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安全觀念的轉變

　　“一百年前，當歐洲即將跨入20世紀之時，地理政治學說的奠基者、英國牛津大學地理教授麥金德(Mackinder)就曾用高度概括的地理論述寫到：‘政治的進程是驅動和導航兩種力量的產物。這種驅動的動量源于過去，它根植于一個民族的特質和傳統的歷史之中。而今天則是通過經濟的欲求和地理的機遇來引導政治的動向。政治家與外交家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是否認識到了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探討地理力量對國家的影響、地緣政治對國家外交政策的作用，也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政治家與外交家關注的重點。

　　一、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安全的內涵

　　安全觀及安全問題歷來是國家間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國際政治領域研究中幾乎所有的分支都會論及安全問題。但是隨著現實情況的發展，全球化對傳統國家的沖擊，領土、距離、邊界已經不再具有彼時的政治意義，國家的安全觀念及安全理論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地緣政治②理論中，并沒有專門對地緣政治安全做過概念上的界定，而國內外對地緣政治安全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與地緣政治理論結合起來的。因此，首要的任務就是界定安全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礎上與地緣政治理論相結合，才能分析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安全觀念的內涵及其功能。

　　1.1安全的內涵及變遷

　　雖然安全是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基本概念，但是國內外學者對此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一般而言，安全主要是指“免受威脅、危險和傷害”。在國際關系領域，這種威脅和傷害主要是指軍事領域的威脅和傷害，但近年來隨著安全內涵與外延的擴大，安全概念的運用也在逐漸泛化。

　　李普曼(Lippmann)曾經指出：“一個國家能夠達到下面這種狀況便是安全的：如果該國希望避免戰爭，它并不因此便處于一種不得不犧牲其核心價值的危險當中;而如果遇到挑戰，它能夠通過贏得戰爭來維持這些核心價值。”沃爾弗斯(Wolfers)認為：“安全是一國或多或少都擁有的價值，也是一國可以提出更高或更低要求的一種價值”，“從客觀上來說，衡量的是對已獲取價值的威脅的缺失狀況;從主觀上來說，衡量的是對這些價值將遭受攻擊所抱有的恐懼的缺失狀況。”簡言之，沃爾弗斯對安全所作的界定主要指主觀上不存在恐懼，客觀上不存在威脅。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將安全理解為國家的最高目標，只有國家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國家的其他方面才能得以有序進行。“人們可以認為‘安全’是語言學中所說的言語行為，說出這個詞本身就是行動。一個國家代表在說‘安全’的時候，就是指特定空間內的特殊情況，甚至可以要求擁有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消除安全隱患的特殊權利。”因此，“安全是個人和國家、國際組織、公司、協會等主體之間一切相互作用的總和，他們不僅要推行自己的喜好，而且準備采用暴力和強制手段來達到目的”。從上文關于安全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安全不僅表示國家之外的一種現實存在，還表示人們主觀的一種感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安全觀念問題，主管和客觀上兩者相互影響。正如摩根索(Morgenthau)所言：“定性來看，個人對他的國家的認同的感情強度是與那個國家的穩定程度成反比例的，一個社會的安定程度反映在他的成員所具有的安全感上。社會越穩定，其成員的安全感越大，集體感情通過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尋求發泄的可能性較小，反之亦然。”

　　這不僅說明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還說明了國家安全不僅給國內的民眾帶來了社會內部以及民眾心理的穩定，“同時使民族主義的發展，走向一個適當理性討論的基礎，去追求和平解決紛爭的途徑”。

　　1.2地緣政治安全的內涵及功能

　　地緣政治的內涵與功能既是地緣政治安全研究的邏輯起點，又是地緣政治安全研究的重要尺度。《布萊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地緣政治的界定是：“地緣政治學為認識國家力量的地理基礎而將國家當作三維空間現象所進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國家行為時以這樣一些特性為背景材料：如疆域、氣候、有機和無機資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征(如人口分布、文化屬性、經濟活動和政治結構)。每一個國家都被看作是整個世界政治空間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而產生的國際關系模式構成了此項研究的一個關鍵性成分。地緣政治學采用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種屬的現象綜合起來，并將它們當作一個整體而加以描述和闡釋。”拉祖瓦耶夫認為，地緣政治學這一術語有多重定義，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學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間的關系;第二種觀點認為把地緣政治這一術語推廣到列強爭奪世界或地區優勢和權力的斗爭上，最一般的是，人們稱國家間競爭，特別是全球性競爭的典型情況為地緣政治;第三種觀點認為，地緣政治學研究被看作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它從地理決定論原則出發規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優先權。”納爾托夫(Нартов)認為：“地緣政治學是關于控制空間的科學而系統的知識。地緣政治學是站在政治或者政府的視角來審視空間，同政治地理學相比較而言，地緣政治學更富有活力。”

　　從以上地緣政治的概念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地緣政治主要圍繞著影響國家內政及外交政策的地理因素進行考慮。其主要功能是描述功能、解釋功能和預測功能。那么，地緣安全也是圍繞著國家地理因素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來闡述的。在綜合地緣政治概念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地緣政治安全是跨越領土邊界的因素對一個國家內政及外交政策影響的一種狀態，地緣政治安全也具有地緣政治理論的基本功能。描述功能主要是指地緣政治安全理論能夠對當今世界的地緣政治現實加以清晰地分析，這種分析也是其他兩個功能的基礎。只有對當今世界的地緣政治現實清晰而明確的分析之后，才能對這個現實做出合理的解釋，才能確切地分析不同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而才能分析出事物的“連續性、反復性和規律性”，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當今世界的地緣政治的發展趨勢或者發展方向做科學而合理的預測。

　　從地緣政治的發展階段來看，主要分為自然主義模式、空間權力模式和結構功能模式三個階段。那么對地緣政治安全進行考量也應該按照這三個階段來劃分。“過去的地緣政治以軍事為基礎，以稱霸為目的，以占領殖民地作為擴張勢力的主要手段;后來，地緣政治進到第二階段，就是以爭奪對邊緣地帶的控制為重點;第三階段是集中了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一種綜合態勢。”從地緣政治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我們看出地緣安全會隨著地緣政治研究主題的變化而變化。在最初的階段，國家為了發展，認為對外占領殖民地，領土擴張是地緣安全研究的主題;在邊緣地帶國家中，很多國家都擁有良好的天然海港與良好的黃金水道，隨著能源等非傳統安全的日益凸顯，對邊緣地帶的控制也就成為了地緣安全研究的內容。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緣政治安全儼然變成了一種綜合的研究主題，涉及政治、軍事等傳統安全問題，也涉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生態安全、大規模流行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

　　二、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安全觀念轉變的影響因素

　　2.1國家利益的拓展

　　在國際關系理論中，利益主要是指：“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合法的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

　　首先，國家利益具有一定的時間動態性。在民族國家建立初期，國家利益的主要內容是維持民族國家的生存，拓展國家發展的領土空間;在工業革命時期，主要是爭奪海外原材料產地和海外市場;冷戰時期，主要是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把軍事與安全作為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相對穩定與安全，國家利益是維持經濟發展，為民族國家內部的人民提供福祉，共享經濟發展的物質與精神成果。

　　其次，國家利益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國際制度的作用，國際制度對國家利益的約束越來越明顯。小約瑟夫·奈(Joseph S.Nye，Jr.)曾經指出：“國家利益的重新定義實際上是由國際通用的規范和價值決定的。這些規范和價值構成國際生活并賦予其意義。簡言之，國際體系的制度化和普遍化給國家帶來新的利益層面。”全球化的迅速發展，意味著一國的經濟與外部經濟的聯系會越來越緊密，當前國際投資的增長，金融和市場的逐步開放，一國的經濟發展很難離開這個世界。世界各國利益的交織，使得不同國家之間具有了越來越多的共同經濟利益。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人口、能源、糧食、生態環境等問題都需要全球的合作才能解決，國家利益并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應該具有一部分的開放性。

　　再次，國家利益具有被制約性。主觀上的制約因素主要指國家內部因素，如政治變化、經濟政策的變化、民族主義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國家利益的改變。客觀上的制約因素主要指國家外部因素，例如國際體系的變遷、國際格局的轉換、國際經濟發展的趨勢，等等。實際上，國家利益的發展與實現，不是某個單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主客觀因素、國家內部與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也給國家利益帶來了一定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國家利益的范疇進一步擴大，經濟利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文化社會因素成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國家利益的范疇擴大。全球化的發展，打破了國家地理邊界的限制，致使國際利益的范疇增大，由單一性向綜合性轉變。傳統的國家利益內涵中，主要包括“領土完整、國家主權以及文化完整”。但是全球化的發展，產生了不同層面的問題，使國家利益的外延由原來的三個方面逐漸向綜合方面發展，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等都成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隨著國家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國家間的沖突因素在逐漸降低，全球層面的綜合利益日漸增多。

　　其次，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全球范圍內貿易量增大，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是如何維護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利益。當下國際政治有著明顯的經濟化傾向，經濟因素對于國家來說越來越重要，經濟利益對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在逐漸擴大。在利益相互交織的時代，經濟的發展已經超越領土國家的邊界，正在逐漸向區域發展。

　　再次，文化社會因素成為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在全球化時代，文化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象征，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看到，肯德基、麥當勞、美國大片等因素在全球擴展，中國的孔子學院在全世界掀起了學習漢語的熱潮，泰柬兩國曾因寺廟的歸屬權問題而大動干戈。表面上看，這些都屬于文化社會現象，但實際上都關系著國家利益，反映了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利益的變化。

　　冷戰結束后，地緣政治表現出了較強的變動性，其發展趨勢與客觀現實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地緣政治的發展趨勢要求國家在對外戰略的選擇上應采取合作性質的思維。而現實的國際社會中，存在著許多不和諧的因素，例如，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及小規模國際沖突的存在等。然而，這些因素并不妨礙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向合作方向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利益向全球范圍的不斷拓展。

　　2.2科技發展的促進

　　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減小自然地理條件對人類發展的空間限制，人類也逐漸認識到全球化所帶來的變革。奧圖泰爾(Otuathail)曾經總結過地緣政治學的三種用法：“第一，用于描述對特定地區或問題概覽，以便把握被認定為是外部事實的事物的明顯特征，在這種用法下，地緣政治學就是對某一問題進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有關x的地緣政治，x可以指石油、能源、資源、信息等。第二，地緣政治學是現實主義的同義語。第三，作為大戰略的同義語。”從上面x的地緣政治中，我們可以看到地緣因素影響眾多，但是科學技術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個。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x的地緣政治主要是指上述科學技術的地緣政治。綜合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地緣政治結構，也改變了地緣政治空間的性質。

　　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全球的地緣政治結構。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通訊手段進步和交往頻率加快，國家之間邊界的模糊性越來越強，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范圍內的相互依賴。國際制度所扮演的功能也越來越全面，國際社會中的現實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國際社會的合作，合作的機制化，機制的功能化都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全球的地緣政治結構，促使地緣政治結構由海陸沖突性質的地緣政治現實向合作性質的海陸聯合的方向發展。

　　盡管就目前的地緣政治現實來說，全球地緣政治結構的對抗性沒有發生很大程度的改變，地緣影響空間基本上還是按照國家間的實力來劃分的，但是從發展的方向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①科學技術的發展，引起了全球經濟結構及生產方式的改變。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全球范圍的空間“被壓縮”，時間“被縮短”，這為國際關系的發展帶來了極為嚴峻的挑戰，也賦予了地緣政治新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科學技術帶動國際產業集群的轉移，衍生出國際分工的變化，國際資本的流動又推動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促進了地緣政治學的轉變，進而導致地緣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從沖突性質的研究向合作性質的研究轉變。

　　②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信息革命的產生，進一步加強了全球的整體性。全球化的發展促進了科技的進步，反過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又促進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這就導致全球范圍內的交流與融合的加強，世界的整體性進一步得到增強，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關系有別于以往時代的地緣政治關系。在科技的作用下，地緣政治結構的現實正在向整體性轉變。

　　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全球地理空間的含義。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使得全球化時代的地緣空間有了新的地緣政治意義，還開拓了新的地緣政治空間。“山地人民善于保守，不受外界影響，平原人民比較維新，沒有固執的成見，一切都容易遷就……島上的人民性格也像山地處于比較孤立的環境，有保守的天賦。”在思想家看來，是環境決定了人的特質，地理空間只是人類生活的場所。科學技術的發展，海權時代的來臨，促使人們對于全球地理空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地理空間不僅可以作為生活的場所，還能作為控制世界的手段。蒸汽機的發明使海洋的機動性與便利性得以體現出來，利用在海洋上的優勢，可以包圍陸地或者截獲陸地國家發展所需的資源，馬漢的海權論正是建立在這種觀點之上，強調國家要利用海洋所賦予的條件，積極謀求國家力量的增長。在20世紀初，鐵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海洋國家獨占優勢的局面，內燃機的發明推動了鐵路在亞歐大陸的發展，也讓麥金德看到陸上機動性的提升，于是麥金德認為，“心臟地帶”的機動性促使地緣政治態勢向陸上轉變。但是無論是海權論、心臟地帶理論，都基本是在二維空間中，地緣政治競爭基本上處于地球表面。但是飛機的出現，使人類認識到天空的意義，也使人類第一次脫離地表，由平面空間轉移到立體空間。因此，制空權的提出，改變了人類對空間的認識。而現在，空間技術開拓了人類的外太空地緣空間，網絡技術也開辟了人類生活的虛擬空間。

　　可以看出，技術的每一次進步都會促使地緣政治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發生變革，在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中，“決定論”與“二元論”思維占據著主導地位。空權理論出現以后，地緣政治學的研究開始轉向三維空間，重點研究海權、陸權和空權如何影響國家權力。在信息革命迅速發展的今天，如何認識第四空間、第五空間以及人類自身的發展，是地緣政治學研究面臨的重要課題。

　　再次，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距離的限制。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中，地理距離始終是人們無法逾越的障礙，高山、大河、海洋對國家的對外行為有極大的限制作用。在此基礎上，博爾丁(Boulding)提出力量梯度損失(loss of strengthgradient)模型，他指出：“一國的勢力在本國最為強大，它與國內的距離拉得越遠則越弱，力量越是擴張，強度越是減少。”“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么隨這一次帝國半徑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例減弱。從另一個角度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著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著半徑的平方而增加。”

　　奧沙利文(Osullivan)也提出了“距離摩擦的損耗”模型(圖1)。他“假設一個領袖把某些給定的資源數量用于運輸和施展其影響，那么，顯然在運輸中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傳遞勢力的效能將隨著與核心之間距離的加大而衰減，甚至宣傳也必須付出摩擦距離的損耗”。在奧沙利文提出的模型中，距離費用主要由兩部分：一部分是長途運輸的成本，他把成本看成是距離的函數;另一部分是固定成本，這個部分與距離的遠近沒有關系，而有效實力是運輸成本和傳遞費用的函數。隨著距離的增加，一個國家的有效實力與距離成反比例函數。通過示意圖，奧沙利文也給出了一國實力的強度(用S表示)公式：

　　從現實層面上看，盡管這個力量損失梯度模型仍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已經失去了昔日的重要作用。在冷兵器時代，距離是一個國家絕好的防御，但是在熱兵器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能夠有效克服距離的阻礙。現代化的遠程投送能力增強，海洋、陸地和天空中交通工具的發展，幾乎使地理屏障失去原有的效用;現代化武器可以輕而易舉地穿透一國的領土，也使距離不再是保護國家安全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馬漢所強調的控制關鍵水道，發展海軍力量;麥金德所論述的加強路上機動性，控制“心臟地帶”;斯皮科曼(Spykman)所說的控制邊緣地帶以增強對歐亞大陸的控制等理論就顯得有些片面。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改變了國家地理位置、國家間距離、國家地緣空間在國際政治范圍內的意義，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也不再是地理條件。政治決策體制、經濟發展水平、與國際社會的相互依賴程度，甚至社會文化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地理空間只不過是這些因素的承載體，就此而言，傳統地緣政治安全觀所倡導的國家發展模式，開始逐漸不適應全球化時代的科技發展現實。

　　2.3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國際社會逐漸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也促進了各個主權國家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方面的互動。國家利益的拓展已經超過傳統的地理邊界，這也淡化了國家邊界的政治含義，使得地緣政治的發展突破了領土范圍的限制，促進了地緣政治結構與內容向多元化方向邁進。

　　從理論上來講，全球化的發展提升了國家主權的弱化程度，在事關全球整體利益以及人類命運的事情上，國際社會的相互依賴已經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國家行為體的自主權，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全球意識開始加強，為合作性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首先，全球意識的加強要求約束國家主權的范圍和功能;其次，全球意識的強化將要求加大對全球NGO和各國內部個人及集團權利的保護，促進資源、財富和活動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動可持續發展在不同層面的實現;再次，全球意識的發展將要求人們注意一些過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夠的互斥關系。”尤其是在面對全球性危機時，傳統的國家主權機構已經很難單獨應對突如其來的災難，這就要求國家交出一部分主權賦予國際組織，建立規范的國際制度。現如今，“國際范圍的各種機制和規范，逐漸成為新的權威中心，各國政府舊的權威地位日益受到挑戰”。

　　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全球的信息以爆炸的速度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了解，使得兩國人民的相互信任更容易達成，為全球信息社會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基礎。由于全球范圍內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感增強，就會提升全球民眾之間的合作意愿，進而為地緣政治思維的轉換提供良好的民眾基礎。

　　全球化導致的相互依賴使國家利益的內涵比過去豐富得多。冷戰期間，那種簡單的意識形態為主的國家利益已經不復存在。在現代，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國家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日益交叉，安全利益與國家的發展利益也融合得越來越緊密，國際與國內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很多國家利益已經拓展到海外。因此，關于國家利益的研究也應該考慮到國內利益和國際利益兩個層次。國家利益在國內層次上，主要體現在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在國際層次上，主要表現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積極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等等。各國之間擁有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多，因此，一個國家在維護自己本身利益的時候，不得不考慮其他國家的因素。

　　相互依賴的發展已經使得國家的國內利益與國際利益交織在一起，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也由傳統的國家安全拓展到經濟、社會與文化方面。從空間上來看，這些國家利益已經超越了國家的領土邊界，隨著國家利益在國界之外的擴展，其實現方式也應該由原來的領土內，逐漸向領土外的區域、國際和全球層次上發展。因此，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利益的拓展也突破了傳統地緣政治安全觀的桎梏，需要新型的合作安全觀來引導現實的發展。

　　三、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安全觀念轉變的可能

　　在地緣政治學發展的過程中，沖突性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合作性相對弱化，處于從屬的地位。但是合作性地緣政治學也不是沒有可能建設，因為全球化時代的地緣政治現實也在發生著改變。從行為體來看，民族國家之外的行為體已經出現;從研究議題來看，軍事與安全之外的議題也已經出現。這就為地緣政治學從沖突性向合作性的轉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冷戰結束后，以信息革命為基礎的全球化浪潮，將全球化從經濟領域推向社會、信息和資本領域，初步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進而打破了以領土及其邊界作為劃分標準的地緣政治結構，國際政治經濟的互動模式由沖突型向相互依存型轉變，與此相適應的是，全球地緣政治向合作方向發展。

　　在傳統的地緣政治研究中，地理差異與政治差異是其主要的研究對象，地緣政治學始終貫穿著“二分論”的沖突主線：從海權與陸權的沖突，到“大陸心臟地帶”與“邊緣地帶”的沖突，進而是“空權”與“海權”“陸權”的沖突，再到“核心”與“邊緣”的沖突，直到“文明斷層線”的沖突。這種二分法就成為地緣政治的主要發展動力。在這種沖突性思維指導之下，每個國家都在追求地緣政治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國家只注重相對收益，國家間容易產生不信任，最后的結果就是“安全困境”的產生。

　　“安全困境”源于假設，每個參與者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會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信息不順暢的情況下，最終每個參與者會做出于己有利的選擇，結果都采取了沖突性的地緣政治觀。在“安全困境”博弈中，每個博弈的參與者同時選擇一個策略，那么所有參與選擇的策略組合就決定了每個參與者最后的收益，這也形成了一個囚徒困境(表1)。

　　上表把囚徒困境博弈運用到沖突性地緣政治分析中，甲乙分別代表兩個國家，0、-1、-6、-9分別代表雙方的盈利(payoff)。拒絕表示國家(拒絕沖突)以合作的態度來尋求發展，而坦白表示國家接受用沖突的態度來尋求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甲國一共有4種策略選擇，A：甲拒絕乙拒絕;B：甲拒絕乙坦白;C：甲坦白乙坦白;D：甲坦白乙拒絕，對甲國而言，其盈利大小是P(A)>P(B)>P(C)>P(D)。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最佳的選擇就是自己采取沖突性地緣策略，而對方采取合作性地緣策略。但是，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策略選擇，結果就導致了兩個國家都會采取沖突性地緣策略，兩國都選擇了最糟糕的發展策略(此時為納什均衡)。

　　然而，以經濟安全、金融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國家間的博弈模式就不同于傳統安全領域。首先，由于非傳統安全具有跨國的特質，它會對一個區域或全球的社會、經濟以及環境造成破壞，此時單個國家的力量，不足以應對非傳統安全的威脅，需要跨國之合作，此時國與國之間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主題。其次，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國家看中的是絕對收益，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相對收益，因此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就容易達成和展開，即使一個國家有背叛行為的發生，另一個國家所遭受的損失也不會很大。借用上面的博弈模型，甲乙兩個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博弈中，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所得收益最大的策略就是拒絕(采用合作性地緣政治觀處理國家對外行為)，此時兩個國家的收益均為(-1，-1)，只有這樣，兩國之間才能實現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此時為納什均衡)。此時，國家之間的合作相對容易展開，各國將建立合作機制，來共同面對非傳統安全領域內的問題。隨著解決問題逐漸增多，必將擴大其機構和職能，最終會外溢到傳統安全領域，這也就使合作性地緣政治觀的實現成為了可能。

　　當下，每個國家所擁有的領土面積、人口多少、資源與工業生產能力的不同，導致國家的對外需求也不同。隨著國際分工的細化，國際貿易往來的頻繁，國家之間信息的逐步開放與透明，國際間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采取沖突策略不是每個國家的最好選擇。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地緣政治學成為政治權利在多維空間中的合作游戲”。既然是“游戲”，就要遵守相關規則，因此，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學看重的就是國家間制度和規則的供給與重建。

　　四、結論

　　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著領土主權國家的權力、功能及其權威。雖然國家仍享有對內最高的統治權和治理權，對外獨立自主的權力，但是民族國家已經不能完全控制發生在自己國家領土范圍之內的事件，無論在傳統的安全領域還是非傳統安全領域，全球體系幾乎把所有國家整合到一起。全球的交通與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領土主權國家內部產生了新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形式，這些新的組織形式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邊界，全球化的發展改變了它的存在方式，但這并不是說傳統的邊界失去了政治、經濟等意義，而是被人們一貫認為的作為現代領土主權國家的邊界遇到了問題。在不斷發展變化的全球秩序下，民族國家要想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參與全球化進程，就必須讓國家更具有開放意識，只有這樣，地緣政治的合作觀念才能得以落實。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