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7年底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成為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金融危機源于美國勞動收入比重下降，財富和收入分配空前不公，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不斷萎縮，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不可持續的信貸消費和資產價格泡沫，但金融危機并不意味著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為特征的增長模式的終結。經濟金融化，社會保障私有化，先天不足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工會關系，壟斷資本的全球化等等，從各個方面削弱和分割了美國工人階級，使得勞資關系短期難有實質性轉變。
一、經濟過度金融化：勞動成果不能共享的積累和增長體制
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競爭，實質是通過取消國家干預和削減社會保障，瓦解有組織勞工，達到收入從勞動向資本傾斜的分配目的;并重新確立金融資本對工業資本的支配，通過資本市場的股權重組，對企業施加提高資本回報的“股東價值”壓力。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資本和少數富人的收入越高，越有動機擴大生產性投資和就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收入不公可以通過所謂的“滴漏效應”解決。然而，新自由主義重組和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對美國總體經濟產生了悖論性的結果。
1.新自由主義加劇了生產過剩的矛盾。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使企業利潤率下降。企業普遍以裁員、削減工資福利、外包、勞動節約型技術作為主要競爭手段，導致勞動生產率與工資增長率缺口不斷擴大。1989—2010年間，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了62.5%，而工人人均小時報酬卻只增長了12%。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導致實體經濟長期停滯。1950—1979年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4%，1980—2010年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則為2.7%。然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卻把這種停滯稱為“大穩健”。
2.經濟金融化成為恢復積累提高利潤率的主要手段。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能夠促進生產性投資和經濟增長，但美國大企業生產性投資的主要融資來源從來不是金融市場而是保留利潤。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金融公司用于生產性投資的保留利潤以食利性收入的形式不斷轉移給金融部門，而后者的利潤卻不能轉化為前者的生產性投資。美國的非金融公司為提高利潤，紛紛削減生產性投資，轉向金融投機業務。標準普爾500企業來自金融業務的利潤比重高達40%。通用和福特汽車公司來自金融業務的利潤比重曾分別高達125%和157%，可見其汽車業務的虧損是靠金融業務彌補的。
3.金融資本利潤來自對工薪階層的直接金融剝奪。由于生產過剩和停滯，美國金融機構的主要利潤不是來自工商企業的融資信貸，而是來自不斷擴張的家庭投資理財傭金和消費信貸。因而，金融化的積累和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信貸擴張和資產價格泡沫，這必然不斷放松信貸投放標準和金融管制，從而將最廣泛的社會人口卷入金融賭博游戲當中。消費信貸暫時緩解了工資停滯的不利影響，使工薪階層可以超越實際工資水平維持正常生活水準，住房成為工薪階層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投資品。從長期看，信貸和資產價格泡沫不過是金融資本人為創造的虛擬財富，是滿足其積累需要的一種再分配手段。隨著工薪家庭債務的不斷積累，財富加速從勞動向資本轉移。住房價格的膨脹意味著工薪階層最低生活成本的急劇上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不斷被貶值和透支，最終還原為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的危機。
經濟的金融化趨勢難以逆轉，其危機的恢復過程也很特殊。在古典的工業積累危機下，危機本身播下了復蘇的種子，固定資本更新和就業的增加成為經濟復蘇的市場自發機制。金融化積累危機復蘇的特點是，金融機構和公司利潤的好轉伴隨著就業和工資的惡化，即“無就業復蘇”。因而，金融化和金融危機不斷分割和邊緣化工人階級，造成工人階級身份和利益的異質化：一是產業工人數量急劇減少;二是邊緣化工人群體不斷增加;三是工人階級身份和利益的異質化。
二、社會保障私有化：捆綁勞資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1.社會保障私有化是金融資本積累的需要
社會保障私有化表面看是對人口老齡化、雇傭彈性化、全球化競爭等一系列問題的反應，但作為新自由主義改革之一，目的卻是服務于金融資本積累。社會保障私有化至少承擔著三個職能：以金融資本市場取代企業和國家來承擔社會保障功能，甩掉企業和政府的相關負擔，社會保障從企業和國家責任變成個人義務;迎合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需要，為金融市場不斷注入社會保障資本;捆綁勞資利益，強化資本對勞動的約束，使新自由主義改革具有不可逆性。
在美國，社會保障私有化始于里根政府，主要內容是削減福利開支、提高工資稅和退休年齡，尤其是將養老金體制從確定給付體制轉向確定提撥體制。前者采取社會統籌方式，雇員退休后每月領取的養老金數額是既定的;后者是雇員將繳存的養老儲蓄直接轉入個人賬戶，并委托養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管理，進入股票證券市場。雇員最終的退休收入是不確定的，取決于工人繳存的退休儲蓄規模，以及個人賬戶的投資組合在資本市場上的收益狀況。
克林頓在任期間，美國經歷了空前的股市泡沫，爭奪社會保障資本成為金融機構業務擴張的主要目標。華爾街呼吁推進社會保障私有化，以便更多的退休儲蓄進入資本市場，同時要求放松金融管制。因為銀行要分散和轉移信貸風險、克服流動性不足，必須通過直接控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制造金融衍生工具。分割的金融體系顯然不利于達到金融資本的上述目的。在金融機構的大力游說下，美國國會于1999年通過了《國家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廢除了“羅斯福新政”時期頒布的抑制金融資本投機、分割投資和商業銀行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為金融資本擴張掃除了法律障礙。
布什上任后恰逢泡沫經濟衰退，為重啟華爾街主導的美國經濟，他提出了“所有權社會”改革設想，把社會保障私有化擴大到醫療、教育和住房領域。財產所有權、可繼承性和自由選擇成了私有化宣傳中最具誘惑性的賣點。它宣揚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獨立取決于控制自己生活和財富的能力，而不是依賴國家轉移支付，這種控制力是指對住房、企業、醫療和金融資產的所有權。該改革方案的實質是為恢復信貸擴張和資產價格泡沫拉動的增長創造條件，有利于華爾街和極少數富有階層。但是，私有化使教育、醫療、養老、住房成本變得日益高昂，工薪階層的處境更加艱難。通過養老基金，工人階級的確成了美國公司最大的所有者群體，但未能像預想的那樣，工人藉此取得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并實現養老基金社會主義。養老基金等金融機構本質上代表資本利益，當其對公司實施“股東價值”時，必然迫使公司以裁員等手段激化勞資對立。對工人階級而言，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生活和財富的能力，“所有權社會”實質上是“你必須依賴自己的社會”。
2.“所有權社會”改革與撒切爾夫人的“人民資本主義”有著同樣的政治意圖
按照保守主義的觀點，如果工人階級擁有市場資產的一部分——住房抵押、股票投資、私人養老金，他們將不再視自己為工人，而是把自己看成和他們的資本家老板有著共同利益的所有者。工人會把選票投給承諾改善股票回報而非工作條件的政治家，階級意識將成為歷史遺物。換言之，不僅勞資對立可以通過將工人變成資本家來消除，還可以打造一個廣泛支持自由市場政策和共和黨的“投資者階級”。但是，利益捆綁絕非利益共享，勞資對立也并不能由此消除。金融機構和大公司是社會保障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危機后又因“太大而不能破產”受到政府救助。
工薪階層的養老儲蓄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數百萬家庭在次貸危機中失去住房。盡管雇員持股和養老金投資使工人也有資本所得收入，但沒有改變工人雇傭勞動身份，而是加劇了勞資對立和階級分化。1989—2007年，美國從富到貧的1%、9%、10%、20%、20%、40%家庭的股票資產價值分別增加了36.8%、44.3%、10.5%、6.5%、1.5%和0.5%。從家庭凈財富分布看，2007年最富有的1%、9%的美國家庭所占比重分別為 34.6%、38.5%，其余90%的家庭只占26.9%。上述三類家庭凈金融資產的比重分別為42.7%、40.2%和17.1%。普通工薪階層來自金融資產的收益比重微乎其微。
3.社會保障私有化強化了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關系
由于社會保障日益和就業緊密聯系，工人必須盡可能保持被雇傭狀態，不管勞動生產率如何提高，必須接受低工資，更艱苦和長時間的工作以積攢足夠的退休儲蓄，甚至不惜延遲退休。
三、民主黨和工會關系的形式化：勞資關系變革的政治困局
2008年，隨著民主黨的奧巴馬總統以53%的公眾支持率入主白宮，不少人期待他和民主黨發動一場類似羅斯福“新政”意義的變革，終結新自由主義模式，恢復到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的勞資合作，開啟美國工人階級的新時代。然而，這種期盼的理想色彩遠大于現實性。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核心，勞資關系存在對立與共享的兩面，但根本性質還是對立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共享的勞資關系需要特殊的前提條件作保障，不能成為分析資本主義勞資關系的基礎。勞資關系的調整也不是自發實現的。技術和勞動組織變革，進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只能強化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即便出現資本積累危機，分配是否做出有利于勞動的調整，也取決于資本的壓力同工人的反抗這二者力量的對比。
美國先天不足的政黨工會關系使得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不斷削弱。美國工人階級被種族、宗教信仰、移民、少數民族等社會標簽分割為不同的利益群體，由于缺乏勞工基礎雄厚的政黨，他們有能力在車間、社區乃至整個城市同雇主和政府抗爭，卻不能團結起來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維護自身利益。雖然工會和民主黨關系相對密切，但也只是始于“羅斯福新政”且出于選舉政治需要。工會為民主黨提供選舉經費和選民支持，民主黨總統上臺后兌現政治承諾。因此，美國勞資關系不像歐洲那樣，作為工黨或社會黨的政治綱領成為社會市場模式的重要內容，而是限于《瓦格納法》框架下。該法雖賦予工人罷工、組建工會和集體協商的權力，但覆蓋面很小且無實施保障，并受到《勞資關系法》的制約。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的功能只是監督選舉工會代表，沒有強制企業接受集體協商的權力，對雇主拒絕集體協商、協商后不守信用、歧視工會會員等不當行為缺乏必要的懲罰和管制措施。美國的工會組織現狀使勞動法改革顯得非常迫切。盡管工會力量削弱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但在美國表現得最為嚴峻。美國工會化比例從1954年最高紀錄的35%降至2009年的12.3%，私人部門降至7.2%。美國工會率下降主要源于資方的強烈抵制。
如果再放眼歐洲，更能理解為何不能期待美國出現勞資關系改革奇跡，為何國際金融危機不能成為勞資關系的轉折點。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主導歐洲政壇的以傳統勞工為基礎的中左政黨，在此次金融危機前后的選舉中大范圍失利，支持率降至戰后以來的最低點;保守的中右政黨上臺給勞資關系改革蒙上了政治陰影。工黨、社會民主黨等中左政黨的集體敗選并不意外，20世紀90年代，不僅美國的民主黨，歐洲傳統勞工基礎的中左政黨在執政理念上都經歷了“政黨悖論”的蛻變。以克林頓、布萊爾、施羅德為代表的“新社會民主黨聯盟”推行“第三條道路”，試圖調和新自由主義和福利國家以應對經濟全球化，但實質卻是比保守政黨更積極地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由于傳統產業工人數量下降，這些政黨出于選舉政治需要尋求跨階級的政治聯盟，背棄了傳統勞工選民。中左政黨這種轉變不僅使自己在政策取向上無異于右翼政黨，而且陷于喪失勞工選民基礎的境地。
四、壟斷資本的全球化：勞資關系惡化不可逆轉
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壟斷資本擺脫國內生產過剩，擴張海外積累，卻導致了全球性的勞動弱勢地位。一是外包和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了就業崗位的海外轉移，就業崗位外流壓力削弱了發達國家的工會及其集體協商能力。二是以全球“勞動套利”戰略降低勞動成本。跨國公司在它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將附加值最低、競爭最激烈、工資為競爭因素的生產和加工環節放在發展中國家，有效控制著國際工資成本，使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勞資關系日趨緊張。三是削弱各國對勞動保護的力度。跨國資本以退出相威脅，迫使各國展開降低公司和資本所得稅的競賽，或采取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限制工會和集體協商、降低最低工資標準等勞動保護措施。四是國際競爭削弱了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
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工會、集體協商、工人管理參與、雇傭保護等剛性勞動關系，容易產生高失業和削弱產業國際競爭力;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及其“彈性化”的勞動關系模式，有利于順應市場變化及時重組，擴大就業，降低成本和技術創新，是適應全球化競爭的最優模式。依據經濟達爾文主義邏輯，全球化競爭會迫使歐洲和日本放棄僵化的勞動關系，最終趨同于美國模式。至于經濟全球化導致的美國產業空洞化和失業問題，他們認為外包和海外投資雖導致低技能崗位流失，但會被國內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擴張產生的高技能崗位所彌補，形成凈就業創造。外包雖會擴大高低技能工人間收入差距，但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降低了物價水平，從而提高了工人實際工資。總之，主流經濟學把全球化描繪成勞資共贏過程，刻意淡化對勞動者不利影響。
然而，沒有證據表明經濟全球化導致各國勞資關系趨同于美國模式，也沒有證據顯示工會、集體協商和勞動保護妨礙了一國的技術創新和國際競爭力，更不能證明經濟全球化是勞資共贏的過程。事實上，盡管歐洲大陸、日本的勞資關系受到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沖擊，但并沒有完全放棄各自的合理成分。英國學者約翰·格雷曾是堅定的撒切爾主義支持者，他把美國推動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看做是新格雷沙姆法則，即“壞資本主義往往驅逐好資本主義”。因為它阻礙了在新自由主義之外尋求資本主義多樣化發展模式的努力。
工會化、集體協商程度的高低和國際競爭力之間沒有明確的關系，但如果把貿易盈余看作競爭力指標的話，兩者之間卻存在某種程度的正相關。歐洲工會化和集體協商程度較高的國家多數是貿易盈余國。相反，低工會化和集體協商的英美等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多數處于貿易赤字狀態。在美國，工會化程度的下降卻伴隨著貿易赤字的急劇攀升，因而雇傭彈性化能提高一國產業競爭力的觀點是個偽命題。無論耐克、可口可樂，還是IBM、通用電氣還是福特汽車，它們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控制和經營商標、品牌、專利、廣告、專業訣竅等所謂的“知識產權業務”，加工制造主要靠海外生產和外包獲取成本競爭優勢，甚至完全像個虛擬公司根本不搞制造業務，這必然伴隨著美國本土就業崗位的海外轉移。
撒切爾夫人當年曾經說過，新自由主義是沒有選擇的選擇。當然這絕不是說新自由主義模式是必然的和不可替代的發展趨勢。新自由主義危機實際上是這種模式找不到解決自身矛盾出路的危機。同時也表明，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核心，勞資關系的對立是根本性的，勞資合作或者改善則需要特殊的制度條件來保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