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在突尼斯，一個個人人點燃了反對腐敗獨裁者的民眾革命，緊接著爆發了埃及反對類似腐敗獨裁者的類似起義。阿拉伯世界大為震驚，世界輿論則立即對世界各地爭取自治、尊嚴和更美好世界斗爭的這些“示范性”表達給予充分同情。
如今，三年過去了，這兩個國家都陷入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不能自拔，國內暴力升級，這會引向何方以及對誰有利都很不確定。有些方面是各國特有的，有些反映在整個阿拉伯或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起義中，還有一些方面則堪與歐洲以及一定程度上世界各地都在發生的事情相比。
事實究竟如何?我們必須從最初的民眾起義談起。通常情況下，起義由勇敢的年輕人發起，他們抗議反對當地、國內和國際權勢者的獨斷專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反帝、反剝削并具有強烈平等精神的。它堪比1966-1970年世界各地發生的那種起義，這就是我們今天有時談到的1968年世界革命。隨后，抗議在國內引起深刻共鳴，吸引了公眾的廣泛支持，遠遠超過了最初發起的小群體。
隨后怎樣呢?廣泛參與的反獨裁革命對當權者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當最初的鎮壓措施似乎沒有奏效時，許多群體試圖通過參與進來以便馴服革命。在突尼斯和埃及兩國，軍隊都出場了，他們拒絕朝示威者開槍，但也力圖控制罷黜兩個獨裁者之后的局勢。
這兩個國家都長期存在著強大的伊斯蘭運動，即穆斯林兄弟會。它在突尼斯遭到禁止，在埃及被小心控制和限制著。革命讓他們在兩個地方浮現出來。他們向那些由于國家不管不問而受苦受難的窮人提供社會援助。他們還決定組建政黨，以便獲得議會多數并控制新憲法的撰寫。在這兩個國家的首次選舉中，他們都成了最強大的政黨。
在此之后，政治舞臺上基本有四個群體進行競爭。除了穆斯林兄弟會政黨--突尼斯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a]和埃及的自由公正黨—之外，還有三股其他政治力量：或多或少屬于左翼的世俗力量，尋求立法建立比穆兄會派更嚴厲的伊斯蘭教法的極右的薩拉菲力量，以及依然強大但處于半地下狀態的舊政權支持者。
無論穆兄會政黨還是世俗力量其實內部都存在分裂，特別是在他們要采取的策略上。穆兄會政黨面臨的政治困境，與近幾年來歐洲中間偏右政黨所面臨的一樣。這些國家有嚴重而持續的經濟問題，這導致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和/或增強了它們的力量，從而威脅到“主流”中間偏右政黨贏得下一輪選舉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到處都有那樣一些人，他們想通過向極右方向移動以及對左翼或世俗力量采取“強硬路線”來贏回極右翼選民的支持。還有一些所謂溫和派，他們認為政黨應該移到中間位置，在那里贏回選票。
左翼或世俗力量同樣包含各式各樣的群體：真正的左翼群體(也有多個)以及尋求與歐洲和北美強大的市場力量建立更密切經濟聯系的中產階級民主派。在經濟問題上，這些中產階層群體事實上非常接近伊斯蘭溫和力量提出的主張。
與此同時，仍然忠于腐敗舊政權的部隊繼續控制著一個關鍵部門，即警察。對世俗力量示威開槍的正是警察。當這些力量抗議暗殺世俗力量的主要領導者肖克里·貝萊德[Chokri Belaid]時，突尼斯總理哈馬迪·賈巴利[Hamadi Jebali]，這個所謂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抗議說，他和他們一樣對暗殺感到震驚。對此，世俗群體回應說，伊斯蘭政黨，特別是他們的所謂強硬派，無論如何對此都負有間接責任，因為他們創造了這種使暗殺可能發生的氣候。
此外，突尼斯和埃及并不是孤立的國家。它們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方的鄰國也處于動蕩之中。外部勢力的地緣政治入侵非常突出。兩國都相對貧窮，都需要外部的財政援助以應對持續并不斷上升的失業，失業由于旅游收入的損失而變得更加嚴重，而旅游收入是兩國主要的收入來源。
那么，這一切將導向何方?只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個是革命的結束，至少暫時結束。兩國會出現根深蒂固的右翼政府，它們得到軍隊的支持(也許甚至是控制)，實行社會意義上堪稱保守的憲法和謹慎的外交政策。另一個是革命的開始，1968年的那種精神重獲力量，突尼斯和埃及兩國再次成為社會轉型的燈塔，為他們自己，為其他阿拉伯國家，也為整個世界。
然而，目前看來，那些推動結束革命的力量占了上風。但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上，給兩國再次活躍的革命力量拉下帷幕還為時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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