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一場由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運動引發了蘇聯社會的劇變，結果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原有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被拋棄，社會改變了方向，政權改變了顏色，其影響猶如改朝換代一般。20多年過去了，革命的硝煙漸漸散去，俄羅斯民主選舉層出不窮，政權更迭不斷，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場，然而官場生態難改，政權生態依舊。不僅西式民主法治沒有實現，蘇聯時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喪失殆盡，于是形成了一種奇怪的“非東方、非西方”、“非資、非社”的政治生態。
精英階層，層層階梯
“精英”一詞原本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概念，其被很多俄羅斯學者及一些西方學者用來研究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演變問題。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俄語中的“精英”一詞帶有褒義，而當今的俄羅斯上層并非真正的社會精英，因而不配使用，主張以“新階級”、“新權貴”、“官僚階層”等詞語代替。無論演變至今“精英”概念的具體涵義如何，追根溯源，它都是蘇聯時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的產物。在蘇共精心構筑的權力體系中，蘇共最高領導層端坐于“金字塔”的頂端，構成了社會精英階層的核心。有關報道曾透露，在原蘇聯有一份列有各類最高級職務人員姓名的秘密名冊，涉及到蘇共、最高蘇維埃，以及政府的經濟、外交等各部門，甚至波及到了一些軍事和社會群眾組織，總計11000個領導職位。而占據這些重要職位的領導人，毫無疑問地被認為是社會的“執政精英”或“權貴階層”。另據一些研究俄羅斯精英問題的專家測算，蘇聯時期聯盟和地方兩級的權貴階層約75萬人，若加上他們的親屬，則有大約300萬人，占居民總數的1.5%。
蘇聯時期精英階層不僅數量龐大，且等級分明，要想當官必須沿著由蘇共設計的“獨木橋”，爬過層層階梯，方能步入“精英”的序列。而這一階層內部通常又分為14級，各級的任命程序都有嚴格的規定。內部更新換代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原則，且一般情況下排除家庭繼承或子女世襲。在蘇共內部，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高級干部子女不就高位，尤其不允許繼承父輩的職位，他們大多被安排到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工作。
通常情況下，每個總書記的更替都伴隨著高層干部的大換班，并在隨后的兩到三年內形成自己固定的親信班子，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第涅伯河幫”。受嚴格的程式與階梯的約束，很多人往往等到踏著人梯，成為“人上人”之時，業已精疲力竭，步入古稀之年。明顯的例證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蘇聯政壇上一批老朽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其造成的壓抑和沉默的政治氛圍，如一位俄羅斯社會學家所言，正是這些老態龍鐘的蘇共領導帶領蘇聯提前完成了“5年中為3位總書記送終的國家計劃”。
“改革”過后，“精英”更迭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搞政治改組和干部撤換。一方面他希望借此培植和安插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則幻想通過人員變動推動改革。因為在他看來，改革之所以停滯不前，是由于社會中存在著龐大的“阻礙機制”，而維持這種機制的關鍵就是“官僚機關”。于是，在其帶領下，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的蘇聯社會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官僚機關”、反“阻礙機制”的改革浪潮。在“民主”和“公開性”的旗幟下，政治改組成為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改革的主要內容，也為以后政治進程埋下了不少陷阱。
政治上的風云突變，打破了原來封閉的權貴體系，在“民主化、公開化、反特權、爭獨立”的呼聲中，“反精英”勢力也呼之欲出。結果原來屬于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的年輕政治精英走上前臺，獲得了執政大權，成為獨立后俄羅斯政壇上的主宰。葉利欽便是他們中的“旗手”和領頭人。而原加盟共和國則在蘇聯解體后借機獨立、自成一統，其第一書記也隨之搖身一變，成為國家“總統”。
由此，原蘇聯政治精英集團四分五裂，紛紛自尋出路。有的改頭換面或改弦易轍，成為民主浪潮的弄潮兒，如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利欽;有的適應了新的權力體制，且占據了權力的巔峰，如原政治局委員，并先后擔任過蘇聯聯盟院主席、俄羅斯外交部長、政府總理的普里馬科夫;也有的從此步入商界，及時將權力和關系變為資本，成為商界名流，如前莫斯科市領導人塞金等。
在一般人的眼里，革命意味著“刀光劍影、你死我活”，有時甚至會造成血流成河。不過這種情形在原蘇聯各國并不多見。在這里，人們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較為“激進”的精英奪取了另一部分較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權力。或者說是第二梯隊、第三梯隊的精英排擠了老精英。與權力更替相比，意識形態、政權形式顯得并不重要，不過是手段而已。
“新精英”，舊生態
當今的俄羅斯政壇好像出現了一些“新面孔”，但細心的人們發現，同過去相比，俄羅斯精英階層的核心以及權力的性質并未改變。權力斗爭的沖擊波過后，政治生態如舊，俄羅斯人對權貴的“政治感受”依然如前，而新老當權者之間的差異只是在年齡、出身等方面。
一份被廣泛引用的俄羅斯科學院的調查材料顯示，新的精英中，“前朝遺老”的比例竟超過了70%。而在俄羅斯地方政權中，保留下來的舊時精英比例就更高，約占80%以上。1992年底的一項對地方領導人的調查也表明，民主浪潮對蘇共地方黨委書記們并沒有多大的沖擊。這正像一位作家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那樣：德意志皇帝沒有了，而德國將軍們卻留了下來。
經過了幾年的激烈民主化和市場化改革以后，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發現葉利欽周圍75%的親信來自原黨政經權貴，在政府中比例也高達74%。實際就連葉利欽總統自己也有著長達30年的蘇共黨的工作經驗。葉利欽于1976-1985年曾擔任蘇共州委第一書記，1985-1986年任蘇共中央書記，1985-1987年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1986-1988年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東歐和西方國家的學者在對俄羅斯和其它東歐國家1989年以后精英變動情況作比較研究后也得出與前述相同的結論。1993-1994年間，一個由美國和幾個東歐國家社會學家組成的課題小組對俄羅斯以及波蘭、匈亞利等5個東歐國家的精英情況進行了調查。他們通過對40000多人的采訪和2000多名精英人員的訪談后得出結論，即與東歐一些國家相比，俄羅斯老權貴更成功地維續了他們原有的權力或影響。
精英蛻變，弊端叢生
近幾年，俄羅斯每每出現30歲左右的“后生”擔任部長、副總理甚至總理要職。雖然“少壯派”在政壇上有時只是曇花一現，但與蘇共時期不同的是，此時政治上的失落，并不意味著仕途的終結。辭職后仍可東山再起，或干脆步入商界。與過去相比，當今俄羅斯政壇的開放性、流動性都有了增強。組織政黨、參與競選、經商、專家咨詢等都可以登上政治“金字塔”頂端的大門。但是，精英階層外表的光鮮依舊遮不住內部生態的惡化與蛻變。
首先，權力萬能，腐敗成風。在俄羅斯，為何有這么多的人熱衷于當官，原因就在于權力萬能。俄羅斯私有化的實施，讓官員能夠及時將手中的權力和關系轉化為所有權，并使之合法化。權力萬能、權力本位現象十分嚴重，掌握權力成為社會成功的重要標志。葉利欽總統恢復沙皇時期的官銜制度，級別分明，并幾次提高薪俸。不過，這并不能阻擋官員們不時伸出“第三只手”。在俄羅斯官場，貪污受賄盛行，為此俄羅斯連續兩年被西方商界評為“世界官場最黑暗10國之首”。俄羅斯報刊透露，組織一次與副總理的“會見”，好處費可達幾千甚至上萬美元。記者采訪、拍照均“酌情收費”。描述私有化內容的手稿尚未面世，作為作者的一些政府高官卻各自收取稿酬達45萬美元。俄羅斯政治捐助盛行，商業利益、金錢與權力日益結合。上層政治斗爭甚至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味道，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小集團或派系之間的利益紛爭或權力之爭。葉利欽先后換了4任總檢察長，而其中有的總檢察長也是由于貪污或其他丑聞下臺。
其次，機構臃腫，效能低下。俄羅斯新政權機構臃腫，越減越膨脹，官員隊伍達700萬。蘇聯時期平均每10萬人工作可養活1000個管理者，而1994年的俄羅斯平均每10萬人則要養活1500個管理者，到了1996年，這個數字膨脹到了1700-1800個。1995年底俄羅斯中央執行機構的改組人員為33800人，計劃利用半年的時間精簡15%，結果卻增加了1000多人，致使總數達4萬人。新權力機構招牌常換，但內部工作人員幾乎是原班人馬。為官的風氣和道德水準每況愈下，俄羅斯政權機關繼承了蘇共時期的官僚遺風，效率低下、文牘盛行，普京總統將之比喻為“一臺生銹的、呼哧作響的破舊機器”。
第三，任人唯親，自私自利。大多數研究精英問題的俄羅斯學者對這個階層的評價都不高，他們認為其特點是：小集團利益盛行，忽視公眾利益;專業水平低，缺少有才干的領袖人物;官僚文牘主義，脫離多數百姓;缺少為官之道，貪污普遍;實用而短視，缺乏戰略和理論思考;缺乏團結和全民動員力量。除此之外，還應補充一條“任人唯親、幫派盛行”。
第四，院外游說盛行，寡頭政治出現。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家經濟控制能力削弱，資本高度集中，金融勢力急劇膨脹。在政治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壓力集團”、“院外游說”大步走上政治前臺。新生的金融資本“爆炸”式的裂變，積聚了強大的實力，撈取經濟利益和待遇。1995-1997年間，為瓜分國有資產，爭搶“最香的肥肉”，部分俄羅斯財團和寡頭不惜血本，相互攻訐。以政治家為旗手，構成了由政治家-政黨-政治派別-財團-院外游說團體-新聞媒體-保安機構等組成的多層次政治實體。影子政治現象十分明顯，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強。
最后，權力資本，交相融合。人們發現，俄羅斯“新貴”的發跡史與經濟改革的軌跡幾乎同步。早在戈爾巴喬夫執政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蘇共一些權貴便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積累財富。而葉利欽時期經濟改革和私有化將“權力變為資本”的過程合法化。在公司化、市場化的浪潮中，原經濟部門的管理官員們已伺機行動。他們憑借手中的權力，深深地潛入新的經濟體系。于是，管理者變成“占有者”，“管理權”變成了“所有權”。私有化使他們的行為合法化，他們一方面是蘇聯中央機構的“掘墓人”，一方面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財產的“繼承者”。而原蘇共權貴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蘇共政權的垮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及時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關系，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條件下，悄然地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好處。擺脫了黨的紀律的監督，拋棄了意識形態約束，大批原蘇共官員積極投身于自由市場的浪潮中，正是在這種“蛻變”的過程中，俄羅斯的商界精英也誕生了。
可見，俄羅斯10年的市場化進程為權力演化成資本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市場化、民主化不僅并未給原蘇共官員和管理層帶來滅頂之災，相反他們卻利用手中的資源獲得了新生。廠長經理們變成了“紅色資本家”，“共青團干部”則早已成為金融資本的代表人物。社會輿論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俄羅斯居民認為當今俄羅斯是少數人統治的社會。由掌權精英操縱的上個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改革，最終使得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精英階層獲得了最大的利益，他們代表的是俄羅斯社會極少數人的利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來源：人民論壇政論雙周刊(總第3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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