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經濟被極少數極其強大、受帝國主義國家力量支持的跨國公司所主導。經過幾個世紀的驚人擴張和在全世界的積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正接近一系列系統性的，或可以說決定性的極限。這些極限體現在物質、生物、人類、社會和經濟等領域。
資本主義和環境破壞
以利潤為導向的生產將廢氣排入大氣，導致全球氣溫不斷上升，前所未有的洪澇災害、饑荒和疾病頻頻來襲，威脅到包括非洲在內的全球大部分地區。數百萬公頃的原始森林——更新我們賴以生存的空氣的地球之肺，因過度砍伐而遭到破壞。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船隊大肆捕撈，使可供商業捕撈的魚類種類減少75%。農業化肥泄露造成海水化學污染，地產開發商在魚類繁殖的河口處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度假村，更加劇了魚類滅絕的趨勢。我們如何阻止這些環境破壞?
一個世紀以來，一種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石油一直在驅動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在十年的時間內，石油生產可能會達到峰值，隨后將供不應求。主要的石油公司及其政治后臺，已經在不擇手段地爭奪僅存的石油資源。深海采油使得石油成本更高，開采難度更大，還帶來事故、石油泄露、環境污染等風險。凡有石油發現的地方，從中亞、中東到西非、蘇丹，都因此蒙上戰爭或是長期社會不穩定的陰影。一些處在戰略要沖的國家，如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均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隨著國際油價的大幅上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大動脈面臨威脅。中產階級依賴私家車的生活方式、國際貿易、國際旅游業，和以石油副產品農藥和化肥為基礎的大規模農業生產，無不前景堪憂。
從整體而言，被全球資本主義積累模式所困的人類文明正走向消亡。這種資本主義積累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但主導這一現實的全球資本主義力量無法認識到這點，更無法采取決定性措施提供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建立一個與以往不同的世界，一個以社會需求、而非利益為基礎的可持續的社會，是一場事關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以及與我們共同分享這個地球動植物的斗爭。同時，這也是一場事關人類文明與野蠻的利潤最大化之間的斗爭。
資本主義和農村生計的破壞
農業和糧食生產是最鮮明的例子。21世紀初，由帝國主義勢力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向接近全球半數人口——當時的30億小農戶“宣戰”，計劃通過快速的全球農業貿易自由化，在未來幾十年內消滅小規模自給農業。
隨著農業和農業產業的自由化，推行西方進口平價定價政策(即對出口農產品給予補貼)，糧食生產和種子供應鏈的壟斷，南非大量農民失地，許多農場被迫關閉或改成養殖場，土地改革困難重重，進展緩慢。所有這些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土地和糧食安全觀以及農業及其產業“轉型”帶來的后果。將農業納入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積累模式，如果以提高生產率和現代化的名義可謂是先進的。有人稱，這是歐洲18世紀和19世紀的現代化之路。資本主義的農業革命能夠提高生產率，讓全世界享有更低的糧價。
那么問題在哪兒?問題是歐洲的農業革命持續了150年的時間，而不像現在資本主義大公司對待第三世界那樣只需要幾十年。更重要的是，18、19世紀，因為資本主義革命而成為剩余勞動力的數百萬貧農被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勞動密集型工廠所吸收。而更多更早就被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窮困潦倒的歐洲剩余勞動力，作為經濟難民移民到了美洲、澳洲，甚至南非。然而現在，受全球競爭力所限，第三世界國家的工廠大多為勞動密集型。這些企業連目前的失業群體都無法吸納，更不用說新增的數十億失地農民。那么是否會出現自南向北的移民潮?在世界各地，高墻正在筑起，藩籬正在加固，富裕的美國和窮鄰居墨西哥之間的國境線由軍隊把守。地中海地區成為歐洲城堡的護城河。帝國主義世界的領地仿佛種族隔離時代的長椅，掛上了“白人專享”的標簽。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不能給新出現的農業問題提供可持續的答案。事實上，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農業革命讓大量人口面臨生存的危機。
資本主義和城市貧民區
就在幾年之前，世界城市居民人口在人類歷史上首次超過農村居民人口。隨著市場、干旱、饑荒和社會不穩定對農村社會的影響，世界城市化的速度超過了幾十年前最大膽的預測，目前世界城市人口(35億)比1960年的世界人口還要多。此輪城市化的浪潮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不僅僅是在規模上、更是在性質上超出從前。這種城市化并沒有伴隨工業化進程。
在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一半人口中，有整整1/3在南方的城鎮和超大型城市中的貧民區艱難度日。因全球資本主義積累進程而失地的農民擠進城市，加入到已經城市化的兄弟姐妹們，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受害者。這個時代創造了互聯網、解密了DNA，卻也剝奪了十多億人的生計，給他們的回報寥寥無幾。馬克思將這些喪失社會地位的城市貧民階級稱為“流氓無產階級”，他所指出的許多特點在今天仍舊適用。比如，他們相對邊緣化于主流社會，他們的松散性和搖擺性使得他們易被任何方式的動員影響，有時候可能被反動的原教旨主義或仇外勢力所煽動。如今，這一階層的存在龐大而持久，這十幾億人不可能再被視為向資本主義過渡而暫時產生的閑雜人等。
此外，城市和農村貧困人口與活躍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工人階級和貧困人口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親友聯系。一個南方的無產者或在北方工作的南方工人，一般要養活一大家子人，其中許多人還在農村生活。相反，這個無產者很多的日常需求越來越多地要通過非正式勞動來滿足，比如經營小賣店、小公交，在自家后院開修車鋪、種菜，或是在鄉下老家保留一小塊自留地。這些現象不僅僅在南非存在，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以不同形式存在著。
如果社會主義要成為抵制資本主義利潤最大化的藥方，社會主義就必須照顧到我們這個時代數億城市和農村貧民的理想和生存，而不能僅僅是現代化，盲目模仿西方，或者直接實行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變得不可持續，如果我們要拯救世界，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種將利潤最大化的生產關系只能讓我們在危機和矛盾中越陷越深。為“現代化”而現代化和脫離了發展的“增長”必須要由另一種邏輯代替，我們需要將社會需求置于利潤之上，家庭和社區的可持續性、本地的經濟發展要成為整體社會經濟發展項目的重要部分。
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經濟危機
世界資本主義目前正處于自20世紀20年代末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大蕭條跨越整個20世紀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戰后，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全球資本主義才經歷了一段持續的增長和穩定期。
從1973年石油危機開始，全球資本主義開始進入又一輪的經濟停滯和危機。不久，危機的震中就擴展到了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謂的始于70年代末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引起“第三世界債務”的直接原因是發達的“第一世界”的主要私營金融機構非理性的借貸。尤其是歐洲的銀行因參與國際石油交易而賺的盆豐缽滿，將數十億美元借貸給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而這些錢大多都被用在了耗費巨大、對可持續發展毫無益處的形象工程上。到了70年代末，貧困的貸款國顯然無力償還。在這一背景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關鍵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頭換面，獲得了新的授權。這兩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建立的機構旨在為受戰爭破壞的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重建和發展提供資金，而當時它們的新使命就是通過殘酷的、強制的“結構調整計劃”榨干第三世界國家，挽救資本主義金融業。
過去40多年來，資本主義經歷了幾次嚴重的地區性危機，包括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1990年日本股市危機，以及1997—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這些危機都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緩慢走向停滯的漫長過程中爆發的。這一長期趨勢會因投機泡沫而暫時放緩，然而泡沫最終會破滅。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和銀行業危機的性質發生了巨大改變。危機沒有被轉嫁到邊緣地帶，震中直接落在資本主義積累和占據的傳統核心區域——美國，隨后是日本和歐洲。而此次危機擊中了壟斷資本主義行業的心臟——金融業。因此，其對全世界產生的沖擊可謂影響深遠。考慮到與大蕭條時期相比，全球化程度已大大提高，沖擊的力度也不同以往。盡管一些經濟體以較低速度保持了增長(比如中國)，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進入經濟衰退，或是長期的經濟停滯。數千萬甚至上億的就業機會化為烏有，房產被收回，企業破產。短期或中期內全球資本主義能否復蘇?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了解這場危機的成因。馬克思曾對資本主義經濟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作出科學分析。他指出，這種循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特有問題。一些外在因素，如戰爭、自然災害或社會動亂等也會引起資本主義危機。然而，戰爭、自然災害或社會動亂更可能是資本主義內部危機所引發的結果，而非根本原因。
要了解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還需要了解美國經濟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從1870—1970年的100年間，美國的生產力實現前所未有的提高，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大幅增長。這樣的經濟現實成為了“美國夢”、“消費主義”以及美國工人階級相對被動性的基礎。擁有一輛小車和一幢位于城郊的房子成為美國式生活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中的經濟主導地位，尤其是強大的生產力開始被日本、臺灣和韓國等“亞洲四小龍”和一些歐洲經濟體所挑戰，美國的工廠(固定投資)盈利縮水。這造成了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因為美國的資本開始向有著更高生產力，尤其是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地方轉移。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有6%的企業利潤來自海外，而在本世紀初這一比例上升至21%。
全球化帶來了“金融化”的失控，全球每天有價值數十萬億美元的資本被用作投機，而和生產性的投資相去甚遠。同時，美國運用其政治、軍事尤其是金融實力，通過增加貸款推高國內消費，盡管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國內實際工資水平只降不升。隨著美國消費支撐起全球市場，出口導向型的亞洲制造業國家(特別是中國)和第三世界的石油生產國成為了生產的主要地區。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因此居高不下。
支撐美國國內消費的有各種“創新”金融工具，其中有“次級抵押貸款”，即向無購房能力的人提供的房貸。這種房貸初始是較低的優惠利率，設想隨著購房人職業生涯上升，分期還貸能力相應增加，在抵押還貸期間利率會不斷提高。房貸機構將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和優質貸款混合后，再賣給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是2007—2008年危機的催化劑。這場危機造成美國四大銀行之一——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破產，多家銀行以及兩大房貸抵押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得不靠暫時的“國有化”(花公眾的錢)來獲得救助。因次貸和各種有毒貸款被分切混合在一起，歐美各大金融機構并不清楚購買的是何種金融產品。銀行對相互拆借心存戒備，實體經濟中流動性消耗殆盡，直接影響生產和消費，這對中國等制造業大國構成沉重打擊。
面對系統性的經濟危機，全球化和壟斷化的金融業拿不出清晰的應對之策。它在拯救銀行和刺激資本主義增長之間抉擇兩難。一方面，它試圖通過公眾買單的救助方案來挽救金融機構，比如強制政府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甚至將民選政府攆下臺(比如在希臘和意大利)，讓支持預算縮減的金融業“技術官員”取而代之。另一方面，這些緊縮措施和救援方案抑制了市場需求，讓資本主義增長前景黯淡。緊縮措施在許多發達國家遇到選民的強烈抵制，撼動了中左和中右政黨輪流執政的局面。然而，單純反對緊縮措施，卻拿不出任何后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簡而言之，即社會主義道路)，無法讓全球經濟走出目前的死胡同。
一場多領域的系統性危機
2007年7月的南非共十二大曾分析過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許多特點。當時，在南非只有南非共指出這場危機具有關聯性和系統性等特點，也只有南非共認為短期內不會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復蘇。
當時我們做出的預測在過去5年得到了充分驗證，其中包括：盡管這場危機殃及各個領域，但據此假設資本主義將會滅亡，危機過后會誕生新世界，是十分幼稚的。美國經濟超級大國地位正在加速下降，但仍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其資本主義霸權地位。與此同時，世界將會并且正在變得更加多極化。盡管多極化給予南方更多喘息的空間和選擇，南方人民將承受危機帶來的負擔。資本主義經濟體更加關注自身危機和刺激計劃，相應減少了對南方的直接投資，國際貸款利率提高。
一些充滿活力的發展中經濟體，如巴西、印度和中國可能相對超脫，但沒有任何國家能夠逃脫危機的影響。中國依賴對美出口的增長模式面臨嚴重挑戰。
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主義世界是可能的——斗爭仍在繼續!
世界資本主義正面臨危機，這些危機已威脅到自然、生物和社會的可持續性。這些危機是否會終結資本主義甚至人類文明?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能否從這些危機中誕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要渡過危機，必須要由絕大多數人共同付出努力。
要建立可持續的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徹底過渡。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中，包括生產在內的人類活動越來越多地處在社會管控之下，最終我們能夠創造客觀條件，將社會需求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在20世紀，全世界，包括南非都曾因1917年俄國革命而燃起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產主義運動在擊敗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中發揮的作用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增添了威望。1945年之后，社會主義制度得以在更多由共產黨和工人黨領導的國家中實施。社會主義陣營極大地激勵了南方的民族解放運動，并為其提供了寶貴的援助。社會主義陣營成為對峙帝國主義的平衡力，南方許多進步運動的戰略和戰術都建立在這一力量存在的基礎之上。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并不能否定之前取得的許多成果和進步，也不能降低繼續社會主義斗爭的必要性。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突然變得“更好”了，恰恰相反，帝國主義變得更傲慢，在行動上變得更單邊，在其繼續積累的過程中變得愈發無可救藥。
(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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