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愿不愿意，革命已經再次發生。如果把2011年1月的那場政治風暴稱作革命，就沒有理由說2012年11月以來的這場政治風暴不是革命——同樣是民眾運動，同樣的廣場模式，同樣的民主口號……同樣的成分復雜、訴求不一，同樣沒有核心領導力量和明確革命綱領。唯一的不同，是抗議矛頭指向兩個不同的總統名字。
有人把眼下的這場民眾騷動看作是“民主的惡性循環”，但對于革命來說，無疑它是良性循環。如果說在穆巴拉克政權下，革命被視作埃及新生的必由之路，那么當革命之后革命的愿望并未實現，出現下一場革命就無法規避——對一場不徹底的革命進行再革命，也就沒有理由受到指責。事情的核心就在這里：2011年的埃及革命，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
革命是復雜的。無論是去年針對穆巴拉克政權還是眼下針對穆爾西政權，這兩場民眾抗議運動從革命成分、領導力量到政治理念，都是混雜不明的。遠距離觀察，我們只能看到：所有的憤怒表情在傳遞著一種集體情緒：不滿;各種訴求中最具共性的口號是：民主。但也僅止于一個口號，至于通往民主愿景的地圖是什么、規避軍人政權或神權國家的路徑在哪里?不要穆巴拉克也不要穆爾西——究竟要什么?……等等問題，抗議的聲浪里，未見有人給出清晰的答案。
這就是現階段埃及革命的狀況。在這個基礎上，對于埃及而言，“循環革命”不僅是客觀規律的必然，并且是國家新生的必需。
兩種聲音的缺陷
沒有一場變革是在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下取得成功。
從上一場到這一場，回響在開羅解放廣場上的口號始終未曾一致——除了推翻現政權之外。但革命的任務不單單是打碎一種舊制度，更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而在“建設新世界”這道題面前，拋開軍閥勢力、特務機構、寡頭政治以及形形色色的外國代理人勢力各種舊勢力的復辟主張不論，我們嘗試從正面對埃及革命中聲音最大的兩種主張作簡單分析：
最大的聲音之一是“民主”。理論一些說，就是憲政民主主張。毫無疑問，民主是個好東西，人見人愛。革命非但不應該排斥、拒絕民主，反倒應該以追求建立民主秩序為目的才是。穆爾西目前身陷困境，敗就敗在憲政民主要“限政”而他想擴權。飽受寡頭政治之苦的埃及民眾，對總統的擴權野心尤為敏感。通過對過去的和眼下的兩場民眾運動的觀察，埃及民眾對于憲政民主政體的熱情不僅前所未有，恐怕也是他國所罕見。
有人把憲政民主政體稱為“上帝給人類的禮物”，這話只說了一半，另一半應該是：在賜予這份禮物之前，上帝先把人類分成了具有不同嗜好、不同胃口的不同種類。消費憲政民主這份上帝的禮物，不同種類的國家人群需要按照各自的口味對禮物進行打磨加工，取其精而享之。當今世界上，憲政民主的“成功模式”只有歐美國家。埃及無論從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還是從經濟能力、國情基礎來看，皆與西方國家有巨大差異。簡單復制西方憲政民主政治模式，在埃及恐怕也會遭遇水土不服。
簡單復制某種模式的失敗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當意識到喪失了對歐洲的優勢地位時，早從18世紀晚期開始，奧斯曼帝國就開展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西化改革，但終究未能挽救崩亡的命運。其中兩個重要的原因是：沒弄清楚支撐歐洲工業革命成功的滾滾財源從哪里來，盲目推廣工業化，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危局;誤會了“西化”與“現代化”的分別，全盤復制西方模式，侵犯了穆斯林的文化傳統。埃及本身，在19世紀經歷了穆罕默德·阿里到伊斯梅爾祖孫數代“復制西方”的改革，雖則創造了瞬間輝煌，但終因復制改革所造成的財政虧空而陷于更大困境。
這樣說并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探索適應本國土壤的民主模式。如果不反對這個結論，那么也就不能反對以下結論：今天，不僅埃及，西亞、北非整個阿拉伯世界也尚未找到一條適合本土胃口的民主政治之路。所謂阿拉伯之春，也就是一場以表達不滿情緒為主要內容的“早春革命”，并不意味著專制一旦被推翻、民主自然而然降臨。這也就解釋了革命為什么還會再次發生。——本土民主模式或曰革命指導理論雖然至今尚無，但無疑是一條值得探索的路。
另一個最大的聲音非“伊斯蘭”莫屬。一個世紀以來遍存于阿拉伯世界的、渴望回歸伊斯蘭價值的文化自尊意識，與“兄弟會”、“賽萊夫”等政治團隊追求建立宗教政權的“工具性伊斯蘭”，被評論家籠而統之地成為：“伊斯蘭主義”。其實兩者存在本質的分別。——否則就不能解釋同樣是穆斯林、同樣具有強烈的伊斯蘭主義意識的埃及民眾，為什么要反對建立一個神權國家。廓清兩者的不同，是理解埃及出現循環革命的入門。
從根本上說，追求建立民族國家并不是伊斯蘭教的主張。伊斯蘭教的最權威解釋者穆罕默德曾有名言：哪怕大眾推選一位頭似黑棗的阿比西尼亞人做首領，你們也當服從他。古蘭經第二章256節也明確說了：宗教之中，絕無強迫。這里所說的“宗教”(阿拉伯語：Dini)，既指宗教信仰，也指宗教事務。伊斯蘭教的這些原則決定了穆斯林對于宗教的基本心態：既要宗教自由，也反感宗教強迫;既不疏遠宗教，也反對宗教以警察法庭面目出現。簡化成一句大白話就是：不要剝奪我戴頭巾的自由，不要強迫我戴頭巾。而以“伊斯蘭”自名的宗教政黨追求建立所謂神權政治，全面推行宗教法律，貌似一種文化自尊表現，實質恰恰是一種文化不自信心態。若作理論溯源，本質上它是源于近代歐洲民族主義及其種族分治思想枝杈的一個變種。此處不作深入。
就埃及而言，最大的“伊斯蘭主義政黨”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理論，未必能代表真正的伊斯蘭主義。很自然地，它的主張也就不能代表埃及穆斯林的民意。穆罕默德·穆爾西的當選，原本是政治妥協、甚至是國際政治妥協的產物，一樣不能說明民意。埃及、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指導思想，不可能完全脫離于伊斯蘭這個意識形態。但是從一種傳統宗教信仰和儀軌，上升成為一種指導現實斗爭、指導現代政治管理的強大思想武器，其間尚有巨大的理論建設工作需要去完成。今天的阿拉伯世界，顯然沒有完成這一理論建設任務。這也就是埃及革命、阿拉伯革命要重復的原因。
不僅埃及，不僅阿拉伯世界，自從20世紀末期馬克思主義退潮以來，缺乏革命指導理論的問題，始終是困擾第三世界、第四世界民眾反抗本土獨裁政治、抗擊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理論困境。
一個人物尚未出現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兩場埃及革命所呈現的景象就是：混亂。唯一清晰而能夠被確定的只有：民眾所表達出來的巨大憤怒。低收入甚至失業、落后的社會福利、凋敝的公用事業等等民生問題，獨裁政治下的社會不公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長期壓抑，兩百年失敗所積累的屈辱記憶，以及多年來美以英軸心在阿拉伯世界橫沖直撞所帶來的新鮮刺激……所有這些加起來，足夠形成革命的液壓泵。
但革命只有一個液壓泵是遠遠不夠的。現階段的埃及革命尚處于發泄憤怒的早期階段，它的力量是巨大的，成功地推翻了一個獨裁政府、今天又在嘗試推翻或制約另一個政府;但同時它也帶有巨大的盲目性，如前所述，沒有系統的指導理論，沒有明確的革命綱領，沒有成熟的政治議程，只停留于抗議現政權、喊出一個民主口號。這從另一面證明了：民眾的普遍覺悟水平，尚不能與革命的要求相適應。
民眾是革命的主體。缺乏一定覺悟水平的民眾的參與，僥幸取得成功的革命也會終于失敗——埃及正在驗證著這一點。看著2011年的埃及革命勝利之后，并非革命主力的穆斯林兄弟會及其代表人物穆爾西登上政權舞臺，中國人也許會想起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人物：黎元洪。革命的勝利無疑是民眾廣泛參與的結果，但革命成果的斷送也往往是民眾的選擇造成。這就是民眾覺悟的重要性所在。
對于兄弟會和穆爾西來說，他們也許未曾意識到：革命勝利之后的第一任務絕非民主制度，更不是鞏固宗教政權，而是埃及千瘡百孔的民生問題，是垮掉的埃及經濟問題，是1900億美元的債務和100—120億美元的財政窟窿問題，是占總人口40%的貧困人口、1420萬每天只靠不到1美元生活的、150萬居住在開羅郊區廢墟場的埃及人的吃飯、住宿和看病問題。民主再重要，也不是穆爾西政權面對的首要任務。正如半島電視臺資深政治分析家瑪萬·比沙拉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天的民主倡導者，包括那些直到最近還將民主指控為‘非伊斯蘭’的人，也包括那些甚至連民主的概念和內涵都尚未弄清楚的人。”
1965年3月，在非洲大地進行三個月的漫長游歷途中，切·格瓦拉在寫給烏拉圭蒙得維的亞周刊編輯卡洛斯·吉哈諾的長信中說：“在古巴革命史上，現在出現了一個人物并在個性鮮明、有條不紊地源源涌現：人民。這種豐富多層的存在，并不是像(資本主義代言人)所指控的那樣，是同一種類(統治階級使之淪為同一種類)元素的總和，像羊群一樣行動。”——而在今天的埃及革命中，我們尚未看到這個“人物”的出現。今天的埃及民眾，雖然已經不再是“安靜地沉睡的民眾”，但還遠不是格瓦拉所描述的那種擁有清晰革命意識的“嶄新男女”。
民眾的覺醒程度，往往與他們所遭受苦難的深度成正比。今天的拉丁美洲，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阿拉伯世界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難和屈辱，也遠遠不及拉丁美洲500年的苦難深重。除了苦難之外，革命運動是鍛煉民眾認識能力、提高他們覺悟水平的一條重要途徑。2011年的那場革命，讓埃及民眾意識到了自身的力量、提升了他們的參政熱情。2012年的這場革命，至少也將提高埃及民眾的政治辨識能力——讓他們認識到，誰最能代表自己的心聲，誰是真正解決問題者，誰將帶領古老的埃及獲得新生、實現真正的復興。
循環革命將一次次用殘酷的斗爭催促剛剛醒來的阿拉伯民眾更加清醒、更加成熟。——這就是為什么說循環革命是埃及新生的必需條件的理由。
有人批評我在《為什么穆爾西必須失敗》一文中“斷言失敗”為時尚早。從一個廣闊的世界視野望去：埃及革命、阿拉伯革命并非已然成功，只是剛剛起步。縱使穆爾西能夠執政百年，也不是埃及革命的成功——一切端在埃及民眾的覺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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