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需要來一場“阿拉伯之春”運動嗎?這是我給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 福山打電話時腦海里閃現的一個問題。福山是《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的作者，正在撰寫兩卷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我從他最近寫的文章中看出，他的研究引導他針對美國當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個非常激進的問題，即美國是否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 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
“否決政體”阻礙決策
福山說：“現在存在權威危機，而我們卻沒有用這些術語思考這一問題的準備。美國人思考政府問題時，想的是要制約政府，限制其權力范圍。”這可追溯到我們的建國政治文化。法治、權力的定期民主輪替以及保護人權等制度的建立是為盛氣凌人、權力過度集中的政府制造障礙。福山指出：“可是我們忘了，成立政府也是為了發揮作用和作出決斷。”
這在聯邦政府層面上正在喪失。像我們這樣嵌入諸多制衡機制的制度應有——實際上也需要——兩黨在重大問題上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盡管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分歧。不幸的是，冷戰結束以來，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正在導致我們整個體制陷于癱瘓。
首先，我們增加了制衡，使決策更加困難——比如參議員阻攔提案表決權現在被用來阻礙行政部門的任命，或參議院阻擾議事規則，任何重大法案要獲得通過，必須得到60票而非51票的多數支持。我們的政治分歧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重。民主黨前參議員拉斯·范戈爾德曾經對我說，按照當前兩極分化的速度，兩黨人士不久就會要求消費品反映他們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會有共和黨牌牙膏和民主黨牌牙膏”。而且，聯邦政府的大規模擴張、金錢在政治中的作用擴大導致特殊利益集團游說者人數及其影響和阻礙決策的能力大增。
利益集團導致僵局
的確，今日之美國越來越像政治學家曼庫爾·奧爾森在其1 982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國家興衰探源》中所描繪的社會。他警告說，如果一個國家積聚了太多高度關注的特殊利益游說集團——它們比關心整個國家利益的廣大民眾擁有更大固有優勢——它們就會像多足章魚一樣，讓政治制度失去活力。
福山說，換個說法，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隊伍比以往更龐大、更易動員、更富有，而執行多數人意志的機制卻更乏力。這樣一來的后果是要么立法癱瘓，要么就是小題大做，胡亂達成妥協方案，不求最優，這些方案往往是在面對危機不勤勉而為達成的。這就是我們的否決政體。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新書《該開始思考了：衰落時期的美國》的作者埃德·盧斯指出，如果你相信美國的經濟成功在于有一個不擋路的政府這樣一個幻想，那么僵局和否決政體很適合你。但是如果你對美國歷史有充分了解——所以你知道政府通過維護法治、頒布激勵冒險和防止魯莽的規章、讓勞動者接受教育、建設基礎設施和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等對于推動經濟增長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否決政體就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它破壞了我們成功的秘訣：一種平衡的公私伙伴關系。
體制需要徹底改革
福山認為：“要擺脫我們當前的癱瘓狀態，我們不僅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而且需要改革體制規則。”這包括取消參議員阻擾表決權和阻擾例行立法的規則，由人數少得多的議員超級委員會起草預算案——就像負責處理關閉軍事基地問題的議員，并“由非黨派機構，比如國會預算局，投入大量的技術專家”，他們不受利益集團的壓力，然后提交國會，進行一次不可修訂、成敗在此一舉的投票表決。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絕對不會實現。”可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嗎?“所以，我們絕對不會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不管誰當選。”只要我們是一個否決政體而非民主政體，我們就不可能是偉大國家。我們畸形的政治體制——國會變成了一個合法賄賂的論壇——實際上導致我們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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