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青：美國社會平等嗎？

　　作為一名堅定的新凱恩斯主義者,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長期堅持市場的不完善論,捍衛政府干預的必要性。這一立場也貫穿于他對當代美國社會不平等批判的始終。近來,克魯格曼連續發文闡釋美國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對當前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做出了一些非常深入的論述。

　　一、99.9%與0.1%的對立

　　克魯格曼高度評價“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的口號“我們是99%”,認為這個口號非常了不起,它正確地將問題界定為中產階級與精英而非與窮人的對立。它告訴我們,在這個新的鍍金時代里,大贏家是極少數富人。如果說這個口號存在不妥的話,則是其目標定得過低了,頂層1%人士收益中的大部分實際上掌握在數量更少的人群即最頂層的0.1%手里,他們是最富有的人群。

　　最近一份分析報告顯示,在超級精英中,43%為非金融業公司的高管,18%為金融業的高管,另外12%是律師和房地產從業者。從這些人的職業看,并不存在個人收入與經濟貢獻的清晰關系。過去多年間高管們飛漲的薪水是由公司董事會決定的,而這些薪金由董事決定的人卻又有權任命董事。業績表現很差的CEO依然拿著高薪,甚至那些失敗的以及被解雇的高管,在離職時也能得到數百萬美元的補償。經濟危機表明,金融風險大多并不是由那些逐利者自己承擔,而是由天真的投資人或納稅人承擔。對99.9%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憎恨頂層的0.1%,而是要讓他們繳納更多的稅金。

　　二、收入不平等是一種美國式的寡頭政治

　　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增長,體現在寡頭統治的崛起,底層收入者占有的財富越來越少,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特權精英手中。他援引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新近公布的數據指出,美國中低階層享有的社會總財富量急劇下降,80%家庭的收入不到國家總收入的一半,而在上層人士中,將近2/3的收入又流入只占0.1%的極少數人手中。

　　70年代末以來,這些最富裕的美國人實際收入的年增長率達到400%?？唆敻衤虼速|疑美國是否還是一個主要由上層和中層兩個階層構成的“中產階級”社會。如今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就業形勢總體上雖然好于沒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工人,但同樣也遭受著收入停滯和加劇的經濟安全風險。

　　實際上,擁有高學歷的工人的工資自2000年以來根本沒有增長過,甚至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不再能夠指望得到一份報酬優厚的工作。在當今美國,展現出一幅這樣的景觀:占比例極小的一個富裕階層正在日益成為國家主導力量。這極少數富豪插手政治,左右權勢,令美國的政治體制嚴重扭曲。收入過分集中在富人手中與真正的民主相左,“美國社會已經身處險境”。

　　三、美國不是一個公平的競技場

　　克魯格曼指出,相對于其他國家公民,美國人更傾向于認為自己生活在精英制度之下,但這種自我想象完全是一種幻想。美國社會實際上更趨向于階級化,其突出特點是出身至關重要,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幾乎沒有機會爬到社會中層,更不用說社會頂層。他將這種階級化的根源歸結為美國社會保障網的漏洞,歸結為政府在創造機會平等方面的失敗。

　　在他看來,來自社會底層的孩子即便通過努力上了好的大學,即便與那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具有同樣或者更高的天資,但由于缺乏資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輟學。克魯格曼同意美國社會的代際流動如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所言,是一個“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即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具有較低的代際流動——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將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到2035年,美國的代際流動甚至會比現在還少,那時個人出生時的階級地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未來的經濟前景。

　　他認為,美國無階級社會的神話顯然已經被揭穿了——在富裕國家中,美國成為經濟及社會地位最可能得到繼承的國家。

　　四、不平等的增長是美國兩極化政治的根源

　　克魯格曼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治呈現一種兩極化發展趨勢,表現為民主和共和兩黨在政治光譜中越來越壁壘分明,即使最保守的民主黨人與最開明的共和黨左翼之間亦不再存在任何交集。當前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程度與戰前尤其是大蕭條前幾無二致。而且兩黨間不斷拉大的差距,是共和黨向右轉而并非民主黨向左轉的一種結果。比如,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計劃,曾經就是共和黨“傳統基金會”所設想的計劃,現在共和黨卻指責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計劃。

　　在克魯格曼看來,當代美國政治的這種兩極化與不平等的增長關系密切,與頂層1%人群所占收入份額越來越大緊密相關。其原因在于,少數人不斷增長的收入和財富“收買了一個主要政黨的忠誠”。共和黨愈益轉向右翼立場,因為這種立場的受益者能夠利用其經濟權力為政治家提供競選資金和某種安全網。在當前這場經濟危機中,兩黨間發生激烈的政治沖突也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反危機政策。比如,奧巴馬政府費盡周折才在參議院得到了刺激計劃通過所必需的60張支持票。顯然,收入的極端不平等導致極端的政治兩極化,而這反過來又極大阻礙了對經濟危機的政策回應。這意味著不平等議題與經濟復蘇問題不能分離開來,只有抑制不平等及其對政策爭論的反常影響,才能擁有一種良性的宏觀經濟政策。

　　五、社會不平等源于金錢而非道德

　　保守派宣稱,“占領”運動背后的原因是道德問題,中產階級家庭價值觀的崩潰應該為不斷擴大的不平等負責。查爾斯·默雷在其新著《分裂:美國白人的現狀(1960—2010)》中尤其指出,美國產生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層部族(占全國人口的20%)和下層部族(占全國人口的30%)之間的行為差異非常大,是低學歷美國白人結婚率和男子勞動力參與率下降,以及非婚出生率上升等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衰落,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分裂。克魯格曼反對這種觀點,堅持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金錢而非道德。他指出,盡管傳統家庭的陣地一直在失守,但一些標志社會功能障礙的指標,比如各種族中少女懷孕率和暴力犯罪率已經得到很大改善。而傳統工人階級家庭正在發生的變化恰恰與“金錢”相關,比如教育程度不高人群的工作機會和福利、醫療待遇等的大幅度下降。如果不考慮通貨膨脹因素,1973年以來,高中畢業男子入職的薪水下降了23%。與此同時,就業福利待遇幾乎消失殆盡。1980年,在私營部門剛剛參加工作的高中畢業生當中,65%的人享受醫療福利,而到2009年,下降到僅29%。

　　可見,傳統價值觀對不平等的影響并非保守派所言那么大,正在美國工人階級身上發生的社會變化,并非是“被拋棄美國人的道德衰落問題”,這種變化是劇烈上升的不平等現象的結果,而非其它原因。

　　六、“藍色不平等”比“紅色不平等”更重要

　　《紐約時報》的保守派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撰文提出“美國社會存在‘兩個不平等’說”,即一個是代表著1%和99%間收入不平等的“藍色不平等”,主要出現在紐約、洛杉磯、波士頓等地;另一個是體現在接受過高等教育者與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者間的“紅色不平等”。這主要發生在斯克蘭頓、得梅因等內陸地區,表現為接受過高等教育者在家庭結構的穩定性、兒童教養模式、社會交際網等方面明顯優于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者。不少人認為,在這兩種不平等中,“紅色不平等”顯然更為重要。雖然1%的人群財富不斷攀升也是人們需要面對的問題,但其嚴重性遠不如數千萬美國人輟學、40%的兒童非婚出生、停滯的人力資本和社會流動以及底層50%人群非組織化的社會秩序。

　　克魯格曼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指出所謂廣泛知識工人階級的興起,是人們對美國社會的誤讀,是一個認為20%技術工人利用新技術和全球化機遇,逐漸與80%非技術工人拉開距離的“80/20”謬論。許多有識之士之所以相信這種謬論,不是因為它正確,而是它令人欣慰。這個概念把所有問題歸結為教育,讓不平等成為一種供需關系的結果,因而解決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體制。這樣,沒有人會因為日益擴大的不平等而受到指責,因為實現更好的教育是每一個政客至少在口頭上都非常強調的問題?？唆敻衤f:“我們的確需要校正美國的教育體制,尤其是在起跑線上存在的不平等問題。但有些問題不是教育能夠解決的,特別是那種認為讓更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就能夠恢復我們過去擁有的中產階級社會的說法更是一種癡心妄想。實現一個在更大范圍內共享繁榮的社會,答案不在教育,而是需要恢復在過去30年里已經喪失了的勞工議價權,需要向每一位公民提供基本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保險。”

　　克魯格曼也對布魯克斯把內陸腹地排除在外,而將寡頭政治議題局限在濱海地區的觀點提出質疑。他強調,美國經濟是高度一體化的,雖然證券、期貨等高級金融業集中在紐約,但卻是在整個美國賺取利潤。即使寡頭們明顯是從所謂“紅色不平等”的內陸獲取收益,如石油大亨科赫兄弟,卻仍然主要居住在紐約。換言之,一個州創造的財富流到“在外地主”手中,從而成為另一個州的統計數據,但這并不能說明前者實現了平等的收入分配。“寡頭政治”這個概念的確令人不安,但事實就是如此。

　　七、收入不平等是種族不平等的新慣性輪

　　克魯格曼指出,在當今美國,種族主義雖然沒有完全從人們心目中根除,但其影響較之民權時代已經微乎其微。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超越種族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問題。如今評判一個人不再依據他的膚色,而是其擁有的財富?，F在到了“作別種族歧視,回歸階級體系”的時候了。經濟不平等雖然不是一個固有的種族議題,但對美國而言,收入不平等也具有種族意義。20世紀60—70年代,種族歧視的終結極大地提高了少數族裔的經濟和法律地位。其間大量黑人家庭邁入中產階級甚至上層中產階級的行列,黑人占上層20%家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但自80年代以來,黑人經濟地位的相對改善停止了,這與同一時期急劇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存在重要聯系?？唆敻衤粲?人們不應該在收入不平等問題上保持沉默,而要像馬丁·路德·金反對種族歧視那樣,致力于改變收入不平等的格局,維護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和夢想。

　　當前,西方理論界圍繞社會不平等問題正在進行激烈的論戰,其中不乏克魯格曼的支持者,而保守派也提出了一些針鋒相對的觀點。比如,有人否認克魯格曼提出的“寡頭政治論”的意義,質疑即使對上層5%的家庭施加100%的重稅,政治影響的再分配就足以使美國成為一個非寡頭政治國家嗎?批判富人就能改善單親家庭兒童的相對貧困狀況嗎?也有人直接提出,不應該將對不平等的憤怒強加到富人身上,富人不應該成為不平等的眾矢之的,強調當前真正的收入問題不是誰富有而是誰貧困的問題,認為窮人更大的經濟流動與對富人的征稅無關,而與發現那些鼓勵結婚、教授窮人適用于市場的技能,以及引導其加入合法勞動力大軍的方式方法存在重要聯系。對富人征稅只能給窮人提供金錢上的幫助,但窮人面臨的問題不是錢太少,而是缺乏完善自身的技能和機會,等等。

　　在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泛濫中,克魯格曼對不平等的詮釋顯然具有警示意義。他關注社會兩極分化以及財富高度集中與寡頭統治的必然聯系,提醒人們不能漠視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破壞性后果,呼吁政府在維護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方面有更加積極的作為,這不論是對社會矛盾和沖突凸顯的西方發達社會,還是對面臨貧富差距挑戰的中國而言,都具有確切的現實意義。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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