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衛華、謝海燕：去殖民性與第三世界的共同知識立場——著名學者沃爾特?米格諾羅訪談錄

　　何衛華、謝海燕：去殖民性與第三世界的共同知識立場

　　——著名學者沃爾特•米格諾羅訪談錄

　　作者：何衛華 、 謝海燕

　　關鍵詞：去殖民性 沃爾特•米格諾羅 去殖民化

　　今年5月份，清華大學和拉丁美洲科學院共同主辦的“人文價值與文化差異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在會議期間，本文作者訪談了參會的著名拉丁美洲學者沃爾特•米格諾羅(Walter Mignolo)，他在“去殖民性”這一領域有很深的造詣，在訪談中辨析了殖民主義與殖民性的差異;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的差異;提出“進步和發展”不應再被視為終極視域，它們只是蘊涵著殖民性的現代性說辭。為第三世界去西方中心的知識生產開辟新的領地。

　　“對西方說‘不’的人與日俱增”

　　何衛華、謝海燕(以下簡稱何、謝)：隨著前殖民體系的崩潰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在全球范圍內開始遭到挑戰、削弱和顛覆。由于這一新的歷史境遇，使得重新審視現代性及其黑暗面成為學界熱門話題，因為現代性往往被視為既往世界秩序隱含邏輯中的重要一環。據我了解，大部分中國學者對去殖民性理論比較陌生，盡管該領域少數學者名字在中國也會被提及。近些年，學界經常談論知識的地理政治學，您能否先由此對去殖民性理論進行些概要性描述?

　　沃爾特•米格諾羅(以下簡稱沃)：這首先得講講殖民主義(colonialism)和殖民性(coloniality)的差異。殖民性無需殖民主義，它是一種內在邏輯，或者說是一種殖民權力矩陣(colonial matrix of power);作為西方文明和西方帝國大廈之基石，殖民性為西方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和干涉行為提供合法性論證。中國學者對“殖民性”等概念相對生疏，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南美是這些知識的策源地。有些人習慣性地認為，只有歐美的知識才是正宗的知識;眾多對本土思想缺乏信心的非歐美學者仿佛總覺得，知識非得經過西方體制和出版社的合法性認證才成。幸運的是，這一情形正發生改變，對西方說“不”的人與日俱增。第三世界的崛起已是不爭事實。

　　在哲學話語中，“殖民性”和“生命政治”是當代思想論爭中兩個關鍵概念。由十七世紀下半葉以降，對人口和身體的控制日趨強大，“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就是福柯分析這一現象的重要概念，這種控制對其時正不斷崛起的歐洲民族國家而言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此時民族國家還只是歐洲的獨有事物，世界上其它地區更多關注和體驗到的則是“殖民性”，也就是歐洲的擴張及伴之而來的種族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殖民性/種族主義是去殖民性概念，而生命政治/生命權力則是后現代主義概念。歐洲人肯定無暇顧及自己從未體驗過的“殖民性”，他們也許熟悉“殖民主義”，但“殖民性”卻是另一回事?，F代性才是有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他們創造出替代性、邊緣化和屬下現代性等花樣繁多的概念，以期掩蓋殖民性，但只要一種現代性才是他們心目中的圭臬。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非歐洲人的經驗都無法用“現代性”解釋，因為他們體驗到的是殖民性，而不是現代性。作為殖民性概念的誕生地，拉美五百年來的歷史和歐洲一直交織在一起，歐洲是這里的征服者、殖民者、販奴和蓄奴者。厭倦了所有的這些“進口”，拉美知識分子對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這些概念興味索然，這些描述的只是歐洲問題。不同于生命政治、生命權力和諸眾等概念，殖民性打開了一副全新的歷史畫卷，它講述堙沒在歐洲敘事中的故事，釋放出被壓制的感覺、思想、記憶和需求的聲音。在討論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時，歐美知識分子的一貫做法是宣稱普適性;而“殖民性”同法儂的“社會發生學”(sociogenesis)和“受苦難的人”(damnés)則屬于相同的知識譜系，地理政治是其反復強調的中心。

　　在十五世紀后期大西洋商業體系形成時，殖民性(或殖民權力矩陣)描述的這種管理和控制就已初露端倪。大西洋地區其時被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西方全球主義也宣告開始，作為全球性管理和控制結構的殖民性或權力矩陣隨之出現并延續下來。有著殖民性張目，歐洲不僅高效地管控著本土人口，對異我族類的管理也游刃有余。歐洲的形成離不開生命政治/生命權力等知識控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實質上可被視為殖民權力矩陣的一個側面，但關鍵是對這兩個概念的起源要清楚，并深刻理解和認識它們的地理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權力能對歐洲的控制策略進行一定的解釋，但對復雜的殖民世界卻束手無策。殖民權力矩陣則立足殖民地歷史，強調應從殖民地視角來重新審查歐洲和殖民地歷史。

　　“去殖民性所推崇的正是多中心的、非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

　　何、謝：您剛才反復強調現代性，去殖民性的視野中，又該如何理解現代性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我們注意到，去殖民性和您上面談的去殖民化是兩個不同的單詞，應如何理解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

　　沃：現代性觀念的核心是“推陳出新”。在十五世紀，這種“新”的現實基礎之一就是出現在歐洲人意識中的新大陸和新人種。因此，當討論后現代性時，浮現在歐洲人頭腦中的是又一個新世界。但非歐洲人的“感覺”卻完全不同，盡管也參與過歐洲的歷史，但現代性的“新”及其碩果在南美歷史中并不存在，對南美歷史而言，正如奎杰羅、杜塞爾和我本人所言，這是現代性/殖民性同時出現的歷史——大西洋商圈形成的歷史，資本主義歷史性地奠基的時刻，當下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出現的時刻，西方的全球經濟擴張、征服和同化的過程。由于不同的記憶，沒有殖民性做背景，我們無法理解吉登斯和貝克(Beck)意義上的現代性。正如杜塞爾(Dussel)的“跨現代性”(transmodernity)這一概念所指出，從1500年以來的歷史是跨現代性的，因為全世界都參與了締造歐美神話的過程，而且將來也將是跨現代的，但歐美將不再是中心。這一跨現代性的將來必將是多元的，“金磚四國”的崛起就是推動力之一，它們正在突破目前的單一中心體系。去殖民性所推崇的正是多中心的、非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

　　現有眾多形式的去殖民化實際上是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這是通往非帝國主義將來的重要一步。西方建立、維持和更新殖民權力矩陣(基督教的、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的，甚至于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過程和西方的生成齊頭并進?，F在，全球都在推行積累式經濟，經濟殖民性也同樣如此。但現在的新情況是，經濟殖民性不再依賴于相同的政治體制。“金磚四國”等國家正在經歷的實質上是去西方化，這意味著，經濟殖民性在它們的歷史進程中仍在延續，但第三世界人民信心的重塑必將會打開新的通道。在國際層面上，去西方化進程必將導致歐美的崩潰，由于殖民性無法在歐美外施行，它們也就無法在本土繼續維持中產階級的舒適生活。在過去二十年間，去西方化和去殖民化引發的變革具有革命性意義，該進程使一度時髦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經過時。今天，由于超越了先前狹隘的“敵我”式政治理解，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必將成為重要的替代性分析概念。去殖民化麾下的種族革命仍在維持資本主義，但同時還有各種去殖民性過程，它們憧憬的種族和父權革命的目標是沒有資本主義、也沒有殖民性的世界。和去西方化不同的是，去殖民性堅決反對經濟殖民性：如果維持經濟增長的原則不徹底地改變的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足和對生命的弘揚。這一條立足于去殖民性視野的全新道路，完全超越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去殖民性，作為一項認識型的、種族的和政治性工程，它是關于全球未來的全新構想。

　　現代世界的殖民性“幽靈”

　　何、謝：如您所言，在歐美締造自身現代性神話的過程中，眾多國家和地區都淪為其受害者，遭受到各種形式的壓迫、剝削和殖民。但不知道您是否也留意到，眾多前殖民地在獨立后紛紛力圖復制前宗主國的社會模式，甚至現代性被確立為它們自身的發展目標。像甘地、曼德拉、恩克魯瑪和納賽爾等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在獨立后都將現代性的追求作為重要執政綱領，以便發展經濟和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條件。這些年來，通過效仿歐美引入市場經濟和其它各種新自由主義手段來刺激經濟，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確已有前所未有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正如薩米爾•阿明所指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國家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而您也提到，殖民性內在于現代性。面對這一現象，又該如何從理論上進行解釋?在施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否避免現代性黑暗面的再次演繹?

　　沃：這個問題很關鍵，這和前面所說的爭奪殖民權力矩陣的控制權相關。可以援引“有爭議的現代性”(contested modernities)來解釋這一問題，但我想在這里談些新的觀點。首先得指出，只要追求“現代性”或施行市場經濟，殖民性就在所難免。相信現代性應是追求的目標是歐洲所編織的最成功假象，時至今日世界范圍內眾多人仍對此深信不疑，而去殖民性正要反對這一點。也許有人會反駁說，“你應該也不會拒絕高科技成果帶來的便捷吧?”的確如此，但我也要反問，“這些高科技成果和現代性有必然關聯嗎?”在這一問題上，也許可以引入阿明在八十年代提出的“脫鉤”(delinking)概念，脫鉤就是要擺脫認為經濟發展會賦予所有人幸福的觀念。要知道，財富不斷增加的始終是少數人，而大部分人在貧窮的泥沼中則越陷越深。經濟增長只是個謊言，這個謊言將殖民性邏輯隱藏在現代性修辭之下。當然，我這里不是要贊同社會主義式財富分配方式，而是指出需要跳脫將增長等同于所有人的財富的思維。要想將生命本身作為終極的追求目標，就必須同現代性的幻象脫鉤。

　　現在存在一股去西方化思潮。一些新經濟體雖施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但在政治體制上卻堅持自己的選擇。去西方化雖可以避免出現單一的全球性帝國主義，但并未解決殖民性問題——保留資本主義也就意味著保留了經濟殖民性。世界的巨大變革導致既往的世界劃分方式已無法描述全新的世界格局，眾多競爭者在世界舞臺上的出現造就了當下的多中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去西方化”進程已開啟。七十年代的依附理論就指出，要是對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指令惟命是從，真正的“發展”就無從談起。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在經濟上獨立決策并在談判中聯合起來，這才是“金磚四國”正在引領的去西方化工程。

　　阿明并沒有討論過去西方化，原因在于他過多地受制于馬克思主義目的論和左右兩派之間的論爭。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去西方化已經成為話題，因為“金磚四國”為我們提供了啟示，但宗教等其它領域的去西方化則仍需思考。去西方化的發展，使得世界已演變為一個多中心的體系，同一經濟體中有多個不同的決策中心。

　　“‘進步和發展’不應再被視為終極視域，它們只是蘊涵著殖民性的現代性說辭”

　　何、謝：就目前來看，“中國模式”的確取得了極大成功，尤其在經濟領域。但在中國以及其它您提到的國家中，這種您意義上的“去西方化”策略在促進經濟進步的同時，所導致的問題也已不容忽略。如在一些非洲國家，由于過度開發，對外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以及傳染性疾病的肆虐，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向現代性邁進的征程中不是在提高，而是在倒退。這種種負面的效應，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對進步理念的反思。

　　沃：首先，“進步”理念相關于“文明的使命”，在十九世紀開始流行。然而，卻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美國二戰后從英國手中接過這一理念，“進步”搖身一變為“發展”。據說是杜魯門在1949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引入了“不發達國家”的概念，以便為即將開展的“現代化和發展”工程提供說辭。拉丁美洲是其第一塊試驗地，緊接著是非洲。非洲的反殖斗爭此時正如火如荼，美國此時給予了大力支持，目的就是要取代歐洲的世界領袖地位同蘇聯相抗衡。但由于1968年在巴黎、布拉格和墨西哥等地的起義，“現代化和發展”這一工程宣告失敗。此后，美國改弦更張，開始實施“新自由主義”這一新行動計劃。智利是其第一塊試驗地，于是有了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 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事件，緊接著又是阿根廷的魏地拉(Videla)，玻利維亞的桑契斯(Gonzalo Sanchez de Lozada)和阿根廷的梅內姆(Menem)。之后，隨著東亞等地經濟危機爆發，以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第二波“發展”工程也拉開序幕。這可被理解為殖民權力矩陣的演變，以便維護西方化這一龐大的工程(被西方自己定義為全球化和現代性)。在21世紀初，人們已普遍意識到，“進步”和“發展”是不可能持續的迷夢。在去殖民性理論看來，“進步”和“發展”只是現代性、世行、歐盟和美國等的說辭。這一說辭掩蓋的是殖民性的邏輯：發展就會涉及占用土地、剝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作為西方文明支柱的“進步”和“發展”理念，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推崇的，但這些理念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正走向崩潰，一個全球性政治社會也正在形成。這種建立在進步和發展之上的假象，不是以全社會的協作和共同體的和諧為目標，共同體才應成為目標。共同體并不受制于任何抽象的普適性觀念，它是多元的，不會將對自己有利的觀點強加于其他人。共同體超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二元選擇，是通往去殖民性的一扇門，并為多元性鑿開通道。中國和東亞國家的去西方化道路，在經濟和政治上借鑒西方文明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它們現在也正面臨類似問題。但鮮活的非現代(non-modern)生活方式的種子(這里說的是非現代的，而不是前現代的[pre-modern])，在亞洲、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和高加索等地區和現代性同時存在，去殖民性極有可能在這些地區發揮作用。總之，“進步和發展”不應再被視為終極視域，它們只是蘊涵著殖民性的現代性說辭。

　　何衛華，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謝海燕，浙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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