支持政府，那政權也就無法繼續維持了，而不再支持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手段實現的。這本書最初是為當時的緬甸反對派而寫的，只在緬甸秘密流傳，但很快，它通過各種渠道從緬甸流向前南斯拉夫，又流向烏克蘭、格魯吉亞，最后來到了突尼斯、埃及和敘利亞。
“沒有宣傳，沒有促銷，它的傳播是因為人們發現它有用。”夏普說。他的評價其實有些過謙，這本書除了提出“非暴力抗爭”這樣的“有用”理念，關鍵還在于它教給人一整套實用的行動方案，這在卷入“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眾多國家中屢試不爽。因此，夏普的著作不僅是宣傳鼓動的武器，更是反對派的行為指南。
比如，夏普在書中教導人們，不要一開始就用“徹底公正”、“全面和平”這樣空洞的字眼號召民眾，而是要制定具體的目標，“一步步地實現，別想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他稱，大多數民眾都對獨裁政權心懷恐懼，不敢公然反抗，因此，要先策劃一些小規模的抗爭，讓活躍分子打頭陣，逐步打消旁觀者的顧慮，讓他們覺得自己站在多數人一邊。然后，當示威活動達到一定規模后，要使用特定的符號、顏色來作為行動的標志，凸顯行動的整體性，增強所有參與者的歸屬感。如果政府采取鎮壓行動，就要利用這樣的機會進一步激發民眾的不滿，爭取更多人加入抗爭。這種極具可操作性的“指導”，往往能在松散的下層民眾中起到凝聚的作用。
夏普的理論中最核心的一點，是要摸清維系“獨裁政府”的命脈。“支撐一個政權的是人民和各種國家機構，想推翻這個政權，削弱這些支撐就可以了。”他說，“沒有一個政權可以在沒有民眾支持的情況下維系下去。非暴力抗爭就像白蟻蠶食樹木，可以把政權的支柱力量蠶食掉。這種力量并不亞于一枚炸彈或是一桿槍。最終，整個支柱會轟然倒塌。”
對于如何搞垮這些“支柱”，夏普有獨到的觀察。“支撐權力的無非幾種因素，比如樹立道德權威，比如動用經濟力量，比如對大眾的控制。希特勒不是超人，他只是讓別人都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人們必須幫助他。獨裁者也一樣有致命的缺點，一旦找到他的力量的源頭，找到他的弱點，你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攻擊它。”
在夏普的理論中，非暴力是一個核心關鍵詞，也是一條底線。他并不支持目前敘利亞發生的流血沖突，認為反對派與政府軍進行武裝對抗，幾乎是一種“自殺”行為。他一直聲稱，自己之所以從事非暴力抗爭研究，就是為了盡量減少沖突、暴力和犧牲。“人們曾經說非暴力運動是無法取得成功的。但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們就無法再質疑非暴力推翻政權的可能性了。”夏普說。不過，盡管被描述為“精神領袖”，但夏普始終不承認自己在“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人們都說我的影響很大，但我還沒有看到確鑿的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理論流行，生活落魄
1928年1月21日，夏普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北巴爾的摩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從小沉默寡言，喜歡讀書和思考。1949年，他考入了俄亥俄州立大學，后來在這里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后，他只身來到紐約闖蕩。紐約市圖書館成了他心愛的精神家園。在這段時間里，他讀到了許多和圣雄甘地有關的書籍，對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開始把甘地視為偶像。
“我崇拜甘地，并不是因為他是個‘善人’。”夏普多年后說。在他看來，甘地并不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他提出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是出于一種實際的策略。
夏普在紐約時，正值美國出兵朝鮮。政府頻繁征兵讓他十分反感。他拒絕服兵役，還用靜坐等方式表達著自己對征兵活動的不滿。后來，他遭到了特工的調查并被逮捕。若干年后，有人評論說，這是夏普身為一個非暴力抗爭的倡導者，親自實施的一次非暴力抗爭行動。
在當時，沒有人能理解夏普的行為，包括他的父母。等待審判期間，孤獨的夏普開始著手寫一本關于甘地的書。寫作中，他想到了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也對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十分推崇。于是，他提筆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講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打算入獄服刑、不改初衷的決定。很快，夏普收到了回信。在信中，愛因斯坦表示很欽佩他的勇氣，還為他的書作了序。
9個月零10天后，夏普出獄，先是為當時的“美國頭號和平主義者”馬斯特當了一陣私人秘書，后來又在倫敦為一家名為《和平消息》的報紙工作了3年。1958年，他前往挪威奧斯陸，跟隨學者納斯學習和工作。納斯是和平主義學者約翰•加爾騰的學術搭檔，他們曾在一起研究過甘地的思想。之后，夏普又來到英國，在牛津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
在來到牛津之前，夏普一直醉心于哲學研究，但到牛津后他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懂如何把非暴力抗爭的原則運用到現實中。在劍橋附近的一間合租屋里，夏普開始埋頭研究歷史上非暴力抗爭的具體實例。經過夜以繼日的苦心鉆研，一天，他忽然“頓悟”：非暴力抗爭，最根本的一點是要用和平的方式，瓦解維系“獨裁政權”的力量。多年以后，他把“悟道”的那一天稱為“靈光時刻”。
1983年，夏普在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主持有關非暴力抗爭的研究工作，同年，他成立了愛因斯坦研究所，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宣傳采用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政治抗爭。據說，北約和中情局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注意到他的理論的。自此之后，中情局開始推動夏普理論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夏普承認，他在哈佛的研究得到了一部分來自美國國防部的資金，但堅決否認自己與中情局有關，也否認曾經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在世界任何國家進行過秘密活動。“如果中情局給我錢，我就不至于為研究經費發愁50年了。”夏普說。
從表面上，人們確實很難找到確切證據證明夏普和中情局之間存在“業務往來”。他所創立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外界被傳得神乎其神，但實際上由于經費捉襟見肘，幾年前就不得不從獨立的辦公場所搬到了夏普在波士頓的寓所，占據了兩個狹小的房間，全部的工作人員只有兩名：所長夏普和一位忠實的秘書。如此簡樸甚至可以說是寒酸，讓人很難把夏普與那位攪得一些國家不得安寧的“精神導師”聯系在一起。
從世俗的角度來看，夏普的生活更是很難用“功成名就”來形容。他一輩子未婚，甚至沒什么朋友，只養了一條狗。雖然缺少經費，但他的所有著作都放在網上供人免費下載，也就沒有掙得多少錢。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也是大不如前。鄰居們經常看到，在寒冬的早晨，他包裹得嚴嚴實實，拄著拐棍在公園散步，不時咳嗽兩聲。接受記者采訪時，他總是輕聲細語，有位記者曾經調侃道，想聽清夏普說話，你必須把耳朵貼到他嘴邊。夏普把大多數時間都花在了研究和講座上，住所兼研究所里雜亂無章。他弄丟過很多東西，“我找不到自己的牛津詞典了，也不知道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給弄哪去了。我肯定，它們都在箱子里，但是類似的箱子有三十來個吧。我總不能把寶貴的時間都浪費在翻箱倒柜上吧。”
美國政府的一桿槍?
盡管夏普不斷否認自己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系，但每當一個國家掀起針對政府的非暴力抗爭，他的觀點和立場就會再一次引起重視，或者引發爭議。旅居加拿大的突尼斯籍學者阿赫邁德•本薩達就認為，美國通過一些專事“輸出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深深介入了這場撼動了阿拉伯國家的街頭“革命”。美國政府正是以夏普的非暴力理論為指導，有計劃地培訓熟練掌握街頭非暴力斗爭方式的骨干。這些人在突尼斯、埃及等地走上街頭，開啟了推翻原政權的活動。夏普的學說，實際上是美國用來顛覆別國政府的一種工具。
冷戰時代，西方國家一直試圖用暴力的方式來顛覆他國政權，但總體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紀80年代末，東歐國家政局動蕩，夏普的理論生逢其時。他的理論不僅可以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而且能避免過多的流血沖突，不會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因此，他成為“輸出民主”的主力軍，也就不足為奇了。公平地說，外界的這種批評并非無中生有，夏普雖然“大隱隱于市”，但他的住所一直源源不斷地接待世界各地的“朝圣者”，這些人都是來找他“取經”的。夏普也毫不諱言，表示“我不會給他們具體的建議，而是要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國情，尋找符合國情的策略。”
另一方面，夏普的理論現在也有一種被濫用的趨勢。2011年秋，出于對金融危機的不滿，美國紐約發生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隨后，這一運動在歐美各國都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響應者。這些“占領運動”的參與者同樣深受夏普“非暴力”理念的影響，他們搬出夏普的著作作為“理論指導”，在露天營地里播放關于夏普的影片。其中，發生在新西蘭奧克蘭的“占領奧克蘭”運動發展得最為激進，幾乎演變成抗議者與警方的流血沖突。在“占領奧克蘭”運動的官方網站上，就赫然張貼著夏普的《從獨裁到民主》的原文。
然而，風行一時的“占領運動”最終都草草收場。這讓人看到，夏普的理論也不是萬能的。在“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他的理論之所以發揮了巨大的影響，更多是因為那些國家本身的政權存在長期獨裁、統治僵化的問題，而在政治體制更加完善的國家，夏普的一套“戰術”就很難奏效了。夏普本人則認為，“占領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確立一個明確的、可以達到的目標。“光坐在那里就想改變整個經濟體制，那他們一定會失望。僅僅抗議是不會有太大成果的。”
更重要的是，隨著“阿拉伯之春”的風暴漸近尾聲，人們開始意識到，推翻一個政權并不是革命的終極目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國，盡管舊政權已經被推翻，但政局持續動蕩，生活似乎也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美好。夏普的理論在這里暴露了其局限性：他只能教導人們推翻政權，但在推翻政權之后，便無法再保駕護航，指導人們走上通往真正民主的道路。對于這一點，夏普自己倒有清醒的認識。他說：“一個政權的覆滅并不意味著烏托邦的實現。推翻一個政府不是完成一場政治涅槃，你還要做很多艱苦的工作，付出漫長的努力。”至于這些艱苦工作是什么，漫長的努力要做多久，夏普卻沒有給出答案。值得警醒的是，即便夏普的理論有這樣的局限，但它的威力并沒有受到影響。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走上街頭的人們都把它奉為真理。這其中的原因，值得執政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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