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海灣國家一改過去相對低調的外交政策，配合西方高調干涉阿拉伯鄰國內政。在利比亞問題上，正是海灣國家的竭力推動，才使聯合國順利通過若干制裁決議，由此為西方發動空襲、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權提供便利，卡塔爾和阿聯酋甚至還出兵參與“圍毆”卡扎菲。在敘利亞問題上，海灣國家積極向巴沙爾政府施壓，扶植敘反對派，并呼吁聯合國加大對敘制裁。[1]5月25日敘利亞胡拉鎮發生屠殺平民事件后，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更是借機加大推動敘利亞政權更替的決心和力度。[2]沙特國王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稱，“從開國的阿卜杜拉·阿齊茲國王算起，沙特從不曾在一場革命中如此起勁地反對一個阿拉伯國家。”[3]卡塔爾更是“幾乎在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沖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4] 海灣國家當前外交舉動讓不少人頗感意外。仔細探究可以發現，這些國家的外交舉動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其影響更是不可低估。
一
有人將卡塔爾等海灣國家的“大外交”舉動，歸結為“拿破侖情結”(Napoleon complex)，[5]即身材矮小的人(或國家)由于自卑感作祟，而力圖在其他方面強過別人。用這種說法解釋海灣小國當前的外交政策固然形象，卻失之簡單。實際上，當前海灣國家的外交行為與中東劇變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正是中東劇變引起的區域內力量消長，為海灣國家推行“外交新政”提供了契機。
肇始于2011年的中東劇變，使不少中東共和制國家陷入政權危機，如埃及過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領頭羊”，但在穆巴拉克政權垮臺后，該國各派力量紛爭加劇，政治動蕩加劇，政治轉型前景不明，由此使埃及等阿拉伯非產油國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外匯資源日趨枯竭。如埃及外匯儲備2011年初時為360億美元，而到當年10月已降至220億美元，GDP增長從過去年均5%降至1%。[6]有學者稱，埃及經濟正以“自由落體”態勢加速惡化。[7]在這種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共和制國家無暇在地區事務中發揮主導性作用。這就給海灣小國在阿拉伯世界大顯身手提供了難得“機遇”。
與埃及等國相比，海灣君主國憑借厚實的家底及西方扶植，安然度過政權更替潮，并使其傳統優勢凸顯，政治經濟影響力水漲船高。中東劇變初期，海灣國家為避免政權垮臺而出臺種種惠民政策，截至2011年9月已花費1500億美元，[8]但地區局勢緊張造成的油價持續飆升，又使其經濟損失一定程度得到彌補。據統計，2012年海灣六國石油收入有望達到5720億美元，預計到2013年，海灣六國海外凈資產將達到2.1萬億美元。[9]這使其相對于共和制國家的財富效應更加凸顯。同時，外部政治環境對海灣國家日益有利。2011年3月以來，西方不斷加大對中東國家尤其是區域內激進國家的干預和打壓力度，同時對海灣君主國坐大態勢網開一面，甚至竭力扶助，這種外力干預加劇了地區力量對比的消長，也為海灣國家在地區發揮影響力提供了便利。此外，海灣國家的組織優勢更加明顯。相較于分散無力的阿盟，由海灣6國組成的海灣合作委員會(海合會)是中東地區內聚力更強、整合度更高的地區性組織。在中東劇變中，海合會國家“抱團取暖”并接納約旦和摩洛哥為成員國，加大了海灣國家在地區舞臺中的權重。中東力量格局發生的幾十年不遇的變化，為海灣國家在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難得契機。當前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外交空前活躍，顯然是要借機填補地區權力真空。[10]此外，海灣國家的外交行為還被視為是中東君主制國家對共和制國家發動的一場“阿拉伯新冷戰”。[11]
從深層看，海灣國家當前聯手西方(實際是追隨西方)干預阿拉伯鄰國的外交舉措，乃是阿拉伯世界“小國林立”地緣破碎格局所致依附性生存方式的結果。拿破侖曾指出，了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懂得了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12]不同國家地理疆域和國家規模的差異，決定了其國際行為方式的巨大差別。瓊·戈特曼曾將國家分為“亞歷山大式”和“柏拉圖式”兩類，前者主要是通過征服以及覬覦全球而獲得龐大領土的國家，后者往往是由一個城市加上其腹地組成的小國。前者是領土型的，奪取和統治領土對它至關重要。后者最關注的則是將自己并入一個更廣闊的體系之中。[13]大國由于擁有更大實力和潛質，通常會謀求自立、自主、自強，乃至具有影響和主導國際秩序的外交抱負。[14]而小國能力有限，無論政權生存還是經濟發展，都離不開外部環境，在外交上更是依靠超級大國。[15]在海合會六國中，除沙特外，其他5個國家總面積才42.5萬平方公里，堪稱典型的“柏拉圖式”的國家。這些海灣國家(除沙特外)國小力薄，處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走廊，但又缺乏同地區大國較量的實力，因此懷有一種持久的不安全感。[16]為確保自身安全，它們除了強化地區合作(如成立海合會)，唯有引入第三方勢力，借助外部強援平衡地區大國影響。因此，“阿拉伯小國準備從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尋求安全保障，以此防范他們的阿拉伯兄弟。”[17]海灣國家的這種依附性生存方式，體現在安全、經濟乃至價值觀等各個領域。
在安全問題上，海灣國家基本將安全事務“外包”給了西方大國，尤其在冷戰結束、西方世界在國際體系中一枝獨大的背景下，海灣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更加依靠西方(特別是美國)。1990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正是靠美國出兵才得以復國。海灣戰爭后，阿曼、卡塔爾、巴林、阿聯酋、科威特等先后與美國簽署《防務合作協定》，允許美國使用本國的軍事基地。目前，美國在海灣小國均有軍事存在，如在阿曼有錫卜空軍基地，美國中央司令部前沿總部設在卡塔爾;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總部及母港。阿聯酋還將法國拉入到海灣地區。2008年，阿聯酋允許法國使用該國軍事基地。法國總統薩科齊也投桃報李，曾在訪問阿聯酋時聲稱： “當你們的安全受到威脅時，法國將堅定不移地站在你們一邊。”[18]近幾年，海灣國家由于擔心伊朗崛起的威脅，在安全上更加依附西方大國，購買美國軍火、部署反導系統、配合“中東版小北約”計劃等，都是要通過引入“美國因素”來防范伊朗。美國國務卿希拉里2012年4月1日公開表示，“在海合會國家建立地區導彈防御系統是美國的優先任務”。[19]在當前中東動蕩中，海灣國家幫助西方打壓敘利亞，實際上是試圖借西方之力抵消、削弱伊朗的地區影響力。
在經濟上，海灣小國不具備實現進口替代的基本條件，因此從一開始就高度依附西方經濟體。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2011年度《全球經濟自由度報告》，巴林、卡塔爾、阿曼、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海灣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在中東北非地區(MENA)17國中均位居前列，這表明海灣國家與西方已形成一種不對稱的經濟相互依賴。同時，海灣國家大部分海外資產也投向西方市場。據估計，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SWFs)大約有6000億-10000億美元，其中60-85%投向歐美市場，特別是美國和英國。[20]因此，海灣國家與西方經濟體休戚相關。有學者認為，海灣國家在中東劇變中之所以與美、歐結成三角同盟，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海灣國家無論石油出口還是剩余資本投資，都明顯依托美歐市場。[21]
這種依附性還體現在價值觀領域。海灣小國不能自行承載政權安全、經濟自立、軍事自保等對主權國家至關緊要的諸多重任，因此其價值觀甚少在“霸權/反霸”、 “安全/獨立”、“民族/國家”等宏觀層面敘事。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號稱阿拉伯世界新銳媒體，標榜自由、寬容和獨立報道，西方也不時指責其煽動反美情緒，[22] 但該電視臺所使用的話語體系基本上是“民主/獨裁”、“自由/壓制”等西方主流媒體慣用的敘事方式。這種話語體系的流行很容易使阿拉伯民眾的政治訴求偏離其真相，也容易掩蓋西方干涉中東事務的霸權實質。有媒體認為，“半島新聞節目的目的好像就是為惹惱其他阿拉伯國家”。[23]中東劇變后，半島電視臺抱著一種“站著說話不腰疼”和“看熱鬧不怕事大”的態度，不斷進行鼓動性報道，助推“阿拉伯之春”蔓延。[24]由于它在敘利亞問題報道偏頗，憤怒的敘利亞民眾在該臺駐敘辦事處外墻刷上“謊言，謊言，還是謊言”的標語，以嘲諷它自我標榜的“真相，真相，只有真相”。 2012年3月，該臺多名記者因不滿這種歪曲報道憤而辭職。但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卻贊賞該臺報道的是“真正的新聞”，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稱對其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現感到“自豪”。[25] 這種反差從側面說明，半島電視臺日趨成為西方話語霸權的傳聲筒。
二
當前中東正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任何變量都可能影響未來中東格局的重塑。而海灣國家與西方里應外合干預中東政治轉型，改變了中東原有政治生態。
首先，海灣國家的外交干預進一步重挫了阿拉伯世界的內部整合進程。中東頻頻成為西方的權力競技場以及“動蕩、沖突、戰爭”的代名詞，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地緣版圖破碎及由此導致的各行其是，內訌不止。阿拉伯國家要想真正擺脫這種歷史宿命，唯一辦法就是像歐洲那樣，走團結、聯合乃至統一的道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風靡一時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國家合并潮，某種程度上就是重新整合中東地緣版圖的積極嘗試。而西方為維護在中東的霸權利益，更希望中東繼續保持四分五裂狀態，因而總體上一直排斥、打壓阿拉伯國家的團結聯合訴求。而當前海灣國家聯手西方干涉阿拉伯鄰國的外交行為，與近一個世紀來幾代阿拉伯政治家和有識之士謀求聯合自強的大方向背道而馳，反而與西方大國一貫奉行的“以阿制阿”、阻撓阿拉伯世界聯合趨勢的霸權主義路線不謀而合，由此極大損害了阿拉伯世界的自我整合進程。
一方面，它進一步清除了有關阿拉伯世界團結聯合的價值理念和政治遺產，使阿拉伯世界聯合自強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當前海灣國家外交干涉的重點對象——利比亞和敘利亞，恰好是主張或曾經主張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共和制國家。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堪稱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的最后一位“政治遺老”。卡扎菲1969年上臺后，積極倡導阿拉伯民族主義，推進阿拉伯國家間聯合和合并，盡管這些外交努力相繼失敗，卡也在后期將外交重心轉向非洲，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了諸多“阿拉伯聯合”等許多真理顆粒和思想閃光點。只要這種思想火種保存下來，其就有可能孕育、轉化為新的政治運動。但在這次中東劇變中，海灣國家聯手西方“圍毆”卡扎菲，并使其最終戰敗身死，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殘存的政治象征已被清除，標志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徹底終結。[26]而敘利亞一直被稱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搖籃”[27]，該國執政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實現阿拉伯民族統一。在卡扎菲政權被推翻的背景下，阿薩德政權已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最后政治遺產。一旦該政權在外部干預下被顛覆，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留下的有關阿拉伯聯合的政治理念和歷史遺產，將被徹底清空。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原本內含謀求民族復興的因子，但如今利比亞政權更替和敘利亞陷入危機，使阿拉伯民族復興再次失去破土發芽的機會，阿拉伯世界的聯合自強更加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它催生、激活了被干涉國家內部的分離意識和分裂勢力，加劇了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的趨勢。近些年，由于西方干涉中東的力度不斷加大，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趨勢日益顯現。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伊拉克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三大勢力分據南部、中部和北部，分離跡象明顯，北部庫爾德地區儼然已成“獨立王國”。在西方勢力插手下，蘇丹南方于2011年2月通過公投宣布獨立，使蘇丹這個非洲面積最大的阿拉伯國家被一分為二，且南北沖突至今未停息。這次中東劇變發生后，海灣國家聯手西方干預利比亞等國內部事務，強推政權更迭，催生或加劇了這些國家的地方主義和分離主義。利比亞原本是由互不隸屬的三大地區(西部黎波里塔尼亞、東部昔蘭尼加和南部費贊)構成的半現代國家，過去卡扎菲靠強人統治勉強將各部分攏在一起，而卡扎菲政權垮臺使利比亞各部族擁兵自重，地方主義和部族意識日趨抬頭。2012年3月，該國石油資源豐富的東部昔蘭尼加地區宣布高度自治，由此對盛產天然氣的南部費贊地區和柏柏爾人的西部地區形成誘惑。目前，利比亞繼南部賽卜哈發生騷亂后，西部祖瓦拉、朱邁勒和萊格達林地區的柏柏爾部族和阿拉伯部族也發生流血沖突，利比亞分裂風險加大。[28]但海灣國家并未汲取教訓，反而試圖在敘利亞移植“利比亞模式”。而敘利亞社會政治結構比利比亞更復雜，地緣位置也更敏感。如果巴沙爾政權由于外部強行干涉而垮臺，勢必引發更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導致阿拉伯世界的更大分立和動蕩。
其次，海灣國家配合西方的外交干預，加劇了阿拉伯世界的“軟政權化”和政治退化趨勢。中東劇變使許多中東國家進入政治轉型期，選擇何種政治制度直接關涉國家興衰。理論上說，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既具有較強行動能力的“強政府”特性，又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廣政治參與”特征;或者說至少二者居其一。但海灣國家聯手西方強行干預中東政治轉型，使這兩類目標一個也未實現，反而朝著加劇“軟政權化”和“政治退化”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這種外部干預加劇了中東政治本就存在的“軟政權化”[29]趨勢。阿拉伯國家積弱積貧的特定處境決定了其政治轉型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一種可以有效進行社會動員、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強政府”制度結構。而在中東政治實踐中，符合這類特征的政體恰好是伊拉克(伊戰前)、利比亞、敘利亞等實行的共和/威權政體，尤其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實行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一黨專政，社會動員和資源整合能力非常強，它對掌權者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紀律約束，因此能在政治上動員國內民眾支持其改革性目標，并可以在不依靠西方支持的情況下維護國內安全。[30]在中東現當代史上，只有這類國家真正有能力推進本國工業化和提高大眾福利，敢于向西方叫板。而西方國家出于掌控中東的戰略需要，一直不遺余力地抹黑并伺機用 “民主化”削弱中東的“強政府”制度。美國在2003年占領伊拉克后，迅速解散了伊拉克的軍隊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使伊拉克政府由此淪為半癱瘓的“弱政府”，喪失了國家復興、自強的政治行動力。
在當前中東政治轉型中，阿拉伯國家要想借政治轉型實現繁榮富強，建立或重塑類似過去伊拉克和現在敘利亞的“強政府”制度，才是必經之途。但海灣國家與西方結成當代版的“神圣同盟”，重點打擊和削弱的恰好是這類共和/集權式國家，并由此導致被干涉對象的國家能力遭到極大削弱，使中東“軟政權化”趨勢加劇。例如，利比亞卡扎菲的強人統治雖然被西方指責為“獨裁專制”，但正是這種威權統治確保了利比亞政令統一，并成為非洲福利水平最高的國家。這種威權政體被推翻后，接管最高權力的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軟弱無力，根本沒有能力統合全國各派力量，使該國很快陷入群龍無首、群雄割據的混亂無序狀態，使其未來不得不高度依附西方，再無能力像卡扎菲時期那樣敢于對西方強硬。敘利亞也是如此。由于西方和海灣國家不斷施壓，敘利亞不得不開放黨禁，實現多黨選舉，使該國“強政府”根基遭到削弱。如果西方推翻巴沙爾政權，相信其第一件事就是解散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徹底摧毀敘東山再起的制度基礎。這種“軟政權化”趨勢的最終結果，就是使中東日趨臣服于西方腳下，有能力和底氣與西方叫板、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阿拉伯國家更加稀缺。
另一方面，導致中東出現不同程度的“政治退化”趨勢。為有效掌控中東，西方在中東地區一直刻意扶植那些代表保守勢力和落后生產關系的當權者和政治制度(尤其是海灣國家)。這類政權由于統治基礎孱弱，“如果沒有外來保護，這些統治集團在自己的社會中沒有一個會有安全感。”[31]為此它們不得不高度依附西方，悉心維護西方在中東的種種利益。由此不難理解，中東為何會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實際就是“軟政權”)保留最多的地區，而且這些國家在中東歷次重大事件中幾乎總是自動與西方結盟。[32]
而這次海灣國家聯手西方干預中東劇變，實際是借西方之手削弱利比亞、敘利亞等共和制對手，維護、塑造有利于保守落后勢力的制度安排和地區秩序。[33]這種干預直接導致中東保守勢力上升，并由此加劇中東“政治退化”趨勢。具體地說，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伊斯蘭保守勢力紛紛抬頭。利比亞過渡政府2011 年11月24日成立時，其領導人賈利勒公開表示，利比亞今后要以伊斯蘭教作為立法基礎，任何有違沙里亞法的法律都是非法和無效的。[34]突尼斯、埃及、也門均出現了伊斯蘭勢力上升的態勢。埃及、利比亞等國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據說得到卡塔爾、沙特等海灣國家的大力支持。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瓦哈比式的宗教復興，而不太可能變成一種對內勵精圖治、對外反西方的政治運動。海灣國家促成伊斯蘭溫和勢力上臺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讓中東國家激進的瓦哈比主義取代溫和伊斯蘭主義者，用伊斯蘭法嚴格控制人民生活，使其在某些方面比任何獨裁統治者更專制。[35]二是舊王朝復辟勢力蠢蠢欲動。利比亞東部部落起身造反時，舉的就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旗幟。2011年12月，前伊德里斯王朝的賽努西王子從意大利返回利比亞，這是其自該王朝被推翻后首次回國。2012年3月利比亞東部地區在宣布實行自治時，曾公開呼吁利比亞恢復實行伊德里斯王朝時期的聯邦制。 ——利比亞頗有舊王朝復辟的態勢。此外，由于社會日趨保守化，中東部分國家已經取得的社會進步成果(如婦女解放等)可能得而復失。可以肯定，如果中東轉型沿著這條路往下走，阿拉伯世界的復興前景只會更加黯淡，阿拉伯國家只會進一步依附西方。
結論
從世界范圍看，地區一體化已成為各國謀求安全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在世界各地區紛紛建立、強化地區性合作的今天，中東地區仍然沒有建立包含域內所有國家的地區性組織，阿盟雖是覆蓋面最廣的地區性組織，卻長期陷入功能紊亂、缺乏有效的集體行動能力，以致無法阻止阿拉伯世界的內訌。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阿盟好像已開始進行轉型，[36]但在海灣國家的主導下，這種轉型卻選擇了與西方聯手干涉阿拉伯國家內部事務的方向，這樣非但不能提高阿盟的國際影響力，反而強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內部分裂，使阿拉伯民族自強復興更加變得不可能。
海灣國家追隨西方共同干預中東事務，本來是想借依托西方增強自己在中東的影響力。但這些國家缺乏成為地區大國的潛質，其依附性生存方式使其既無法實現政治、經濟和文化自主，也不可能對西方在中東的霸權行徑真正說“不”，因此其無力承擔領導阿拉伯民族復興的重任，也無法贏得阿拉伯世界的廣泛支持。它們積極干預阿拉伯國家內政的外交舉動，與西方將阿拉伯世界納入勢力范圍的戰略圖謀不謀而合。此前，西方干預阿拉伯世界事務一直擔心出現“以基督徒為一方、以穆斯林為另一方”的“文明間沖突”，但這次海灣國家的內部策應徹底打消了西方的顧慮，使西方對中東事務更加肆無忌憚。就此而言，海灣國家實際上扮演了西方稱霸中東的“特洛伊木馬”角色[37]，起到了西方和以色列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敘利亞就斥責卡塔爾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奴仆”[38]。
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西方正是由于需要“第五縱隊”來對付阿拉伯世界不聽號令的“激進國家”，海灣小國才會在西方戰略棋盤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旦這些地區強國歸順西方，海灣小國在西方戰略中的價值也就隨之降低乃至消失，最終逃脫不了被西方拋棄的結局。為了眼前利益而甘當西方絞殺中東“激進國家”的馬前卒，這不僅無益于阿拉伯民族復興大業，也會損害海灣國家的長遠利益。
[1] “Saudi Arabia seeks tough UN action against Syria”, Saudi Gazette,April 25, 2012. (上網時間：2012年4月25日)
[2] “GCC must mobilize resourcesto help Syrians: Prince Saud”, Arab News,June 6, 2012, 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604059&news_type=Top&lang=en. (上網時間：2012年6月7日)
[3] “Arabia lifts curtain on diplomacy as Syria killings spur King to act”, http://gitm.kcorp.net/index.php?id=593083&news_type=Top&lang=en. (上網時間：2012年3月8日)
[4] Guido Steinberg, “Qatar and the Arab Spring: supporting Islamist and anti-Syrian Policy”, SWP Comments, February 2012, p.1.
[5]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 2011.
[6] Ben Heineman Jr, “Why Egypt's Economy Matters”,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12/ why-egypts-economy-matters/249718/.(上網時間：2012年4月1日)
[7] Spengler，“Humpty Obumpty and the Arab Spring”，Asia Times Online，Jun 1, 2011.
[8] Elizabeth Broomhall , “Arab Spring has cost Gulf Arab states $150bn”, http://www.arabianbusiness.com/arab- spring-has-cost-gulf-arab-states-150bn-419429.html.(上網時間：2012年3月21日)
[9] “GCC foreign assets to hit $ 2.1t”, Khaleej Times,April 19, 2012.
[10]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 2011.
[11] Curtis Ryan , “The New Arab Cold War and the Struggle for Syria”, Middle East Report, Spring 2012,
[12][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頁。
[13][英]杰弗里·帕克著，劉從德譯：《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華出版社，2003年，第103頁。
[14] 參見(英)赫德利•布爾著，張小明譯：《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61-180頁。
[15] Jeanne A. Hey edited,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3，p.5.
[16] Kenneth M. Pollack, etc.,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p.176.
[17] Barry Rubin，“The Geopolitics of Middle East Conflict and Crisis”，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ERIA)，Volume 2, No. 3, September 1998.
[18] Rick Rozoff, “Gulf State Gendarmes: West Backs Holy Alliance For Control Of Arab World And Persian Gulf”, http://www.voltairenet.org/Gulf-State-Gendarmes-West-Backs.(上網時間：2012年3月 11日)
[19] “Clinton proposes missile shield to protect GCC”, Arab News, April 1, 2012.
[20] Gawdat Bahga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 the Gulf States: An assessment”, p.33, http://www2.lse.ac.uk/government/research/resgroups/kuwait/research/papers/sovereignwealth.aspx. (上網時間：2012年3月29日)
[21]Adam Hanieh & Farooq Sulehria, “Arab Spring revolutions far from over”, http://www.greenleft.org.au/node/49973. (上網時間：2012年3月5日)
[22] Oren Kessler, “The Two Faces of Al Jazeera”,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pp. 47-56.
[23] Simon Henderson，“Qatar's Quest to Become the Leading Arab Stat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341.(上網時間：2012年3月13日)
[24] Robert F. Worth and David D. Kirkpatrick, “Seizing a Moment, Al Jazeera Galvanizes Arab Frustr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11.
[25] Oren Kessler, “The Two Faces of Al Jazeera”,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pp. 47-56.
[26] Mohamad Bazzi，“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 death-of-the-qaddafi- 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7] David W. Lesch, “Evolution of Bashar al-Asad”,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17, Issue 2, Summer 2010, pages 70–81,
[28] 黃培昭、張夢旭、孫健：“部落沖突致使利比亞面臨分裂風險”，《人民日報》，2012年4月6日。
[29]“軟政權”是指“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行政命令貫徹能力的退化、行政實施效率的低下和法律規則被任意破壞而引起的綜合現象”。參見蕭功秦：“‘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現代化的兩重陷阱”，《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1期。
[30][美]彼得·高恩著，顧薇、金芳譯：《華盛頓的全球賭博》，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頁。
[31][美]彼得·高恩著，顧薇、金芳譯：《華盛頓的全球賭博》，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8頁。
[32]Bart Hesseling, “Qatar's Trailblazing Diplomacy”, http://arabsthink.com/2011/11/21/qatars-trailblazing- diplomacy/ .(上網時間：2012年3月8日)
[33] Christian Koch, “Arab Gulf States seek stability not the status quo ante”, http://www.drougos.gr/?p=19099.(上網時間：2012年3月20日)
[34]Patrick Seal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48703. (上網時間：2012年3月20日)
[35]“中世紀將取代‘阿拉伯之春'”，《參考消息》，2012年3月29日。
[36] David Schenker, “How to Explain the Arab League's Shocking Decision on Syria?”, New Republic, December 1, 2011.
[37]幾年前就有媒體將卡塔爾視為西方埋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洛伊木馬”。參見Muhammad 'Ali Ibrahim, “Qatar Is a Trojan Horse that Harms Arab Interests”,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July 22, 2008.
[38]Anthony Shadid，“Qatar Wields an Outsize Influence in Arab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4, 2011.
《現代國際關系》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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