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價值觀與世界霸權

　　一、美國用槍炮強行輸出自己的價值觀

　　價值觀問題在美國對外政策中一貫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指出，“自從建國初期開始，美國人就一直為將我們的價值觀與我們的其他利益相結合而膠盡腦汁。”一點沒錯。2002年底布什總統也強調說，“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將以美國國際主義為基礎，這種國際主義乃是我們價值觀和利益的結合。”美國當局把價值觀視為“一種無形的國家利益”和“軟實力的重要源泉”而予以高度重視。這一點在蘇聯解體之后變得更為明顯。1991年，美國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要按美國價值觀來建立“世界新秩序”。1992年2月，時任國務卿的詹姆斯•貝克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念。”那么，如何推行呢?看來，美國今天已經顧不得那么多世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的“禁忌”，而需要有新的思維了。2002年6月布什總統在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典禮講話中提出“先發制人”的主張，緊接著，同年9月，在美國將伊拉克鎖定為反恐第二階段打擊目標時，布什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正式確立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原則和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和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戰略目標。當一位德國記者于2003年6問及《文明的沖突》一書的作者塞繆爾•享廷頓，“美國人的世界新秩序是什么樣子”的時候，享廷頓回答說，“美國是一個要在全世界傳播其價值觀的全球性強國”。近10多年里，美國正是在傳播“民主”與“自由”價值觀的旗號下，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戰爭。1990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的結果使美國控制了海灣地區;1999年科索沃戰爭使其勢力向東歐大大推進;阿富汗戰爭使其軍事力量進入中亞;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又使其勢力得以進一步控制中東。總之，美國的“民主”、“自由”要輸送到那里，美國的收音機、大炮和各種現代化武器就跟進到那里。拿赤裸裸的武力手段為美國的“自由”、“民主”開道。這種用暴力手段強制推行美國價值觀的做法，理所當然地激起世人的義憤和深深的思考：這究竟是怎樣一種價值觀?美國急于強行輸出這種價值觀究竟意欲何為?

　　二、美國特殊利益的政治價值觀

　　什么是美國的價值觀?什么又是美國的政治價值觀?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要考究其歷史淵源和社會制度。因為，作為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歸根到底是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生活的產物。

　　美國價值觀淵源于在殖民地土壤上滋生發展起來的商 是雄心和私欲。”1929年大危機時期擔任總統的胡佛曾經說過，“三個世紀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這個新興民族的思想動力。但是，早自殖民地時期開始，就暴露出個人主義動力的另一個方面，即擴張和種族主義。其突出表現之一便是由“雄心和私欲”引發的對印第安人恩將仇報，開始了對他們的殘暴的驅趕和屠殺。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生產和生活社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個人主義越來越走向自身的反面。許多美國有識之士正重新審視美國的價值觀念問題。

　　但是，對存在于美國公眾中的價值觀念，無論是優良傳統或存在的問題，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自我調節而加以提升或逐步克服。而且人們注意到，美國社會一開始就存在與個人主義相對的價值觀念。作為構成移民多數的勞動者，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使他們自發傾向于互助合作。直到今日我們還會看到“志愿者”在從事某種義務工作。在美國這樣一個金錢社會，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然而，絕不能把美國當局今天竭力向外推銷的價值觀看成是美國公眾價值觀的簡單延伸。事實上，正像美國一些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外交決策者利用了美國公眾對政治的漠不關心，而向外推銷一種變了味的價值觀--美國政治價值觀。學者們指出，“當大多數人漠然處之的時候，他們把外交政策的戰場交給了擁有特殊利益的人”。這些特殊利益者“雖然他們只是少數人，但他們的呼聲才是美國國會傾聽以決定美國利益的聲音”。享利•基辛格博士指出，“外國評論家提出美國謀求統治地位問題，而美國這樣做常常是對國內施壓集團所做出的反應。”由于這些特殊利益集團長期的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單邊政策和霸道行為。”也正是這些人，他們熱衷于意識形態，宣傳極端保守主義，高喊“民主”“自由”，而把美國價值觀中的利己主義推向極端。在實際做法上，他們以在全世界推廣“民主”“自由”為名，公然破壞傳統國際法準則和聯合國憲章，否定主權國家的主權。針對這種做法，一位德國教授指出：“他們正在借助武力而使世界觀的沖突……軍國主義化”。這樣，美國公眾的價值觀在這里已蛻變為服務于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價值觀。盡管這種政治價值觀表面看來具有美國一般價值觀的面貌和某些特征。然而，是完全變了味的美國價值觀。

　　從根本上講，這種政治價值觀反映了美國大財團資本家的根本利益和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又是與向全球擴張資本主義緊密相聯的。早有50多年前一位美國官員就說過，“資本主義是一個國際體系，一旦在國際上行動不開，就要徹底完蛋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把這點說得十分明白。他說，“全世界都應當采用美國的制度”，因為“美國的制度只有成為全球制度之時，才可能在美國生存下去”。也就是說，美國只有在全球進行擴張才得以生存。這是對美國價值觀的典型表述。這種情形到現在是更為突出了。1997年《外交》雙月刊上一篇題為《商業和外交政策》的署名文章指出，“在大多數美國歷史上，商業利益一直處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反之亦然。而在今后幾十年里，它們之間相互合作將變更加緊密，更加重要，更加難以駕馭和更加難以為美國公眾所理解”，“健康的美國經濟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地與外國市場相聯系。美國已不再能夠依靠國內資源來保證足夠的增長，提供足夠的工作，獲得足夠的利潤和儲蓄。現在美國有超過1/3的經濟增長來自出口。到世界之交，超過1600萬個工作崗位依靠向海外出口來維持。”文章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正確的思路是要求從政府和商業的最高層之間有堅定的合作的領導。美國外交政策和經濟的成功都基于此。”

　　為了壟斷資本的世界經濟利益，美國的對外戰略應“盡可能多地尋求權勢的積累”，“在這方面，隱藏于美國戰略背后的理論基礎就像一個在市場供應中處于壟斷地位的商號，它要去除他的商業上的敵手而不是拿他的利潤在競爭的環境中冒險。從理論上講，如果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能夠建立并保持自己唯一的大國地位，那它就會變得絕對安全。”為此，“美國爭辯說，它必須繼續保持在國際體系中的統治地位并‘打消’那些‘先進工業國家挑戰我們領導地位的念頭……即使是渴望在一個較大地區或全球角色上對我們提出挑戰’”。為此“美國必須在軍事上比其余9國包括俄羅斯、日本、中國、法國、英國和德國總的軍事支出還多”。它要分化歐洲，制服第三世界。而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在使用“硬實力”的同時，運用“軟實力”來達到目的。“像在19世紀末某些樂觀的不列顛人那樣，許多美國戰略家今天主張，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應是一個‘仁慈的’霸權主義者，通過它所說的‘軟實力’，即通過它的自由民主意識和它的開放的、多元的文化，避免引起對其優勢地位的強烈反應。而把自己的真正意圖埋藏在對民主的議論之下。”

　　由此可見，美國政治價值觀代表了一種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價值觀，它植根于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又巧妙地服務于美國的霸權，實在是美國當局一種得心應手的工具。

　　三、謀求世界霸權的美國政治價值觀給世界帶來什么?

　　現在西方某些辯護士宣傳一種觀點，似乎美國盡管有擴張的野心，但在客觀上推進了世界民主化進程，有助于經濟的發展，有什么不好?這是一種有很大欺騙性的論調。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強行推銷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已在美國國內和世界引起一系列嚴重后果。

　　(一)美國民眾的民主自由權利受到壓制

　　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民眾愛國主義情緒高漲。但是長期受到美國當局和某些媒體的影響，許多美國民眾受到特殊階層的進一步誤導，以為美國當局在國外所作所為，真的就是為著美國民眾的利益。誰要是反對向國外出兵，例如反對攻打伊拉克，就會被看作“叛逆”而備受屈辱。2003年3月10日，美國年輕的鄉村女歌手，“南方小雞”樂隊的一名成員，僅僅因為反對伊拉克動武和在舞臺上宣稱：“我對自己出生在得克薩斯州與美國總統來自同一個地方感到羞愧。”就立即受到報復，大量唱片被扔掉或碾碎，樂隊的歌曲被拒絕在電臺和電視臺上播放。與此同時，那些熱愛和平的藝人都受到巨大壓力，接到的匿名電話和恐嚇電子郵件不斷。這些人的“黑名單”的長度在與日俱增，而有的記者僅僅因為參加一次和平游行，而被停止工作好幾個星期?？傊?，“言論自由”已經成了“9•11”事件和美國政治價值觀的犧牲品。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拉攏公眾，電視、電影、電臺和報紙都在體現極端愛國和支持戰爭的思想”。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下，情報部門不惜提供被夸大的甚至是假“情報”，為對伊戰爭制造輿論。因此，美國一些報紙發出了‘我們真的對我們自己的民主感到擔憂’的無限感慨。

　　早在約170年前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就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深刻指出，“在美國，多數在思想的周圍筑起一圈高墻，在這圈墻內，作家可以自由寫作，而如果他敢于越過這種雷池，他就要倒霉了。這不是說他有被宗教裁判所燒死的危險，而是說他要成為眾人討厭和天天受辱的對象。”“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質力量進行壓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進行壓制，連人們的意志它都想征服。”

　　在美國強制輸出政治價值觀的同時，美國國內民眾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受到日益加強的壓力，這就是美國的現狀，也是美國民眾的悲劇。

　　(二)國際公認的主權原則被否定，國際組織被撇開

　　美國如果真的尊重“民主”，那就應當尊重主權原則和各國共同建立的國際組織。因為早在1648年《威斯特代利亞和約》的簽訂，就破除了羅馬教會神權統治體制的世界主權論，確立了主權平等，領土主權等國際關系中應遵守的準則，并開創了以國際會議形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這些都是國際關系民主進程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美國當局口口聲聲要輸出“民主價值觀”，本應遵循上述原則。然而美國為了建立由它“領導”的世界新秩序，拋出“主權過時”，“人權高于主權”，“邪惡軸心”等謬論，公然依仗實力，從根本上推翻主權國家平等這一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同時越過聯合國這一國際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多邊機構，獨自采取行動，這是對數百年來國際關系發展史的一個大倒退。

　　(三)在第三世界國家造成動亂，擴大南北貧富鴻溝

　　美國宣傳它所推廣的民主價值觀正在造成新型的“仁慈”帝國。這種帝國不是以獲取領土和殖民地為目的，而是要以民主、自由、私有化為主要內涵的“美國模式”來改造世界。然而，事實又如何呢?正如俄羅斯學者所指出的，“今天的美利堅合眾國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接連不斷地有效破壞其余世界穩定的基礎之上，以便于它吸收外來資本。”此外“美國輕視其他國家民族的利益，踐踏公平和人類公法，千方百計加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鴻溝，以便自己從恐怖惡魔的威脅中擺脫出來。”事實正是這樣，美國利用現行國際經濟循序而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并進一步擴大了與發展中國家在產值、科技、國民收入等各方面的差距。自1990年以來，約有100個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或停滯。由于種種原因，非洲國家更被嚴重“邊緣化”。其實，許多非洲國家的內部混亂，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國家的經濟動蕩等等，無一不與“美國模式”有關。盡管如此，美國仍在壓發展中國家接受這種模式，致使這些國家不僅經濟困難無法擺脫，政治動蕩難以平息，而且經濟主權、政治安全也將進一步喪失。探索并提出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

　　美國急于強行輸出其政治價值觀的虛偽性和嚴重后果，可見一斑。

　　(四)美國越來越將自己置于與世界人民的對抗地位

　　早在2002年初，俄羅斯一位學者即指出，“2001年9月11日的慘劇完成了從蘇聯解體后開始的蘇聯后世界的形成過程。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人類已從兩個國家集團的對抗轉向本質上是另一種對抗--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和所有其他人的對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經濟發展上離美國越遠的社會，這種對抗就越尖銳，其采取的方式就越是殘酷和無情。”一年多來，由于美國當權者濫用美國人民在“9•11”事件后的愛國熱情，假借美國公眾的價值觀，以輸出民主價值觀為名，大肆向世界擴張，其結果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甚至連過去美國的盟友德、法、都起而反對美國的倒行逆施，更不必說第三世界許多國家了，盡管其中一些國家懾于美國的淫威而不敢公開譴責美國的做法，但這不過是一種暫時保全美國面子的一種假象，是無法持久的。

　　針對美國的所作所為，美國有識之士對美國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約瑟夫•奈指出，“美國不會永遠保持霸權地位。如果我們高傲自大，對外部世界麻木不仁，浪費我們的軟實力，我們就會增加受到攻擊的危險，賣空我們的價值觀，加速我們優勢的喪失。”他在其著作《美國霸權的困惑》的前言中最后寫道：“我感到憂慮的是美國的前途。我們應該怎樣增加并有效利用源于我們根本價值觀的力量，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全球信息時代美國面臨的嚴重挑戰?”

　　看來，這真正是美國應當認真對待的難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74期，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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