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紐約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羅伯特.費奇在寫一本批評美國工會組織的書。我立即就跟費奇聯系。我對他坦言我雖然在美國住了十幾年，但是(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對美國的工會組織只認識個皮毛，很希望讀他的書長見識，但主要還希望向中國的朋友們介紹他對美國的工會的研究和分析。我是帶著問題向他求書的：既然美國可以自由組織工會，為什么長期以來工會會員占美國勞工人數的比例一直低迷，在美國工人中影響低微，近年來還在下降?美國勞動部(Labor Department)05年報告顯示全國12.5%的職工，即一千五百七十萬人，是工會會員 (1986年為20.1%)，而私營企業中工會成員的比例只有8%，半個世紀前，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聯-產聯合并的時候有一千六百萬會員(16 millions)，其中私營企業工人會員占40%，去年這個比例降到8%。目前，美國工會無力反抗工時的加長、勞動條件的惡化、工資的低落、資本的海外投機。在某些行業，比如餐館業、成衣業、雜貨店、旅館業、肉類加工業等，工會工人的工資只在法定的最低工資上下。克林頓時代的泡沫過后，2003年美國男性工人的實際平均工資不及1973年的水平。美國工會的問題能主要歸結于所謂的全球化嗎?
一本痛切批判美國工會的著作
美國工運史上工會長期排斥移民工(比如愛爾蘭人、意大利人、華人等)，排擠本國黑人和女工。黑人和婦女直到1980年前一直受各級工會的排擠，難以成為會員。這種排擠固然有本土白人男性工人出于保護自身群體利益的傲慢與偏見，但是工會作為工人組織為什么沒有能力克服這種利益群體的狹隘性?以歷史上美國的華工為例，美國的幾大工會不僅沒有倡導國際主義，反而領導本土沙文主義。[2]問題恐怕還不只在于保護主義的問題：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聯-產聯(AFL-CIO，勞聯和產聯兩個主要工會1955年合并，2005年分家)的領導層在國際上反共的政治傾向和動作超出了狹隘的保護主義的范疇，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幫手。這些問題還連帶著其它幾個相關問題：即我們如何理解美國工會的組織結構、功能和性質?美國工會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有什么關系?美國式的工會是不是一個可以借鑒的榜樣?
費奇很慷慨地把他的書稿寄給我看。字里行間是對美國工會不遺余力的、痛心的批判。今年他的書出版了。書的題目是《出賣團結：腐敗如何毀害了勞工運動，削弱了美國的前程》。書的封皮是美國主要工會之一Teamster在1986年拉斯韋加斯會議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Teamster工會主席賈基.普萊瑟(Jackie Presso)坐在交椅上，由裝扮成古羅馬百人隊隊長的黑幫分子抬著出行。普萊瑟是黑幫的合伙人，他在Teamster里的地位得益于黑幫家族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關照。他是聯邦調查局在黑幫的線人。費奇用這幅看似奇特的照片為他的書點了題。該書出版以后，《紐約時報》和其他幾家媒體出了書評，《Forbes》和《MRZine》(《每月評論》的e-zine) 登出了對費奇的訪談[3]。對于費奇當時不見“外”地把書稿寄給我，毫不猶豫地讓更多人了解美國工會的問題，我真誠地感謝他的國際主義的態度。后來知道我想寫書評，他又將這些訪談寄給我。本篇書評參考了費奇在《MRZine》訪談中添加的一些內容。
費奇對美國的工會不是一個旁觀者。自15歲起他就加入了芝加哥的五號工會。后來盡管在康乃爾大學、紐約大學教過書，他積極組織工會，至今仍是工會會員。前言部分他用個人親歷的幾件事串起了他本人對美國工會的認識過程。第一件事是十五歲的他在伊利諾伊州和印第安納州交界的附近和其它的工人們一起挖溝。“下晚即將收工時分，平塌塌的地平在線，冒起了一小股土塵。土塵越滾越大，越滾越近，一直逼到了土溝邊上，塵土里冒出一輛車，車里走出兩個身穿西裝的人，站在溝邊上仿佛兩座塔，俯視溝里的工人。他們是五號工會的干部來收會費的。”另一件是1986年一起慘烈的謀殺案，兩個黑幫分子被活埋在印第安納州的玉米地里。主持謀殺的是五號工會的頭頭，后被判牢監200年。第三樁事發生在1990，費奇本人成為紐約一個地方工會的顧問，參與制定新的經濟發展計劃。為了使該發展計劃取得更多的支持，費奇決定聯系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爭取這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工會的支持。于是他去找該工會的地方頭頭，帶了一張五百美元的支票作見面禮，資助該頭頭競選市議會的席位。錢出手以后第二天紐約的一家進步報紙就曝光了該頭頭與紐約知名犯罪家族的聯系。個人的經歷本不足以獨立構成歷史敘述的本身，但是在歷史分析的脈絡里，個人的經歷可以成為某種見證。費奇用這三個親歷的事情引導我們進入他展現的歷史脈絡。
美國工會的“美國病”
費奇的書的主體分為四個部分。書的前兩部分闡述了他對美國工會的體制的看法和分析，后兩部分展開和加強了他的論證。第一部是“腐敗怎么了?”，包括兩章，第二部是“起源”，包括四章，第三部題為“腐敗的工會—當前的普查”，分為四章，普查了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幾大城市的工會腐敗狀況;第四部題為“改革的失敗”，分為三章。最后一章是結論。
那么，這本400來頁的書只是對美國工會腐敗的大曝光嗎?至少費奇認為不是。腐敗是公開的秘密，對“任何留心報端新聞的人都顯而易見。”書中有大量的具體例證數落至二十世紀初就伴隨著工會活動的敲詐、勒索、賄賂、內訌、出售就業機會、黑幫掌控、盜用福利基金，但是費奇的用意更在于通過分析討論“工會如何變得腐敗，腐不腐敗有什么兩樣，為什么美國不能聽之任之”(xiv)。費奇指出美國的工會沒有能力組織大規模的抗爭, 不能在組織工人階級中起作用，主要因為工會體制本身有三大癥狀：腐敗、分裂、孱弱，即勞工活動分子所謂的“美國病”。費奇開門見山地道出美國工會的體制特征：“美國的兩萬多相對獨立的地方工會，如同封建領主一樣，工會大多有自己的壟斷地盤，在自己的地盤里有與資方的獨家談判權，向在地盤里的工人們征收會費。工會領導[費奇稱他們為“工會老板,”union bosses]掌控了‘工會就業’機會的分配，得到就業機會的工人與工會領導形成庇護關系(clientism)，工人視領導為恩人，忠誠于這些領導。這些工會更像半獨立的封建領地，而不像是為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爭的勞工組織”(x).
那么美國工會到底為什么會有這些癥狀，為什么得了“美國病”?費奇的分析沒有把問題推向“全球化” (好像問題在于美國工會無可奈何地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和犧牲品)，而直視美國工會的體制，將結癥追溯到十九世紀工會的初期形態，追蹤了在博弈中形成的美國主流工會體制。照費奇入木三分的分析，美國工會體制的設計就是把大多數的工人排除在工會之外，而且這個毛病是美國勞聯在娘胎里就有的，隨著勞聯模式的擴張而蔓延美國工會的全局。所以，美國工會不能代表美國大多數工人可不是全球化才有的問題，也不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白色恐怖以后才有的問題，病根子長著呢。在某些歷史時期美國的勞工運動確實有蓬勃的發展，但是費奇認為這些發展歸功于體制外的因素， 而不是由于體制本身。
美國“勞聯”(AFL)形成的歷史
讓我在這里綜合性地翻譯費奇書中描述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聯”(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家史的部分，使我們從中洞見美國工會結癥的形成。十九世紀美國的工會是一些地方行業工會(craft unions)。這些工會把工人按照行業和地域劃分，在成立之初就染上了敲詐勒索的惡習。到1890年，勞工沙皇們(labor czars)已經建立了各自的領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工業化席卷歐美的時候，地方行業工會是這個時代一種初始的工會形式。這種工會目標狹隘，只求以小團體的力量和老板達成協議;其手段和組織方式也原始。如同街道的少年幫派一樣，早期的工會勢力小、地盤概念強，互相之間為爭地盤械斗不止。同屬于一個行業工會的成員，往往有地緣或血緣的關系，排他性很強，由某個家長式人物領導。他為成員提供就業和保護，成員們回報以忠誠。工會里的成員和領導之間的縱向紐帶超過成員與成員之間的橫向紐帶。歐洲也是以行業工會起步，但是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的工人們已經開始發展起更強大、更具有包容性和遠大目標的工會。他們超越了原先狹隘的地方性和松散的聯盟結構，組織起了全國性的工會，與資方在全國范圍內談判。
在十九世紀末期，美國似乎也有希望從原有的狹隘的地方行業工會基礎上發展出更先進的工人聯盟。“勞工騎士”(Knights of Labor)就代表了這樣的希望：它是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吸收黑人和婦女，技術工和非技術工，它最有意義的口號是“對一個的傷害就是對全體的傷害”(“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勞工騎士”的出現挑戰了以勞工沙皇高姆坡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為代表的行業工會的利益。英國出生的高姆坡斯認為租紐約廉價公寓、用模子制作雪茄的東歐移民工人不配與他所代表的、有技術的、靠手藝做雪茄的本地工人競爭。高姆坡斯居然使紐約州立法，要把“廉價公寓的垃圾”趕出這個行業。但是紐約州法院后來裁決這個立法不符合憲法。結果是移民工人們最終控制了高姆坡斯的工會，把他的對手選了上去。當“勞工騎士”站在移民工這邊，支持他們反抗的時候，高姆坡斯就開始著手組織“勞聯”。“勞聯”成立于1886年，是一些地方行業工會的松散聯盟。就這樣，紛爭械斗的行業工會決定綁在一起，應對“勞工騎士”。“勞聯”從一開始就是代表了勞工的分裂，而不是團結，代表了小團體性，而不是整體性。費奇引用一位勞工史學家塞里格.坡門(Selig Perlman)的話：“這場斗爭是工人階級內部的斗爭。技術工人想利用他們的技術優勢和組織能力迫使老板最大程度地向他們妥協。‘勞工騎士’則想把技術工人爭取過來，用他們的組織優勢來加強幫助沒有技術的工人和略有技術的工人。這場沖突是兩種原則之間的斗爭，一個要團結，另一個要分割。”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大多數勞聯的罷工是不同行業的工人為了爭地盤、爭就業的械斗，而不是和資方的斗爭。在行業工會的模式里，暴力的對象往往是工人，而不是老板。但是在“勞工騎士”和“勞聯”的斗爭中，用費奇的話說，不幸的是類人猿替代了人。“勞聯”格局得以壟斷美國的勞工。
“勞聯”在二十世紀又面臨過兩次挑戰，一次來自“國際工人組織”(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簡稱IWW或Wobbly)，另一次來自“產聯”(CIO)。但是“勞聯”在這兩次挑戰中都戰敗對手，得以維持壟斷的地位。分裂原則戰勝了團結原則，小團體利益高出了階級利益。“勞聯”如何得以屢戰屢勝?“勞聯”有來自幾方面的援助。以勞聯-產聯之爭為例：首先，他們有老板的幫忙。按照美國的勞動法，資方一旦與一個工會達成協議，別的工會就不能插足。如果沒法不和工會打交道，資方當然愿意和松散的、腐敗的“勞聯”打交道。第二個援助來自黑幫。一個本部在芝加哥的黑幫掌控了“勞聯”中的好一些工會。在和產聯的斗爭中，黑幫分子綁架和謀殺了產聯的進步分子，指責產聯有共產黨人的滲入。費奇的書中不乏點名道姓，在此不提。勞聯的第三個資源來自于美國政府的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執意認為黑幫不是問題，而大量監視產聯進步分子的活動，捆綁他們的手腳。二十年的斗爭以勞聯-產聯1955年的合并告終。
美國工會結構的七大特點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工會結構環環相扣的幾個特色。我根據費奇的分析做了以下的總結。其一，各工會享有“獨家談判權”(“exclusive bargaining”)。美國的法律在勞資關系上規定，不允許不同的工會在同一個行業或企業同時組織工人，工人們只能由某一個特定的工會獨家代表，與資方談判，簽勞動合同，每一勞動協議里都包含有這一條。這一條為某行業或公司成為某個工會的“領地”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著名的工運史學家約翰.康門斯(John Commons)一個世紀前曾警告：“工會有可能成為資方的爪子，工會干部可能腐朽變質。” 美國工會的前程被康門斯不幸言中。
其二, 工會的大致結構是條塊分割，各自壟斷，各自為營，各自為利的眾多工會領地的聯邦。兩萬多工會成了眾多個利益群體的代表，每一個都是和資方協議的小團體，從大局來看，從長遠來看，分化和破壞了工人的整體團結和整體利益。美國工會80%的資源由地方工會掌握，而以行業、地盤利益劃分的各工會既沒有雄心也沒有力量挑戰大公司集團，用費奇的話說，狐貍就是想獵取大象，它也做不到，塊頭太不一樣了。工會的“利益群體”性質也體現在工會代表本地工人利益、強化與移民工人的矛盾上。美國華人社會學家彼得&S231;鄺指出“歷史的教訓的明擺著的。工會排擠移民工人反而降低了工人組織的戰斗力，使得移民工輕易成為資方的受害者，被老板們當作便宜的，順從的替代工，瓦解工人組織的罷工。對移民工的排斥使得反移民的仇外情緒得以不斷延續，加重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結果是移民工人沒能得益于已有的工人運動，而工人運動也遭到了削弱。到頭來，資本則能利用移民工人敲詐整個工人階級。”[4] 在美國這個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最原始的工會運動壟斷了局面。
其三, 工會具有多層的庇護結構，擺脫不了黑幫的滲透。費奇的書中有關于大工會領導與黑幫勾結的大量材料。在上述勞聯家史里已有涉及。在此我選一個例子。1957年美國頂級黑幫人物在紐約州碰頭，在場的56個人中22個是工會領導。我的讀書心得是，如果工會的職能僅在于向工人索取會費，同時給他們提供一些工作保障，那么，黑幫也能做到這些，只要把會費的名目換成保護費就可以了。因此，在地盤壟斷的結構上和提供“保護”的功能上，黑幫和工會有相通之處，黑幫對工會的滲透也就不奇怪了。我常聽紐約一些工人社區的組織者批評工會說：工會拉會員只叫人填表，來人的思想進來的時候是什么樣，出去的時候還是什么樣，是不是工會會員就是填一張表的問題，工會對工人思想的提升沒興趣，沒有和工人的思想交流。因此，這種狹隘的工會和黑幫的界限是曖昧的。費奇認為黑幫掌權的工會代表了庇護體制的最高形式，工會淪落為一個多層的庇護結構。
其四，工會領導和資方共謀，工會成為就業信托。費奇指出， 工運史研究應該探討的問題是美國工運史的主旋律不幸的是勞資合作，而不是勞資沖突。為勞資合作付出代價最多的是廣大普通工人。比如，在建筑行業，如果工會領導和承包建筑公司能夠合作，互相照顧在勞方市場和資方市場的壟斷利益，他們干嘛要打仗?根據工會和資方的具體的勞動協議，有些老板必須通過工會招募一定比例或全部的雇工。工會領導層通過它掌握的“勞工雇傭廳”(Hiring Hall)掌握工人謀職的管道。這種情況在技術工種尤其普遍。如此，因為掌握工人的就業管道，工會領導成了勞動力市場的領主。即使協議里沒有要求資方通過工會招工這一條，只要工會不鬧事，老板們也常常樂得讓工會代其招募、管理工人。如此，工會就成了一個就業信托。不管工會領導個人是否有具體的腐敗行為，僅僅這樣的結構性關系就表現出工會領導放棄了整體勞工的立場和原則，參與維持--而不是反對--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不必奇怪的是，在具體的社會過程中，領導層路線原則的敗壞和領導們個人道德行為的敗壞相輔相成。美國工會領導們的腐敗技倆多姿多彩。比如，出售工會會員的就業機會。如果工會和資方有協議保證一定的工會會員就業比例，那么，資方則賄賂工會領導的以求領導層出賣工會會員的就業機會，這樣資方可以不理勞動協議上規定的雇用條件和工資標準，更廉價地從外面雇用非工會會員工人，頂替工會會員。自然領導層是會得到好處的。再比如，工會領導還可以迫使會員工人接受非會員的工資標準，等等。一個具體的例證：紐約市三分之二的成衣廠是血汗工廠，但是有工會的成衣廠中卻有四分之三是血汗工廠，這些工廠中有的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七天，每日工作十二個小時，有的只付工人每小時工資一兩美元(1997年來法定最低工資5.15美元)。那么，工會對保護工人利益有多少用處?
其五，工會作為“就業信托”使自身喪失組織工人的動力，卻有瓦解工人的作為。在現有的工會結構條件下，因為工會作為“就業信托”掌控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工會領導就沒有興趣招募會員。原因是僧多粥少，招募新會員就意味著讓他們和已有的會員搶工作。工會不僅不能組織工人團結起來爭取權益，許多控制行業就業機會的工會(建筑、碼頭貨運業，等)在成員內部不僅沒有同工同酬的原則，反而在性別之間、種族之間制造收入等級制，在成員與非成員之間制造等級制，加重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有些工會把工人們劃為甲級、乙級和臨時工。甲乙級工人的工作能有保障，臨時工則在頭無片瓦的停車場等待每日的工作機會，平均要干七年才能成為乙級工人。工會本來應該組織工人起來，使他們成為一個團結的集體，減少資方意志對工人們的控制，但事實上，現有的工會結構卻把工人階級瓦解了，更別提許多工會領導接受老板的賄賂，更加不理會組織工人的事。綜合第四和第五特征，美國工運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美國的勞動法(因為資方可以不受制約地解雇工會組織者和支持者)和資方的阻撓這些外部的阻力。問題更是工會體制本身決定了它對組織工人沒興趣、沒動力。按照現有的工會的體制邏輯，組織工人不劃算。美國工運的問題也不是缺乏工會(兩萬多大小工會，數字不小!)，也不僅僅是工會會員人數的下降，而是有工會也不真頂用。
其六，領導和成員變質為恩主庇護關系。行業工會的原始性和“就業信托”的定位使得掌控了“工會就業”機會的工會領導與得到就業機會的工人形成庇護關系(clientism)。領導給成員恩惠，成員向上級獻忠。這樣的體制不能促進工人間的橫向團結。用費奇的話說，“美國兩萬多工會更像半獨立的封建領地，而不像是為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爭的勞工組織。”費奇認為領導和工會會員關系的變質是工運問題中最深刻的問題。
其七，工會和民主黨的聯姻：無廣泛政治成果， 有領導層相互利用。對美國兩黨競選的金錢貢獻以大財團為最多，但是工會的貢獻也不示弱。據調查(出自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在過去十年里，給聯邦競選獻金的前十名中有七個是勞聯的工會。大公司大財團對兩黨的投資是腳踩兩只船，六成給共和黨，四成給民主黨。工會則基本上貢獻給民主黨。工會為2002年的競選出資一億美元。這一億美元是否能給普通工人帶來好處是很可疑的，費奇總結說它帶來的好處有這些：為這些個別的工會提高它們在勞動協議的條件;增加工會會員人數，有時不惜以損壞其它工會的利益為代價;工會領導給自己花錢消災，希望躲過法庭和囚牢。在上述七個獻金榜上有名的勞聯工會當中，三個工會的主席在1996年至2000年受到聯邦犯罪嫌疑調查。
所謂“工會民主”根本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
不難想象，費奇對美國工會不遺余力的批判招來許多的爭議和不滿。有爭議的是他是否對美國工會的腐敗夸大其詞?有不滿的是主要擔心他對腐敗的揭露會使在右翼主事的大氣候下本來就不好過的美國工會日子更加難過。關于前一點，費奇說我的材料都有，可以分析證明給你看。關于后一點，費奇的觀點是美國工會的困境主要不在外部環境，而在內部的體制，所以有進步心的人們應該不滿腐敗，而不是遷就工會，不滿他對腐敗的揭露。行文至此，讀者也許會問：那么，費奇對美國工會的批判是不是他反工會呢?費奇對美國工人運動大概可以借用“哀其不幸，怒氣不爭”來形容。他譴責道：美國曾經什么時候會有像歐洲(比如法國、意大利)工人這樣的總罷工?是1877年那次(The Great Revolt of 1877)?還是1886年那一次(The aftermath of the 1886 Haymarket Riot)?費奇喜歡拿美國工會和歐洲的工會相比。雖然著墨不多，但是觀點很清楚：即便歐洲工會不是典范，至少歐洲工會沒有美國病，有能力推動和組織全國性的大規模工潮。歐洲的工會領導層雖然有壞蘋果，但卻不是集體性和結構性的腐敗。雖然歐洲的工會有官僚主義，由于工會不掌控就業機會，工會干部不能成為工人們的恩主。歐洲的工會也不強迫工人加入，也不從工人的工資里扣除會費。費奇從法國的工會同事那里了解到，法國工會的干部要到工人當中去請他們自愿購買一種小票，收集到的小票轉化為干部的收入，工人們對工會干部的工作是否滿意、是否愿意支持他們的工作就看他們是否愿意購買小票。據這位法國工會的干部介紹，他的月收入大約2400美元，相當于一個技術工的收入，可是他說，“我們[干部]窮，但是我們有戰斗力。”與歐洲的工會相比，費奇認為美國工會的問題是畫地為牢的半封建領地的體制問題。針對這個問題，“工會民主，”這個大多數工會改革家使用的口號，就顯得是空洞而膚淺的敲邊鼓，根本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事實也證明了迄今所有的“民主”改革都沒有解決實質問題。
回到我在開頭提出的問題，美國工會為什么缺乏戰斗力。費奇對美國主流工會的體制分析翔實地解答了美國工會如何為狹隘的利益主體服務、美國的勞工因此如何被多個利益群體和各利益群體內部的(種族、性別、長幼、國籍等)不平等關系上下左右內外條塊分割。即使某些地方工會內部有多么民主，這個體制本身阻隔了工人之間廣泛的認同和聯合。由此不難理解，在對待移民工人和第三世界工人的問題上，美國的幾大工會不僅沒有倡導國際主義，而是以倡導人權之名，掩利益群體的沙文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之實。
美國主流工會與政府合謀實行“勞工帝國主義”
那么，費奇的書有沒有討論我在開頭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即美國工會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有什么關系?雖然這本書對我們繼續探討這些問題的有一定的幫助，但該書本身沒有討論這些問題。這里我就要談一談我認為費奇的書有什么欠缺。費奇書中分析的重點在于美國工會的體制問題及其后果，對于體制問題的分析主要涉及工會結構、領導層腐敗和與黑幫勾結等具體方面。但是費奇沒有進一步探討美國工會與美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關系，也就是我認為本書重在體制分析，忽略了對美國工會的政治分析。我認為這是該書的最大問題和局限。當然任何著作都應該有所側重，作為讀者我們不能要求一個作者面面俱到。但是美國工會的體制問題和政治問題是分不開的。我的淺見是對體制問題的分析如果不推進到政治問題的分析，那么對體制問題的分析也就不能徹底。如果挑明了講，什么是美國工會的政治問題呢?美國工會種類繁復，不能一概而論。在我看來，美國主流工會領導層的政治問題是它和資本主義的關系不是反對和超越資本主義，而是團結-斗爭-團結的共生關系。而這個基本政治立場是美國以勞聯為代表的主流工會體制得以長期存在的必要條件。2005年3月《每月評論》發表了11位美國工會活動家的聯合署名文章，題為“美國工會的未來：面臨21世紀、重建工會運動” [5]。作者們指出，工會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工會能不能迎接挑戰，成為與非正義作斗爭的武器，還是淪為幫助其會員減輕些遭遇資本主義痛苦的機構?”文章接著提出“工會運動的信念究竟是什么?”這似乎表明對于這些作者來說問題首先不是美國工會有沒有戰斗力的問題，而是工會為什么而戰斗的問題。作者們說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在當前的勞工運動討論中沒有明確的說法。
雖然明確的說法沒有，美國主流工會卻有明確的做法, 這就是為人們稱為的“勞工帝國主義”(labor imperialism)。[6]在二十世紀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勞工帝國主義從勞聯的老祖宗高姆坡斯那兒就開始了，勞聯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從事海外活動，維護美國國家政權的利益。這些包括在墨西哥革命期間(1910-1920)從事反革命，支持和維護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反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立“泛美勞聯”(Pan-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來控制西半球(尤其是墨西哥)的勞工運動。二戰期間勞聯起先是反納粹，后來就反共產黨，而當時共產黨在抵抗法西斯的各種運動中是主導力量;二戰以后，冷戰期間，勞聯在意大利和法國積極反共，隨后在整個歐洲反蘇。這些活動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贊助。在拉丁美洲，通過它的“自由勞工發展美洲所”(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Free Labor Development，簡稱AIFLD), 勞聯支持和參與推翻幾個民主選舉的政府;在非洲，通過它的“非美勞工中心”(The African-American Labor Center), 勞聯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在亞洲，勞聯于1967年成立“亞美自由勞工所”(the Asian-American Free Labor Institute)，在南韓和菲律賓展開活動，直到八十年代才結束。對于勞聯-產聯的縮寫，AFL-CIO，人們戲稱為AFL-CIA(勞聯-中情局)。
1995年隨著領導換任，當時的新領導決心在勞聯-產聯的外交事務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經有事實和材料證明這幾年勞聯-產聯通過它的“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 前身是臭名昭著的、被解散的勞聯-產聯外事機構 AIFLD)，由美國政府的“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國國際發展處”(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USAID)資助，又參與了顛覆民主選舉上臺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和海地總統阿里斯蒂德的活動。
怎么回事?還是有人道出真情，此人是愛德門德.麥克威廉，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勞工”局的國際勞工主任。對于美國勞工在冷戰中做出的貢獻，他評價道：
勞工外交，即美國外交關系中與提倡工人權利和更廣泛的民主權利相關的方面，是美國外交贏得冷戰的重要因素。當時，美國工會為美國遏制和戰勝共產主義提供了有意義的政治支持。冷戰結束后，勞工外交被外交決策者們擺在一邊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新一輪挑戰下，爭取工人權利的斗爭變得越發重要了。又到了勞工外交對美國政府外交政策有價值的時候了…
今天，在形成和執行美國外交政策上，工會可以起著與它當年在冷戰中同樣有意義的作用。
費奇在書中提到過勞工帝國主義，但他所指涉的范圍比較小[7]。他談到美國工會的一些虛偽，比如UNITE-HERE (主要代表餐館業和成衣業的工人)很久以前就放棄了為工人們改善工作條件和維護就業合同的斗爭。自六十年代以來，UNITE的會員人數減少了四分之三。但是UNITE近來的公關策略是打擊海外的血汗工廠，還取得了一定成功。這種虛偽的公關轉移一般民眾的視線，引導美國年輕的大學生無視本國的血汗工廠，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出救世熱情。這種技倆和救世情懷的確是勞工帝國主義的表現。但是勞工帝國主義更主要的還是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聯-產聯(AFL-CIO)的領導層與美國帝國主義合作，長期以來是美帝的幫手。
所以，美國主流工會的問題既是體制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它與美國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在國內是“團結-斗爭-團結”的勞資合作關系，在國際上則表現為與美國帝國主義配合的勞工帝國主義。內外結合來看，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出美國主流工會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共生關系。因此，費奇把體制問題作為美國工會的主要問題就顯得不足了。
“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
美國工會的重建有沒有可能呢?費奇指出從歷史經驗來看對主流工會的挑戰和重整工會的力量一般來自外部，來自左派，他在《每月評論》的訪談里談到了近一二十年來出現的新、獨立于工會結構的職工中心。這樣的組織在紐約就有二十多個。這些活躍著的新的組織在積極地探索新的組織理念和道路。但是費奇認為美國工會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國工會的一大問題就是分裂，因此他懷疑這些新的組織有沒有能力對美國工會的重建起作用。
那么，費奇本人分析美國工會的的政治視角和立足點是什么呢?這里我不得不指出費奇的分析里表現出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我在前面提到費奇喜歡在歐美間進行比較。歐美之間的確有許多可比性，歐洲的工會運動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美國工會的諸多問題。但是費奇的參照系統主要是歐洲，只有在抨擊美國工會的腐敗狀況時，他才拉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一些非洲國家作比較。這仿佛是說，美國工會應該跟“好孩子”“先進”的歐洲學習，不幸地是美國工會有時更像第三世界的“壞孩子。”與他的歐洲中心主義相聯系的是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的極大肯定。在訪談中，他認為歐洲的社會民主是“階級社會所能達到的最平等、最自由的社會組織形式。”他在著作和訪談中只有對歐洲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的贊美，沒有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的肯定。由此，我還想指出的是費奇對美國工會的批判雖然痛心疾首，但他的批判似乎最終沒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的框架。他在書的結尾重新召喚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卻不幸失落的“民主共和主義”(democratic republicanism)。因為美洲印地安人遭受的種族滅絕、因為華工在美國遭遇過排華法案，因為美國黑人遭受過長達幾世紀的奴役和種族壓迫，我不清楚他所謂的“民主共和主義”在歷史上指的是什么，因此在通信的時候請他解釋。他回答說如果他要給自己在政治上定位的話，他是一個“共和社會主義者”(a republican socialist)，至于這是什么意思，他說關于這他正在寫本新書。
盡管費奇的著作有一些欠缺，《出賣團結》深入地剖析了美國工會的弊病，對我們了解美國工會和工運是一本非常有借鑒價值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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