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以來，奧巴馬政府利用多個場合高調宣布美國將“轉向亞洲”和進行“亞洲再平衡”，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對其宣稱的戰略重心轉移進行布防。美國戰略重心轉移以及采取和行將采取的措施無疑會對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權力轉移和秩序變遷產生重大影響。本文主要從東亞秩序在冷戰后發生的巨變和出現的新情況、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主要內容和舉措等方面入手，分析它對東亞地區秩序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
一、東亞秩序中的“三駕馬車”
當前，東亞(除了特別說明，本文的東亞在地理范疇上包括東北亞的中國、日本、韓國、朝鮮以及東南亞的東盟10國)秩序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美國、中國和東盟“三駕馬車”的鼎足局面。軍事上，美國依然是該地區的絕對主導國，無論是軍費開支、軍事實力，還是聯盟體系網絡，東亞國家無人能望其項背。在軍事開支方面，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數據，在2011年全球軍事開支中，美國以7110億美元的巨額軍費開支高居榜首，是排名第二的中國軍費開支的近5倍，也是全球排名第2到第10國家軍費開支總和的122%。在武器制造方面，在2010年全球最大的10家武器制造商中，美國獨占7家，其余3家為歐洲公司以及美歐合作公司;在全球最大的100家武器制造商中，美國占據44席，近半壁江山。武器出口方面，在全球最大的10個武器出口國中，美國獨占鰲頭，武器出口占當年全球武器出口份額的30%，而同期中國武器出口僅占世界份額的4%。美國還是亞洲多個平行的雙邊軍事聯盟的構建者，其涵蓋范圍從東北亞的韓國、日本，到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國。同時，美國在韓國、日本還部署有駐軍和軍事基地，在關島建有可以覆蓋整個東亞的軍事基地樞紐。美國的海軍力量還控制著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闊海域及多個重要海上交通咽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東亞國家的最重要海洋交通線都處于美國海軍的嚴密監視之下。
經濟方面，在二戰結束后的相當長時間內，美國一直是其東亞盟友的主要經濟援助國和投資國，也是這些國家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場。美國通過對東亞盟友的經濟援助和開放國內市場，以及向這些國家提供“安全保護”，來確保它們對美國的忠誠和支持美國在該地區的對外政策目標。然而，美國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在20世紀80年代受到來自日本的強勁挑戰，但隨著日本經濟在90年代陷入困境，日本鎩羽而歸。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外貿的不斷攀升令世界側目。特別是1 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對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的不聞不問和日本的無所作為，與中國積極救助東南亞國家的果敢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在東亞的經濟影響力迅速上升。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上升勢頭非但沒有減弱，相反呈加速推進態勢。這一時期，中國加強了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貿易聯系，簽署了一系列雙邊和多邊經貿協定。1991年中國開啟了與東盟的對話進程，此后中國與東盟關系，特別是在經貿關系方面發展迅速。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啟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即“10+1”進程)。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成，中國對東盟的平均關稅從此前的9.8%大幅下降至0.1%。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快速增長至201 1年的3629億美元，年均增長率超過20%。中國連續第三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對外投資方面，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從無到有。2008至2010年間，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額近90億美元，占同期東盟外來直接投資的5.5%，是東盟第四大外來投資來源國。
中國不僅是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也逐漸取代美國成為韓國、日本、乃至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東亞、大洋洲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經濟規模在2010年更是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保持了長達30年的兩位數高速增長，外匯儲備高達3.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自2008年世界經濟爆發危機以來，中國不僅成為東亞地區經濟、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引擎。據美國經濟學家估計，2012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可能超過40%，遠超過美國。
在政治方面，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政治格局發生的最顯著變化是以東盟為同心圓的多邊機制的迅猛發展，東盟成為區域一體化的領導力量。目前東亞地區以東盟為圓心的地區多邊機制主要包括：東盟地區論壇、東盟10+1、東盟10+3、東亞峰會等。東盟地區論壇(ARF)創立于1994年，成員國每年召開外長會議，主要就地區政治安全問題進行非正式磋商。到目前為止，東盟地區論壇已經舉行了19次外長會議，成員國涵蓋中、日、韓、印度、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等亞太地區27個國家，成為當前東亞乃至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渠道。東盟10+1會議是東盟與中、日、韓三國分別舉行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國與東盟十國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于1997年首次舉行，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與東盟就地區和雙邊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等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臺。在這一合作機制下，中國與東盟每年召開首腦會議、部長會議、高官會議和工作層會議。東盟10+3會議是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領導人舉行的首腦會晤機制，每年舉行一次。自1997年舉辦首次會議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14次。目前涵蓋的合作領域包括糧食與能源安全、金融與貿易合作、環境合作、打擊跨國犯罪等政治、安全、經濟與社會文化領域。特別是在金融合作領域，成立了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和亞洲證券市場倡議，加強東亞國家之間的本幣互換和金融合作。東亞峰會創立于2005年，由東盟10國與中、日、韓、澳、新、印度6國共同創立，即10+6。2010年，俄羅斯、美國加入峰會，東亞峰會成員國擴大至18個國家。目前，東盟峰會已經成功舉辦了六屆，成員國就東亞峰會的未來、重點領域的合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成為促進東亞乃至亞太合作的一個重要的多邊對話機制。
東亞地區政治合作另一個顯著特征是，東亞的傳統大國中國、日本以及曾主導東亞地區秩序構建的區域外大國美國基本上沒有發揮“領導作用”，東亞政治秩序出現了所謂的“小馬拉大車”現象。造成東亞區域合作的這一獨特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第一，東亞傳統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領導權競爭和互不信任，導致誰也無法成為東亞地區秩序構建的領導者;第二，美國在小布什執政的八年時間里，由于忙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以及所謂的“全球反恐”，沒有太多精力顧及東亞，東亞被小布什政府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第三，東盟國家利用大國之間的相互猜忌和制衡，積極推動以東盟為主導的地區一體化進程，以集團身份提升它們在地區秩序構建中的聲音和影響，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區秩序;第四，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支持東盟在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上升、東盟在地區秩序構建中的積極作為，導致在東亞地區秩序中出現了引人注目的“三駕馬車”現象：在軍事上，美國一枝獨秀，繼續保持霸主地位;在經濟上，中國發展迅速并成為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和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和商品市場，也是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量;在政治上，東盟積極進取，成為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領導力量。這一“三駕馬車”現象反映了東亞地區正在涌動的權力轉移和政治、經濟發展動力。
二、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醞釀與舉措
維持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防止東亞地區出現一個對美國霸權的挑戰者，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東亞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東亞地區正在涌動著權力轉移和秩序重組，特別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急劇上升和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提升。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加速推進和一個美國可能被排除在外的地區經濟集團的出現，在美國看來無疑會對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構成挑戰，也對美國在亞洲的霸權構成挑戰，這些構成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重要外部因素。加之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創，失業率高居不下，經濟增長陷入困境，財政赤字節節攀升，新入主白宮的奧巴馬急需通過增加出口刺激美國國內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奧巴馬在2010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提出，要在未來五年里將美國的對外出口增加一倍，為美國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實施國家出口倡議。‘71鑒于歐洲經濟同樣陷入危機，繁榮的亞洲市場對于奧巴馬的出口倍增計劃至關重要。在一份提交給奧巴馬的貿易促進報告中，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特別強調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以及整個亞太地區對于美國出口增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奧巴馬上臺后迅速結束了給美國帶來沉重財政負擔和負面國際影響的伊拉克戰爭，并制定從阿富汗分批撤軍的時間表，結束困擾美國長達10年的中東“反恐”戰爭，為美國將目光瞄向其他地區提供了可能性。這些國內、國外因素的結合，使得奧巴馬政府開始重新調整美國的對外戰略重點，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
2010年1月，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在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發表演說時，高調宣布“我們回來了，我們將留下”，正式吹響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和重返亞太的號角。她指出，“美國的未來與亞太地區的未來緊密相連，而該地區的未來也取決于美國。繼續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美國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伙伴和在(亞太地區)軍事上發揮穩定的作用也符合亞洲的利益。”次年11月，她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撰文，全面闡述了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主要內容，提出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她指出，在美國結束伊拉克戰爭并開始從阿富汗撤軍時，美國處于一個戰略轉折點。“在下一個十年里，美國國務的重中之重就是將外交、經濟、戰略等方面的投入鎖定在亞太地區，并持續加強。”她指出，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洲與確保和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完全契合。這一戰略重心轉移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雙邊安全同盟，深化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工作伙伴關系，介入地區性多邊制度，拓展貿易和投資，拓展美國的軍事存在以及促進民主與人權。她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在美國面臨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必須明智地進行投資，在能夠獲取最大收益的地方進行投資，這就是為什么對我們來說亞太地區真正代表了21世紀的機遇”。她強調，盡管這一轉向并不容易，但美國必須全力以赴。
2011年11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發表演說時，向亞洲聽眾進一步解釋了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主要內容。他說，美國從前是，也將一直是個太平洋國家。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美國將在塑造地區秩序及其未來前景方面起到更大和長期的作用。他詳細列出美國在亞太地區秩序構建中將要采取的步驟：首先，美國要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全，建立一個權利和責任得到維護、法治和規范得到貫徹、商業和航行自由不受阻礙、分歧能夠和平解決的國際秩序;第二，維持美國在該地區強大的軍事存在，加強與既有軍事同盟的關系，拓展與印尼、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國的伙伴關系，使得美國的軍事存在范圍更廣、更靈活、更可持續;第三，重新介入地區性組織，加入東亞峰會;第四，與中國建立合作性關系;第五，以APEC為平臺，建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打造新型貿易模式;第六，拓展民主和人權。一言以蔽之，“在21世紀的亞太地區，美國將全身投入。”
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題為《維護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順序》的新戰略指南，從軍事戰略維度詮釋了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政策。該文件指出，鑒于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已經與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到印度洋及南亞的廣大地區緊密相連，美國的軍事力量必須向亞太地區再平衡。“我們與亞洲盟國及關鍵伙伴的關系對于該地區未來的穩定與增長至關重要。我們將重視既有軍事同盟，它提供了亞太安全的重要基石。同時將拓展我們與亞太地區新興伙伴的合作網絡，以確保維護共同利益的集體能力。”該文件提出，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商業的自由流動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很大部分取決于美國的軍事優勢和軍事存在。從長遠來看，中國崛起為一個區域性大國將有可能以多種方式對美國的經濟與安全造成影響。美國必須繼續進行必要的投資，以確保美國能夠維持地區進入和不受約束地履行條約義務和國際法。針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反介入能力和區域拒阻軍事能力，該戰略提出美軍的“空海一體化”概念，加強美國的海上力量以應對“反介入和區域拒阻”的能力。
在一系列高調宣布的同時，美國也采取了切實的步驟為其戰略重心轉向服務，這些舉措涉及政治、經濟及軍事等多個維度。
政治上，奧巴馬政府高官展開了對東亞地區的密集訪問，大幅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存在。奧巴馬自稱是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自上臺伊始至2012年9月，奧巴馬總共訪問了11個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印尼、澳大利亞等主要東亞、南亞和大洋洲國家(這些國家正是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涵蓋的主要地理范疇)。而同期國務卿克林頓的行程更為密集，為貫徹自己提出的“前沿部署外交”，身體力行。自任職以來，她出訪國家總共高達110個，訪問里程897，951英里，訪問天數總計376天。其中2009年訪問了17個亞洲國家;2010年出訪了20個亞太國家;2011年出訪了19個亞太國家。截止9月9日，她在2012年共出訪了16個亞太國家，足跡幾乎遍及亞洲地區的每一個角落。此外，兩任國防部長蓋茨和帕內塔多次造訪亞洲，出席了在新加坡舉行的一年一度的亞洲安全對話，并訪問中國、印度、日、韓、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
除了領導人的頻繁訪問外，美國還一改先前對東亞多邊制度的冷淡和漠視態度，轉而積極加入東亞地區的多邊機制。2009年，美國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舉行了首屆美國--東盟峰會，并于2010年正式加入東亞峰會，成為這一多邊機制的重要一員。
在經濟方面，面對東亞日益勃興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奧巴馬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步驟是在APEC框架下，加入TPP談判，以亞太經濟一體化應對東亞經濟一體化，構筑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經濟秩序。據相關研究報告宣稱，美國加入TPP具有三個方面的目的：第一，達成一個全面和高標準的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消除和降低貿易壁壘，增加美國在亞太的貿易和投資;第二，讓美國在建立更廣泛的貿易自由化、特別是亞太貿易自由化平臺方面發揮作用;第三，在新興貿易議題領域為美國提供制定規則的機會。顯然，通過打造一個美國主導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不僅可以增加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出口和投資，也可以防止在東亞地區出現一個排他性的區域貿易集體。2009年11月，奧巴馬在訪問日本時正式宣布美國將加入TPP談判，要“打造一個成員廣泛、高標準的21世紀區域貿易協定”。截至目前，TPP已經進行了14輪會談，成員國包括澳大利亞、文萊、智利、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秘魯、越南和美國九個國家，墨西哥和加拿大已被邀請參加談判，日本也于2011年宣布加入談判。
在軍事方面，美國除了繼續重視與東北亞國家日本、韓國的傳統軍事盟關系外，還加強了與澳大利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大洋洲國家的軍事同盟關系，并積極發展與新加坡、越南及印度的伙伴關系，構筑從東北亞、東南亞延伸至印度洋的軍事同盟及伙伴關系網絡。2011年11月，奧巴馬在訪問澳大利亞時與其簽署了一項軍事協定，宣布美國將在澳大利亞的北方軍事港口達爾文港派駐2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這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首次宣布在澳大利亞駐扎軍事人員，雖然人數不多，首批進駐人員只有250人，但鑒于宣布的時機正值南海問題沸沸揚揚之際，此舉依然具有十分明顯的指向性和強烈的象征意義。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參加香格里拉軍事對話時，宣布美國將“重新平衡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對美國的亞太新軍事戰略進行了權威解讀。他說，美國盡管遭遇嚴峻的財政問題，軍費開支也會受到削減，但這不會影響到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戰略，相反，美國還會增加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到2020年，美國在亞洲軍力部署的比重將由此前的50%上升到60%。帕內塔表示，除了在亞洲增加軍力外，美國還將加強與亞洲國家的軍事聯盟和伙伴關系，繼續保持與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及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國的軍事聯系，積極發展與印度、新加波、印尼等國的伙伴關系，和后者建立類似于在澳大利亞的部隊輪流部署的合作性軍事安排。
三、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對東亞秩序的影響
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奧巴馬政府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具有三大目標：第一，平衡中國在東亞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第二，干預、塑造東亞地區正在勃興的區域一體化和可能導致美國被排除在外的經濟一體化，淡化東亞屬性，強調和突出亞太屬性，并在APEC框架下，以TPP“狙擊”東亞的各類FTA;第三，拓展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和增強美國應對“反介入和區域拒阻”能力，確保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和對地區熱點問題的干預能力。這三大目標最終歸結到一點，就是重新確立和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全面領導地位，塑造、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地區秩序，防止出現一個美國無法主導或無足輕重的排他性東亞地區秩序。這一最終目標不僅與東亞當前正在發生的權力轉移不相協調、也必然會對地區秩序和大國關系產生某種消極影響。
從政治上來看，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將對東盟在構建東亞秩序中的政治領導權構成挑戰，造成東亞秩序和亞太秩序這兩種地緣秩序的競爭和對立。長期以來，東亞秩序一直被學者詬病，被認為在制度化建設方面遠遠滯后于歐洲等制度化建設高度發達的地區，也遠落后于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經濟相互依存程度。近年來，東亞在地區制度建設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各類地區機制層出不窮，制度化建設方興未艾，出現了以東盟為軸心的同心圓發展模式，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等諸多領域，有力推動了東亞一體化進程。與此相伴隨，東亞的區域意識和共同體意識也開始涌動，在日本、中國、乃至東盟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建設東亞共同體的聲音。恰在此時，美國宣布戰略重心東移，在亞洲進行再平衡，以美國設定的亞太秩序取代東亞一體化進程，必然對東盟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構成挑戰。更為嚴重的是，這將對東亞地區方興未艾的制度化進程造成沖擊和干擾，甚至引發東亞秩序和亞太秩序的對立。
在經濟上，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的TPP也會對東亞地區正在興起的FTA造成沖擊，導致APEC框架下的TPP與東亞地區既有的FTA貿易模式的競爭，不利于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東亞地區的自貿區建設始于1993年1月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此前東亞地區還沒簽署過自由貿易協議。隨著東盟自貿區的建成，特別是中國在2002年啟動與東盟的自貿區建設，東亞的自貿區建設呈現快速、多軌發展勢頭，有力推動了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目前東亞地區除了東盟十國的自貿區外，還建成了東盟分別與中、日、韓三國簽署的多個平行的“東盟+1”自貿區;東盟成員國與中、日、韓單獨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東盟與南亞大國印度以及大洋洲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東盟成員國與區域外國家如美國等簽署的雙邊貿易協定，以及中、日、韓與區域外國家單獨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三國之間正在談判的三邊自由貿易協定。此外，東盟與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即東盟+6)之間自由貿易區談判也將于明年啟動，計劃建立一個涵蓋16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區，一旦建成將擁有超過30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7.23萬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東盟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區也在積極商談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開始就對以東亞為核心的地區性經濟一體化進程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盡管它與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但對東亞國家提出建立一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設想并不認同，相反極力反對。此后美國提出以APEC為框架，建立一個地理范圍寬泛的亞太自由貿易區主張，但由于成員國國情相差太大和成員眾多，美國國內對此也興趣不大，因而這一自由貿易區建設一直沒有實質性舉措。此間，面對東亞經濟的蓬勃發展和加速推進的自貿區建設，美國也嘗試與東亞一些國家進行雙邊自貿區談判，如與新加坡、韓國、澳大利亞的自貿區談判，但美國始終對以東盟為核心的多邊自貿區建設不感興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政府于2008年加入了由環太平洋四個小國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于2006年締結的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該貿易自由化協定有兩大突出特征，一是盡管成員國少，但卻是一個跨太平洋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協定，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東盟的重要成員國新加坡和文萊;二是該協定在貿易自由化方面走在了東亞自由貿易協定的前面，涉及范圍不僅包括商品貿易自由化，還涉及服務貿易、投資、農產品貿易、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等美國極為感興趣的內容。奧巴馬上臺以后，為配合其戰略重心東移和亞洲再平衡戰略，于2009年11月宣布美國將加入TPP談判。2011年11月，在夏威夷舉行的APEC部長級會談上，美國等參與TPP談判的9個國家宣布了TPP的協議框架，其內容涉及商品、服務和農產品貿易、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原產地規則、對外投資、勞工、環保、國有企業、產品供給鏈、中小企業等諸多現有自由貿易協定未曾或未深入涉及的領域。美國希望通過建立這一跨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區，與以東盟為核心但實際上由中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相抗衡，抵消中國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同時，由于TPP的成員已經涵蓋大部分東盟成員國，從而在實質上架空以東盟為核心的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以亞太自貿區沖淡東亞自貿區。此外，通過啟動TPP建設，為未來的地區乃至全球自由貿易談判設置新的規則和標準，使得美國成功成為東亞乃至全球新貿易規則的制定者。鑒于當前參加TPP的成員國中很多也是東盟FTA的成員國，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自貿區談判遲遲未取得進展，以及日本對TPP表示出較高的興趣，不難想像美國啟動的TPP談判對當前東亞地區正在興起的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造成沖擊，也對中國在東亞的經濟影響力和自貿區建設構成挑戰。在東亞地區很可能會出現一些學者預言的以中國為主導的東亞自貿區模式(也被一些學者稱為“亞洲軌道”)和以美國為主導的亞太TPP模式(或“亞太軌道”)競爭的局面。
美國加大在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也會對東亞的安全局勢產生不利影響。它不僅無助于東亞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相反會火上澆油，助長一些國家的非理性行為，同時對中美關系造成消極影響，不利于構建中美之間的政治和軍事互信。雖然美國一再表示其戰略重心東移和增加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不針對中國、更不是要圍堵中國，但其新軍事戰略中提出的空海一體戰和應對“反介入和區域拒阻”能力明顯是針對中國近年來發展的軍事能力。其加大對關島的軍事投入和建設、密切與澳大利亞的軍事關系;加強與菲律賓、新加坡乃至印度的軍事聯盟與伙伴關系;也被廣泛認為是指向中國。更不必說希拉里•克林頓等美國高官在南海爭端時宣布美國在南海具有國家利益，以及在毗鄰地區頻繁舉行海上軍事演習、在東亞峰會等地區性論壇上發表實際上偏袒菲律賓等南海爭端國的言論，這些無疑會向一些南海爭端國發出錯誤信號，不利于緩和地區緊張局勢。在美國高調宣布加大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后，東亞的安全局勢非但沒有改觀，相反陷入了冷戰結束以來少有的低谷。
結語
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以東盟為同心圓的一體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和美國在東亞影響力的相對衰退，東亞秩序出現了中國、東盟及美國分別在經濟、政治及安全領域各領風騷的“三駕馬車”鼎足局面。這一正在涌現的地區秩序與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有著很大的不同，反映出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權力轉移和充滿活力的經濟和政治生態。作為曾主導東亞地區秩序建構的霸權國美國，一方面由于國內嚴重的經濟問題和舉步維艱的財政困境而無力單獨提供地區公共物品;但另一方面出于霸權慣性和霸權的傲慢，又不愿看到因實力的衰退而失去在地區事務中的領導權，更不愿有任何政治、經濟力量取而代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戰略重心東移和亞洲再平衡戰略就是這種矛盾心態的產物。它本要借力東亞經濟發展為其國內經濟困境“輸血”，提升就業率和降低近乎天文數字的財政赤字，也就是說它是有求于東亞的國家和市場，但其采取的做法卻是在經濟上施壓和挑戰的姿態，以所謂的“代表21世紀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TPP狙擊東亞的自由貿易協定，制造對立，干擾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它以亞太秩序對沖東亞秩序，架空東盟在地區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權，重新控制、主導東亞政治秩序發展進程。在軍事安全領域，美國的再平衡和拓展軍事存在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并在中美之間、中國與鄰國之間播下了不信任和猜忌的種子，不利于東亞的和平與安全。總之，美國的戰略東移和亞洲再平衡戰略，干擾了東亞的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東亞的地區安全局勢。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8期，摘自2012年第6期《國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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