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博:猶太人的出路在哪里？

　　關于猶太人的幾個歷史常識(五)

　　文/桑博

　　猶太人的出路在哪里?

　　11月29日，第35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當天，第67屆聯大會議以138票贊成、9票反對、41票棄權通過給予巴勒斯坦國際觀察員國地位的決議。次日，以色列安全內閣宣布：批準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地上，為猶太人定居點新建3000套住房;在東耶路撒冷E1地區擴建數千套猶太人定居點住房。——這一“批準”，意味著以色列從非法占領到永久占有的路上又邁出了穩健一步，而巴勒斯坦人的漫漫建國路又被堵上了一道高墻。

　　評論這兩條接踵而來的新聞，后者被觀察家們稱為對前者的報復性回應——報復的理由是以色列缺乏安全感。“以色列缺乏安全感”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句子，過去的64年里常常掛在以色列國家領導人、美國從總統到發言人的嘴邊，頻繁出現于一切有關巴以新聞的字里行間。這個句子，也是以色列非法占領巴勒斯坦土地、無止境擴大移民定居點、筑建隔離墻、設置檢查站、入侵黎巴嫩、實施貝魯特大屠殺、暗殺巴勒斯坦領導人、發動“鑄鉛行動”、“防務之柱”…… 64年來針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全部事情的唯一理由。同樣，它也是1972年至今四十年間，美國否決近百項與巴勒斯坦有關的聯合國決議的唯一理由。不例外地，它是美國、以色列此次反對巴勒斯坦入聯決議的唯一理由。

　　這使得人們迷惑并不禁要問：以色列—猶太人的安全感，到底如何才能得到保障?解決以色列安全感問題的途徑究竟是什么?猶太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其實，這個問題已遠不止是一個百年之問。在19世紀的歐洲，它曾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成為思想界的熱門論題之一。

　　因為猶太人在歷史上的多災多難，特別是近代在歐洲種族主義煽動下所遭受的屢次大規模迫害運動，使得猶太人和許多同情猶太人遭遇的非猶太人，從很早起就開始思考“猶太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的問題。其中最著名者包括伯爾納•拉扎爾、馬丁•布伯爾、卡爾•馬克思、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羅杰•格魯迪……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西奧多•赫茨爾。

　　回答猶太人出路的問題，首先需要理解猶太人觀念中根深蒂固的“優選民”意識。“優選民”意識來自猶太教根本經典《舊約》。對此，布希維在他的《宇宙歷史論》中有經典的概括：“猶太(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因此，所有的歷史事件和國家興衰的原因，都是忠實聽命于以色列人的上帝的意志。以色列人肩負著領導人類達到唯一的目的(實現唯一的宿愿)的重任。”——猶太人長期迷戀于這種“特殊人”的自我想象之中、從而形成某種封閉孤立的群體心態，可謂根深源長：早在伊本•麥蒙出現之前，僵化的猶太教法典主義學派經注家們就已經圍繞著經典注解，對猶太人的這種特殊心理精心構建了幾個世紀之久。法典主義學者們執著于細微教義的探究鉆研，并極力反對任何開放思維的嘗試。作為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猶太哲學家，伊本•麥蒙曾試圖闡明信仰和理智的一致性，卻遭到法典主義學派的詆毀和詛咒。猶太教法典派和安息派學者對伊本•麥蒙的重要著作《彷徨者的指南》一書恨之入骨，蒙彼利埃城的猶太法學博士所羅門不但詛咒讀過《彷徨者的指南》的人，甚至在1232年發動了一場禁讀和焚燒《彷徨者的指南》的運動。

　　為了把猶太人的閱讀和研究限定在他們劃定的法典范圍之內，13世紀末，也舍爾為首的30位猶太教法學家在巴塞羅那主持召開的西努德斯會議上，作出了一項決議：凡不滿25歲的猶太人，如果讀了《舊約》和法典以外的書籍，就開除他的教籍。著名的法國猶太思想家伯爾納•拉扎爾在評論這一思潮所產生的后果時寫道：“他們達到了目的，他們使猶太人與世隔絕了。”

　　針對猶太法典主義經注家們的努力及其后果，伯爾納•拉扎爾在其1894年出版的《反閃族主義及其歷史和根源》一書中指出：“猶太人把自己孤限在一道‘圍墻’之中了。這道‘圍墻’是《舊約》的早期抄寫者們圍著《舊約》而筑起的。此后，法科賽人和猶太教法典派分子以斯拉的繼承者、摩西精神的最早歪曲者、先知們的敵人們又加固了這道‘圍墻’……這種自我孤立的危險性越來越嚴重了。猶太人有一種特有的狹隘性。正是這種狹隘性使猶太人自鳴得意，炫耀自己有《舊約》，并因此成了至高無上的完美的人，別的任何人都不能跟他們相比的特殊人。”

　　或許是19世紀泛濫于歐洲的民族主義逆流又加劇了猶太人的這種“優選民”意識，并使之更加牢固。就其后果而言，正是猶太教法典學派的這種近乎愚蠢的努力，為后來橫行歐洲大陸的種族主義者提供了指控猶太人的口實。

　　對于“優選民”理論，羅杰•格魯迪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任何一種形態的“優選民”之說，本質上都是種族主義和殖民掠奪的辯護詞。他在《以色列問題》一書中對此作了精辟的剖析：從歷史的角度看，“優選民”的論調是荒唐可笑的。每一個古老的民族，都會在本民族的歷史敘事中傳達一種特殊情感。恰恰是這種特殊情感，使他們認為自己是不同于異族的“優等民族”——可是，有什么權力僅僅只關注自己民族的記載而無視別的民族的歷史呢?從政治角度分析，“優等民”理論是一種協助犯罪的理論，是為了對別的民族實行歧視、侵犯、統治和為擴張政策辯解的理論。從神學邏輯來看，“優等民”之說一樣不能成立。如果說存在某種“優等民族”的話，則必然存在“劣等民族”。那么建立在這種“優等”和“劣等”理論基礎之上的任何一種政策，必將導致對他者民族的歧視和否定——而孤立主義是沒有什么信仰可言的，與世隔絕、自我欣賞的人是絕對不會相信有什么上帝的。

　　——正因為此，當赫茨爾開始四處宣傳他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學說時，恪守傳統教義的猶太教權威們明確表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違反了猶太教有關‘拯救’的許諾;用金錢和武器‘復國’，是對猶太教最高原則的背叛。”1880年，由于德國猶太教傳統法學家的反對，赫茨爾不得不放棄了召開慕尼黑大會的計劃。

　　強調自身“特殊性”、把猶太人解釋成一種與其他人類不一樣的“優選民”理論，與納粹的種族主義理論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看到：只有最丑惡的納粹宣傳，才把猶太人說成是不同于人類的其它物種，認為猶太人在身體(頭顱、鼻子)和心理兩方面都與其他人類不同。1967年8月，摩西•達揚說：“當你擁有《舊約》全書，又擁有書中的民眾，你也就擁有了《舊約》全書中記載的土地：耶路撒冷、希伯倫、杰里科和先知們曾擁有的全部土地。”1956年，貝京入侵埃及時宣布：“大衛王國的土地，一定要全部永久地回到以色列人民的手中!”——希特勒也曾宣布：“雅利安人居住過的土地都應回到我們手中來!”

　　分析了猶太人傳統中的“優選民”思想，我們再來看看“以色列缺乏安全感”的問題。西方媒體和輿論中有一個永恒的“弱者形象”：孤獨的以色列處于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包圍之中，隨時面臨著“被趕入大海”、“被從地圖上抹掉”的威脅，因此它不得不為獲得“生存空間”和“安全感”而戰斗。由媒體刻畫出來的這個形象，成功地為以色列贏取了全世界的憐憫和同情。但這個形象并不是真實的。

　　今天以色列軍隊所擁有的軍事裝備從質量到數量都大大超過了所有阿拉伯國家軍隊裝備的總和，這已經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在媒體的敘事傳統中，建國之初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相比兵力懸殊，全靠猶太人的勇武才得以以少勝多。真實的數據是：1948年戰爭中，由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伊拉克等國家拼湊而成的“阿拉伯聯軍”總數不到22,000人，而以色列軍隊的人數則是65,000人。——這個數字不是什么秘密，只要去翻閱嚴肅的歷史著作而不是隨手傳抄網絡上流傳的軍迷段子，則隨處可以查到。

　　1955年10月12日，貝京在教堂宣布：“我由衷地認為，應該毫不猶豫地向阿拉伯國家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這樣，有助于我們實現我們的兩個目的：一是摧毀阿拉伯國家的力量，二是擴大我們的領土。”1967年6月5日，以色列戰機不宣而戰，進攻埃及，炸毀了埃及停在地面上的全部飛機。——這與1941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發動的先發制人戰爭毫無區別。一周之后，以色列總理列維•艾斯克爾在教堂里宣稱：“是的，以色列的生存系在一根細線上，但是阿拉伯領導人想毀滅以色列的期望被挫敗了。”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以色列領導人真的相信“阿拉伯威脅”和“面臨毀滅”的說法。以色列的一位前部長麥爾海迪•本托夫于1972年4月14日公開揭穿了這一謊言：“所有關于面臨被毀滅威脅的種種傳說，都是捏造出來的謊言，是虛張聲勢，為了掩飾吞并阿拉伯土地的目的。”伊扎爾•魏茨曼將軍1952年4月19日在《知識報》上發表文章說：“壓根就不存在什么毀滅性的危險。”米提欣•比利德將軍也曾說：“這種把屠殺和毀滅的危險說成是1967年懸在我們脖頸上的利劍，并將以色列描繪成為生存而戰的理論，只不過是戰后才出現和傳播起來的一個謊言而已。”連拉賓將軍也親自承認：“我不認為納賽爾想要戰爭。5月14日，他派往西奈的兩個師，根本不足以向以色列發動進攻。他和我們一樣清楚地知道這一點。”(1972年6月2日的法國《盧蒙代爾報》)

　　如果說“阿拉伯威脅論”是一個謊言構成的騙局的話，那么這一騙局的成果就是：1967年戰爭之后，以色列獲得了超過1947年分治決議劃分給它的土地的3倍的領土，并占領至今。盡管如此，它仍企圖不斷地追求新的擴張。

　　那么以色列的“安全邊界”究竟在哪里?這是一個誰也不知道答案的問題。1972年，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當有人提問：“你認為哪些地區對于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梅厄回答道：“如果你指的是我們應當劃一條邊界線，那么我們還沒有打算這樣做。當我們到達那里時，我們就會劃出來。但是以色列政策的一個基本點是：任何一項和平協議，都不能使以色列回到1967年6月4日的邊界上去。必須改變那時的邊界，為了我們的安全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邊界，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全部邊界線。”繼任者們沒有讓梅厄食言：1973年與埃及戰爭受挫后，1978年9月通過戴維營協定使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地上的定居點翻倍增加，吞并了耶路撒冷、侵占了戈蘭高地……緊接著，又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這一切，都是為“生存空間”而戰斗。

　　有關進攻黎巴嫩是“正當自衛”、“為了加利利的和平秩序”說法：早在這次入侵戰爭發動的28年前、當在這場戰爭中親手制造了貝魯特大屠殺的薩阿德•哈達德上校還是一名懵懂少年的時候，以色列前總理摩西•沙利特1954年5月16日的日記中，就記載了已經策劃成熟的入侵方案：“根據達揚的意見，唯一必要的事情是(在黎巴嫩)物色一名下級軍官，我們要么說服他、要么用金錢收買他，讓他宣布自己是馬龍教徒，黎巴嫩的希臘教徒的拯救者。到那時候，以色列軍隊就開進黎巴嫩，占領必要的地區，建立一個與以色列結盟的基督教政權。至于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區，最終要屬于以色列。”隨后不久的日記中，沙利特又寫道：“總參謀長認為，應當收買一名黎巴嫩的軍官，讓他作為我們的傀儡，以便使以色列軍隊進入黎巴嫩是響應他們的呼吁，是為了把黎巴嫩從穆斯林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進入黎巴嫩。”28年后的1982年，當被相中的“物色對象” 薩阿德•哈達德在國防部長沙龍的緊密配合下，率領1200人組成的長槍黨屠殺隊制造了慘絕人寰的貝魯特大屠殺之后，貝京和世界各地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們異口同聲地說：“這是非猶太人在殺非猶太人!”當入侵戰爭已然成為事實，貝京的一位新任部長、極右政黨“宗教愛國黨”的尼•伊瑪姆教授宣稱：“此刻正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建立新秩序的良機……在地理和歷史上，那里應該是以色列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地區歸并過來。”

　　——這正是以色列64年來字遵句從、亦步亦趨地執行《約書亞》里的指示：“你們的腳踏到什么地方，我就把它送給你們。”其實早在1968年7月，摩西•達揚就聲稱：“近百年來，我們的人民就致力于建設這個國家，并擴大它的版圖，吸引更多的猶太人，建設更多的定居點，擴大我們的疆域。我們決不讓任何一個猶太人說這項事業完成了，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一個猶太人認為我們將偃旗息鼓。”曾任以色列后備軍司令、本•古里安大學校長的賈齊特將軍曾在皮爾薩巴對以色列“為生存空間而戰”的戰略(也就是阿以沖突的實質)做過一次精彩地概述：“第一個目標是，保證歷史上的以色列(即古以色列)土地不再分治;……第二個目標，保證歷史上的以色列的土地完全處于猶太人的控制之下，并保持它基本上成為一個猶太人國家;第三個目標是，徹底解決以色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從歷史上的以色列土地之外的地方去尋找。”

　　1982年2月的第14期《基弗尼姆》(耶路撒冷)雜志上，公開刊載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80年代以色列的戰略”。這一超越了以往所有侵略計劃的“戰略”，不僅包含了對所有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肢解的系統計劃、以及為肢解它們而采取的步驟，而且囊括了對整個非洲和部分亞洲的野心——這使人不得不再次想起赫茨爾在《猶太國》中的那句精確描述：“我們必須在那里(巴勒斯坦)，組成歐洲堡壘的一部分，以對付亞洲，使之成為文明反對野蠻的前哨。”以及他所夢想的疆域：“一個從幼發拉底河到尼羅河的以色列”。——然而，就這樣一個足以改變世界地圖的龐大計劃，竟然奇跡般地得到了美國的無條件支持。

　　世界輿論總是把以色列描繪成一個身處阿拉伯國家包圍之中、“必須為生存而戰”的永恒弱者形象，不僅是對以色列數十年來所犯罪行的辯護，是對巴勒斯坦人所受迫害的不公，同時也是對世界安全的不負責任。西方輿論的眼中，從來都只有受到阿拉伯吃人妖怪戈利亞斯威脅的“小大衛”形象，卻看不見“小大衛”的背簍里裝滿了美國的武器、金錢和永無止境的侵略貪欲。

　　今天，全世界都在傳抄著一句杜撰出來的宣傳謊言：“把以色列趕進大海里去!”以此來證明阿拉伯人的殘暴和極端，卻沒有人愿意想起一位巴解前領導人的一句話：“哪怕(以色列是)一個被人強奸而生下來的私生子，我們也不能把他殺掉。”

　　回到本文主題：猶太人的出路在哪里?

　　64年中，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武裝抵抗組織之間刀兵相向、怨怨相報無休時——擱下雙方對錯是非暫不討論，本質上，是綁架了兩國百姓的生命，綁架了一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而我們所選擇的立場，既不是以色列政府也不是巴解組織的立場，而是試圖從兩國人民——猶太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立場出發，尋求共同點，嘗試思考結束這一“世紀之痛”的基本思路。

　　今天思考“猶太人的出路”問題，很大程度上其實是思考“以色列的安全感”問題。而思考以色列國猶太人民的安全感問題(即出路問題)，又離不開“巴勒斯坦人的出路”問題。事實上也是如此：巴勒斯坦人不能獲得生存權、回家權、自由權這三個基本權利，以色列猶太人就不可能擁有安全感。

　　簡單回顧一下當年那些重要人物對“猶太人出路”問題的看法：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在我看來，在共同和睦生活的基礎上，同阿拉伯人達成協議，比建立猶太國家更為明智。因為建立具有國界、軍隊、政權的國家的構想，是與猶太教的精神相抵觸的，不管這個國家多么簡單。我擔心：那種眼光短淺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滲透，會損害猶太教。我們已不是麥卡爾時代的猶太人了。根據政治概念去重新組裝一個民族，這就意味著從我們先知們所推崇的民族精神上的一種倒退。”

　　馬丁•布伯爾對“猶太人是否一個民族”的問題持沉默態度。但這并未影響他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猶太思想家，從基本人道主義出發對猶太人出路問題的構想。當甘地說：“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國土，把猶太人的統治強加給阿拉伯人是暴虐的、不人道的。”馬丁•布伯爾回答道：“我們并不想剝奪他們的財產，我們是要同他們共同生活。”同樣，1958年在紐約的一次講演中，他堅定地表達了與阿拉伯人聯系的立場。他認為：猶太人民的復興，應當與中東的復興結合起來進行，這樣方可避免武力。布伯爾說：“最錯誤、最腐朽的觀點，是那種認為歷史的進程是由武力開創的觀點。而武力則往往是非人道戰勝人道，是對于信仰的背叛。”對于在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理論指導下建立的以色列，布伯爾指出：最嚴重的錯誤，是以色列自己把自己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其實，早在1921年，馬丁•布伯爾就曾提出在中東建立有猶太人參加的聯邦的構想。但是，政治猶太復國主義者卻選擇了與“建立兩個民族共同的國家或有猶太人參加的中東聯邦”這一建議完全背道而馳的道路，做出了肢解巴勒斯坦的決定。正是世界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和國際社會共謀下的這一決定，最終導致了兩個民族的對立，也導致了戰爭的開始。布伯爾曾表示在原則上不反對武力，也不反對以色列建國。但當他目睹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頭兩次戰爭之后，他就立即指出：“猶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間的和平不能只靠停止侵略行動，而應該靠雙方的合作才有和平可言。當初設想以色列參加中東聯邦的思想，今天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可能的、不切實際的。但在將來，在一定的國際政治條件下，可能會再次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歷史或許會證明：這是有關巴以和平的最偉大的預見!

　　一種流行而且權威的觀點把卡爾•馬克思視作一個反猶主義者。在他的長文《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確實使用了許多尖刻的用語來描述猶太人和猶太教，例如：“猶太人的宗教的基礎本身是什么呢?實用主義，利己主義。”“猶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現實性上是諸多需要的多神教，是一種把廁所也可以變成神律對象的多神教。”“金錢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猶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據是猶太人的現實的神。猶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據。”“抽象地存在于猶太人宗教中的那種對于理論、藝術、歷史的蔑視和對于作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視，是財迷的現實的、自覺的看法和品行。”“猶太人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說，是財迷的民族。”(卡爾•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等等。盡管馬克思以如此激烈的語氣和犀利的筆鋒批判了猶太人、猶太教的劣根性和功利性，但他絕不是一個什么反猶主義者。相反，馬克思本人對猶太人抱有極大的同情(甚至這種同情心以致于他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個別地區猶太人的狀況分析失準)，對于猶太人的歷史遭遇、現實處境和出路命運，馬克思皆有深重憂慮和深刻思考。

　　馬克思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也不是一個宗教信徒。因此，他的《論猶太人問題》駁斥了布魯諾•鮑威爾在《猶太人問題》中把“猶太人問題”看作一個宗教問題、嘗試從宗教的角度來尋求解決的觀點，而是從世俗的和政治的角度來剖析和觀察猶太人問題(這一方法論堅持了最基本的唯物主義原則)，從經濟根源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猶太人問題，從人類“自我異化”現象中探討猶太人問題，把對猶太人、猶太教的批判與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質的批判結合起來(如西歐社會中的猶太高利貸者、商人及其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習性，正是資產階級的本質特性)，得出“猶太人問題是政治壓迫和社會壓迫問題”的結論。在此基礎上，把猶太人的出路問題同世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危機聯系起來進行思考，并指出：猶太人自我解放的斗爭，應當成為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猶太人獲得解放的出路，在于把自己的命運與各所在國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與當地人民共同團結戰斗。——不幸的是，歷史選擇了與馬克思的建議針鋒相對的方向：恰恰使用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方式來“解決”猶太人的出路問題。

　　如果我們接受馬克思指出的出路是可取的，那么，今天安身立命于巴勒斯坦地區的以色列猶太人，就必須把自身的出路問題與所在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命運結合起來思考，就必須把“以色列缺乏安全感”的問題與巴勒斯坦人的回家權、生存權和自由權結合起來思考，而不能指望依賴追求建立單一民族國家和隔離墻、檢查站、梅卡瓦、白磷彈……以及美國每年的30億軍事援助來獲得安全感。——所以，巴勒斯坦人的基本生存權利，與以色列—猶太人的“安全感”問題，既是制造了矛盾根源的相互原因，又是解決問題所必須依賴的、相輔相成的手段。

　　如今，全世界都把實現巴以和平的希望寄托在雙方政治力量身上，都把目光盯在內塔尼亞胡、阿巴斯的身上，盯在美國調解、聯合國決議和一次次徒勞無功的談判、一張張被反復撕毀的停火協議上……但正如馬丁•布伯爾所說的：“猶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間的和平不能只靠停止侵略行動，而應該靠雙方的合作才有和平可言。”僅僅指望停火、入聯或者建國，都是遠遠不夠的，距離真正的和平還很遙遠。只有雙方放下仇視、開始真正的“合作”，才是和平的開始。

　　如同本文一再論述：分治、獨立，包括追求建立單一民族國家，都是在歐洲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產物，是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的方案，是帝國主義者操縱國際社會制造出來的分裂人民的方案，既不是猶太人民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獲得解放的出路，不是和平的路徑;只有和解、共處、融合，才是最終的和平方向。

　　所以，我們應當把目光投向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把實現和平的希望寄托在雙方人民的覺悟覺醒上，寄托于曾經友愛為鄰和平相處的歷史記憶在他們的腦海中醒來，寄托于人性的力量、和真正的宗教和平精神在他們的心靈中復蘇。畢竟，他們才是主角，也是“猶太人出路”這一議題的對象——而不是那些理論騙子們和那些靠謊言、殺戮度日的政客們。

　　我們對這一期待抱有和馬丁•布伯爾一樣的信心，因為我們對于人性的復蘇、不同宗教文化的人類“睦乃四鄰，以和兄弟”的能力懷著深刻的信念。正如路德維格•瓦茨阿博士在《占領下的信仰》一書中所說：“在巴勒斯坦這塊宗教信仰的故土上，最大的信仰似乎被人們遺忘了：穆斯林，基督徒，猶太人，所有人曾經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今，該到想起來的時候了。(全文完)

　　參考書目：

　　1.羅杰•格魯迪Roger Garaudy《以色列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

　　2.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虛構的猶太民族》，上海三聯書店，2012;

　　3.艾蘭•佩普Ilan Pappe《現代巴勒斯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海盜與君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5.小阿瑟•戈爾德施密特勞倫斯•戴維森《中東史》，東方出版中心，2010;

　　6.卡爾•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特別說明：正如本文開篇所說“這是一篇學習筆記”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原創文章。故全文5節中多次大段轉錄了羅杰•格魯迪《以色列問題》一書中的部分章節，未作專門注明，專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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