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貸危機首先驚醒了“美國夢”
2004年10月，美國前總統布什在一次為競選連任而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了他所謂的“所有權社會”論，即要每個美國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們實現自己的“美國夢”。他說：“每次一個美國家庭搬進他們自己的房子，美國就變得更強大一些”。他所說的這種家庭指的是傳統的核心家庭：一對異性夫婦，有至少兩個孩子，生活在一套帶院子的獨立住宅里，有一、兩輛車，而且還有一個帶有平板電視的多媒體房間。為了實現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勵人們擁有房產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計劃”。隨后又出臺了更多的五花八門的抵押貸款形式，其中包括24個月不用付月供的貸款，后來還出現了只要借款人的口頭承諾而無需書面文件的貸款。再以后，圍繞這些抵押貸款出現的各種金融創新產品，又經過包裝和再包裝，最終變得面目全非，沒有人知道它們到底包含什么內容，或者它們到底值多少錢。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資本從生產領域流入流通領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分離，滋生出越來越多的泡沫經濟，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這種“次級貸款”引發的危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
那么，出現次貸危機時的情景到底是怎么樣的呢?在次貸危機發作時的2008年，據一家房地產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全美至少有750萬戶房主背負“負資產”，即由于他們房屋的當前市場價低于其住房貸款總額，因而即使賣掉房屋，房主還必須墊付更多的錢才能還清貸款，這一類背負負資產的人占到美國擁有房屋者總數的18%，另有210萬購房者處于背負“負資產”邊緣，其房屋市價僅比貸款高出不到5%;而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估計，全美可能有多達1200萬戶房主背負“負資產”。
這里，以美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為例，來展示次貸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克利夫蘭是美國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鐵路以后，成為五大湖區和大西洋沿岸間的貨物轉運中心。克利夫蘭以鋼鐵工業為首要產業，又在此基礎上建立龐大的制造業，使它在美國工業史上輝煌了100多年，到上世紀中葉，其經濟實力躋身于美國城市的前五位。克利夫蘭有1/3的面積被公園綠地覆蓋，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譽，并與匹茲堡一起被列為美國“最佳居住城市”。在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放松風險控制、慷慨借貸時，克利夫蘭成了“次貸之都”。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金融機構和購房市民都認定克利夫蘭的房地產價值、價格將與時俱增，但危機一來，房價卻一落千丈，而房產稅賦、貸款利息卻并未減少，在危機深重之時，連四五百美元一棟的房屋也無人問津。于是，一些無力償還房貸和房產稅的房奴，便選擇了“斷供”，舉家棄屋、逃之夭夭。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蘭老實人報》的社論披露，該市的空房已逾一萬多套，這意味著全市已有1/8的家庭棄屋而去。這些棄屋出走的居民，狀況好一點的在親友家借宿，大部分或棲身于橋洞巷角，或在郊外支個帳篷度日。于是，在克利夫蘭街頭，失業者、無家可歸者四處游蕩;教堂或慈善機構的門口，貧窮的人們排隊等候領取免費食物;尋找就業機會和求助的市民擠滿了政府的援助辦公室。而在另一方面，因房主棄屋逃亡而空置的房屋，又成了消耗市政資源的巨大包袱。如該市有一座兩層樓的住宅，因其市值不到應交稅賦的1/3而被棄置，但由于長期空著無人看管，以致發生管道煤氣泄露爆炸，還傷及鄰居。
然而，次貸危機還只是驚醒了“美國夢”，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則在更大的范圍內和更深的程度上，嚴重地沖擊了“美國夢”。
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中產階層在痛苦中掙扎，許多人的“美國夢”成了噩夢
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先是陷入衰退，在走出衰退以后又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從根子上抽掉了“美國夢”的物質基礎。
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個世紀里，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間和1970—1979年間，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都是3.7%，1980—1989年間為3.5%，1990—1999年間為3.3%，1960—1969年間曾達到5%。但在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開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在2008年為0.0%，2009年為-2.6%。走出衰退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一直處在2%左右的低迷狀態。
與低迷的經濟增長率相伴隨的，是高企的失業率。美國的失業人員在1945年才275萬，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的失業率在2009年一開始就攀升到7.2%的高峰，隨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長期徘徊于8%—9%中間，2011年的失業人員超過了1500萬，經過奧巴馬政府“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歸”等增加就業崗位的超常努力后，在2012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才回落到7.8%。
在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美國家庭的收入2010年比1999—2001年減少7.1%;貧困人口直線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于22025美元為準，2008年美國的貧困人口為3980萬;2009年攀升到4360萬，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4.3%;2010年更攀升到4620萬，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5.1%。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在2011年，美國有1800萬個家庭吃不飽飯;領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為3200萬，到2011年6月躍升為4670萬。特別是生活在貧困中的18歲以下兒童，在2007年是1330萬，2008年上升到1410萬，現在更上升到兒童總數的1/5。另一個受到傷害的弱勢群體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國預算局就估計，國際金融危機已經使美國的退休金賬戶縮水2萬多億美元，使養老金缺口達1000億美元，從而迫使許多已經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維持生活。
然而，從整個群體來說，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重的，當數美國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曾經推動了美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他們使美國人相信這里是遍布平等與機遇的沃土，他們也是“美國夢”的主體。關于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繪：住在郊區，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帶兩間至四間臥室的房子，兩三個孩子，一只狗，兩部汽車。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做家務，拿薪水后馬上開出15張以上的支票付賬(房、車、水、電、煤氣、電話、有線電視、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賬單、孩子牙醫的賬單、醫療和人壽保險，等等)。平時看電視脫口秀，周末借兩盤錄像帶，邊看邊喝可口可樂、吃爆米花，每年圣誕節扎圣誕樹，妻子和丈夫都在發胖。但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他們的生活水平開始下降，機遇也越來越少，美國中產階層的規模和財富發生了雙縮水。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報告稱，在2011年，美國的中產階層占成年人總數的51%，而在1971年則為61%。其年均收入10年間下降了5%，從7.2956萬美元降至6.9487萬美元;而其資產則減少了28%，從12.5982萬美元減至9.315萬美元。在40年前，中產階層占有全國財富的62%，今天則僅占有45%。在報告所調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認為現在比10年前更難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美國蕭條的現狀吞噬了經濟擴張的空間，餡餅沒有變大反而在萎縮，生存競爭又愈益劇烈，這就使許多中產階層感覺到好像被困在一個房間里，四面墻在壓過來，沒有門窗，沒有出口，“美國夢”漸漸變成了美國噩夢。
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使“美國夢”虛幻成神話
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使美國夢變得虛幻起來，成為神話。從21世紀開始，美國的兩極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間，65%的國民收入落入到最上層的納稅人的腰包里，平民的年均收入則減少了10%以上。而在爆發了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今天，貧富差距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現在，占美國人口1%的富人，其占有的財富，超過了占美國人口50%的1.5億人所占有財富的總和，而在20世紀70年代，它在美國GDP中所占份額還只是9%，2007年也還只占23.5%;與此相比，今天美國人的中等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等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據美國企業研究2011年度報告，平均來看，大企業CEO的年收入為1020萬美元，比普通職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團董事會主席兼CEO更獲得5400萬美元的薪酬，其另5名高管則獲得了總計2.42億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從抗議這種1%對99%的極端不平等的貧富差距中萌發的。
在20世紀初期，美國也曾存在過這種“財富集中在最上層的塔尖上”的情況。當時，約翰·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和摩根等工業巨頭控制著整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用“鍍金時代”來稱呼那一時期，意思是說：那時只有表面上的金光燦燦，下面卻掩蓋著大規模失業、貧困和被撕裂的社會。而今天，美國又進入了一個由對沖基金經理和金融巨頭等超級富豪掌控的新的“鍍金時代”，人們擔憂這將給美國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后果。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上發表《美國不再是機遇之地》一文，強調指出：“我們曾經被認為是機遇之地。而今天，與歐洲或其他任何有數據可查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兒童的人生機遇更多地取決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國曾經不辭辛苦地創造美國的機遇之夢。然而，今天，這個夢成為了一個神話”。其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義造成了使貧富差距空前擴大的經濟不平等，而國際金融危機則使得這個在廉價信貸、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過度消費的年代里被掩蓋起來的問題暴露無遺。
事情十分明顯，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經濟不平等的癥結是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上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場由游戲規則左右。我們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犧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讓富人受益的規則。金融管理條例使掠奪性的借貸和肆意妄為的信用卡業務暢通無阻，這些做法使金錢從底層流向頂層。全球化的規則——全球化使資本自由流動，但勞動者卻不能自由流動——強化了一種早已存在嚴重傾斜的討價還價條件：企業會揚言撤離某國，除非勞動者作出重大讓步”;“法律規定對投機者采取的稅率可以是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或改變社會的創新者所征稅率的一半。這樣的法律體現了我們的某種價值觀，但是它們也扭曲了我們的經濟，唆使年輕人進入非生產性的領域”。斯蒂格利茨指出：“在政界一心想著削減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層和中層人群際遇的計劃，同時要為頂層收入人群減稅的情況下”，還將導致一個更加分裂、增長放慢、政治和經濟動蕩的社會。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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