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官員曾公開宣稱，將互聯網作為顛覆他國政權的重要手段，鼓勵他國反政府勢力利用美國互聯網企業從事顛覆活動，從而來實現美國外交目標。更有甚者，從歷史上看，二戰后世界各地發生數百次軍事政變，美國也多次在這些政局劇變中扮演“臨門一腳”、“制勝一擊”的重要角色，上演了策動別國政權變局的一幕又一幕“頂級暗戰”。
一、中情局超前預估后再主動謀劃
“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從埃及亂局中就可以看到，美國與宗教背景深厚且敵視以色列的穆兄會等激進組織的接觸，其政策轉圜之大、之迅速都令人大跌眼鏡。
據前克格勃官員近年披露的情報稱，美國中情局第一任局長艾倫•杜勒斯曾對自己的屬下說：“在那里(蘇聯)制造了混亂以后，我們將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并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這幾段內容是對杜勒斯一篇訓話的部分摘錄，與后來披露的中情局《十條誡令》內容基本吻合。
近年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軟權力”理論，而其中隱含一種故意的誤導，仿佛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能自動地具有發揮作用的“軟權力”。為在全球維護并擴展其權力，美國在不斷謀求證明、推廣和強化其全球領導地位的“合法性”。
據美國學者透露，美國防部下屬的“特別運作指揮部”過去5年間投入對內、對外宣傳輿論活動的總經費即達280億美元之巨。
二、在背后精心物色并選棋布子
拉美地區曾流傳這樣一個笑話：“美國為什么沒有政變呢?因為那里沒有‘美國大使館’。”美國官方文件指出：“(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
比如今年年初發生的馬里政變，其軍人首領薩諾戈就曾在美國接受專業的軍事訓練。根據一份被媒體曝光的軍方文件，美國政府曾向委內瑞拉的謀反人士提供情報和軍事援助。
2007年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總統挫敗一起短命政變，事后即怒斥美國秘密支持反政府勢力，“陰謀已經開始了，軍營內正在傳布各種消息”。有充分證據證明，美國“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參與了圖謀顛覆委內瑞拉合法政府的活動。
該基金會通過設在美國駐委大使館內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辦公室和由美使館控制的三個“私人”辦事處開展活動，向幾十家委內瑞拉機構、政黨和組織提供活動資金，以資助“建立委內瑞拉共識”計劃，并用作舉行研討會、開展活動的經費。在接受該基金會資助的組織和個人中，有一些直接參與了2002年的未遂政變、2003年石油業大罷工和2004年企圖罷免查韋斯的公民表決。
三、為別國反對派培訓示威策略
亨廷頓的“民主派準則”、中情局的《十條誡令》，都與美國政治學者吉恩恩夏普的“民主手冊”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被西方媒體稱為“茉莉花精神教父”的夏普編寫了名為《從獨裁到民主》的小冊子，其中詳細介紹了如何使用非暴力行動推翻一國政權，更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可謂在“顏色革命”中功不可沒。比如，該書中詳細論述了如何盡快與軍警搞好關系，從而讓軍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鎮壓抗議活動。為了便于“廣泛傳播”，夏普親自部署將該書譯成中文。在夏普得意門生的策劃和活動下，2002年以來，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相繼爆發“顏色革命”。在泰緬邊境地區，夏普及其愛因斯坦研究所培訓了3000多名來自緬甸各地的反對派，其中包括數百名僧侶。培訓內容除非暴力革命的各種策略和方法外，還包括如何與警察等現政權維護者展開溝通的技巧，并為僧侶們提供手機等通訊工具。這都為2007年9月僧侶們策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作了鋪墊。
四、提供資金資助他國推進“民主”
冷戰結束后，美國運用“策反戰”、“攻心戰”的手段更加爐火純青。據維基解密爆料，近年來，由于美國對往昔盟友穆巴拉克漸感失望，便每年提供數千萬美元資助埃及“民主進程”。人們通常只關注到穆巴拉克是美國的重要盟友，卻往往忽視了他是美國“新中東”計劃的一個難以對付的阻礙。
自穆巴拉克上臺以來，美國就對埃及軍隊高層長期進行滲透和影響。此番埃及政治動蕩期間，埃及軍方的表現可謂“曖昧―遲緩―搖擺”。最初的4天，埃及軍隊按兵不動，用西方媒體的話說，就是看著“警察和安全部隊相當業余地應對街頭的示威行動”，繼而埃軍方又發表重要聲明，稱不會用武力對付“和平示威”，這直接為后來爆發的百萬人大游行注入了最重要的強心針。
在民眾抗議聲浪最嚴重的日子里，埃及軍方主要指揮官包括總參謀長在內的一行人正應邀在美國五角大樓做客。在美國的種種明示及“暗示”下，包括埃及軍方在內的政治精英，拒絕為穆巴拉克的政治前途繼續提供保障，這直接導致了穆巴拉克政權的最后倒臺。
(《環球視野》據《學習時報》)
鏈接：美刊文章：美國海外民主援助遭遇嚴峻挑戰
喬丹•邁克爾•史密斯
卡爾•格什曼充滿自信，他知道自己在華盛頓的重要性。作為由國會資助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NED)的主席，他監管著一個有171名工作人員的機構。2012年，他的機構向92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發放了約1236份贈款，平均每份5萬美元左右，總額將近6200萬美元。
格什曼的工作是，在其預算和效能所允許的范圍內，竭盡力量在外國促進民主。NED的贈款不發放給個體異見分子和活動人士，而是直接發放給NGO——民間組織、社團和獨立新聞媒體。不同于美國的其他民主促進機構，它不與其民主促進行動所在國家的政府合作。鑒于對民主制度的普遍獻身精神在美國的民族意識中根深蒂固，這個追求在大多數美國人聽起來似乎特別高尚。“所有人都渴望自由。”格什曼宣稱。他概述了一個在全美國無論是在日益壯大的民主促進運動之內還是之外的人都普遍贊同的觀點。
但也有人質疑這種活動，也質疑美國人用聯邦政府的錢決定他國政體的理念，這個理念不可避免地讓人覺得是在謀求削弱現有的政府和干涉世界各國的公民體系。
被指實行雙重標準
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大規模街頭游行示威活動中被趕下臺——此事被贊譽為阿拉伯國家走向民主的潛在轉折點——的短短幾個月之后，新政府突入搜查了10個民間社團組織在當地的辦事處，包括接受NED資助的兩個主要機構美國國際共和研究院(IRI)和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NDI)。
俄羅斯很快采取行動遏制或阻撓其境內的NGO活動。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去年秋天遭到驅逐，俄政府隨后出臺法律，規定所有得到外國資助的團體都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機構”。
此外，近來的學術研究對民主促進活動的有效性提出質疑。“盡管在過去10年里給予了民主促進活動這么多關注，但我們其實根本搞不清哪些項目決策者應當資助哪里。”坦普爾大學的政治學家薩拉•布什說。她正在撰寫一本有關這個話題的書。雖然許多美國人本能地認為支持外國的民主對各方均有益，但研究結果與這個說法并不一致。
她還說，美國的推進民主活動往往被他國視為橫加干涉或實行雙重標準。“美國在海外促進民主時受到信譽問題困擾，”她表示，“美國領導人試圖在利比亞和突尼斯等國家支持民主過渡，他們也支持巴林和約旦等國的友好獨裁者維持掌權地位。因此，美國關于在全世界支持民主的承諾往往顯得徒有虛名，尤其是在中東地區。”
獨立與否受到懷疑
盡管存在這種矛盾思想，美國的民主促進事業蒸蒸日上。薩拉•布什創造了“民主核心集團”來描述已成為一種虛擬家庭小工業的行動的參與者。根據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USAID)建立的對外援助網站，在2012年，美國政府計劃斥資26億美元在海外支持民主、善政和人權。這筆援助通過好幾個機構分發，包括USAID、國務院和NED。當然，這些錢還不包括由“民主核心集團”私下籌集的款項。來自私人的錢大多是喬治•紹羅什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捐贈的，但福特基金會和麥克阿瑟基金會也是捐款大戶。
薩拉•布什估計：“‘民主核心集團’里有20多個核心NGO(比如自由之家和NED)在許多國家開展活動，是這個領域的議程設定者。”不過，她指出：“還有大批美國組織機構也參與促進民主的事業，與民主援助項目中的核心NGO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競爭。”可爭奪的錢數額不菲，這個領域變得越來越擁擠。
據薩拉•布什稱，自從上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民主援助以來，越來越多的NGO千方百計地從這個有利可圖的領域分一杯羹。
要弄清“民主核心集團”里的團體如何運作，最好從NED入手，它把一半的錢發放給它所謂的“核心受贈方”并充當它們的傘式組織，在它的核心受贈方當中，IRI和NDI致力于自由公正的選舉，國際私營企業中心主張自由市場和經濟改革，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則幫助工會。
雖然NED從基金會、公司和個人籌措一些私人捐款，但根據其2011年納稅申報單，它99%的經費來自國會。因此，它的獨立性一貫讓人懷疑。“我們的董事會在具體活動方面完全獨立自主。”格什曼堅稱。盡管如此，國會有時會規定NED的一部分錢必須給予緬甸、古巴或伊拉克等特定國家的受贈方。此外，NED的所有贈款和活動都要接受國務院和國會的層層監督，而國務院和國會從來不會把錢送出去卻不對其花費方式發表任何意見。
但不管NED實際上的獨立程度如何，它都無法逃脫其類似于一個美國政府部門的特性，致力于支持愿意顛覆獨裁政權或阻止它們壯大的團體。
干涉別國反害自己
在中東抗議浪潮的那些興奮日子里，有觀察人士贊譽美國民主促進組織向抗議群體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培訓與支持。2011年4月，《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美國組織幫助培育了阿拉伯起義”。文章稱，美國官員等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建設運動在激發抗議活動方面發揮的作用比人們先前知道的更大，這些抗議活動的主要領導人都曾在開展運動、通過新聞媒體進行組織和監督選舉方面接受過美國人的培訓。
無論是在抗議浪潮之前還是其間，NED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從2005年到2011年，它向利比亞人文與政治發展論壇提供了逾23.42萬美元。這導致了一連串的事件，最終使美國卷入沖突。2011年，北約在美國的大力參與下設立了禁飛區，對這個北非國家發動空襲。到那年年底，美國在利比亞的花費已經超過了12億美元。
這種干涉主義行動會給利比亞的前途帶來什么后果尚無定論。在反對卡扎菲起義爆發的兩周年紀念日，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載文稱：“政治、經濟和安全改革的步伐充其量稱得上慢如蝸牛。”暴力現象普遍，國家軍隊疲弱，公民社會停滯。這并不是說利比亞在獨裁者統治下的狀況更好，而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由“民主核心集團”煽動的干預往往帶來意料之外的結果。
那些意料之外的結果還有可能對美國產生不利影響。當美國幫助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向利比亞的反卡扎菲團體輸送軍火時，有些軍火落入反美伊斯蘭分子的手中。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卡扎菲雖然殘酷無情，而且曾經資助反對美國的恐怖主義，但為換取同西方關系正常化已經放棄積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反西方的姿態。因此他對美國的利益并不構成直接威脅，倒是利比亞隨后形成的局面最終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其結果之一是，包括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在內的4名美國外交官在班加西領事館遇害。
多國遭遇慘痛教訓
美國可能還會在與一心要保護自己免受內部異見分子和反叛運動損害的外國政府打交道時付出外交代價。外國政府對美國民主促進活動的敵視與日俱增。埃及現在對NGO進行管理的法規堪稱全世界最嚴。2011年底埃及政府突入搜查了本地10個民間社團組織的辦事處，它對外部力量干涉本國內政的反感顯露無余。
俄羅斯很快對自己國家的類似組織采取行動。2011年11月，普京在接受他的政黨對他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講了這樣一番話：“某些外國政府的代表集合由他們給了錢的人——所謂的‘受贈方’——對他們加以指導，給他們找到‘合適的工作’以便影響我國選舉的結果。”2012年普京當選后，他的政府于同年9月、也就是地方選舉的兩周前驅逐了USAID，聲稱該機構“企圖通過發放贈款對政治程序——包括各級選舉——施加影響”。
2012年10月，NDI將大部分工作人員撤出俄羅斯，將員工轉移到附近的立陶宛。同年12月，IRI也是如法炮制。
今年2月，在與聯邦安全局高級官員舉行的會議上，普京向所有外國NGO發出警告，提醒它們不要“干涉我國內政”。他告訴與會官員，他們必須做好準備粉碎外國干擾俄羅斯與鄰國一體化計劃的企圖。“他們也許會運用各種施壓手段，包括所謂‘軟實力’機制，”他說，“俄羅斯和它的伙伴們建設和發展一體化工程的主權必須得到完好的保護。”因此，民主促進活動直接削弱了美國與一個地區大國的關系，而奧巴馬政府原本希望說服這個地區大國回歸建設性關系。
面對這種來自政府的敵視，外國的一些異見分子對美國的“民主核心集團”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謹慎。2006年，時任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請國會給伊朗民主基金撥款8500萬美元用于“促進伊朗境內的政治變革”。
結果很快便顯示出來，這筆錢是多余的，因為它損害了伊朗境內正在進行的其他人權工作。“這筆(民主)經費猶如一把刀子，”伊朗記者伊馬德丁•巴吉告訴《紐約時報》記者，“我國政府指責我們接受美國人給的錢，突然之間，我正常的人權工作帶上了政治色彩。”
伊朗民主基金還破壞了美國和伊朗政府之間已然十分棘手的關系。伊朗譴責這些活動旨在推翻它的政府。
NGO的活動與美國的秘密行動交叉的一個慘痛例子是艾倫•格羅斯事件。格羅斯為私人承包商“發展選擇公司”工作，該公司獲得600萬美元USAID經費在古巴促進民主。在幾次前往這個島國時，他向哈瓦那的猶太人社區提供了通信設備，目的是打破古巴政府的“信息封鎖”。
2009年12月，他被古巴官員逮捕，被控“受雇為美國情報部門效力”。這個說法遭到美國官員措詞激烈的否認。2011年3月，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面臨兩大致命缺陷
格羅斯的悲慘遭遇還凸顯了關于美國民主促進運動的兩個根本性卻極少得到承認的現實。一是它歸根結底是要促成政權更迭。這是因為，凡是被這場運動認為不夠民主的政權早晚會承受來自龐大的民主促進機器的壓力。
第二個現實是，這些民主傳道士不是獨立運作的。在由不想要民主甚至也許對民主懷有深刻抵觸情緒的領導人統治的國家，主張民主的活動人士開展布道工作時或許會堅稱他們不受華盛頓約束，但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做的正是一個往往看起來專注于促進民主的美國政府應當做的事情。
然而問題在于，在世界風云變幻、全球力量對比出現強勁新動向之際，這對美國來說是高明的外交策略嗎?在俄羅斯政府被美國公開損害的情況下，你能合乎實際地指望它在對付伊朗方面與西方合作嗎?當華盛頓在一場低層次內戰中公然偏袒某些派別時，埃及人會怎么看?在像中東這樣經歷了幾百年西方干涉的地區，人們會如何看待美國的干預?
無論是在環境舒適的NED總部還是在華盛頓的其他各大NGO辦公室，抑或是在它們的全球各地分部，這些問題似乎無人提起。然而它們是亟待回答的問題，因為世界面臨一個在許多人看來蘊含著美國衰落現實的未來。不管關于美國衰落的預言有多大價值，可以肯定，這個國家的世界地位在將來會比在過去70年里受到更嚴峻的挑戰。而美國NGO恣意擴展的支持民主項目可能實際上會妨礙它應對這些挑戰。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0期，摘自2013年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5-6月號(提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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