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至24日，埃及總統大選正式啟動，共有13名總統候選人參加角逐，因此本次大選競爭激烈。這次選舉是穆巴拉克垮臺后舉行的首次總統選舉，同時它也是自1952年“七月革命”以來，埃及由威權政體轉向民主政體的重要標志，由此本次選舉受到各方廣泛關注。
埃及這次總統選舉是繼去年“一二五革命”推翻穆巴拉克舊政權之后，建立新制度的重要嘗試。其直接目標便是徹底終結延續了幾十年“穆巴拉克時代”，使該國由領導人事實上的終身制統治變成定期輪換制，同時，這種政治更替主要體現的是多數埃及民眾的意愿，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由當權者自己說了算。因此，不難理解，本次選舉是埃及政治中的大事，也是好事。
不過話說回來，民主選舉解決的只是國家領導人產生方式的問題，也就是解決了所謂“程序合法”的問題，至于領導人當選后應該推行何種政策路線，重點側重服務哪個階級，則不是民主選舉本身所能解決的。
很顯然，未來埃及領導人推行何種政治路線問題(它涉及到“實質合法性”問題)，遠比領導人通過何種方式產生更為重要。當初穆巴拉克之所以被埃及民眾趕下臺，僅僅將其歸咎為威權統治顯然是不夠的。事實上，當年納賽爾在擔任埃及總統期間，同樣實行鐵腕統治，但由于其推行的是一條有利于多數民眾、有利于維護國家尊嚴的內外路線，所有其始終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信賴和支持。甚至當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遭受慘重失敗、納賽爾主動提出辭職后，會有幾十萬埃及民眾涌到納賽爾住所，對其竭力挽留。這種事例從側面說明，領導人推行何種政策路線更為重要。
事實上，當初穆巴拉克被趕下臺，除了其長期專權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其在經濟上推行新自由主義，大規模實行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私有化，并由此造成一大批靠裙帶關系致富的權貴資本，使該國貧富分化加大，貧困率進一步增加到48%。同時，這種新自由主義還造成埃及民族工業進一步解體，日趨淪為西方經濟體系的邊緣地帶，成為依靠石油、旅游、蘇伊士運河等地租性收益過活的落后國家。而在外交領域，穆巴拉克則推行親西方外交，充當美國在中東的戰略支柱，依賴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同時埃及還與阿拉伯世界的宿敵——以色列關系密切，甚至長期以低于成本價向以色列出售天然氣，由此造成埃及在國際社會和阿拉伯世界的整體地位和影響力日趨下降。
從這一意義上，埃及民眾無論是當初起身抗議穆巴拉克統治，還是這次積極參與大選投票，與其說他們關心的政治參與本身，不如說是期待未來的埃及領導人能夠推行一種不同于穆巴拉克時期的政策路線，真正幫助埃及民眾和國家擺脫落后和依附狀態，真正改善民生，增加就業機會，重振埃及地區大國雄風。因此，如果埃及真的要通過總統選舉翻開新的歷史一頁，走上一條煥然一新的發展道路，僅僅總統換人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換思路，換路線，換政策。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要摒棄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振興民族工業;同時糾正過去過度親近美國和以色列的對外政策。
做到這點并不容易。一則是政治訴求與經濟訴求本身存在結構性矛盾。埃及在長期慣性作用下，已經成為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現在，要想真正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產關系，而要完成這些任務需要的是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而現在埃及選擇的民主政治道路，其前提恰恰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由此使當前的民主政治很難承載國家政策路線根本性轉變的任務。二是候選人的階級屬性存在局限。在目前埃及的13名總統候選人中，呼聲最高的4個人實際分屬兩個集團：前外長、前阿盟秘書長穆薩，以及前空軍參謀長、前政府總理沙菲克，兩人都與前政府淵源密切;而另外兩個人都來自伊斯蘭陣營：自由與正義黨候選人穆爾西本身就來自穆兄會，另一位頗有競爭力的候選人福圖赫，原本是穆兄會指導辦公室(領導機構)成員，后因宣布參加總統選舉才被穆兄會除名。就此而言，埃及總統大選實際是在世俗的官僚權貴與伊斯蘭宗教人士之間的角逐，兩派候選人的出身和背景決定了其政策綱領具有先天局限，其上臺上能否在政策思路上脫胎換骨，真正推行新政，仍需拭目以待。
《大眾日報》201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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