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后時期，美國的南海政策雖然經歷了四個不同的階段，但各個階段的變化并非突然發生，而是相互連貫、有脈絡可循的，前一個階段孕育了后一個階段的基礎和條件，使得不同階段之間的轉變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20世紀90年代初的爭論使美國國內對南海重要性的認識達成了一致；既然南海關乎美國的重要利益，美國自然不能在南海問題上像過去那樣“完全中立”，而必須采取“積極的”姿態，以保證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而美國要捍衛自身在該地區的利益，如航行自由等，并防止南海爭端引發的沖突對美國的利益造成影響，需要以實力作為后盾：即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存在，以便為美國的利益提供保障；美國在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優勢的確立，既為美國在該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實力條件，也刺激了美國在該地區發揮更大作用的野心，在此背景之下，美國的南海政策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烈的對主權爭端的干涉傾向。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即便沒有“美濟礁事件”等具體事件，冷戰后美國的南海政策從積極中立到強化存在，再到試圖干涉的總趨勢也不會發生轉變。從某種程度上說，上述轉變是“必然”的，而在這種“必然”的背后，是影響和決定美國在南海地區所采取的政策的種種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美國的總體對華戰略、南海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美國在該地區的商業利益以及美國對該地區盟國的信譽。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因素并非單個發生作用，美國的南海政策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美國的總體對華戰略
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歷史性水域，雖然由于地域偏遠以及南海諸島不適宜人類生存而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缺乏對南海的有效管轄，但中國對南海擁有主權的事實是客觀存在和無可置疑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的南海政策實際上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部分，因為南海本身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縱觀自二戰期間美軍進入南海以來的歷史，美國的南海政策也是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的演變而演變的。美國對南海問題的政策變動是美國對華戰略變化的微觀反應。二戰期間，美國與中國在亞洲地區結成了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時同盟，因而在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之中，美國均支持把日本法西斯侵占的西沙和南沙群島歸還中國。1950年之后，隨著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遏制重點從蘇聯轉向中國，美國開始扛起意識形態的大旗，以在東南亞地區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名義，阻止對南海擁有主權的“共產黨中國”進入南海諸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蘇聯在全球的擴張成為中美兩國的共同威脅，美國為了拉住中國這個“準戰略盟友”，不再公開反對中國對南海行駛主權，甚至為此不惜犧牲某些弱小同盟，如南越西貢當局。而隨著蘇聯的不復存在和蘇聯勢力撤出東南亞，以蘇聯為針對對象的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不復存在，中美兩國“準戰略同盟”的關系也宣告終結。隨著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美國的南海政策也進入調整期。
蘇聯的解體結束了中美關系的“蜜月期”，從1989年6月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急轉直下，但中國并沒有馬上成為美國的“對手”或者“遏制對象”。蘇聯的解體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其中最大的影響在于前蘇聯的勢力退出了東歐地區，而美國需要時間來消化在該地區的擴張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此時的歐洲，特別是東歐，是美國外交戰略的重點，而亞太地區則相對地處于次要地位。這一時期，美國的對華戰略是防范與合作并重，雖然中美關系迅速冷淡，但此時美國還不認為中國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而表現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的態度也是模棱兩可，爭議不斷，基本延續了之前的“中立”政策。但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戰略優勢已經確立，與傳統盟友的同盟關系繼續加強，美國對外的戰略重心開始向亞太地區轉移。而在此期間，中國不僅經受住了蘇東劇變和國內問題所帶來的嚴峻考驗，沒有像西方國家所期望的那樣“倒掉”，而且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防現代化取得顯著進展，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使得“中國威脅論”在美國迅速蔓延，并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和日本。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在美國沒有得到廣泛認同，美國在根本上懷疑強大的中國將是現存的世界秩序的“挑戰者”。多數美國人視中國為一個“非敵非友”或“亦敵亦友”的“伙伴國”或“競爭國”，很少有人把中國看作美國的“朋友”。
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雖然也幾經變化，時而強調“遏制”，時而強調“接觸”，而且兩國的共同利益也在擴大，雙方成為“利益攸關方”，但在總體上，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美國未來的“戰略競爭對手”，因而在擴大對華“接觸”的同時，對華“遏制”的一面也在增強。基于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的認識，美國為防范中國在強大之后可能對美國的“威脅”和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提出的挑戰，具體到南海而言，中國可能“威脅”美國在該地區的航行自由、可能“使美國在該地區盟國中的威信受到損害”、可能“在將來某一時期，美國在該地區的活動需要經過中國的允許”，因而積極構建了針對中國的“島嶼鎖鏈”。美國的這一防線北起日韓，中經臺灣海峽、菲律賓和新加坡，南至澳大利亞，而南海恰好位于這一防線的中間地段，因此，美國積極增強在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存在，并在實際上建立了以中國對南海主權要求為針對對象的聯盟。而中國國力的不斷發展，尤其是中國海軍由近海防御力量向“藍水海軍”的轉變，使得美國需要在該地區更多的投入以維持南海地區的“軍力平衡”，為此，美國不惜改變以往的立場，公開支持其盟國（如菲律賓）甚至非盟國（如越南）對南海的主權要求。美國在南海地區的政治存在和軍事部署，使得美國在爭端發生時可以隨時介入，直接威脅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和南海的海上運輸線，甚至中國的華南地區。總之，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南海政策的演變，體現了美國對華戰略由聯合、利用中國遏制蘇聯轉向對華既聯合又抑制，最終對華以遏制為主的戰略演化。而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即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是一個長期的定位，既不會隨著美國政府的換屆而改變，也不會因中國減少在南海地區的活動而改變，因此，服務于未來長期的對華戰略全局，美國將南海作為遏制中國的一個重要場所的政策也不會改變。
南海的戰略價值
最早的南海主權爭端便是因南海重要的戰略價值而引發的，而且這一原因始終貫穿于南海爭端的全過程。因其突出的戰略地位，南海地區被西方戰略家稱為“亞洲的地中海”，而“邊緣地帶理論”的支持者更是認定“誰控制了南海，誰就控制了南海周邊的重要海峽，誰就控制了整個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作為東亞通往東南亞、南亞、印度洋以及更遠的中東、非洲和歐洲的最便捷的國際通道，南海也是當今世界上最為繁忙的海洋航運之地。目前，美國宣布要控制的16個重要海域通道之中，就有望加海峽、巽他海峽和馬六甲海峽3個通道位于南海；在美國依據“不穩定弧”而建立的全球防御體系之中，南海是“波斯灣－南中國海－朝鮮半島”的關節點；在美國在東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所建立的“新月型防線”體系之中，南海既是連接臺灣與東南亞的中間點，也是遏制中國的主要支點之一。而作為中國的南大門的門戶，誰控制了南海，誰就獲得了進入中國南大門的金鑰匙，誰的手中就多了一張要俠中國、威逼亞太安全的王牌。需要指出的是，南海的戰略價值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隨著18世紀之后世界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以及地區之間聯系的日益緊密而逐步顯現出來的，并且與美國所采取的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自18世紀中美開始通商之后，南海對美國而言就成為了通往中國的重要商道，但直到二戰之前，南海對于美國并沒有太大的戰略價值，這也是當菲律賓議員提出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要求時，美國沒有予以支持的原因之一。而隨著20世紀30、40年代日本的“南進政策”和美日兩國在西太平洋的爭奪日益激烈，作為日本與其原料產地－東南亞之間的必經之路，南海的戰略價值才被美國所認識，但此時南海對美國的戰略價值也僅限于它是擊敗自身的對手－日本的一個重要戰場，而日本戰敗之后，南海的這一戰略價值便不復存在。1950－1972年之間，南海對美國的價值主要是作為遏制中國向東南亞“擴張勢力”的前沿陣地，而在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南海的戰略價值則轉變為它是對付蘇聯在越南的軍事存在的前哨。
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而且對外開放度越來越高，南海作為重要的國際商道和能源通道的戰略價值也在不斷增長，而隨著各國之間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和政治互動的加強，南海的戰略價值也逐漸超出周邊地區，越來越具有全地區和全球意義，這也成為區域外大國，包括美國對南海的介入力度越來越大的原因。隨著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后的對華戰略中的遏制和防范的成分越來越多，南海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又回到了1950－1972年間的狀態，所不同的是，冷戰時期美國所遏制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所遏制的則是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以及由此可能給地區局勢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及各國之間相互依賴性的增強，南海作為國際戰略通道的戰略價值的“絕對值”將會繼續增加；而美國的對華遏制戰略在短期之內又不可能發生轉變，這兩個因素決定了南海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會越來越大，而且這種戰略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指南海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所具有的戰略價值。
美國在該地區的商業利益
冷戰結束后，隨著亞太地區的海上貿易量不斷增大，南海作為商業和能源通道，成為經濟外向型國家及國家集團，如中國、美國、日本、東盟的生命線，并被稱為“世界第三黃金水道”。據統計，目前每天大約有270艘船只經過馬六甲海峽和南海，而且多數是運載石油和戰略物資的美國船和日本船。該地區還是美國重要的投資場所和原材料供應地，目前，美國是新加坡、菲律賓的第一大投資國，是泰國的第二大投資國，是馬來西亞的第三大投資國；在美國目前所進口的原材料之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天然橡膠、棕油、椰油、鈦、錫來自該地區，并且都要經過南海航線運往美國。因此，南海地區作為美國外貿和投資的重要場所，確保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是美國維護其經濟安全的一個重要考慮。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南海作為“第二個波斯灣”，也引起了美國的極大興趣.“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石油公司，就已經與中國、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簽訂石油勘探或開發的雙邊協議，進行投資，以開采近海或南海有爭議海域的石油。”
盡管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多次告誡美國公司“不要前往該地區有爭議的海域從事商業活動”，但前往南海進行油氣勘探和開發的美國公司還是有增無減。目前，整個南海海域投入生產的有500多口油氣井，其中有100多口位于中國的南海斷續線之內，參與開采的國際石油公司達到200家，年產油量在5000萬到6000萬噸左右，其中不乏美國的石油公司。在經濟發展和能源短缺的時代，石油作為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特殊商品，也可以成為美國介入南海的一個原因。即便美國政府在外交和軍事上保持中立，也可能利用護特美國石油公司商業行為的理由，對南海問題的發展和最終解決施加潛在、間接的影響。而一些美國政要的言論也證實了上述情況發生的可能性。
隨著美國與該地區經濟關聯度的不斷提高，美國越來越將南海看作與其經濟利益相關的地區，而為了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則需要竭力維持南海地區當前的“和平局面”，因此，確保南海當前的主權結構的多元化狀態的長期化和永久化成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選擇。
美國在該地區盟國之中的信譽
維持美國在該地區盟國之中的信譽也是影響美國南海政策的因素之一，而這一點常被中國學者所忽略。二戰之后，美國建立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球范圍的聯盟，而在冷戰結束之后，美國所建立的這些聯盟基本都得以保留并且根據新的形勢有所強化。聯盟的成立源自于相互需要和共同利益，而結盟又擴大了彼此的共同利益并且要求聯盟雙方照顧彼此關切。南海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對于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國如菲律賓等也具有特殊的意義，因此，南海問題自然成了美國與其在該地區的盟友之間的共同話題。“美濟礁事件”發生之后，美國所考慮的問題之一便是“美國對該地區安全承諾的可信程度正在受到挑戰，安全承諾包括美國對菲律賓的，還有對該地區其它朋友及盟國的”，而美國作為盟友就應該幫助其盟國應對“挑戰”。二戰之后及冷戰期間，美國通過向一些國家提供安全保證而使自己的盟國遍布世界各地，這使得美國的安全承諾具有很高的關聯性，一旦美國在某些爭端之中對自己盟友的請求無動于衷，則美國的安全承諾的有效性就會受到質疑，美國在其盟友之中的信譽就會受到損害和降低，從而使得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號召力下降，這同樣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因此，在南海爭端之中站在盟國的一邊，有利于維持美國對其盟友的信譽，進而維持全地區乃至全球范圍之內的美國所建立的龐大聯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