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從神壇跌落,不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并未實質性地削弱,究其原因,孕育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經濟基本面--美國的實體經濟尚未實質性地復蘇。20世紀80年代初,正是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不斷下滑,迫使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然而,放棄國家干預沒有從根本上提振美國的實體經濟,各類管制的放松反而導致實體企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金融投機中。壟斷金融資本愈益成為美國的統治力量,并借助美元霸權攫取巨額利潤,將投機的風險和損失轉嫁給其他持有美元儲備的國家。危機爆發后,美國更加依賴美元霸權來彌補其實體經濟的不振。
一、美元霸權體系的構成要素
(一)全球生產網絡的國際分工格局與“美元幣緣圈”的形成
20 世紀7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本土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滑,美國企業紛紛將制造環節外移,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由垂直一體化轉向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的組織結構體現為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制定設計規則的跨國公司把產業鏈最高端的環節保留在中心,而把其他環節層層推向外圍,供應商日益分化為大規模的一級供應商和中小規模的底層供應商。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承接了大量制造業的國際轉移,從而快速地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在其中承擔加工組裝的角色,并且用美元從一級供應商那里進口零部件,組裝成最終產品銷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發達經濟體)時又以美元結算。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在美元體系中處于產業鏈的中間環節,而作為消費與金融大國的美國則處于美元體系的高端,環太平洋地區逐漸形成了消費國家--制造國家--資源國家構成的“美元幣緣圈”。
(二)石油、軍事和金融衍生工具“三位一體”的信用操控機制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前,美元的發行有美國的黃金儲備作為基礎。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成為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信用的基礎是美國的綜合國力,但最根本和直接的基礎是美國的財政狀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除了90年代末互聯網泡沫時期有盈余外,其他時期都是赤字,而且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斷提高。
從財政狀況的角度看,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信用基礎相當脆弱。不僅如此,美國的金融資本還刻意通過資產大置換配合美元貶值來獲益。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的金融資本找到一條最便捷的生財之道:在低成本融資的同時進行對外高收益投資,美國海外凈收益的78%正是通過美元貶值和海外資產升值實現的。美國經濟研究局的研究報告顯示: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的30年間,美國持有的外國資產平均回報率為6.82%,而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的平均回報率只有3.50%,二者相差3.32%。
美國政府清楚如果沒有其他條件支撐,那么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會迅速因美國的巨額赤字和美元貶值而削弱。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于1973年與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達成協議,用美元結算全球的石油交易。美元與石油掛鉤后,美國便可以通過在產油地區發動局部戰爭的方式來提升油價,從而增加對美元的需求。例如伊拉克戰爭之前,一桶石油38美元,戰爭結束后一桶石油接近150美元,這場戰爭將全球對美元的需求提升了近4倍。除此之外,美國還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經濟風險較高的國家引發金融危機來化解美元信用風險。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就通過引發希臘債務危機來轉移注意力。
(三)以新自由主義思潮為特征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
以新自由主義思潮為特征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是美國在全球推行美元霸權的理論工具。美國的壟斷金融資本旨在借助這套理論體系削弱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管制,使金融投機的收益私有化,投機風險社會化、全球化。美國政府放松對金融創新的管制以后,債務證券化和信貸違約保險等金融創新極大地刺激了金融機構的投機行為。2007年,美國信貸違約保險(即對抵押貸款的破產給予保險)領域的承保金額達到45萬億美元,比美國整個證券市場的資金量21.9萬億美元高出一倍。在這種保險制度下,金融機構為了更多地分紅,競相購買證券化的抵押貸款產品。金融泡沫破裂后,美國在實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只有采用量化寬松這種超發美元的措施。其他國家難以找到一種超主權的有效權威來約束美元的無節制發行,導致美國金融投機的風險向全球擴散。結果,經濟金融化和金融保險化形成了金融系統發展的軟約束循環:金融出錯--導致危機--政府救助--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軟約束。
此外,美國還試圖借此理論在其他國家推行私有化和廢除國家干預,以利于美國以極低的成本獲得優質資產,既為金融資本攫取高額回報提供便利,又為美元信用提供資產基礎。在資本主義金融化的趨勢下,規模龐大的虛擬金融資產需要購買最能帶來長期穩定收益的資產。金融部門認識到這類資產主要是能夠產生租金的資產--如按揭抵押的土地和建筑、公共設施、資源礦產。由于這些公共產品基本屬于政府管轄領域,所以必須廢除國家干預,將這些資產的產權私有化,金融資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據其收益。以極低的成本獲得的資產還填補了美元信用的資產基礎缺口(這一缺口直觀地表現為美國的財政赤字)。例如蘇聯解體和國有產權私有化之后,大量國有資產被美國廉價收購,成為美國資產,解決了里根時代的赤字問題。
二、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對美元霸權的維護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千方百計地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主要表現在:(1)深化全球化生產鏈條,強化“美元幣緣圈”。面對世界性經濟危機,美國沒有簡單地通過保護主義重新建立以本地為中心的經濟,而是通過支持本國跨國公司進一步深化全球化生產鏈條來克服危機。全球化生產鏈條的深化將使環太平洋地區的各個國家更深地嵌入“美元幣緣圈”。(2)引發希臘債務危機,化解美元信譽風險。華爾街利用對CDS(信用違約掉期,也即賭某個國家在債務到期后出現支付能力不足的保險)衍生品的壟斷優勢,炒作希臘的CDS指數,同時再配合評價公司下調希臘債券的信用等級,使希臘迅速遭遇信用崩潰和資本撤出。高盛曾在2001年為希臘量身定做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使希臘成功進入歐元區。高盛除了拿到希臘支付的3億歐元傭金外,還控制著希臘這筆巨額債務。此后高盛又向市場大量購買這一交易的CDS,并在市場上摧毀希臘的支付信譽,從而使希臘的CDS保險大幅上漲,再將手頭的CDS拋出牟利。(3)繼續鼓吹新自由主義,尋找新的廉價資產來源。面對資本主義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美國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創造貶值資產,以極低的價格購買這些貶值后的資本資產,并再次將其投入贏利性的資本循環中。此輪危機也不例外,美國繼續向一些發展中國家灌輸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試圖購買其足夠的廉價資產,以解決美國目前規模龐大的赤字問題。
2012年新年伊始,美國官方和主流媒體又在宣揚經濟加速復蘇的消息,美國政府支出網也調低了美國聯邦政府赤字規模以及美國國債占美國GDP的比重。然而,美國的政治生態決定了美國無法落實“開源節流”。一方面,從地方到聯邦的選舉政治要求美國政客們必須“討好”選民,因而不能大幅普遍增稅和縮減福利開支,美國政府只能繼續大量舉債。另一方面,由于兩黨競選經費大都來自大金融機構,所以美國政府不僅很難采取實質措施監管金融投機行為,而且還要繼續斥巨資解決因金融投機導致的“有毒資產”問題。“有毒資產”往往涉及高杠桿金融投機的欺詐騙局,是表面上仍有價值而實際上將會變成壞賬的資產,不同于正常經營中出現的銀行不良資產。2011年美國財政部貨幣管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華爾街大銀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數量比2008年危機高峰時增長了41%。美國銀行業持有金融衍生品的集中程度也不斷上升,高盛、摩根大通、美洲、花旗四大銀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比重,已從2009年的80%上升到2011年的95.9%。美國財政部官員表示,未來救助銀行的總金額可能高達23.7萬億美元。
華爾街的投行業也意識到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將依靠超發貨幣和增發國債來維持局面,所以高盛和摩根大通等投行在給客戶的資產配置建議中反復強調,應當減持美國國債,把美國資產置換為新興市場的高收益資產。這必然導致美國資金大量涌向新興市場,推動美元繼續走軟。
三、我國的對策
面對新自由主義和美元霸權的擴張,我國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同時可以考慮創建自主生產網絡,為儲備多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基礎。一方面,我國90年代以來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使外貿依存度提高,美元儲備激增。另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部門中所占比重較高(2005 年達到58%,金融危機后雖有小幅下降,但仍然保持在50%以上),所以由中國人民銀行購買外資企業創造的外匯盈余所產生的儲備屬于非匯出利潤,代表著外資企業對國內資產的要求權。因此,盡管我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但是考慮到中國人民銀行需要使儲備資產盡可能與購買這些資產的國內債務相匹配,實際上我國在如何使用儲備上是受一定限制的。
由于我國美元儲備大量增加是由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決定的,因而實行儲備多元化的過程亦即國際分工格局調整的過程。創建自主生產網絡是弱化美元幣緣圈鎖定效應、形成人民幣幣緣圈的基礎。自主生產網絡基于國內市場需求發育而成,由本國企業掌握核心環節,在本國獲得品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然后進入區域或全球市場的價值鏈分工生產體系。盡快培育領導型企業以及與之配套的高端供應商是創建自主生產網絡的當務之急。對于成長中的中國企業而言,通過企業內部積累一點一滴地成長,雖然具有穩健性的優勢,但發展速度慢。因此,基于市場成長性的兼并收購活動是塑造領導企業的主要途徑。創建自主生產網絡需要持續而且量大面廣的投資,使行業間協調發展并取得規模效應,這遠非一般的私人投資可以承擔,因此創建自主生產網絡的主體是國有企業。
四、結語
新自由主義是美國在全球推行美元霸權的理論工具,是為以華爾街為中心的壟斷金融資本攫取全球財富提供合法化理由的思潮,是資本主義晚期金融資本擴張的產物。如果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將金融資本擴張的邏輯植入各個國家,把實體經濟基礎蠶食殆盡,那么全球社會經濟就會陷入更大的危機。西方學界已經認識到金融資本的這種巧取豪奪注定是不可持續的,從而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但是,只要壟斷金融資本依然統治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筑,這些國家實體經濟的活力依然無法恢復,那么滋生新自由主義的溫床就不會消失。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后,壟斷金融資本及其代理人更需要在新自由主義的掩護下維護美元霸權,從而繼續在低成本融資的同時進行對外高收益投資。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27期,摘自2012年第11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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