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卡塔爾的“拿破侖情結”

　　田文林

　　在當前中東劇變中，許多阿拉伯國家忙于自保，無暇顧及在地區舞臺上發聲。相形之下，卡塔爾作為海灣小國，其外交舉動反而十分搶眼。中東大動蕩之際，卡塔爾正好擔任阿盟輪值主席。在其引導下，阿盟與西方聯手，積極干預中東事務。

　　在利比亞問題上，卡塔爾不僅牽頭參與通過聯合國(微博)制裁卡扎菲政策，還直接出兵聯手圍毆卡扎菲政權。在敘利亞問題上，卡塔爾積極參與孤立和制裁巴沙爾政權、資助敘利亞反對派。在2月4日舉行的“敘利亞之友”國際會議上，卡塔爾直言解決敘利亞危機應考慮“所有選項”，其中包括直接進行武力干預。此外，卡塔爾還在也門和突尼斯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有人認為，卡塔爾“幾乎在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沖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卡塔爾過去的外交政策就十分另類，但這次聯手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頻頻上演“兄弟鬩于墻”的怪現象，還是讓世人大跌眼鏡。阿爾及利亞《新東方報》曾撰文指出，卡塔爾在敘利亞問題上的積極表現有些“莫名其妙”。

　　小國家大國夢

　　有人用“拿破侖情結”來形容卡塔爾當前“小國家，大外交”的表現。卡塔爾領土面積1萬多平方公里，人口100多萬人，屬于典型的彈丸小國，但其外交政策卻大開大闔，儼然是地區大國的模樣。因此用“拿破侖情結”來解釋卡塔爾的外交行動似乎也不為過。不過，后來研究表明，高個子男人更易在矛盾中具有攻擊性，矮個子比高個子更有暴力傾向的“拿破侖情結”的說法不能成立。同樣的道理，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卡塔爾的外交行動，確實有些簡單化了。

　　事實上，卡塔爾當前外交如此活躍，顯然與中東劇變的大背景有關。2011年開始的中東劇變使地區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尤其是中東共和制國家普遍陷入政權危機。埃及過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領頭羊，但現在卻因穆巴拉克政權垮臺及接踵而至的政治轉型，無暇顧及在地區發揮主導性作用，由此使中東持續了幾十年的由共和制國家主導地區事務的格局不復存在。

　　相比之下，海灣君主國則因禍得福，其在憑借自身厚實家底及西方扶植度過首輪政權更替潮后，傳統優勢日趨凸顯：首先是經濟影響力凸顯。政局持續動蕩使包括埃及在內的阿拉伯非產油國財政捉襟見肘，外匯日趨枯竭，經濟日趨陷入惡性循環。而海灣國家卻借地區局勢緊張造成的油價飆升之際，賺得盤滿缽滿，使海灣君主國相對于共和制國家的財富效應更為凸顯。卡塔爾更是以人均GDP高達9萬多美元而成為世界首富國家。

　　其次是外部政治環境更為有利。2011年3月以來，西方借中東動蕩不斷加大對該地區激進國家的干預和打壓，同時其對海灣君主國做大態勢則樂見其成并竭力扶助，這種外力干預使地區力量此消彼長態勢進一步加劇，這使海灣國家在地區發揮影響力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最后，海灣國家的組織優勢更加明顯。相較于分散無力的阿盟，由海灣6國組成的海合會是中東地區目前內聚力最強、行動效率最高的地區性組織。在此輪中東動蕩中，海合會國家“抱團取暖”，并接納約旦和摩洛哥為成員國，進一步增強了海灣國家在地區政治舞臺上折沖樽俎的分量。

　　換言之，正是中東力量格局幾十年不遇的顛覆性變化，為包括卡塔爾在內的海灣國家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契機。而當前海灣國家在中東事務中表現活躍，實際就是要借機填補地區權力真空，實現“小國的大國夢”。

　　小馬難拉大車

　　然而，在國際政治中，真正的“大國外交”是要實力，也是有基本標準，而不是“敢為天下先”就是大國外交。卡塔爾當前的外交政策看似有大國風范，但卡塔爾小國寡民的地緣特性，決定了其推行“大國外交”只能是“小馬拉大車”，這次外交盡管風頭占盡，但反而更加暴露出其小國政治的依附性特征。

　　從安全上看，卡塔爾此前就將安全基本外包給西方大國，卡塔爾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前沿總部所在地。而在當前借助外部大國對付本地區國家過程中，尤其是在武力干預利比亞時，卡塔爾充其量扮演的不過是幫手的角色，根本談不上軍事影響能力。

　　從經濟上看，目前卡塔爾經濟高度依附于西方經濟體系，其海外資產大部分也都投向歐美國家，由此其與西方形成一種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這些海灣國家在當前中東動蕩中與美歐結成三角同盟，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海灣國家無論是石油出口，還是剩余資本投資，都明顯依托美歐市場。

　　在價值觀上，卡塔爾政府資助成立的半島電視臺，盡管一直以獨立報道自詡，但其政治理念仍是“民主/獨裁”、“自由/壓制”等西方主流媒體慣用的敘事方式。而甚少從“霸權/反霸”、“安全/獨立”、“民族/國家”等中東國家的現實關注思考問題。正是這種話語體系的依附性特征，使其很容易誤導阿拉伯民眾、掩蓋西方干涉中東事務的霸權實質。

　　卡塔爾外交如此活躍，實際也是想依托海合會和西方，在中東扮演有影響力的地區大國角色。這種進取心理可以理解，但坦率地說，卡塔爾這樣的國家缺乏成為地區大國的潛質，更難擔當實現阿拉伯民族復興的重任。首先是其地緣政治方面的先天不足。除沙特阿拉伯外，其他5個國家總面積才42.5萬平方公里，屬于典型的小國寡民，這種前提使其缺乏成為地區大國所應具備的起碼的國家潛力。其次是依附性生存的政策缺陷。這些國家在安全、經濟乃至價值觀上都極度依附西方，由此決定了其既不可能實現政治、經濟和文化自主，也不可能對西方在中東的霸權政策和行徑敢于說“不”，更遑論采取有強制力的實際行動，由此使其無力承擔阿拉伯民族復興的重任，無法贏得多數國家和普通民眾發自心底的尊重。對這類國家來說，其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繼續充當掮客，在各種力量之間穿針引線，否則只會“畫虎不成反類犬”。

　　負面影響大于正面效應

　　從這一意義上，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在中東動蕩中的活躍表現，實際更多充當了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洛伊木馬”的角色，而非真正的地區大國應有風范。當前中東正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卡塔爾與西方里應外合干預中東政治轉型，其負面影響顯然大于正面效應。具體說，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加劇地區政治動蕩，“中東劇變”演變成“中東亂局”。2011年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內生性革命，其中內含了實現國家富強的歷史進步訴求。不過，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有其自身規律，有個時機是否成熟的問題。例如在此前的利比亞，如果沒有外部武力干涉，利比亞政局動蕩遠不到政權更替的程度。就在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即將平息民眾抗議之際，海灣國家與西方聯手對其進行武力干預，強行實現政權更替。

　　但卡扎菲政權倒臺使該國出現巨大權力真空，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內，利比亞就由非洲最富裕穩定的國家，一躍成為政治無序、經濟凋零、社會混亂的代名詞，并出現了伊斯蘭極端勢力上升、王朝復辟勢力蠢蠢欲動、部族分離意識重新抬頭，社會進步成果面臨得而復失等惡兆，尤其是3月6日利比亞東部宣布自治，使該國面臨全面分裂危險。敘利亞問題也是如此。可以說，如果沒有外部勢力推波助瀾，敘利亞政局不至于長期動蕩，傷亡人數不斷上升。從這一意義上，卡塔爾積極參與的這種外部干預，并非一種建設性力量，而是使“中東劇變”日趨變成“中東亂局”的破壞性力量。

　　其次，加劇阿拉伯世界分裂內訌狀況，使阿拉伯民族復興希望越來越渺茫。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實現繁榮強大，總的趨勢就是必須要走統一、團結、聯合等“合眾為一”的道路。反之，分裂、內訌、各自為戰則是國家或地區走向衰敗和奴役之路的必經之途。中東地區之所以長期成為動蕩、沖突、戰爭的代名詞，成為西方大國肆意妄為的權力競技場，就是因為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破碎，而且至今阿拉伯各國內訌不止。在這種情況下，阿拉伯世界要實現民族復興，只能像當前歐盟那樣走聯合自強之路，或至少要確保阿拉伯國家間不發生使外部勢力乘虛而入的內訌。

　　而卡塔爾領銜海灣國家，并聯手西方共同打擊地區國家，正好與這一主潮流背道而馳。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已經使伊拉克形成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勢力三足鼎立態勢；2011年初，前蘇丹被分裂為南北兩個國家。而2011年利比亞卡扎菲政權被西方武力推翻后，利比亞也出現了“軟政權化”乃至國家分裂前景。可以想見，如果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再被推翻，該國很可能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覆轍，使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破碎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化、邊緣化處境永久化。

　　這種負面效應的出現，西方大國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沒有包括卡塔爾在內的部分阿拉伯國家的積極配合，西方干預不可能這么順利，這么肆無忌憚。從這一意義上說，卡塔爾等國充當了西方在中東的“特洛伊木馬”角色，起到了西方和以色列都起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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