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是美國人最重要的政治參與方式，在其整個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回顧美國2004年和2008年兩次總統大選，前者因所謂“道德問題”和福音派新教徒對布什的鼎力支持，[1]使宗教因素在大選中大出風頭;后者則由于黑白混血的奧巴馬、身為女性的希拉里•克林頓和年逾古稀的麥凱恩參選，成為所謂“黑人、女人和老人的戰爭”，引起人們對族裔、性別和年齡等人口因素對大選影響的再思考。盡管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因素眾多，但這兩次選舉以其鮮明特點展示了宗教和人口因素在總統大選中的特殊作用。本文通過比較美國不同宗教和族裔在近些年總統大選中投票行為的數據變化，分析這些因素對當前美國政治生態可能產生的影響，以此視角觀察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
一、政黨認同和美國兩黨政治
宗教和族裔因素能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產生影響，與政黨認同的作用有關。作為研究大眾政治行為的重要概念，政黨認同最早由美國學者坎貝爾在《美國選民》中提出，他認為政黨認同是“個體在其所處環境中對重要的群體目標的情感傾向”，是選民“在心理上對某一政黨的歸屬感或忠誠感”。[2]西方選民政治參與和投票行為研究一般認為，決定美國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包括：政黨認同、政策態度、對總統候選人個人品性評價、對候選人和黨派過往執政評判等，而政黨認同被認為是對選民投票最有實質影響的因素。該書指出，“家庭的社會化”是政黨認同的最重要來源。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在其青少年時期即已形成，主要動力是父母的政黨認同通過家庭社會化對下一代的傳遞。上一代因意識形態分歧所形成的政黨支持，可能通過家庭社會化塑造新世代選民的政黨認同。此外，通過“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歷程，個人從家庭、學校、職場、團體，以及傳播媒體，獲得政黨偏好與認同的訊息，逐漸形成政黨認同。宗教和人口因素對美國社會中個人的成長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無論是家庭社會化還是政治社會化進程中，兩個因素都是其中不可忽視的變量，都會在選民政黨認同形成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進而影響在總統大選中的投票行為。 美國選民的政黨認同主要是對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認同，這是由美國實行的兩黨制所決定的。經過百年實踐，兩黨制已成為一種成熟的國家政治體制，被美國人民所接受。政黨認同在兩黨制環境下為選民投票提供了便利，也使兩黨制更為固化。政黨認同與選民的投票傾向有明顯的因果聯系，政黨認同承擔著使選民投票結構化和簡潔化的功能。政黨認同使區分復雜的美國選票成為相對容易的事情，提供了做出投票決定的捷徑。研究顯示，“在幾乎所有的選舉中，絕大多數認同民主黨的投票給了民主黨候選人，而絕大多數認同共和黨的則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3]基于此，政黨認同對美國兩黨制有一定固化作用。1952年以來，美國總統選舉政治開始從以政黨為中心轉為以候選人為中心，政黨難以控制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與競選。[4]但在總統選舉中，政黨因素仍然以其獨特的“競選標簽”與“政黨認同”效應，將具有真正意義的總統候選人角逐限定在兩黨框架內，并為候選人提供了穩定的選民群體。同時，兩黨強大的籌資能力與巧妙轉移競選資金的策略，使其能有效控制或影響總統選舉進程。所以，美國總統大選實際仍是民主共和兩黨執掌美國政權、實現輪流執政的手段。2009年，人們自發的、經由互聯網組織的“茶黨”運動一時間風起云涌，大有挑戰兩黨制之勢。不過，“茶黨”從嚴格意義上講并不是一個政黨組織，它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綱領，也沒有統一的領袖，且成員組成復雜，其中不乏極端保守主義者。在美國的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之下，獨立于民主、共和兩黨之外的第三政治勢力很難有長期生存的空間。目前來看，“茶黨”難以形成一個穩定的“第三政黨”。
民主共和兩黨雖同為資產階級政黨，但在某些具體政策理念和主張上，卻有著對美國社會意義重大的分歧和爭論，這是由兩黨歷史沿革和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團體決定的。一般來講，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社會，反對政府增加預算開支，但支持擴大國防預算，主張減稅和自由貿易;擔心過度寬松的福利制度會助長公民依賴心理和不勞而獲的惰性;抵制非法移民;在社會問題上比較傳統，反對墮胎、同性戀婚姻、干細胞研究，反對限制持槍權。民主黨則支持積極財政，主張將財政盈余用于教育和醫療等新項目上;要求政府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推動社會福利事業和控制企業活動;更為關注勞工、移民、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主張提高最低工資，反對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主張限制槍支，支持同性戀婚姻、婦女墮胎權利;關注環境保護權益。用最寬泛的概念來劃分兩黨的意識形態，可以說民主黨和共和黨分別代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
兩黨政策理念和主張的不同，使美國總統選舉對其國家政治走向有重要影響和指標性意義，某些“關鍵性選舉”甚至導致美國政治議題和公共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大選中選民和政黨的關系形成雙向互動：來自具有不同宗教和族裔特征的選民，爭取將認同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選上臺，以滿足切身利益和心理訴求，對美國政治運轉和生態施加直接影響;而兩黨總統26候選人為在大選中獲勝，盡量多地籠絡并擴大自身的選民群體，提出吸引他們的口號和綱領，甚至為此提前做出某些政策承諾。正是這種互動，使宗教和人口因素通過促成政黨認同，影響選舉，進而影響美國政治生態，具有了清晰的邏輯鏈。
二、宗教與美國大選
(一)宗教在美國的地位
1630年，北美大陸上的清教領袖約翰•溫斯洛普提出“山巔之城”概念，為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打下深刻的宗教烙印。對于宗教在美國的社會地位，董小川教授將其歸結為五點：第一，從人的精神世界出發，宗教是美國人個人的心靈慰藉;第二，從社會政治出發，宗教是美國國家的意識形態;第三，從群體心理意識出發，宗教是美國民族統一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第四，從宗教的社會價值出發，宗教是美國政治生活的添加劑;第五，從民族精神出發，宗教是美國事業的精神支柱。[5]20世紀以來，美國世俗化的腳步雖未停止，[6]但環顧當代西方，美國仍是宗教最興盛、最活躍、教派最多、宗教勢力最強大的國家。據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統計，全美有51.3%的居民信奉基督教，信奉其他宗教人口的比例為：天主教23.9%、摩門教1.7%、猶太教1.7%、佛教0.7%、伊斯蘭教0.6%、印度教0.4%、其他宗教1.5%;約92%的人相信上帝，71%的人表示對上帝絕對確信，甚至在自稱為無神論者的人群中也有21%表示相信上帝。[7]第112屆美國國會眾議員中，有56.8%是新教徒，29.2%是天主教徒。[8]
(二)宗教團體對美國政治影響的方式
宗教團體對美國政治影響的方式有直接間接之分。直接方式是通過宗教組織對政府游說，宣傳宗教組織觀點，動員宗教信仰者在選舉中支持或反對某位競選者，對政客施加影響。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支持或反對政府某項政策，顯示自己的力量，故而在美國選舉政治上產生了諸如“天主教徒選票”、“猶太教徒選票”和“白人清教徒選票”的說法。近年隨著宗教團體的增多，還出現“穆斯林選票”和“摩門教選票”等。間接方式則是利用教會在社會慈善服務和私立教育體系中強大的社會資本，幫助實施政府法令，維持社會服務體系運轉，形成對民眾日常生活直接、廣泛的影響，成為美國社會運轉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和政府必須倚重的力量。宗教組織與政府由此形成一種必要的聯系，這種聯系在某些時刻也可成為宗教組織影響政府政策的渠道。
(三)宗教團體政黨認同的形成與轉換
在美國兩黨制背景下，宗教團體既通過與政黨結盟，利用選舉政治的特點施加影響，也在與兩黨長期的歷史互動中不斷形成、轉換著自身的政黨認同。美國早期社會學研究顯示，無論社會階層如何，天主教徒較清教徒更傾向于視自己為民主黨人，而南方以外的清教徒則更愿選擇共和黨標簽。[9]進入20世紀60年代，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和南部白人新教徒大多支持民主黨，北部、東北部的新教徒則支持共和黨。1968年后情況開始發生逆轉，每周固定去教堂和宗教上較虔誠的選民更多地轉向共和黨，而那些偶爾去教堂或從不去教堂的人則多支持民主黨。[10]共和黨在與宗教相關的社會事務立場上認同傳統保守價值觀，獲得大多數福音派和新教選民支持;民主黨的主張則招致宗教保守派的強烈反對。皮尤中心2007年調查發現：50%的美國新教徒傾向共和黨，只有34%傾向民主黨;摩門教是堅定的共和黨人，約有65%的教徒認同或傾向該黨;傳統黑人教堂成員77%是民主黨;無神論和不可知論者表現出強烈的民主黨派傾向的分別為65%和62%;高達66%的猶太教徒歸屬于民主黨，歸屬于共和黨的只有24%;成人天主教徒中有48%認同或傾向民主黨，傾向共和黨的有33%。[11]
(四)2004年和2008年選舉宗教選票對比
2004年大選時，布什總統在伊拉克戰爭和經濟問題上面臨困境，選前并不為外界所看好。但由于當年保守主義回潮，多數選民將“道德議題”作為其投票選擇的首要原因，布什在頗具爭議的墮胎權利和同性戀婚姻問題上始終保持強硬態度，展現了虔誠、正統的宗教形象，迎合了大多數選民尤其是福音派新教徒的要求，推動了宗教保守勢力對共和黨的政黨認同，也激發了他們的投票熱情。最終，布什在大選中借助宗教力量獲得連任，除贏得基督新教徒59%的選民支持外，還獲得天主教徒52%的支持，而克里只得到天主教徒47%和基督新教徒40%的選票。宗教在美國政治中的空前影響力，引發各界對宗教與美國政治關系的反思和探討。
2008年大選中宗教未能發揮2004年那樣的決定性作用。布什政府執政8年后，國內外均面臨巨大危機，民眾關注的焦點首先是經濟和伊拉克戰爭問題，倫理價值問題退居其次。奧巴馬作為首位黑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有魅力，他提出的“YES，WECAN!”競選口號切中選民心意，激發了眾多民眾的熱情和希望，這一切都構成了奧巴馬選舉的巨大優勢。從宗教層面來看，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雖然在基督教選民中仍有一定優勢，但無法改變在其他議題上的劣勢，且福音派新教徒當年對共和黨的支持也有一定回落。相較于克里，奧巴馬成功吸引了一些宗教團體的選民。民主黨改善了在天主教中所獲支持率，增加了大約14%，從2004年相比共和黨5%的劣勢，在2008年轉為9%的優勢。民主黨還減少了在新教徒和其他基督教徒中的劣勢，從落后19%縮減到9%。
宗教對這兩次大選的意義不同，但通過對比選舉中不同宗教選民的投票情況，結合蓋洛普民調其他數據，可以看出宗教對選民政黨認同和投票行為的趨勢性影響：
2004年和2008年總統選舉宗教人士投票百分比[12]
總統選舉
2004年2008年
克里布什奧巴馬麥凱恩
禮拜次數
每周超過一次35 64 43 55
每周一次41 58 43 55
一個月幾次49 50 53 46
一年幾次54 45 59 40
從不62 36 67 30
宗教團體
白種人新教徒32 67 34 65
福音派21 79 26 73
主流派44 56 44 54
拉丁裔新教徒37 63 58 42
所有天主教徒47 52 54 45
非拉丁裔白人43 56 47 52
拉丁裔65 33 70 30
所有無宗教歸屬者[13] 67 31 75 23
其他信仰74 23 73 22
猶太教74 25 78 21
黑人新教徒86 13 94 6
1.兩黨在宗教和教派中的基本盤未有根本變化。2004—2008年選民投票體現出的宗教結構保持穩定：黑人新教徒、拉丁裔天主教、猶太教徒、非基督教信仰和無宗教歸屬人士等在政黨認同上傾向民主黨的，主要將選票投給了民主黨;而白人天主教徒、白人主流新教徒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則大多支持共和黨。雙方宗教基本盤都沒有因為2004年共和黨對宗教議題的嫻熟操作和2008年奧巴馬的個人魅力而發生板塊性改變。2004年克里獲得86%的黑人新教徒支持，僅贏得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21%的選票。2008年奧巴馬盡管一路高歌，拿下黑人新教徒94%的選票，但在白人福音派新教徒中也只獲得26%的選票，比克里僅高出5%。與之類似，在2004年和2008年，共和黨在無宗教歸屬選民和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選民中也存在類似差距：2004年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選民大約有79%選擇布什，而無宗教歸屬選民則只有31%;2008年大選時，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選民73%選擇布什，無宗教歸屬選民則只有23%。在猶太教徒和非基督信仰團體中，民主黨的巨大優勢難以撼動，奧巴馬在這些團體中獲得了壓倒性優勢，所獲選票對比分別是78%對21%和75%對23%。
2.宗教信仰強烈程度不同的選民對兩黨支持差別明顯。出席宗教活動頻率幾乎可當作投票偏好的風向標。在最常去教堂的人群中，克里的支持者落后布什29%，奧巴馬雖有所改善，但也落后麥凱恩12%。奧巴馬和克里在出席宗教活動較少的人群中所獲選票則明顯好過共和黨候選人：在較為虔誠群體中，民主黨支持度有所上升，一個月參加幾次宗教活動的人中增加了10%，達到53%，而一年去幾次的人中則增加了20%，達到59%，從來不去教堂的人群則達到67%。兩黨均存在所謂“出席缺口”(Attendance Gap)現象，即那些每周出席宗教活動超過一次的和那些從不參加的人對共和黨支持的差距在2008年是25%，在2004年是28%，民主黨的差距2008年是-24%，2004年是-27%。
3.奧巴馬的宗教選票增加得益于少數族裔宗教選民支持。在最虔誠的美國人中，奧巴馬所獲支持率從35%提高到了43%，但這一增幅主要來自少數族裔。2008年選舉中，傳統上支持共和黨的拉丁裔、亞裔和其他少數族裔的新教選民大量選擇支持民主黨。這部分人大約占到選民總數3%，在2004年58%支持布什，39%支持克里，在2008年則有56%支持奧巴馬。但在其他傳統共和黨和搖擺性投票的宗教團體中變化較少，尤其是那些號稱每周至少參加一次宗教服務的白人選民：虔誠白人天主教徒中奧巴馬獲得了41%的選票，克里39%;虔誠白人主流新教徒中奧巴馬獲得了38%的選票，克里獲得42%;白人虔誠福音派新教徒中奧巴馬20%，克里獲得17%。在所有號稱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白人天主教選民中，奧巴馬獲得了29%的選票，克里獲得28%，幾無變化。
4.種族與宗教因素交織，不同種族的宗教選民投票仍呈兩極化。2008年，黑人新教徒構成了全體選民的8%和支持奧巴馬選民的15%。相反，黑人新教徒在麥凱恩陣營中只占到1%。麥凱恩陣營獲得了白人福音派新教徒的支持，特別是那些每周至少參加一次教堂互動的人。虔誠的白人福音派構成了2008年13%的選民，但是他們構成了投麥凱恩選票選民的23%，而這些人在給奧巴馬投票選民中只占5%。虔誠度較低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構成了8%的選民，構成了麥凱恩選民池的11%和奧巴馬聯盟中的5%。虔誠的白人天主教徒構成了8%的選民，在麥凱恩陣營中占到10%，奧巴馬僅占到6%。虔誠度較低的白人天主教徒在奧巴馬和麥凱恩陣營的構成基本相同，分別是10%和11%。
5.天主教徒作為搖擺選民的特點突出。天主教徒在美國政治中經常被視作為最大和最典型的搖擺選民團體。2008年大選中，民主黨在天主教徒中的支持率從2004年比共和黨少5%轉而反超7%，再次凸顯天主教徒這一特點。長期以來，民主黨及其候選人均因墮胎問題而被天主教徒疏遠。2008年大選前后，民主黨領袖謀求在移民、最低工資和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與天主教會結盟，積極修復與其關系，而天主教會對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強烈反對，也加速了此種修復過程。民主黨把重點從動員基本盤轉向爭取搖擺和獨立選民尤其天主教選民是該黨成功的選戰策略之一。
三、種族與美國大選
人口因素涵蓋族裔、人口分布、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社區情況等，這些因素均會對個人政黨認同產生一定影響，以其為變量分析，必然造成角度不同、結論迥異的結果。而由不同族裔形成的人口結構變化則較為宏觀，特定族裔在政黨認同方面呈現出一定可辨別的大趨勢，便于從中考察對美國大選的沖擊，進而思考對美國未來政治生態的影響。
(一)美國當前各族裔人口變化趨勢[14]
2010年美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全國人口總數比十年前增加9.7%，超過3.087億。非拉丁裔白人過去10年間從1.946億增加到1.968億，增長率僅為1%，在美國總人口中比例由69%下降至64%;拉丁裔人口從2000年的3530萬增加到2010年的5050萬，增長率達43%，在美國總人口中比例占16.3%;黑人人口為3890萬，僅占美國總人口比例的13%，已失去美國第二大族群地位;亞裔人口為1470萬，所占比例雖仍小于5%(4.8%)，但同2000年人數相比，亞裔人口增長比率幾乎超過了拉丁裔(43.3%)，在各族裔中增長最快。拉丁裔和亞裔人口數量大幅增加導致美國少數族裔10年增長29%，全美少數族裔人口總數達1.12億，占人口總數的36%。
過去十年新增的約2700萬美國人中，1700萬為美國國內新生兒，約占60%。2000年以來，美國新增兒童人口主要來自少數族裔。非拉丁裔白種育齡女性自2000年起下降6%，所生孩童不足以彌補本族群人口下降;黑人生育率也有所下降，致使同期黑人孩童比例下降2.3%;拉丁裔18歲以下人口從2000年的17.1%增長至23%。少數族裔人口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白人，美國人口增量9成來自少數族裔。全美近五分之一的地區少數族裔兒童人數已超過白人兒童。在密西西比、佐治亞、馬里蘭、佛羅里達、亞利桑那、內華達、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和夏威夷等10州中，少數民族兒童所占比例已超過一半。美國非拉丁裔白人因生育率下降，數量僅增加230萬，全美3143個縣中，有348個縣白人已成少數族裔。此外，移民對美國人口增長也有很大貢獻，至少在2050年以前，這部分人口仍會持續增加。
按上述趨勢估算，美國到2050年將變成一個少數族群占多數的國家，且這一進程有可能加速。屆時美國少數族群將占總人口的54%，拉丁裔人口增加將是造成這一趨勢的主因，其人數將由當前的5000萬增長到1.33億;而非拉丁裔人口數量則將維持不變;亞裔人口會接近翻倍，由目前的5%增長到9%左右;黑人則僅由14%增長到15%，只是拉丁裔人口的一半。外國出生的美國人口比例也將增加，現在每8個美國人有一人在外國出生，而到2050年每5個美國人中有一人在外國出生。
(二)不同族裔的政黨認同
上世紀30年代實行羅斯福新政后，非裔美國人在政治上長期支持民主黨。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分析顯示，1990年以來，黑人對民主黨的認同或傾向既高又穩定。幾乎在所有黑人團體中，超過50%對民主黨有強烈認同感，尤以較年長、收入中等、教育程度較高的黑人為最。18—29歲黑人中，將自身定義為獨立政治立場的人與定義為民主黨的人數基本相同;而在45歲及以上黑人中，這一比例為1：3。拉丁裔人群本較傾向民主黨，但許多拉丁裔人特別是其領導，為促使兩黨重視本族裔關切，利用兩黨對其選民的看重，刻意鼓吹拉丁裔是“搖擺群體”。但從蓋洛普調查看，53%的拉丁裔人的政黨認同歸于民主黨，共和黨只占21%。皮尤拉丁裔中心調查顯示，1999至2007年間，拉丁裔對民主黨的認同保持在42—48%，2006年是低點。不過，如把傾向民主黨的拉丁裔人和登記為民主黨的拉丁裔人算在一起，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基本在55%左右，就是在2006年也有49%。共和黨按此計算，同期所獲拉丁裔支持比例則在23—28%，最高點出現在2004和2006年。該中心2008年中期調查則顯示，拉丁裔對民主黨和共和黨政黨認同的比率分別是65%和26%。當然，拉丁裔人口的搖擺特征也確有一定體現：2004年40%的拉丁裔選民支持布什，比1996年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多爾的21%幾乎翻倍，而到2008年民主黨獲得了該族裔67%的選票。另外，拉丁裔投票范式從各州和對各候選人而言大不相同。2004年，在德克薩斯的拉丁裔選民對布什的支持率為49%，在加利福利亞則只有32%;而2006年加州州長選舉中，拉丁裔40%選了共和黨候選人施瓦辛格。亞裔選民在1992—2004年4次總統大選中表現不同，在1992和1996兩次選舉中大多支持共和黨，但隨后兩屆又以較大差距支持民主黨(54∶41;58∶44)。2010年蓋洛普分析中，亞裔政黨認同民主黨與共和黨之比為61∶24。哈佛大學政治學院調查顯示，年輕的亞裔選民由于反對伊戰和支持移民而傾向民主黨，而年長的亞裔選民則由于其支持自由貿易等立場較為傾向共和黨。白人較上述少數族裔更認同共和黨，據統計，在歷年8次總統選舉周期中，在沒有主要第三黨競選人的情況下，白人對共和黨的支持率保持在52—58%。
民主黨歷史上就被認為是多數黨，1952—1980年，多數選民團體認為他們是民主黨。[15]其在少數族裔支持率明顯高于共和黨的原因，與民主黨自身意識形態有關，尤其是該黨在社會公共政策方面一貫強調就業、工資、勞動和中產階級的福利等“面包和黃油”問題，對贏得少數族裔支持至關重要：黑人上世紀30年代加入民主黨構建的新政聯盟，主要是從自身的弱勢地位出發，希望政府在反對歧視、提供服務和機會方面扮演積極作用。拉丁裔選民如同黑人選民一樣，支持積極財政、社會安全福利體系。移民問題牽扯到很多拉美裔人的敏感神經，而民主黨則被絕大多數人視為對移民最為友善的政黨。亞裔也強烈支持民主黨在積極財政和移民問題上的立場，并且是美國唯一判定自身為自由主義者(31%)超過保守主義者的(21%)的種族團體。
共和黨人在社會和文化問題上的保守立場，使之易被視作一個白人的、中產階級的、郊區居民的政黨。盡管2004年布什總統贏得40%的拉丁裔選票，但很難說共和黨對少數族裔也有很大吸引力。共和黨曾一度認為拉丁裔屬于社會保守主義，只要該黨強調反對墮胎和同性戀婚姻等“價值”問題，就可吸引他們的選票。實際上，拉丁裔遠不如非拉丁裔白人那樣傾向在文化問題的基礎上投票，也不如許多人所想的那樣偏向保守。美國進步中心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拉丁裔在10項進步文化指數上有著高于其他所有族裔的平均分，拉丁裔在同性婚姻問題上并不比非拉丁裔白人保守，代際的轉換將使年輕一代的拉丁裔人在社會問題上更加進步。也有觀點認為，拉丁裔將隨著本土出生人口的增加而變得更保守，然而本土出生的拉丁裔壓倒性的認同民主黨，所以這一變化也不大可能會造成共和黨的認同效應。
(三)2004—2008年美國大選按族裔區分的投票對比
1.各族裔選民增長不同，少數族裔選民大幅增長。2008年全國人口民調顯示，少數族裔選民比例從2004年的23%上升到26%。1988到2008年間，少數族裔選民增長了11%，20年內上升11%，平均每年0.5%，且無放緩趨勢。在亞利桑那、科羅拉多、佛羅里達、內華達、新墨西哥、俄亥俄、密歇根、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和弗吉尼亞等兩黨爭奪激烈的10個州中，少數族裔選民從2000年至2006年均在增長，內華達州甚至出現一年增長1%的驚人漲幅。2004年黑人選民1400萬，2008年1610萬;2004年拉丁裔選民760萬，2008年970萬;亞裔280萬，360萬。白人選民則有所下降，減少約50萬人。當前美國選民中每4人就有1人來自少數族裔，選民數略呈向少數族裔傾斜之勢。尤其是拉美裔選民的大幅上漲，其所占選民比例由2004年的6%上漲為2008年的7.4%。特別是考慮到拉丁裔人口實際增長與其當前投票實力并不相符，較大比例的拉丁族裔人口因尚未成為美國公民或過于年輕而無法投票，造成只有44%的拉丁裔人口是合法選民，這與非拉丁裔白人77%和非洲裔美國人66%的比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因而未來上升空間更加令人關注。
2.各族裔合格選民投票率不同。2008年，非拉丁裔白人投票率在東北部和西部要高過黑人、亞裔和拉丁裔人口，但在中西部、東北部和西部投票人數都有所下降，南部變化較小;黑人在南部有著最高投票率，其他地區則沒有改變，在西部與非拉丁裔白人投票人數大體相當。拉丁裔人口在選民中的比例在不斷穩步上升，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僅占3.6%，2008年達到7.4%，在十年內很有可能超過黑人選民的比例。2008年，非拉丁裔白人投票率到達66%，黑人達到65%，亞裔和拉丁裔投票率則均在46%左右。與2004年大選相比，黑人、亞裔和拉丁裔的投票率均上漲了4%左右，而非拉丁裔白人的投票率則下降了1%。在500萬增加的選民中，大約200萬人為黑人、200萬人為拉丁裔，60萬左右為亞裔。白人選民人數則沒有變化。從歷史上看，黑人2008年投票率創造1996年美國統計局估算公民狀態以來的歷史最高，拉丁裔也是如此，而亞裔投票率則比2004年和2000年要高。
3.少數族裔選民投票偏向民主黨。黑人選民2008年有95%選擇奧巴馬，較2004年88%投向克里的比例上漲11%。拉丁裔選民2004年投票支持克里僅有31%，2008年對奧巴馬支持率則翻番達到67%。一些觀察家曾認為，黑人和拉丁裔族群的種族摩擦可能阻礙拉丁裔選民全心支持奧巴馬，但這種情況并未出現。亞裔選民有62%支持奧巴馬，2004年亞裔支持克里的有56%。總體來看，少數族裔有80%支持奧巴馬，2004年有71%支持克里。由于美國實行的選舉人制度，少數族裔增加的選票幫助奧巴馬取得了一些關鍵州，如俄亥俄州少數族裔選民比例從2004年的14%上升到2008年的17%，黑人選民支持奧巴馬的比例高達驚人的97%，克里當時獲得了黑人84%的選票。受拉丁裔選民比例上升5%的推動，少數族裔選民比例在內華達州從23%上升至31%，奧巴馬在該州黑人選民中的支持率達到95%(2004年86%)，拉丁裔選民支持率達到76%(2004年60%)。
四、對美國政治生態的總體影響
從宗教和人口結構因素在兩次美國大選中呈現的特點來看，美國未來政治生態可能出現以下趨勢：
(一)對少數族裔的爭奪是未來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
民主黨和共和黨均有不同基本盤，要在總統大選中獲勝，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獲得增長迅速的少數族裔選民和宗教信徒的青睞，尤其是在關鍵的搖擺州爭奪中。從宗教方面看，民主黨能否保持住黑人、拉丁裔和亞裔新教徒以及拉丁裔天主教徒的支持對奧巴馬2012年勝選至關重要。而從人口結構方面看，共和黨必須爭取到拉丁裔人口的足夠選票才能在未來政治選舉中翻身。少數族裔在未來美國政壇的話語權也會逐步提高。
(二)民主黨處于有利地位，但在治理上面臨挑戰
少數族裔在美國仍是弱勢群體，經濟政治地位皆不及白人，在意識形態方面比較傾向自由主義，在社會政策上對政府依賴度較高，民主黨在醫療、教育、移民等問題的政策上歷來較共和黨更對這些選民的胃口，大量增加的少數族裔人口形成民主黨新的選民基礎。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如何處理好不斷上升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同時滿足少數族裔的需要，民主黨必須盡快找到平衡點。大量黑人新教徒和拉丁裔新教和天主教徒對民主黨的支持，也使得民主黨內的社會保守主義力量大增，如何協調好黨內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路線之爭，妥善處理他們在墮胎和同性婚姻等敏感問題上的矛盾，推動黨內不同宗教派別間協作，也需民主黨仔細思考。
(三)共和黨在某些社會問題可能采取中間立場
繼續采取2004年暢銷書《堪薩斯州怎么回事?》的策略，發動文化戰爭，挑動宗教情結，對于議會和地方選舉可能還有一定作用，但在全國范圍內的選舉中，變化的人口因素已使共和黨難以再現2004年勝選的圖景。為贏得少數族裔選民，共和黨對社會服務花銷、移民改革的保守主義立場可能被迫緩和，并需找到自身在這些領域能夠打動少數族裔的政策和方法。尤其是共和黨為勝選亟待拉攏拉丁裔人口。自2004年以來拉丁裔對該黨支持率一路下滑，共和黨雖然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奪取眾議院，但是在這一人群中所獲的支持率僅有38%，支持率滑落主要是由于共和黨在非法移民問題上的強硬立場。面對勢不可擋的人口變化，共和黨必須轉變立場，不再視其為政治威脅，而是將其當成機遇。
(四)美國政治面臨新族裔關系的挑戰
由于人口成分構成變化，種族關系的模式也悄然改變。以前美國種族矛盾中的黑白模式逐步被打破，西班牙裔和亞裔人數的上升使少數族裔內部各集團因政治、經濟利益沖突而關系緊張。隨著人口增加，拉丁裔的政治訴求越來越強，并與黑人角逐政治權力。拉美裔移民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對中低收入的黑人構成威脅。在一些社會問題上，拉美裔和黑人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如對待“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黑人認為這是對黑奴制的補償，反對將“肯定性行動”惠及移民。因此，由于少數族裔人口的變化，這使得原本已經復雜的種族關系更加撲朔迷離，美國政治舞臺將出現不同與以往民權運動時期的族裔間的摩擦和矛盾。
(五)美國政治極化可能加劇
進入21世紀，歷經網絡泡沫、恐怖主義襲擊、反恐戰爭、經濟危機和衰退等嚴峻挑戰，美國對未來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尚未定型，加之社會結構改變之勢明顯，大變革已難以阻擋。主要由嬰兒潮一代白人構建的所謂“茶黨”，難以適應幾十年來美國人口多元化的大勢，且其成員多在中西部，教育程度有限，無法接受美國藍領中產階級在全球化競爭中失勢的現實，卻把美國衰落怪罪到“大政府”和其他族群“懶惰”享受白人稅收的福利。國內政治思潮極化加劇，黨爭激烈，對立雙方立場的極端化與中間地帶縮小。美國國內的政治內訌所導致的美債危機，充分反映了美國政治當前這一特點。雖然共和黨和民主黨為勝選均需擴大選民基礎，但如何應對類似“茶黨”等保守主義團體的反彈，2012年大選將是觀察這一政治動向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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