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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輝明: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家的影響和拉美左翼運動的興起

靳輝明 · 2013-03-07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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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影響巨大的社會思潮,而且也是一種現實的經濟、政治政策,它已經給不發達國家和地區造成很大危害。2006年10月下旬,我參加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訪問團,對巴西和阿根廷兩個國家進行了考察,主要考察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家的影響和造成的危害。這次考察收獲很大,使我對拉美國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新自由主義給拉美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也使我對當今世界存在的市場經濟作了認真的反思。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模式,但是決不能小視這只“看不見的手”,它無孔不入,影響到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影響到人們的精神和靈魂。所以,我們必須深刻地研究和認識市場經濟的特性和規律,學會利用和駕馭這只“看不見的手”。下面我就從訪問拉美說起,闡明我對當今的市場經濟的看法。

  一,巴西和阿根廷的基本情況

  南美位于西半球的南部,東瀕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南隔海與南極洲相望,北隔巴拉馬運河與北美洲相鄰。面積約1797平方公里,人口3.6億。南美國家之所以稱為拉丁美洲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屬于拉丁語系國家,講西班牙、葡萄牙或意大利語。這和幾百年的殖民主義統治有著直接的關系。南美有12個國家:北部有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圭亞那、蘇里南、厄瓜多爾;中部有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巴拉圭和烏拉圭;南部有阿根廷和智利。南美有著縱貫南北長約9000公里的安第斯山脈,有著世界最大的約560萬平方公里的亞馬孫平原,有著世界水量最大的亞馬孫河。可以說,這是一片遼闊、富饒而又神秘的大地。

  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兩個最大的、也是自然條件最好的國家,可以稱得上地大物博。巴西國土面積858萬平方公里,土地面積占世界第五位,比我們國家僅小100萬平方公里,但沒有我們國家那樣廣袤的、一望無際的荒漠和戈壁沙灘。亞馬孫河沖積平原80%在巴西,熱帶雨林700萬平方公里,巴西占70%,有“地球之肺”的美譽。而巴西的人口只有1.8億。特別是水資源十分豐富,亞馬孫河入海口寬40公里,水深200多米,它的一條支流黑河,水量比我們的長江還要大。據巴西學者稱,亞馬孫河水量占世界總水量的20%。

  阿根廷土地面積220多萬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沖積平原,土地非常肥沃,阿根廷的拉普拉塔河是拉美的第二大河,它三條支流的匯合處有365公里寬,水深平均50多米,他們稱其為淡水海。阿根廷人口只有8000萬。

  這兩個國家除了水資源以外,還有豐富的礦藏,有含鐵量超過50%的富鐵礦,有天然氣和豐富的寶石礦藏。巴西曾經經濟排名在世界第八位。阿根廷靠農牧業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國民經濟總產值排名也在世界前十位。但是,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十多年來,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生活都遭到了嚴重的影響和破壞。拉美國家的諸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新自由主義經濟、政治政策造成的。他們現在正處于反思階段,但問題遠遠沒有解決。

  二,新自由主義及其在拉美國家的傳播

  新自由主義是相對于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義發展的一種極端的表現形式。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在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大危機以前,西方多數國家都奉行古典自由主義政策。在大危機之后,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逐漸占據主導。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經歷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進入70年代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陷入經濟蕭條和危機,而凱恩斯主義也提不出克服危機的有效對策,于是新自由主義就大行其道。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撒切爾出任英國首相,里根出任美國總統,利用這一新的形勢,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政策,從此新自由主義便上升為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對內對外的政策原則。

  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在經濟上主張“使經濟盡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盡可能快地私有化”,并且在財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強硬措施保證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實施。在政治上極力鼓吹政治和文化的“一體化”,推行美歐式的多黨制、民主化,宣揚政治多元化和文化的美歐化,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西化”。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利用由他們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向發展中國家大力推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試圖在世界范圍里建立以新自由主義為理念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實現他們稱霸世界的“新帝國主義夢”。

  拉美國家歷來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輸出經濟社會制度以及價值觀、生活方式的試驗場。所以,它首先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政策,其主要標志是推行“華盛頓共識”。所謂“華盛頓共識”,是指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牽頭召開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所達成的十點“共識”。其主要內容是:實施金融貿易自由化,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削減政府社會福利的支出等。在美國的壓力和誘導下,拉美國家開始推行“華盛頓共識”,大力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金融和利率的自由化,放任外來資本的進入,降低公共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的開支,放棄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和控制。“華盛頓共識”的實施,加速了國際壟斷資本對拉美國家的滲透。阿根廷的學者說,“目前阿根廷不僅工業、商業、服務業,就連銀行、電力、石油、公交、水利、郵電、鐵路這樣一些重要部門,也都實現了或正在實現私有化。”這個時期,拉美國家大量出售國有企業和大公司,西方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并購買家。拉美國家由此成為發展中國家私有化和國際化比例最高的地區,但也變得更加依賴私營經濟和國際市場,更加依附于國際壟斷資本。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拉丁美洲國家得以推行和迅速發生影響,除了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因素外,還有著更深刻的國際和國內的、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從國際上來講,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得逞,同當時的國際環境和經濟全球化有著直接的關系。正如巴西學者所說,“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上世紀70-9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有關,與80年代金融的全球化、拉美的軍政府、中心國家的保守勢力都有密切聯系。”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正是利用這種形勢試圖進一步控制拉美國家。從內部來講,這些國家長期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政策,沒有著力去發展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沒有轉向外向發展以尋求和擴大自己的國外市場,而只是力圖通過地區經濟一體化來解決國內市場狹小的問題。結果是對外部資金和技術的依賴進一步加深,后來又錯誤地走上“負債增長”之路,從而深陷債務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新自由主義的誘惑和美國的壓力,拉美國家已經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命運,只能聽任新自由主義的擺布。阿根廷學者說: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義與美國的壓力、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有很大關系,當時不“改革”就難以找到貸款,在國內就面臨更大的經濟、政治壓力,就難以應對經濟停滯、失業增加等嚴重的社會問題。但豈不知,實行新自由主義后,使這些國家不僅沒有解決面臨的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這無異于是從熱鍋里跳到了火坑里。

  三,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

  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中,要結合自己的國情,通過理論創新和學習別國的成功經驗,尋找正確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而不能簡單地搬用新自由主義的作法。近二十多年來的經驗表明,新自由主義推行到哪些國家和地區,就會給這些國家和地區帶來災難性后果。第一類受其影響的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第二類受其影響的是發生金融危機的一些亞洲國家;第三類就是拉丁美洲國家。拉美國家是近十多年來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和危害最嚴重的地區。盡管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開始階段,這些國家經濟有所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制約了它們的社會經濟發展,使這些國家深陷危機而難以自拔。阿根廷學者把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十年稱為“失去的十年”,巴西學者稱之為“美國的陷阱”。從本世紀初他們開始進行反思,但到目前為止,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影響還遠遠沒有消除。下面僅從幾個方面說明新自由主義給拉美國家、主要是巴西和阿根廷造成的嚴重影響:

  1,經濟發展總體緩慢 失業率不斷攀升

  如前所說,拉美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之初,有些國家經濟有所增長,但從總體來看,經濟發展速度不僅沒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當于改革前的50%。經過幾年的反思,到2004年,受惠于國際經濟形勢的好轉,拉美經濟有所復蘇,但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在上世紀八末、九十年代初,拉美地區經濟年均增長1.2%,從1992年-2002年的十年間,經濟年均增長只有2.4%,僅相當于80年代以前的45%。阿根廷和巴西可稱為是拉丁美洲的“發達國家”,人均GDP曾經達到過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后,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經跌到2665美元。巴西東北部幅員遼闊的亞馬孫州,至今文盲仍占全州人口的一半。與經濟蕭條相伴隨的是高失業率。拉美地區的失業率在最近二十年持續上升,阿根廷、秘魯、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40%以上。就是到了本世紀初,拉美地區2001、2002、2003年平均失業率仍然分別達到9.2%、9.3%、10.7%,其中阿根廷2002年還曾高達23%。阿根廷學者說:“我們沒有想要的生活質量,沒有效率,也沒有尊嚴和所需要的安全,因為我們阿根廷人失敗了。”“新自由主義使阿根廷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變成了本地區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2,資金大量外流 外債負擔沉重

  沉重的外債負擔是拉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又一個大障礙。阿根廷學者說,從1982年到1985年,拉美向外國支付了1500億美元的利息,與此同時從這些外資中獲得的凈收益只有400億美元。兩者之間1100億美元的差額需要用貿易盈余來彌補,這幾乎相等于該地區三分之一的出口和50%的凈儲蓄。這無疑導致了國內資本的緊缺,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自1999年以來,拉美地區資金凈流出仍在逐年增加,2004年達到了639億美元,2005年進一步增加到675億美元,其中外國直接投資的利潤轉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在1982-2000年間,拉美國家還外債利息高達1.452萬億,是全部外債的4倍還多。2004年,拉美國家的外債達到天文數字7230億美元。債務成為勒索和控制拉美國家的手段和工具,成為阻礙拉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沉重枷鎖。

  3,兩極分化嚴重 社會動蕩不安

  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大后果,就是產生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6倍,而實行新自由主義后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據阿根廷學者提供的數字,1960年拉美國家有1.1億人口處于貧困狀態,到1994年達到了2.093億,2004年竟高達2.22億。該地區60%的兒童處在貧困中,5300萬人面臨饑餓的威脅,4200萬人仍然是文盲。在拉美國家大城市的邊緣地帶,密密麻麻的極其簡陋的貧民區漫無邊際,成為城市的一個獨特現象。比如,巴西圣保羅市有1700萬人口,其中700萬人住在貧民區。這些貧民區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骯臟、混亂,當地警察都不敢輕易進入,基本為黑社會所控制。

  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兩個經濟比較發展的國家,但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兩極分化也十分嚴重。巴西的基尼系數曾高達0.6,經過幾年的調整,到2004年仍高達0.58。阿根廷的基尼系數曾經達到0.57,現在為0.48。阿根廷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1990年是21.2%,2000年上升到41.5%,到2002年6月竟然上升到53%,其中絕對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24.4%。巴西的狀況也有過之無不及。巴西人這樣形容他們國家的貧富差別: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飛機),中產階級在地上(開小汽車),窮人在地下(即乘地鐵)。嚴重的兩極分化,使得這些國家秩序混亂,社會動蕩,人們缺乏安全感。盜竊和搶劫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前不久在里約熱內盧,我國一個經貿代表團乘車從機場到住地,中途被持槍歹徒洗劫一空。我國駐圣保羅總領事館的總領事,在乘車外出辦事時也曾兩次遭到持槍歹徒的搶劫。這里的人都懂得出門要帶幾十元的“保命錢”,當劫匪把槍口對準你時將錢交出來就可以免于一劫。去年11月中旬,也就是我們剛從拉美訪問回國不久,美國總體布什的兩個女兒到阿根廷旅游,在兩個貼身保鏢的保護下,挎包還是被偷去,被偷的手機中有高度機密的電話號碼和材料。混亂的社會狀況,由此可見一班。

  中國有句諺語:貧窮生盜賊,富貴生淫欲。在這些國家看得十分清楚。兩極分化和嚴重的貧富差別成為黑社會勢力滋生和猖獗的溫床。僅圣保羅市就有七個黑社會集團,而每個黑社會集團下面都有一大幫人,他們使用的武器比警察的武器還要先進。就在2006年5月,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黑社會勢力公開向警察挑戰,甚至使用火箭炮襲擊警察局。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黑社會竟然開著直升飛機去劫獄,從獄警的眼皮底下接走黑老大。這些只有在驚險小說中才可以看到的情節,在現實生活中都發生了。拉美其它國家也都出現了類似的社會動蕩。據有關統計,僅2005年5-8月,拉美地區就發生了2302起抗議活動。阿根廷學者不無感慨地講:“在我的印象里,一生的時時刻刻都生活在危機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把我們拖進了沒有希望的境地。”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最大、最直接的后果。

  4,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減弱 走出困境步履維艱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原則就是私有化和政府退出對經濟的管制,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國家的宏觀調控。由于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的減弱,結果使得社會經濟陷入更大的混亂,以至于失控。拉美國家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有的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調控化”進行得快速和徹底而聞名,并受到西方輿論的贊譽,但后來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阿根廷學者說:由于新自由主義要求政府退出經濟領域,并實行全面私有化,包括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所以阿根廷在上世紀90年代就將電信、鐵路、礦業、鋼鐵業等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出售,這使得政府在面對2001年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時,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國有資產,因而無法向國外金融機構貸款。巴西學者說:瘋狂地放松管制、實行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這是新自由主義者為建立其新自由主義政府、滿足霸權主義資本家的跨國利益以及滿足盟國利益的結果。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效果只能使當時的政府和地區寡頭感到滿意。我們必須置疑當前這種由強國主宰的不利于弱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新經濟自由主義模式。

  上述這些學者的言論,清楚地表示了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和置疑。近些年來,拉美國家對新自由主義展開了反思,但對新自由主義從理論上進行總結和深刻認識仍有很大差距,至于在實踐上去解決它、消除它的影響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現在的政府和廣大民眾認識比較清醒,他們反對新自由主義,希望進行新的變革。政府領導也意識到,沒有經濟基礎國家便不可能有權威,也不會有真正的控制力。但如何增強經濟實力和控制力,苦于沒有辦法,更難于把已經私有化的企業收歸國有。但同政府官員和廣大民眾的認識相反,有不少學者還贊同新自由主義,甚至認為目前的后果不是由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而是由于實行不當的結果,因而政策調整只需對新自由主義某些具體方面予以改進即可。總之,拉美國家已經停止實行新自由主義,但是,真正總結經驗,接受教訓,走出困境,尚需時日。

  四,拉美左翼運動的高漲及其影響

  拉美左翼運動的高漲,是當前國際形勢、特別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亮點。拉美左翼運動的興起,是當前拉美國家存在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的,是同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的推行及其失敗有著直接的關系,可以說,這是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新自由主義得逞,左翼力量必然遭受巨大的壓力,反之,新自由主義失敗之時,就是左翼運動崛起之日。上世紀末,正在為爭取執政地位而奮斗的巴西勞工領袖、現為巴西總統的盧拉曾經預言:在6-8年內,拉美大多數國家將由左派政黨執政。這個預言今天已經變成現實。拉美政治“左轉”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1,拉美政治向左轉,左派領導人上臺執政

  在20世紀70-80年代,拉美左派試圖通過武裝斗爭和游擊戰爭奪取政權,變革社會制度,而現在他們通過選舉紛紛在一些主要國家上臺執政。1999年查韋斯大選獲勝,當選為委內瑞拉總統,標志著拉美左派新階段的開始。接著上臺執政的有,巴西勞工黨領袖盧拉(2003年初)、烏拉圭進步聯盟-廣泛陣線主席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維亞爭取社會主義領導人莫拉萊斯(2005年1月)、智利社會黨領導人巴切萊特(2005年)等。此外,2006年是拉美的大選年,又有一批拉美國家左翼領導人或者再次連任或者新當選為國家總統。它們是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烏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馬、秘魯、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爾等左翼政黨獲得了執政權。在2007年的總統選舉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阿根廷總統夫人費爾南德斯,代替她的丈夫基什內爾成為阿根廷第一位女總統。她明確表示她是為廣大窮人服務的。二是、危地馬拉希望聯盟黨的阿爾瓦羅.科洛姆在選舉中獲勝,成為該國歷史上第一位左派總統。埃菲社在“拉美左派再下一城”一文中報道說:“這意味著左派在拉美地區的又一次勝利,也是左派在這個傳統的右派掌權國家獲得的前所未有的勝利”。(見《參考消息》2007年11月7日)目前,拉美已經有四分之三的國家政權掌握在左翼領導人手中。在2006年的大選中,右翼只掌握了哥倫比亞、墨西哥和洪都拉斯三個國家的執政權。值得注意是,左翼領導人都以很高的勝率當選,而右翼領導人勝率很小,甚至有的勝率還不到一個百分點,他們即便上臺執政也會面臨很多問題,遇到很多困難。

  需要提及的是,科雷亞當選厄瓜多爾總統引起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他被譽為南美的又一個“查韋斯”。他在去年10月12日的競選活動中說:“查韋斯是我的朋友”,“我們總說我們是席卷拉丁美洲潮流的一部分,我們期待一個團結的拉美,反抗非人道、殘酷的全球化。”他批評跨國公司使厄瓜多爾淪為南美洲經濟最貧窮、政治不穩定的國家之一。有的媒體把查韋斯、莫拉萊斯和科雷亞視為卡斯特羅以后的拉美新的“反美鐵三角”。更值得注意的是,科雷亞當選總統時年僅43歲,曾經留學比利時,最終從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畢業,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這說明一些年輕的文化素質比較高的領導人當政,它勢必會提高拉美左翼運動的水平,假以時日,美國稱霸拉美的夢想將更加難以得逞。

  2,關于拉美左翼和左派政黨的分析

  左翼與右翼、左派與右派的概念始于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它是表示在政治上或對現實社會問題的兩種對立傾向的政治概念,一直沿用至今。其內涵隨著時間和條件的改變會有所不同,但一般說來,右翼是指保守的、維護現存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的傾向或勢力,而與此相對立,左翼或左派則是指政治上激進的或革命的傾向和黨派,它主張變革現存社會或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的發展。拉美左派也具有一般左派的基本特征。

  拉美的傳統左派主要是指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以及一些激進團體和革命武裝組織,他們主要是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傾向。而今天的情況是,一方面左翼的勢力、隊伍和人數在擴大,另一方面其成分又十分復雜,什么是左翼和左派比較難以準確界定,但它們總體上是屬于左翼范疇,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的復興是有利的。可以說,這是拉美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但究其原因,不難發現,拉美左翼運動的高漲是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所造成的復雜的社會問題在政治上的反映。俄共主席久加諾夫稱:“這是一塊我們正在見證其加速“變紅”的大陸”。哥倫比亞學者豪.恩.博特羅認為,“拉美左派的高潮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現象”,“當代拉美左派同20世紀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過去拉美左派主張武裝斗爭奪取政權,而現在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

  對于拉美左派國際左翼學者進行了許多研究,提出各種不同的看法,比如巴西和古巴學者在《跨入21世紀的左派》一書中,認為拉美左派應該把拉美左派社會運動包括在內,所謂左派“是指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致富邏輯并為建立為勞動階級利益服務的社會而奮斗的力量組合”。其包括“左派黨”和“社會左派”即指社會運動。美國左翼學者詹姆斯.佩德拉斯提出何為左派的14條標準,其中包括:減少社會不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將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置于私人利益和外國利益之上;鼓勵民眾參與;生產多樣化;社會開支和公共開支優先;增加最低工資;實現反對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等。其中最根本原則是實現社會公正和正義。很多學者把當前的拉美左派稱為新左派,認為他們主要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的試驗,使拉美人民深深認識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要求變革社會的愿望日益高漲,拉美左翼運動正是順應這一歷史潮流應運而生的。可以說,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持批判態度,主張通過社會變革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和政治民主,反對由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要求建立更為平等和合理的國際秩序,成為當今拉美左派占主導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張。

  從政治態度來看,拉美的新左派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溫和左派,包括巴西總統盧拉、智利總統米.巴切萊特、烏拉圭總統塔.巴斯克斯等;另一類是激進左派,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羅、委內瑞拉總統查委斯、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和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等。前者雖然也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張社會公正,反映廣大民眾的利益,但是對待美國的態度,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以及在國內采取的政策都比較溫和,而后者不論是對美國的霸權政策、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還是國內的政策都采取一種激進的鮮明的立場和態度。墨西哥前外長豪.卡斯塔涅達說:在拉美,當前有兩種左派:一種是“有民族主義和民眾主義傾向的政黨和組織及其領導人”;另一種是“有社會主義根源的拉美政黨、運動及其領導人”。這個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總之,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拉美名譽掃地,拉美地區極端不平等、不公正及其產生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就是拉美左翼運動產生的土壤。這種狀況同拉美的民主政治相結合,必然導致拉美近年來左派紛紛上臺執政。這無疑有利于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復興,應當把拉美的左翼運動看成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3,關于拉美的社會主義

  拉美社會主義可以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公開宣稱搞社會主義;另一種情況是不講是在搞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的實踐活動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第一種情況最突出的代表是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和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眾所周知,2005年初,查韋斯在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發表講話,提出在委內瑞拉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的構想,開始將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定向為社會主義。在政治上,主張以參與制民主代替代議制民主,建立人民的國家政權,建立民主的、公正的國家機制,充分調動廣大民眾參與國家的管理,反對一黨定“乾坤”;在經濟上,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建立國有企業,加強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建立以國有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國家所有制、社會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體系;在社會方面,主張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自由和互助,注重社會福利,減少社會貧困;在對外政策上,主張世界多極化,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通過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合作實現外交的多元化等。“21世紀社會主義”構想的提出,實際上是查韋斯試圖將他所領導的“玻利瓦爾革命”的性質,從民主革命提升為社會主義 。

  對于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西方媒體有很多的評述。比如,美國《紐約時報》2005年10月30日撰文說:“21世紀社會主義體制逐步取代自由市場體制;建立國有企業,將廢棄的工廠充公,組建數以千計的合作社和由工人管理的經濟實體。”文章還說,“一年前成立的經濟部已將查韋斯總統的許多宏偉計劃付諸實施。該部門的規劃者創建了6840家合作社,它們在全國范圍內雇用了21萬人。包括將效率低下的工廠、礦山和田地充公的新措施,在國內收到了良好的反響,查韋斯的支持率高達70%”。可以說,這樣的評論是客觀的、公允的。但也有的評論將查韋斯的社會主義看成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認為查韋斯深得基督教教義的精髓。因為查韋斯進過這樣的話:“在公有財產方面,真正的基督比任何社會主義者都更加具有共產主義思想,他是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反帝國主義者,他反對專制統治、特權階層和絕對權力。”從這里可以看出,查韋斯是利用基督教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恩格斯曾經說過,在一定歷史環境里,宗教也可以成為政治活動的一種形式。他在《原始基督教史》中,把原始基督教的有關思想看成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最初的表達。查韋斯這樣的看法,實際是拉美特殊精神環境的一種反映。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是為擺脫社會困境而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選擇,但能否成功,將取決于是否具有科學的理論指導,以及正確的政策和策略。

  莫拉萊斯本來就是玻利維亞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他說:他奉行的是“公有的社會主義”,而查韋斯稱莫拉萊斯奉行的是“玻利瓦爾印第安社會主義”。因為在印第安人的社會結構中存在著共同體因素和公有制歷史傳統。德國《明鏡》周刊2006年第35期,發表了該刊記者對莫拉萊斯總統的訪談錄,記者問,您打算在玻利維亞實行社會主義嗎?他回答說:“如果社會主義意味著我們生活得好,實行公平和公正,不存在社會和經濟問題,那么它是受到歡迎的。”莫拉萊斯在玻利維亞也實行了國有化和土地改革。他說,“不管人們稱之為社會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但至少拉丁美洲已不再象過去那樣存在種族主義的或者法西斯主義的總統。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所造成的只是損害。”

  至于科雷亞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我們可以看看2007年阿根廷新聞社的一個報道,該報道說:科雷亞正致力于制定一部新憲法,而這個憲法的基礎是“21世紀社會主義”。報道引用科雷亞的話說:“我們將要開展一場徹底、深刻、迅速地改變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全民革命”他斥責過去的政策是“拜美國政府的政策所賜”。“這些政策已成為厄瓜多爾,乃至拉丁美洲的災難”。他說,“為了推行這場全民革命,我們需要21世紀社會主義。很多人讓我們冠之以‘人道主義’。我們拒絕了,因為我們不懼怕這個詞匯。我們將利用社會主義探尋公平、公正和能夠提供巨大生產力和就業機會的經濟。”“我們的計劃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異曲同工。例如,21世紀社會主義中,人民處于主導地位,而非市場。市場應當是一個良好的服務部門,而非主人。人類不應該繼續被當作用于積累資本的生產工具……市場經濟強調商品的創造與價值,而忽視人類的需求,生態環境的代價等。”“我們重視集體協作,這也和經典社會主義不謀而合。我們應當克服將個人主義作為社會動力的錯誤觀點:個人主義將利己主義美化為社會的至高美德”。他還警告美歐國家不要對他們作的事情指手畫腳。(見2007年11月5日《參考消息》)這里比較鮮明地表達了科雷亞的社會主義思想,而且更帶有理論性。

  從上述可以看出,不管查韋斯和莫拉萊斯、還是科雷亞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否成熟,表述是否準確,對其理論和實踐仍需觀察,但他們總體上主張的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采取堅決否定的態度。

  第二種情況是不公開講社會主義,以平民主義或民眾主義面貌出現,主張社會公平和正義,反對社會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反思新自由主義,主張改變現存社會制度,為廣大中下層民眾的生存和利益呼喊。多數拉美國家左翼總統都程度不同的持這種觀點。他們思想中也具有著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

  關于這種情況,美國《每月評論》2005年7-8月號刊登了安德魯.布萊克曼題為“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靈魂”的文章,該文闡明了這個問題,提出了許多關于21世紀社會主義的新的、頗有啟發意義的論點。作者認為,以墨西哥1994年薩帕塔起義為開端的、日益壯大的、遍布全球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可稱為21世紀社會主義的新形式。這些運動集中發生在第三世界,它們的思想資源和實踐風格多樣化,更具本土化色彩。但是這些運動恰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靈魂。文章說,他們沒有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也沒有讀過盧卡奇和葛蘭西的著作,但是他們從現實社會生活中撲捉住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這就是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等基本人權。“與那些受人尊重、安穩度日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們相比,他們對于公平和正義事業所作的貢獻更大。南美洲越來越多的民眾意識到,一邊是企業永無休止地攫取利潤,另一邊是被拉攏的政客們輕率和推諉的托詞,他們已經被逼得無路可走。直接行動成為他們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的唯一出路。”拉美的左派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極端的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同五百年來的殖民統治和剝削聯系起來,認為這是新一輪的殖民主義。文章說,“只有睜開眼睛正視這些苦難,西方社會主義才能重新找到社會主義的靈魂。” 在他們看來,是否搞社會主義,主要體現在在實踐中是否關心民眾的疾苦,解決社會問題。

  以上只是初步的分析,對拉美的左翼運動應該進行跟蹤研究。當前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拉美國家的領導人比較普遍的存在著缺乏理論重新和理論指導的現象,因此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不夠深入,對未來發展戰略和發展思路,沒有明確地理論闡發。這種缺乏理論指導的狀況,就使得一些拉美國家未來前景撲朔迷離。特別是在選擇未來經濟發展道路和對待市場經濟問題上,很不明朗。如果找不到正確的發展模式,可能還會回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來。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經驗,對于拉美國家來說,就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五,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討

  市場經濟自產生以來,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過程,大體說來有這樣三種形式。

  一是,由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如前所說,這種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給拉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極為嚴重的危害。這里就不再贅述。

  二是,目前歐洲國家施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一方面能夠刺激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兩極分化,從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于是,一些西方國家政府便研究和實行福利政策,以遏制兩極分化,緩和社會矛盾。其公式可概括為:市場經濟+公平。所以,社會市場經濟,實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改良,是改良的資本主義。它雖然也屬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法國前總理諾斯潘曾經說過,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這種市場經濟由于關注社會公平,實行福利政策,一定程度地縮小了貧富差別,滿足了廣大群眾的生活需求,緩解了社會矛盾。但是,它主要是在分配領域作文章,搞福利事業和福利政策,而絲毫不觸動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其政治結構,所以這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改良而已。它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問題,而且由于將越來越多的稅收和資金用于社會福利事業,勢必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西歐有些學者已經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了。對于這種市場經濟,我國學者也應該給予關注和研究,從中汲取有益的東西。

  三是,我們國家主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把長期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運行的那種市場經濟模式,移植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上來,使其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用以推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從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新的形態。它既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又不同于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它有著自己的特殊的本質和特殊的運行規律。鄧小平在1979年就曾經明確地指出: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理論的任務,就應當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科學的論證和科學的說明,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不能不說,在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新的事物,也是當代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碰到的最大的難題。正如十五大報告所說的,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是一個偉大創舉”。因此,我們必須對它進行研究,揭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對此,近幾年來國外學者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日共主席不破哲三的研究就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他特別強調,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從理論上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十多年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實踐材料,有更好的條件進行理論研究、理論總結和理論創新。我們應當重視這一研究工作。這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都會有深遠的意義。

  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討,我想必須要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姓社”而不是“姓資”,它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因此,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也就是鄧小平一再強調的: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共同富裕。在這里,公有制是“本”,市場經濟是“用”,決不能削足適履。所以,對長期在西方運行的市場經濟應當是原則“移植”,而不能照搬。當然,公有制經濟也要進行改革,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就是我們多年來對所有制認識和研究而取得的重要成果。公有制經濟需要改革,但必須掌握一個“度”,如果超過這個“度”,公有制已不再是主體,那就是私有化了,那我們的市場經濟就不能稱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所以,對公有制經濟,對國有企業,要按照社會主義原則進行改革,而不能簡單地一賣了之。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如果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被顛覆,不僅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存在,我國社會也難以穩定。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第二,與上述相聯系,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還必須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共存的分配制度,只有這樣才能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兩極分化,就連社會市場經濟的倡導者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且試圖去防止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能夠更有效地防止兩極分化,但現實并非如此。我們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有的統計還要高),這已經超過一些發達國家,而同現在的阿根廷差不多。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是在于,我們是否真正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難道不應當進行反思嗎?我們應當很好地探討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何施行和體現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對此要作出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要制定具體的評估和檢測指標體系。這里仍然有一個“度”問題,也就是說,不能讓其它分配形式取代按勞分配而成為主體。

  第三,加強宏觀調控和計劃管理。鄧小平曾經講到,要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是很有道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宏觀調控和計劃管理方面應當做得比資本主義更好,因為我們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運行的市場經濟。在這方面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這里我想強調科學發展觀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從一定意義上,就是對我們十多年來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總結。科學發展觀的要義就在于,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加強宏觀調控和“五個統籌”,實現社會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克服市場經濟固有的盲目性、自發性和無政府狀態。可以說,這是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一個重要成果。當前,我們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樣,也要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第四,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相結合,使市場經濟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運行。市場經濟是多元經濟,利益多元,價值多元,必然會影響到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影響到我們的政治生活。所以,必須使它在法制軌道上運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應當是法治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瓦解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同時,社會主義的法治要制約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防止它對社會主義政治的侵蝕,腐蝕國家干部。我國目前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是同市場經濟的存在有著密切的聯系。只有加強法治,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才能縮小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

  第五,市場經濟要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結合,建立誠信的、文明的、符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多元價值觀和自由化,必然會對我國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建設形成很大的沖擊,甚至影響到文教、學術領域,產生文化腐敗。事實上,這方面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了。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同上述幾個問題的解決有著密切關系,另一方面同我們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同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有著直接的關系。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是每日每時都在發生著,而且是無時不在,無孔不入。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抵制和斗爭,它就會逐漸瓦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沖垮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反過來又會沖擊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因此,必須加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研究和建設,并用以指導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相協調。

  以上幾個方面,是探討和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幾個最主要之點。只有將這幾個方面有機統一起來,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彼此制約、互為作用,才能使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軌道上更好的運行,才能揭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提供可靠的理論根據。同時,對拉美國家和經濟不發達國家,也具有借鑒意義。2000年4月,我去美國紐約參加第18屆“世界社會主義學者大會”,有一個小組就市場經濟問題展開了辯論。有的學者不贊成中國搞市場經濟,有的學者贊成中國搞市場經濟,這位學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新的事物,如果中國試驗成功,將是對世界社會主義的重大貢獻。可見,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探索具有世界意義。希望我們能夠探索成功,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作出應有的貢獻。

  靳輝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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