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政治伊斯蘭對中東北非劇變的解讀——以伊扎布特（伊斯蘭解放黨）為例

試析政治伊斯蘭對中東北非劇變的解讀——以伊扎布特（伊斯蘭解放黨）為例

錢雪梅 　

摘要：政治伊斯蘭對當前和未來中東北非政局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主張能否代表和引導大多數民眾。伊扎布特提出，中東北非抗議的民眾不是想要民主，而是想要伊斯蘭制度。皮尤調查顯示，穆斯林大多數民眾歡迎伊斯蘭在政治中發揮作用，但這不等于他們完全支持政治伊斯蘭的主張，更不等于支持極端主義。穆斯林民眾向往民主，但他們對民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所以北非劇變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劇變沒有改變穆斯林對美國和西方的評價。在中東北非特殊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各種政治伊斯蘭力量將長期存在，并在體制之內或之外繼續施加影響。

近一年來，各方對中東地區的關注增加了新的熱點話題：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政治劇變。迄今英語和漢語學術界對這場劇變的解讀方式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政治－經濟分析方法。這是學界解讀政治事件的經典和傳統的方法，具體可以進一步分為三個方面：（1）探究突發政治事件背后的深層或者結構性根源，把相關國家或者政權在過去幾十年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所導致的民眾不滿和抗議，作為政治事件的核心原因，努力揭示突發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凸顯政治－經濟之間的相關性，以及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或規律。學者們一再強調，政權專制腐敗、任人唯親，貧富懸殊、失業率高、民眾生活困難等問題，是劇變的內在原因；（2）關注劇變中相關主要政治行為體，包括其構成和行為特點，強調特定政治力量在劇變中的作用。比如，外國力量的介入或干預、本國青年一代及其使用的社交網站、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的組織動員等；（3）使用西方政治學有關政治發展的范疇，對劇變進行定性和分析，比如將其描述為民主力量對專制腐敗的反抗／革命，是阿拉伯人民的“政治覺醒”，是“阿拉伯民主春天”的來臨，是一種進步等等。
這一類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雖然其中某些方法（比如上述第三種）隱藏有不易覺察的話語和價值導向，但依然在較大范圍內形成共識。相比較而言，以下兩類分析方法的意識形態立場和色彩更加分明。
第二，新自由主義方法。建立在所謂“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同埃及劇變之間的相關性，是學者們一再提及的，但它屬于上述第一類方法。本文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方法，是指以既定的“民主”觀念為標尺，去衡量和評價中東北非劇變進程，尋找其中符合或者不符合“標準”的地方，加以評判。雖然在這個以“民主”為導向和標尺的平臺上，有悲觀論者，也有樂觀論者，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意識到其特殊的話語意義，但無論如何，這種方法不僅體現了某種話語霸權的影響，同時也有意無意地加入了建設或推廣特定話語的努力。突尼斯和埃及分別于2011年7月、9月宣布推遲議會選舉時間之后，“未完成／不徹底的革命”成為學術界和西方主流媒體的一個熱詞。近幾個月來，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更成為關注的焦點，有學者指出它試圖保存穆巴拉克時代的核心政治體制（比如內政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意圖實行“喬裝的權威主義統治”。
第三，東方主義方法。這是傳統的東方學在中東北非劇變分析中的具體應用，它不僅沿襲了傳統東方學對伊斯蘭的種種觀念和預設，而且還專門聚焦于伊斯蘭同中東北非劇變的內在聯系，關切劇變之后伊斯蘭力量在中東北非政治舞臺上的作用。基于對1990年代初阿爾及利亞和2006年巴勒斯坦選舉的記憶，不少人特別擔心伊斯蘭宗教－政治力量，尤其是激進的政治伊斯蘭組織或運動“劫持民主”的可能性，關切北非劇變可能產生的外溢效應，其可能對國際社會特別是反恐局勢產生重大的消極影響。這種方法的極端表現形式再現了“伊斯蘭恐懼癥”。
歸根結底，上述三類方法有一個共同點：以“劇變”為中心。其中，新自由主義方法和東方主義方法又更多是從特定的立場出發，在外部對“劇變”進行觀察、分析和預測。對于中東北非劇變與政治伊斯蘭運動的走向的分析，僅以“劇變”為中心進行探究可能還是不夠的，還需要輔之以另一個角度：了解政治伊斯蘭運動／組織對劇變的解讀和主張，以及這種解讀和主張在穆斯林民眾中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政治伊斯蘭從來都是多樣化的，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運動可以代表“政治伊斯蘭”的全貌。限于篇幅和能力，筆者亦不可能在此對各種政治伊斯蘭運動或組織進行逐一陳列分析。本文僅選取伊扎布特（Hizb ut－Tahrir）作為個案，描述它對中東北非劇變的解讀和相關主張，分析這些主張與相關國家民意之間的關系。希望以此微觀角度的觀察，增進對劇變的了解。

一、伊扎布特概略

伊扎布特是“Hizb ut－Tahrir”的音譯，意譯為“解放黨”，又稱“伊斯蘭解放黨”。其創建者、巴勒斯坦人塔齊烏丁•納布哈尼（Taqiuddin al Nabhani，1909－1977年）原是穆兄會成員，1953年因不滿穆兄會太保守、對納賽爾政權過度軟弱的狀況，脫離穆兄會，在耶路撒冷成立了伊扎布特。
根據伊扎布特的自述，它是一個以伊斯蘭為意識形態的政治組織，在烏瑪（Ummah）內活動。它的奮斗目標是：復興已經嚴重衰落的伊斯蘭烏瑪，把它從卡菲爾（kufr，異教徒）的各種思想、制度和法律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使烏瑪擺脫卡菲爾國家的控制；恢復伊斯蘭哈里發國家，恢復烏瑪歷史上曾為“世界第一國家”的應有位置，進而恢復《古蘭經》的統治權威，恢復伊斯蘭對人類的指導。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演變，伊扎布特成為當代影響最大的跨國政治伊斯蘭組織之一，在40多個國家建立了分支機構。當前，它的總部設在安曼，倫敦是其全球新聞中心。蘇聯解體之后，伊扎布特在中亞地區非常活躍，并一度被認為是美國在中亞利益的重大威脅。在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巴基斯坦、孟加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敘利亞、約旦、埃及、利比亞、突尼斯、德國、丹麥等大約40個國家，伊扎布特都遭到取締或者禁止。
伊扎布特之所以受到許多國家的禁止和取締，主要在于它直接挑戰國家政權和政治秩序，否認民族國家體系和所有現存政體的合法性，試圖用新的世界秩序取代現存國際秩序。塔齊烏丁•納布哈尼明確拒斥當前各種社會政治制度，認為伊斯蘭制度比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更加優越，稱伊斯蘭國家是所有問題唯一正確可行的解決方案。在他看來，當今沒有任何國家是真正的伊斯蘭國家；推翻現政權統治，實現解放，是全世界每個穆斯林的神圣義務。為此，伊扎布特號召穆斯林行動起來，推翻現有國家政權，實現全世界穆斯林的統一，建立“哈里發國家”：以哈里發為國家最高領導，以伊斯蘭教法為憲法和法律。在現實政治實踐中，伊扎布特謀求奪取政權，改變現政權和社會制度的屬性，建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并逐步擴展，最終建立具有世界帝國性質的哈里發國家。
伊扎布特的世界秩序觀念是以二元對立的世界觀為基礎，以吉哈德（jihad）為手段，追求哈里發帝國一統天下的目標。在它看來，世界要么是實行伊斯蘭統治、貫徹伊斯蘭原則的伊斯蘭之家（Dar al－lslam），要么是異教徒居住的戰爭之地（Dar al－Harb），舍此沒有第三種狀況。穆斯林與異教徒處于交戰狀態。在哈里發帝國建立起來之前，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伊斯蘭烏瑪的敵人，它們總是尋機傷害伊斯蘭和穆斯林，在穆斯林中間制造分裂。因此，吉哈德現在是、未來也是每個穆斯林的義務，直到末日審判；穆斯林處于持續的吉哈德狀態，這是把伊斯蘭原則傳播給世界并使之得以確立的唯一方法。
相應地，伊扎布特拒絕現存的國際法體系，主張國際關系只能遵循沙利亞（shari’a，伊斯蘭教法）。由此，任何穆斯林都不得同異教徒簽訂軍事和約或保護協議，不得把自己的事務交由聯合國安理會處理或者委托給世界上任何國家，不得服從外國統治；必須建立以沙利亞為唯一準繩的伊斯蘭國家（哈里發），它必須主導國際局勢，重新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根據伊扎布特2001年的構想，未來的伊斯蘭國家將擁有強大的軍力：“伊斯蘭烏瑪將擁有比前超級大國蘇聯和現存超級大國美國二者相加更強大的潛力和軍事力量。伊斯蘭烏瑪將擁有至少550萬常規軍，400萬預備役部隊……至少5000架戰斗機，27000輛坦克，擁有機械化部隊，擁有達到戰略規模數量的驅逐艦、潛艇、各種彈道導彈、常規導彈、非常規導彈（包括熱電核彈頭），還有能夠進行海區和次海區作戰能力的海軍，并且對世界上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擁有制空權。”

二、伊扎布特對中東北非劇變的解讀

伊扎布特密切關注中東北非劇變的態勢，2010年底以來表現十分活躍，尤其是在輿論宣傳和思想動員方面。縱觀近一年來伊扎布特網站的相關聲明和言論，可以把它對中東北非劇變的解讀框架大體歸納如下：
第一，中東北非劇變是必然的，是真主對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離經叛道者的懲罰。這些專制統治者對內實行高壓和恐怖統治，壓迫穆斯林民眾，違反了伊斯蘭的公正原則；他們貪污腐敗，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違背了伊斯蘭道德，在他們揮金如土的同時，許多民眾食不果腹，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對美國、法國等殖民主義列強奴顏婢膝，出賣穆斯林利益和伊斯蘭事業，因此，他們必然受到真主的嚴懲。
第二，“北非革命”是穆斯林的歷史機遇；實現真正變革、建立哈里發國家的時機已經成熟；突尼斯和埃及的例子證明，人民有能力推翻效力于西方殖民者的腐敗統治者。然而，推翻專制統治者可能造成新的政治空間，西方殖民主義者將試圖加以利用，通過各種干預手段，繼續維護其殖民利益。因此，穆斯林必須團結起來，盡力阻止西方列強對利比亞、敘利亞等穆斯林國家內部事務的干預，保護烏瑪的安全，強大的埃及軍隊必須而且能夠承擔起解放穆斯林兄弟的尊貴義務。
第三，阿拉伯世界蓬勃興起的穆斯林反抗活動，其目標不是為了實現西方式的民主，而是為了推翻專制暴君、終結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徹底結束依附狀態，建立伊斯蘭國家。這一要求在突尼斯、埃及和班加西的游行隊伍中隨處可見，但西方媒體對此佯裝不知，繼續聲稱“阿拉伯之春”是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誤導世界輿論。與此同時，由于語言障礙和反恐語境的限制，在西方媒體的鏡頭面前，大多數穆斯林要么被少數會說英語的人所代表，要么則是對媒體宣揚的“民主運動”保持沉默。于是，在穆斯林世界出現了“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想要的是伊斯蘭，卻被西方媒體描述為“親民主的力量”。
實際上，伊扎布特對西方式民主一直持否定態度。從納布哈尼到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人都曾經專門論述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違背伊斯蘭的，堅決反對穆斯林參與民主體制。北非劇變發生后，伊扎布特重申并進一步演繹了西方民主及其價值觀同伊斯蘭正道之間的根本對立。它宣稱，西方式民主主張通過人民的公意來制定法律，要求實行政教分離，這是對安拉權力的根本背叛，因為安拉是唯一的立法者，是絕對的主權者。針對西方媒體對“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定性，伊扎布特也予以駁斥，提出穆斯林反抗和推翻離經叛道的專制統治者，是一種伊斯蘭責任，不是西方所說的民主責任；穆斯林抗議者所想要的是自由公正地選舉能代表和保護穆斯林利益、捍衛伊斯蘭事業的領導人，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
第四，穆斯林世界的真正變革不是更換統治者，而是在穆斯林土地上一勞永逸地根除異教徒的體制，建立哈里發制度；只有建立哈里發國家，才能解放穆斯林被占領土，實現全世界穆斯林的統一，確保世界公正，實現種族平等，消除貧富差距。只有哈里發制度才是當前變革的唯一正確方向，任何既有民主政府模式都只會帶來當代西方面臨的各種問題，而哈里發制度則擁有解決當前各種社會問題的答案。如果不明白這一點，盲目地從西方模式中去尋找埃及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未來，就必然誤入背叛安拉、選擇明顯低劣的體制這一雙重愚蠢之中。
至此，可以把伊扎布特對中東北非劇變的解讀簡化為四個要點：（1）背叛伊斯蘭是政治劇變的根本原因；（2）穆斯林烏瑪必須團結一致，全力防止西方殖民主義的干預；（3）穆斯林抗議的目標不是為了實現西方式的民主，而是為了建立伊斯蘭國家，確立哈里發制度；（4）只有哈里發制度才能實現真正的變革，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所有問題。
分析這四點主張對當下和未來時局的影響力，可以發現：首先，政治劇變已經和正在發生，和所有其他政治事件一樣，人們對既有政治現象的根源／成因的解讀總是見仁見智，伊扎布特作為一個以伊斯蘭為意識形態的政治組織，其歸因方法與其他政治伊斯蘭組織相比，并無二致：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為背叛了伊斯蘭，災難是真主的懲罰；其次，有關“穆斯林的事務自己做主”的主張，迄今還沒有、也不大可能變成現實；埃及軍隊并沒有起來響應伊扎布特的號召，出兵保護利比亞的兄弟姐妹。相反，西方國家的干預始終都存在，在利比亞他們毫無掩飾，在也門和敘利亞公開活動，埃及軍方與美國之間的友好關系也沒有因為穆巴拉克的倒臺而受到影響；再次，有關“哈里發制度是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的主張，和所有其他關于遙遠未來世界的美好構想一樣，是難以憑空證明或者證偽的烏托邦，目前還看不到建立哈里發國家的跡象和可能性。
因此，伊扎布特對時下和未來中東局勢的影響力，關鍵在于它的第三點主張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真實的民意，或者說這一主張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動員和引導民眾。真正的核心問題是：穆斯林民眾究竟想要什么，西方式民主還是伊斯蘭制度？
有關西方式民主和伊斯蘭制度之間的關系，學界和政界進行探討和爭論的文獻資料可謂汗牛充棟，但西方式民主與伊斯蘭制度哪個更好、哪個更適合穆斯林國家的現實生存和未來發展等問題，還沒有也不大可能有定論。本文直接以相關民調數據作為參照，來分析伊扎布特的第三點主張同民意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能否代表和影響民意，才是衡量乃至決定政治伊斯蘭組織能否真實有效地參與建構當前和未來政局的關鍵。

三、皮尤的相關民調結果

最近十年來，有關穆斯林民意調查的數據很多，本文選取的主要是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關數據。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在此將其全息呈現。就上述問題而言，需要的核心數據包括：（1）穆斯林民眾如何看待伊斯蘭在政治中的作用？如何看待政治伊斯蘭（或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2）穆斯林民眾如何理解和看待民主政體？（3）中東北非劇變是否改善了非西方穆斯林對待西方的總體態度？
根據皮尤發布的相關數據，筆者有以下幾點發現：
第一，穆斯林國家大多數民眾一致認為，伊斯蘭應該在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多數穆斯林對伊斯蘭迄今所發揮的作用予以積極評價，只有極少數穆斯林反對把國家法律建立在伊斯蘭原則和《古蘭經》的基礎之上。
根據皮尤2010年12月發布的數據，過去五年，除了巴基斯坦以外，越來越多國家的穆斯林民眾主張伊斯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大作用；在土耳其、尼日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國，持此觀點的民眾已經構成壓倒性多數（近90%）。
在埃及，有關伊斯蘭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大小，支持者與反對者基本上平分秋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如表1所示，在那些認為伊斯蘭在政治生活中無關緊要的埃及埃及穆斯林中，80％的人認為這不是一件好事，不利于國家的生存發展；巴基斯坦和約旦的情形也類似。

表l 伊斯蘭在政治中發揮的作用的效果評估

認為伊斯蘭在政治中發揮重大作用 認為伊斯蘭在政治中無足輕重的穆
的穆斯林認為這種狀況： 斯林認為這種狀況：
好（%） 壞（％） 好（％） 壞（％）
埃及 95 2 2 80
印度尼西亞 95 4 — —
巴基斯坦 88 6 9 79
尼日利亞 88 7 — —
黎巴嫩 72 19 49 42
約旦 53 37 2 91
土耳其 45 38 26 33

有關伊斯蘭在政治生活中迄今已有的作用，大多數穆斯林給予了積極評價。在黎巴嫩和土耳其，持消極評價者所占比例較大（將近1／3），但持積極評價的人數依然更多：印尼91%，埃及85%，尼日利亞82%。
伊扎布特等政治伊斯蘭組織一貫主張，衡量一個國家體制是否符合伊斯蘭原則的關鍵標尺是以沙利亞為國家憲法和法律。皮尤調查2011年5月發布的數據表明，一半以上的穆斯林贊成把沙利亞作為國家法律的依據之一。如表2所示：在巴基斯坦、約旦和埃及，60％以上的穆斯林認為國家法律應該嚴格遵循《古蘭經》教義，另有16％－27％的民眾雖然認為法律不一定要嚴格遵循《古蘭經》教義，但卻應該遵循伊斯蘭的價值觀和原則。也就是說，在這三個國家，90％以上的穆斯林民眾主張，國家法律不能離開伊斯蘭原則和基礎，只有5％以下的民眾反對《古蘭經》教義影響國家法律。同樣，在土耳其和黎巴嫩，雖然有略超1／3的民眾認為《古蘭經》教義不應該影響國家法律，但是持相反觀點的人依然占多數，分別為53％和56%。

表2 民眾對國家法律的宗教基礎的看法

（各種觀點人群占總數的百分比）
法律應該嚴格遵 法律應該遵循伊斯蘭價值 法律不應該受 未置可否
循《古蘭經》 教觀和原則，但不一定嚴格 《古蘭經》教義 （％）
義（％） 遵循《古蘭經》教義（％） 的影響（％）
巴基斯坦 78 16 2 4
約旦 70 25 3 3
埃及 62 27 5 5
巴勒斯坦 36 30 12 22
印度尼西亞 26 56 14 5
黎巴嫩 20 36 37 7
土耳其 8 45 34 13

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態度”研究項目2007年在埃及、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印尼調查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它的結論是：“總體而言，大約3／4的受訪者同意應努力嚴格執行沙利亞，努力‘讓伊斯蘭國家免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2／3的受訪者甚至希望‘把所有的伊斯蘭國家統一成為單一的伊斯蘭國家或者哈里發’。”另據約旦大學戰略研究中心005年8月的調查，在敘利亞，贊成把沙利亞作為立法源泉之一的穆斯林也占一半以上。
第二，政治伊斯蘭組織和運動被西方主流話語稱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調查顯示，穆斯林民眾對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并不像“伊斯蘭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問題那樣，有大致統一的認知，而是見仁見智。除了黎巴嫩以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基本勢均力敵。但與當今學界流行的某些“常識”不盡相同的是：首先，在相關國家普通穆斯林民眾的眼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現代主義”之間并不總是存在明顯的矛盾和沖突。其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主要支持者并不限于社會底層和貧困人群，相反，在中產階級乃至高收入群體中，有更大比例的人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支持“原教旨主義”絕不等于支持極端主義，穆斯林民眾也關切并反對極端主義的破壞性作用。
表3顯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相關國家的群眾基礎。可以看出，在支持還是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問題上，除黎巴嫩外，其他國家基本沒有出現一邊倒的狀況，即便是在巴基斯坦、印尼和土耳其，雖然兩個群體的規模相差10個百分點以上，但是雙方都沒有構成簡單多數。

表3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支持率（％）

更同情伊斯蘭原 更同情反對伊斯蘭原 都支持 都反對 未選擇
教旨主義者 教旨主義的人
巴基斯坦 14 18 3 10 25
巴勒斯坦 37 28 14 17 5
約旦 36 37 11 15 2
埃及 31 30 11 15 14
土耳其 24 45 4 14 14
以色列 23 27 20 21 9
印度尼西亞 18 36 5 18 23
黎巴嫩 3 94 0 2 1

人們習慣以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現代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二者沒有共通之處，必然處處相互為敵。實際上，現實社會的復雜多樣性并非如此涇渭分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現代主義的支持者之間并不總是構成劍拔弩張之勢，在穆斯林社會，這兩大思想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斗爭和沖突不是時時處處顯而易見的。表4的數據表明，在黎巴嫩和土耳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現代主義”之間的張力較為突出，多數受訪者都認識到它的存在，在巴基斯坦、印尼和尼日利亞，約有40%的人意識到這種斗爭，在埃及，認為存在這種矛盾和沖突的人不足1／3，約旦則僅為1／5。

表4 現代派和“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斗爭

感知到斗爭的人（％） 其中，認同于……的人（％）
現代派 原教旨主義者
黎巴嫩 53 84 15
土耳其 52 74 1l
巴基斯坦 44 61 28
印度尼西亞 42 54 33
尼日利亞 42 39 58
埃及 31 27 59
約旦 20 48 38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究竟是誰感知或者覺察到這種張力和斗爭？從表4可知，在黎巴嫩、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和約旦，認為有矛盾的多數人認同現代主義，而在埃及和尼日利亞，感知到矛盾的人則多支持或同情“原教旨主義”。結合相關國家的社會發展程度和近年的政治局勢，便不難了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現代主義”這兩大思想流派在各國現實政治生活中已有的力量對比，以及雙方對當前政治機遇的態度及其上升／下降趨勢，同時還可以識別出兩大思想主張在民眾中得以立足的根基所在。
人們一般以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激進組織或者極端思想的群眾基礎主要是社會底層和貧困者，因為窮則思變。但依據皮尤2011年4月在埃及的調查，首先，“原教旨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規模大體類似，都不足人口的1／3；其次，在“原教旨主義”的支持和同情者中，只有20％來自低收入階層，其余70％來自中高收入群體。在低收人群體內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同情支持者比反對者少15個百分點；而在中高收入群體中則是相反的態勢。

表5 埃及低收入階層較少支持“原教旨主義”

總數（％） 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者（％）高收入階層（％）
贊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31 20 35 35
反對原教旨主義 30 35 29 25
兩者都贊同 11 15 9 9
兩者都反對 15 22 13 10
不知道 14 8 14 21

該項調查結果還表明，低收入階層對穆兄會的支持率相對較低，只有26％的人表示非常喜歡這個組織，而持相同態度的人在中等收入階層中占41％，在高收入階層中占4%。埃及另一個十分活躍但相對世俗的組織“四月六日運動”（April 6 Movement）在不同收入階層中的支持率也大體類似，分別是：低收入群體57％；中等收入群體71％，高收入群體80％。這一結構足以讓我們重新更審慎地思考政治變革的主力、“政治反抗”的成因和未來。
不過，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并不等于支持極端主義；在穆斯林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國家，人們也把極端主義看作是一種威脅。，除了土耳其以外，其他國家60％以上的民－眾對極端主義的總體態勢表示擔心，在黎巴嫩、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和埃及，大多數民眾對自己國內的極端主義感到憂慮，這實際上反映了近期這幾個國家政局動蕩的一個重要側面。據調查，穆斯林對極端主義的普遍擔心在于其暴力性。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區，人們格外擔心極端主義可能導致國家分裂。
第三，在皮尤調查的穆斯林國家中，民眾普遍認為，民主比其他政府形式更好。中東北非劇變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感到興奮，并進一步強化了多數穆斯林對民主的認同。不過，與西方媒體和學者更多強調選舉程序不同的是，絕大多數穆斯林把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作為民主最重要的元素；在民主良政與經濟強盛之間，大多數民眾更傾向于后者。
這種狀況在情理之中。伊斯蘭是一種普世性的宗教信仰，“穆斯林皆為兄弟”的觀念深入人心，加上全球化所提供的各種資訊便利，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民眾對中東北非劇變保持密切關注，而且絕大多數穆斯林對劇變感到興奮。皮尤的同一項調查還發現，在阿拉伯國家，許多民眾樂觀地期待或者相信，劇變將導向更多民主，但是以色列人卻對此持懷疑態度。
皮尤2010－2011年的追蹤調查顯示，穆斯林民眾對民主政體的認同較為普遍，大多數民眾認為民主優越于其他政府形式，巴基斯坦在這方面例外：民眾對扎爾達里政府的失望，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民主體制的評價。根據調查，劇變進一步強化了某些國家穆斯林對民主的認同，埃及穆斯林對民主的好評程度從2010年的59％上升到2011年的71％，不過在土耳其，認為民主體制好過其他政體的穆斯林民眾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從2010年的76％降為66％。

表6 對民主的看法

民主優越于所有其 在某些情況下，非民 政府體制對我 未置可否
他政府體制（%） 主政府更可欲（％） 無關緊要（％） （%）
黎巴嫩 81 10 6 3
約旦 72 19 8 2
埃及 71 17 10 3
土耳其 66 21 3 10
巴勒斯坦地區 64 23 11 3
印尼 58 16 20 6
巴基斯坦 46 19 17 18

在政治學領域，“民主”是公認的“麻煩詞匯”，有關民主的內涵和本質，自古以來便爭議不斷。穆斯林民眾對這個概念也有他們自己的理解。在絕大多數受訪者看來，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是民主內涵中最重要的兩項內容。
不僅如此，當穆斯林被進一步要求在“經濟強盛”同“民主政體”之間作出唯一選擇時，大多數民眾選擇了前者。換言之，穆斯林普遍認為，“經濟強大”比“民主政體”更重要，要求實現經濟發展的愿望更加強烈。當然，土耳其穆斯林看起來更相信制度的重要性，這反映出土耳其現代以來與其他穆斯林國家在立國基礎、政治體制和理念方面的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土耳其近年來不俗的經濟表現有關。2010年土耳其經濟增長率為8.9％，成為世界第17大經濟體。前不久，美國克林頓國務卿明確表示，強大的民主體制將有助于土耳其經濟發展。
再結合劇變之前和時下該地區的經濟政治形勢，可以看出，穆斯林民眾希望通過“民主”達到怎樣的目標；同時也可以發現，中東北非政治劇變的現實目標及穆斯林民眾觀念中的“民主”，同西方媒體與政治家的描述之間，存在怎樣的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多達71％的穆斯林強調政治穩定在“民主政體”中的優先性，這反映了民眾對未來的一種期待，同時也透露出他們對政局動蕩的擔憂和焦慮。
實際上，如何克服動蕩，實現政治穩定，并不是專屬于中東北非和穆斯林世界的問題，而是全世界共有乃至貫穿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一個重大問題，2011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主題即是《沖突、安全與發展》。在國際學術界，有關民主與政治穩定之間的復雜關系，一直是政治發展研究的核心話題。一生致力于此的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現代化進程孕育著不穩定，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政治發展的首要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政治穩定是政治民主的前提條件；現代民主是西方的產物，在非西方社會實踐和推行民主化必須要考慮文化因素，否則可能引起包括文明沖突在內的各種問題。
但知易行難，尤其是身處復雜的國際社會之中。如何超越路徑依賴，在民主與穩定之間實現平衡，同時盡快實現經濟發展，將是劇變之后相關國家及其新政權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第四，被西方媒體描述為“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北非劇變，沒有改變穆斯林對西方的評價，也沒有改變西方人對穆斯林的印象。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伊斯蘭同西方關系不好，這種關系狀態自然會制約西方民主體制在穆斯林社會的示范效應和軟實力影響。
當下和未來延續并可能加深雙方隔閡的一個敏感問題是，穆斯林國家該如何實現經濟發展。如前所述，穆斯林普遍認為經濟發展是當前最緊迫的需求。原則上，西方也認為穆斯林國家應該努力發展經濟。但是，在如何實現經濟發展這一重要問題上，西方和穆斯林卻存在明顯分歧，因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確定：是哪些主要因素阻礙了穆斯林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此，在受訪穆斯林民眾中，53％的人說美國和西方政策是穆斯林國家經濟落后的首要原因，86％的西方民眾則不以為然。將近1／3的西方人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穆斯林國家經濟問題的主要原因，但88%的穆斯林民眾反對這一觀點。（參見表7）當然，在涉及經濟發展技術層面的問題時，雙方也有某些基本共識：教育缺乏、政府腐敗和民主缺位等問題是造成穆斯林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但是，即便我們不再深究雙方對于民主、腐敗的定義是多么不同，僅僅是觀察雙方對西方政策的后果、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的不同認識和評價，便不難預見，未來有關中東穆斯林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和道路的爭論，很容易轉變為觀念和價值之爭。

表7 穆斯林國家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

穆斯林民眾（％） 西方民眾（％）
美國和西方政策 53 14
政府腐敗 49 54
缺乏民主 42 50
教育缺乏 36 36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12 32

當然，西方和伊斯蘭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同質體，而是多樣化的群體，相互之間交錯共存。與此同時，有諸多跡象表明，這兩大類群體之間在文化心理和感情上的邊界線依然清晰可見，而且邊界線兩側的群體對對方都有大體相似的負面看法。這種凝聚著集體歷史記憶的觀念必然影響著他們的現實選擇和對未來的偏好，實際上，這類觀念一直影響著穆斯林國家的民眾對自己國家政府的評價和態度。伊扎布特對本•阿里、穆巴拉克等被推翻政權首腦與西方關系的抨擊，在民眾中不乏贊同和回應者。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這種輿論或者“民意”的影響力也不會完全消失。
穆斯林民眾對伊斯蘭制度的好感有信仰作為深厚根基，它使得絕大多數穆斯林可以在不了解“伊斯蘭制度”具體內涵的情況下，而樂于接受它。但原產于古希臘、盛行于歐美的“民主”卻不太一樣，不可能像“伊斯蘭制度”那樣，在穆斯林社會中得到無條件的擁護和支持。盡管近年來在歐洲、美國和穆斯林世界，有不少學者努力試圖尋找和證明伊斯蘭與“民主”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通性，但對普通的穆斯林大眾來說，他們更多是通過現有真實的“民主國家”來認識了解民主的。觀念形態的“民主”在穆斯林社會中是否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歸根結底有賴于具體的“民主國家”和“民主體制”的形象。
在這方面，當今民主國家似乎沒有給穆斯林提供多少正面的信息，暫且不說巴基斯坦的民主實踐，只看自詡為“民主自由樣板”的美國。皮尤過去三年的追蹤調查顯示，中東北非劇變沒有改變美國在穆斯林國家民眾心中的形象：除了印尼穆斯林明顯親美以外（占一半以上），其他大多數穆斯林民眾對美國的評價總體上以負面居多，且人數不斷增加。在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2011年有將近90％的民眾表示不喜歡美國，增加了6－8個百分點。2010－2011年，喜歡美國的穆斯林民眾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略有增加，但只占受訪者的1／5以下。

結論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結論：
第一，廣大普通穆斯林民眾未見得都贊同政治伊斯蘭的主張，但是，中東北非劇變也不是西方式的民主革命，很難說是西方價值觀和民主的勝利。當然，美國等西方國家近期內不大可能放棄其繼續在中東推銷西方式民主的努力；借助于國際機制和政治經濟壓力等手段，這種努力還可能在局部見效，但是，要在中東地區完全移植或者復制西方式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二，伊斯蘭作為信仰和文化土壤、近現代歐洲殖民主義對亞非人民的掠奪和壓迫、現當代國際關系中的霸權主義、相關國家半個世紀來的政策失誤、社會發展同民眾現實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全球化的深度發展等元素，都構成了政治伊斯蘭的生命力源泉。基于此，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之內，各種政治伊斯蘭力量必將繼續存在和發展，積極參與當下和未來的政治進程，在體制之內或者之外，積極動員和引導民意，繼續對相關國家政治進程施加影響。
第三，與西方式的民主及其價值觀相比，政治伊斯蘭的某些主張可能更貼近穆斯林民眾的現實和感情需求，但是，這并不一定意味著政治伊斯蘭就能夠主導未來穆斯林國家的政治發展。在突尼斯最近舉行的選舉中，有112個政黨角逐議席，但伊扎布特沒有獲準參選。實際上，無論政治伊斯蘭組織提出多么具有吸引力的綱領和政治主張，作為一個政治行為體，其主觀愿望與實際能力之間總是存在差距，這種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所處的客觀環境和條件。除了是否代表或贏得民意、能否動員和掌握民眾之外，構成這一客觀環境的因素還有很多，比如全球伊斯蘭復興、反恐語境、各國政府的政策、與其他政黨／宗教力量的競爭合作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變量。因此，要全面了解一個政治伊斯蘭組織所可能具有的政治影響力，還需要對各種變量加以綜合分析，全面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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