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處境與極右派問題

　　歐洲的處境與極右派問題

　　俞力工

　　一．極右派的產生

　　多年前，曾經有位猶太學者譏諷道“猶太人數千年來早已通過異族通婚喪失了一個民族的共同特征，然而反猶的極右派卻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大意)。他指的是，當前西方街頭頻頻出現的極右派，看來都有點目露兇光、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眉骨外凸、而且多喜歡留光頭、身著皮夾克、紋身遍布、腳踏大頭皮靴...，恍如出自同一父母。

　　這個文化特征的描述，不能算是過度的夸張，卻也的確很難做一合理的社會學解釋。有時，我還真是懷疑，是否還有一批人數不多的歐洲人帶點尼安德塔人的血統。

　　80年代中期以前，極右派的確極少在街頭出現，原因不外是一般政府多致力于反法西斯教育，社會壓力非常強大;當局對他們采取的是嚴格的專政管制。那時，處于邊緣地帶的低收入、低文化的群體，一旦遇到挫折，時有投靠極左派的傾向。我們這批68年代人士在西方剛好經歷了一段“左傾輝煌時代”，也剛好在這個階段，我們吸收了許多自由主義、社會正義、節制資本、民族共融、多元文化、主權獨立、和平共處、支持窮國的觀念;而這一切，目前即便不是蕩然無存，多提兩句便有不合時宜的感覺。

　　如今，自冷戰結束，來自共產、左派陣營的制約力消失后，西方原有的左派陣腳大亂，邊緣群體跑到極右陣營的人數日益增加。這也是這次法國選舉國族陣線獲得18%選票的來由。

　　其實，一般西方社會普遍存在著15%左右的潛在性極右派人口。這些人懼外、仇外、保守、地方主義色彩極為濃厚，一旦受到“我們第一”、“我們優先”、“外X人滾出去”的號召，便不假思索地披掛上陣，走上街頭。至于這批本身即處境岌岌可危的邊緣地帶人口，認為應當踩在哪一個弱勢群體的身上，才能表現出自己的優越性?這完全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說，那要看這個社會剛好出于什么歷史、社會原因，什么時代吸收了什么樣的外來族群。該外來的弱勢群體可以是猶太人、吉普賽人，可以是外籍勞工和難民，也可以是伊斯蘭教徒或佛教徒;或者，也可以像臺灣，把箭頭指向菲勞、外省人、大陸妹或外籍新娘…;還有，隨著反恐戰爭、反伊斯蘭運動的深化，中國大陸反伊斯蘭民族的氣焰也日益膨脹。這些，都可視為國際新保守主義政策的“附帶創傷”。

　　就一般情況，歐洲聯盟范圍內的極右派政黨至多能夠取得5%的選票，而要想取得15%以上的選票則非常之難。這也就是說，當前法國極右派國族陣線所得到的18%已遠遠超過潛在極右人口的上限。類似例子也曾在奧地利出現過，即90年代時其自由黨曾獲得29%的選票，并因此加入了聯合政府，也因此受到歐盟的冷落與制裁。

　　據分析，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極右派所得的選票會多到讓人“跌破眼鏡”。一是，執政黨的表現實在太差，導致大量抗議群體的出現。這個群體平日對政治并不熱衷，而參加投票只是為了抗議，為了“教訓”執政黨而做出支持極端派的選擇(當前極左勢力已不存在);二是，執政黨本身在迎合極右派或執行極右的民粹主義政策，由是讓許多選民認為極右派才是名副其實的領導者。薩科奇政府，剛好就同時犯了這兩個錯誤，因此輸得理所當然。

　　為避免“放馬后炮”之嫌，筆者順手摘錄一段去年發表的評論作為補充：

　　“法國涉入阿富汗、伊拉克、巴爾干的程度遠不及德國，其原因在于過去是老謀深算、與美國不睦的密特朗與希拉克掌權。如今薩科齊民調很差，此人有猶太血統，又一向拿弱勢群體大做文章，煽動民粹主義。如今一頭栽在美國懷里，恰好反映他不是個地道的法蘭西人。薩科齊投機倒把、私德不佳，結局不會太好。”

　　二.奧蘭德勝選與歐洲的處境

　　歐洲國家通過戰后的諒解與合作，經濟、社會方面成功的整合，順利調整并克服70年代

　　的石油危機，歡欣地迎接冷戰的結束與和平的到來，于是在90年代之初，信心滿滿地提

　　出了“引進統一貨幣”(歐元)和實施“獨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主張(即1992.2.7生

　　效的“馬城條約”的主要內容)。

　　1992.3.8日美國發表“國防文件”，除了要求鞏固美國的國際統治地位，防止強大

　　對手產生，促使北約成為西方陣營安全保障工具(過去只是區域性聯防組織)之外，還

　　明確指出要阻止任何一個區域排斥美國、建立自己的安全政策。

　　如今，20年過去了，北約從不曾跨越成員國家的領土一步，發展到四下出擊，勢力直達

　　北非、中亞、中東、阿拉伯海。歐盟也早已對建立“獨立外交與安全政策”毫無信心，

　　甚至閉口不談。歐元更是頻頻受到美英一方的奚落與打擊，該新生事物是否能夠維持下

　　去，目前不得而知。

　　這次法國社會黨勝選，許多人視其為重新邁向社會正義的一線“轉機”。該情況讓人憶及90年代初克林頓擔任總統(93至01年)、尤其是布萊爾擔任英國首相并提出社會民主的“第三條道路”之后，評論界一時紛紛期盼冷戰結束后廣泛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特別是擴大金融市場)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卻不料，克林頓自擔任總統的第一天開始，國會眾、參兩院均由保守黨把持，因此整個兩任期間就讓共和黨牽著鼻子走。至于布萊爾，當然也就從97年上任首相開始，必須積極配合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反恐”外交路線，致使國庫空虛，“第三條道路”也無疾而終。其直接的影響就是，把歐洲聯盟成員一個個地綁架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車上，四下進行軍事干預行動。另一方面，又得坐視金融投機資本巧立名目，大肆對股市、金融市場進行“剪羊毛式”的定期盤剝，由是使建樹了百年之久的社會民主主義嚴重倒退。

　　鑒于歐洲大陸文化底蘊的深厚與經濟、政治基礎的牢固，尚且讓盎格魯薩克森帝國在短短二十年之內攪和得毫無招架之力。如今，奧蘭德雖然脫穎而出，其社會黨在整個歐盟范圍卻十分孤立。因此他的勝選是否可視為“轉機”的征兆，筆者還相當審慎保留。

　　20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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