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農藥，多數城市人對它的認知只停留于“蔬菜殘留物”。
農藥似乎離我們的生活很遠。只有在遠離大城市的鄉村，農藥才會“有所作為”。而多數城市人問津農藥，在乎的只是它是否“綠色”，對環境是否友好。
殊不知，這種關心，很是落伍。“綠色”是現代農藥研發最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華東理工大學藥物化工研究所李忠教授的看法，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關心一下農藥的“前途”。
我國是全球農藥生產噸位第一大國、農藥市場第六大國，但我國市場上銷售的農藥產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不足10%，幾乎沒有一例能“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因為農藥的整個創制過程，充滿著技術層面之外的曲折和干擾。
行業之恥 沒有一款自制產品能“走向世界”
中國生產的農藥品種約260多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不足10%，出口到國外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藥幾乎是零——誰能想到，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和農藥生產大國，連農藥都會缺少自主知識產權！
目前，全球農藥市場銷售額每年在400億美元左右，其中的中國市場上，每年農藥的銷售額就占300多億元人民幣。但這其中，由中國人自己創制的農藥銷售額，大約只有2億元人民幣的份額。
中國市場上的農藥，幾乎都是國外公司的創制產品或專利過期產品。比如，大范圍使用的農藥“吡蟲啉”，其知識產權屬于德國拜耳公司，且它未在中國獲得知識產權。目前，國內有75家企業生產這一農藥，其中有13家合成原藥。
大量企業生產的同質化產品，導致企業之間只能拼命壓價。專家介紹，這一農藥國外賣80萬到100萬人民幣一噸，國內每噸只賣20萬人民幣。國外的農藥企業每100萬元人民幣的銷量，可以獲得70萬元的利潤，但國內同類企業，每100萬元人民幣的銷售額只有10萬元利潤的產出。“農藥市場就是仿制。你能研發，我能生產，而且還生產得更便宜。”
缺乏自主知識產權，讓國內的眾多農藥企業活得都很累。他們不得不為生存發愁。放眼周圍，先正達、拜耳、巴斯夫、陶氏益農、孟山都、杜邦這6家跨國農藥“巨頭”的農業化工業務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市場份額，也基本保持20%以上的利潤率，形成了國際壟斷格局;一些全新的創制品種，在中國也處于壟斷地位。
在國際市場上，同樣因為缺乏專利產品和技術這個原因，中國農藥企業若想接一點非專利產品的訂單，必須得打“價格戰”，出具比其他國家更低的價格。
農藥“草甘膦”是個典型。國際市場上需求旺盛，因此全國各地都在不斷地推高噸位。據統計，現在我國草甘膦一年的產能就夠全世界用3年。但是，中國農藥企業在國際農藥價值鏈上只是充當著“代工者”的角色，缺乏定價的話語權。而轉到國內市場，由于企業生產銷售的多為非專利技術產品，只要產品有一定的利潤，就會吸引那些自認為不會成為多余者的資本涌入投資，直到把一個產品的邊際利潤做成零為止。
當中國農藥企業正為了一點薄利相互“廝殺”的時候，跨國企業卻馬不停蹄地忙于打假。例如杜邦公司分析測試中心實驗室，即使測試中心每天不接別的活，只檢測國內農藥市場上的產品是否含有杜邦生產的、專利尚未過期的化合物的隱性成分，就已經忙得沒有一點時間了。
研發之險 不是“爬樓梯”，而是“走吊梯”
當仿制成為一種習慣，企業更沒有能力和“心情”投入研發；如此的惡性循環，又使企業的創新能力越來越差，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悖論。
例如，科研機構研制一種新的化學成分并提出專利申請，但由于經驗不足，沒有及時申請混合劑型的應用專利，結果很快就有兩家公司申請了20多項這一化學成分的應用——幾乎覆蓋了這一化學成分所有可能產生的應用。
在與這兩家公司談判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它們從沒有拿到過這一化合物，連活性都沒有驗證過，更不用說20多個應用實驗了。在業內人士看來，這其實可以叫“侵權”，也可以說是“敲詐”，但這，就是國內農藥創制環境無比混亂的現狀。
這場判斷最后取得了“雙贏”：由課題組提供化學成分的一種應用，讓企業負責生產。
但對從事農藥創制的研發人員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結果。按照國際上的慣例，一個農藥從研發到上市，大約需要花費2-4億美元，耗時10-12年。一般來說，農藥的專利保護期只有20年，即使開發成功，首先還需要3到5年的市場培育，才能使一個不錯的農藥銷售達到高峰階段。
因此，一種農藥的黃金獲利期僅僅為5-7年時間，其中還夾雜著非常大的風險。比如，使用幾年以后，如果發現農藥對生態環境有負面影響或者長期積累毒性，那么這種藥品就會立刻撤出市場，前期所有的投入全都打水漂了。
“農藥研發，不像是在爬樓梯，而是在走吊梯，任何一個環節一旦出現問題了，就會立即掉下去，前功盡棄。”這也是農藥創制和新藥創制類似的地方：都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漫長的投入，外加巨大的風險，使得國內的企業更加不愿意從事研發，而同質化競爭造成極低的利潤率，已經使得一批農藥企業徘徊于盈利與虧損之間。
對此，上海農藥研究所張一賓教授說：“國內農藥企業與跨國公司在科技自主創新的意愿和意識上有重大差距。國內農藥企業有資金后往往熱衷于開發房地產、搞酒店或轉行;在科技創新上，也往往還處在零散的游牧階段，缺乏系統的規劃，缺乏高水平創新的膽略意識。”
農民受益難 “法盲”科學家赤膊上陣搞談判
我們也許還沒有做出最好的產品，但只要我們做出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農藥，我們的農民就會受益。
某科研機構開發一款新農藥，有望在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可沒過多久，課題組就面臨各方質疑，因為負責這一農藥國際市場開發的，將是一家美國公司。
課題組為什么不把化合物賣給國內的企業呢?在這個課題研發前期，所有的經費都是由一家企業提供的。一年2000萬的科研經費，企業等的就是投產后的收回。
“商人都是逐利的，企業的愿望可不是和科學家一起‘放衛星’。企業總是需要做出可以用的東西，要收回投資的。但是對于我們來說，讓我們的產品走上國際市場才是我們的愿望。”
在課題組看來，向國際市場推出自己的產品，才能敦促市場上的同類產品降價，也是科學家的使命。“如果國外公司有一種農藥，在中國市場能賣300到500萬元一噸，只要我們有創新產品，形成一定的競爭力，國外的這類化合物價格就會馬上跳水，每噸價格不會超過200萬元。”
即使研制的化合物，可能還不是最好的產品，但哪怕它僅作為一種備選工具，也會倒逼同類農藥降價，給中國農民帶來實際的好處。
事實上，最近10年，國內也開始逐漸迎來農藥研發的“春天”。國家“973”、“863”和科技支撐等重大科研計劃專項，都在為農藥創制提供大量經費。有專家稱，“十二五”期間，國家在農藥創制方面的投入應該會接近3億元人民幣。當然，這和發達國家動輒數億美元的大手筆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課題組的計劃是，力爭2014年讓新研發的產品在全國形成銷售網絡，并通過和美國公司合作，在2018年實現全球銷售。但談判過程非常艱難，課題組自稱“法盲”的研究人員，不得不借自己的常識和直覺“赤膊上陣”——面對國外跨國集團公司的法學博士、化學博士、農藥學博士、財務專家組成的專業談判團隊。“畢竟，國內既懂法律又了解農藥的專業人才實在太少了。”
對話李忠：中國農藥的前途，或取決于“農民科普”
記者：大多數城市人談“藥”色變，覺得蔬菜上的農藥殘留就是禍害食品安全的元兇。這個問題你怎么看?
李忠：對于農藥，有很多人都存在誤解。首先，大多數農藥都是低毒的。很多時候，當蟲害真的很嚴重，撒一些藥品也無法取得效果的時候，那就只能用“敵敵畏”了。很多人一聽“敵敵畏”，就說這是有害的。這也是一種誤解。包括已經被禁用的“甲胺磷”這類農藥，其實本身都沒有什么不好，只是在中國，很多好的農藥，被使用者用壞了。
記者：按照您的理解，“敵敵畏”也是一種不錯的農藥嗎?
李忠：一般來說，“敵敵畏”使用14天后，蔬菜上基本就不存在毒性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毒蔬菜”，是因為農民等不及14天就采摘上市。
不止“敵敵畏”，很多好的農藥被農民用壞了，我們去一些農村看，如果農民看到說明書上寫著，每畝地用2克，常常會掂量一下，覺得太少了，自說自話地多加點。如果要求早晨7點到9點用藥，也很少有人會遵守說明書。這就是為什么有些時候，檢測發現會有100倍的濃度超標。
記者：看來，要成為真正的農業大國和農藥研發大國，必須對農民做好科普宣傳工作。
李忠：是的，這是一條很漫長的道路，但我們必須去走，有些事情必須要做。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農民把農藥當成“自殺利器”。比如“百草枯”，因為有好幾例農民喝農藥自殺的案件發生，液體劑型的“百草枯”產品現在已經禁售了。但學者也做過調查，自殺行為是一種即興行為，如果把這種藥劑改為粉末狀，有自殺意向的人很少愿意花時間沖調好這種農藥。因此，現在“百草枯”藥劑只有做成粉末狀才能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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