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加劇了不平等

        雖然窮人和富人間的收入差距已經(jīng)拉大了，但把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以及美國的經(jīng)濟災難歸咎于不平等的看法卻是錯誤的。真正的問題是消費已變得更具炫耀性，而且由于全球化，每個人——從中產階級的西方人到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非洲人——都會把自身跟最有錢的人做比較。
    在過去25年里，當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大部分地區(qū)逐漸拉大時，主流的經(jīng)濟討論和出版物卻對這種情況視而不見，這實在不可思議。例如，人們都急切希望找到包含收入或財富不平等的各類宏觀經(jīng)濟模型。即便在2007－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前夕以及面對金融危機的直接后果時，當時收入不平等再次達到了經(jīng)濟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程度，它也并未引起多少注意。然而，自那時以來，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已經(jīng)在公眾最重要議程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從突尼斯到埃及，從美國到英國，不平等被說成是發(fā)動革命、經(jīng)濟解體和政局動蕩的一個首要原因。
    貧富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種感覺部分地反映了現(xiàn)實：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以及2005年左右，在諸如中國、印度、俄羅斯、瑞典和美國等不同國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大幅度上升。基尼系數(shù)是衡量經(jīng)濟不平等程度的一種尺度，范圍從0－100（0表示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收入，100則表示一個人擁有一國的全部收入），基尼系數(shù)在美國已從約35升至40多一點，印度從32上升到35，英國從30上升到37，俄羅斯和中國從不到30上升到45，而在以平等出名的瑞典則從22上升到29。據(jù)經(jīng)合組織的資料顯示，在20個富裕國家里，基尼系數(shù)同期上升的就有16個國家。這種情況在新興市場經(jīng)濟體也沒什么不同：除了印度和中國，印尼、南非和其他國家的基尼系數(shù)全都上升了。
    對窮人來說，這種差距是很明顯的。在世界許多地方，經(jīng)濟蛋糕的尺寸一直在不斷縮小，而貧困人口所獲得的相應份額則變得越來越小。因此，窮人的實際收入在兩方面都下降了。盡管全球平均收入（不包括中國）在1980－2005年間已經(jīng)大幅度增加，但靠低于絕對貧困線（每天1美元）的收入度日的人數(shù)依舊保持不變，為12億人。
    然而在許多國家，對不平等的看法似乎甚至超越了這種巨大而非常真實的差距。在最近三次（分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的早期）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中，當讓世界各地受訪者在更多自由和更加平等之間進行選擇時，他們在后兩次的調查中更多地選擇了第二項。即便各國在過去30年里進行了結構改革，但這一選擇結果卻依舊不變。公眾對不平等的看法在過去20多年里落伍了，但看來現(xiàn)在已超前了。
    此外，即使在窮富差距未出現(xiàn)任何顯著變化的國家里，公民也相信這種差距已經(jīng)加大了。這可能是正確的，計量問題有可能導致錯誤的數(shù)據(jù)。例如，被普遍采用的家庭調查（有關不平等的數(shù)據(jù)就是由此推導出來的）在記錄富人收入上有可能已變得不那么可靠了。比以往更大的數(shù)字往往來自于那些并沒有親歷的調查或者如實反映的收入報告。
    印度在這個問題上已經(jīng)有點鬧得滿城風雨了。它自加世紀90年代初推行經(jīng)濟改革以來，人均GDP年均上升近5%。但正如家庭調查所顯示的，人均消費量只是略有增加，為每年1%。這種差異有些被認為是因為個人消費在GDP中的占比不斷下降，有些則被認為是因富人瞞報收入所致。換句話說，收入中間值的提高是因為富人變得更富但卻并未得以反映，而窮人和中產階級只是收入稍有增加，但卻在這些調查里得到了充分反映，而且這種收入增加并沒有更多地用于消費。
    也許富人根本就沒有接受調查。難道統(tǒng)計工具會因而變成不可靠的收入分配和政策制定的指南？大概不會。自從半個多世紀前首次認真進行家庭調查以來，富人的回避始終是一個難題，而且沒有任何可靠證據(jù)表明問題已變得更加糟糕。此外，諸如個人稅務報告這樣的統(tǒng)計工具大體上應該是較難篡改的，而統(tǒng)計結果同家庭調查的結果差不多。在美國，兩者都表明不平等程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加重。
    對貧富懸殊言過其實，原因并不在于調查技術的高深或者富人的狡猾，而是在國內和全球因素的疊加。下面就是一個例子，考慮一下在突尼斯和埃及最近發(fā)生的革命，這些革命的原因就被歸咎于不平等。事實上，這兩個國家近年來都沒有出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放緩或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跡象。過去10年里，埃及的人均收入以過得去的年均2.6%的速度增長，而突尼斯則年均增長3.4％。同一時期，這兩個國家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歐元區(qū)的增速（后者未超過1％）。
    這種較高速度增長的成果并未全部落入富人之手。在突尼斯，不平等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有所下降，在20世紀90年代又有增加，而且此后一直都沒有變化。在埃及，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就在革命爆發(fā)之前，這兩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雖然高，但并不離譜：突尼斯幾乎與美國相同，而埃及則更低。基本穩(wěn)定的基尼系數(shù)意味著個人收入的增加大致是相同的——水漲船高。這種情形通常與公眾的覺醒和革命的降臨聯(lián)系不到一起。
    所以必須從別處－一從現(xiàn)行收入分配促成的不公平感和不平等程度言過其實的看法中——去尋找發(fā)展演變成“阿拉伯之春”的憤怒起源。
    不公平感是由國內因素造成的。當與腐敗和失業(yè)率高企結合在一起時，不平等在人們的頭腦里就蛻變成了不公平。無論在埃及還是突尼斯，收入金字塔的塔尖系由靠腐敗獲取財富之人所組成。失業(yè)者認為自己的問題是因富人聚斂財富而直接造成的。其實，與發(fā)揚創(chuàng)業(yè)精神、發(fā)揮獨創(chuàng)才干或者更加艱辛勞動來獲取財富不同，不誠實的發(fā)財致富是非生產性的——一場“零和游戲”的結果。
    兩個全球性因素造成對不平等言過其實的判斷：當今的資本主義和全球化思潮。當今世界所取得的成功被過度夸大了。新的資本主義社會——系20世紀80年代分別始于英美的撒切爾革命和里根革命所帶來——奉行贏家通吃。更糟的是，贏家希望人人都知道他是贏家。鋪張浪費的消費、政治權力的展示以及豪華奢侈的生活都被當作成功的標志。
    大約在一個世紀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和平的經(jīng)濟后果》一書中描述了一戰(zhàn)前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它與當今社會恰好相反：“社會就是這樣設計的，收入增加中的大部分被用于控制最不可能去消費它的那個階級。19世紀的新貴沒有趕上巨額消費的年代，但更加喜歡權力，因為投資權力給他們帶來了即時消費的樂趣。事實上，正是財富分配不平等使得固定資產和資本的龐大積累成為可能……這就使得那個年代有別于其他年代。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如果富人將新財富花在自我享受上，那么世界早就發(fā)現(xiàn)這種制度是無法容忍的了。”
    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的長期生存就取決于維持這個獨特的結構，富人是儲蓄罐而非額外消費的引擎。禁欲主義是凱恩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成分，他會被今日的愿景弄得不知所措。一方面，社會主義不再像兩次大戰(zhàn)之間那樣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生存。但另一方面，現(xiàn)代資本主義贏者通吃的設計也遠遠偏離了凱恩斯心目中的工業(yè)資本主義，以致很難相信凱恩斯會對它的可持續(xù)陛感到樂觀。
    今天的經(jīng)濟習性因為媒體只關注頂層人士——那些最富有的人、最美麗的人，最成功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被放大。當然，媒體不會隨意選擇自己的故事，它既受公眾喜好的驅動，也影響著公眾喜好。而人們又想了解頂層人士。例如，雖然世界頭號網(wǎng)球選手與100號選手之間的球技差別是很小的，但他們所獲商品代言的差別卻是巨大的。今天，決定收入的不再只是“有形的”邊際產品（個人比賽的質量），而且還有成功的形象。沒人會穿一件展示排名第78位選手形象的廣告衫。
    由于全球化，這種思潮已變得普遍了。隨著10年來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和社交媒介的傳播，世界各地的人們已經(jīng)了解到國內外最有錢者的生活方式，并將自身同這群人比較。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地球村”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卡羅爾•格雷厄姆和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的斯特法諾•佩蒂納托的研究已表明，越來越感到被拋棄的不僅是全球的窮人，而是“失意的成功者”——那些其實做得好但卻因為他人做得更好而自感失落的人。按照格雷厄姆的說法，失意的成功者越了解那些做得更好之人，他們的自我感覺就越糟糕。
    中國的今天或許就是說明這一現(xiàn)象的最好例子。雖然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整體生活水平已獲得普遍改善，但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shù)據(jù)卻顯示，在生活滿意度方面卻有相同幅度的下降。研究人員把這種不滿歸咎于不斷膨脹的收入差異，尤其當炫耀性消費變得更加明顯的時候。
    目前的全球化進程同18世紀和19世紀時所發(fā)生的并無太大的不同，當時歐洲的各個民族國家誕生于迥然不同的村莊和鄉(xiāng)鎮(zhèn)，此前過著始終不知道鄰居是誰的生活方式。政治整合、運輸條件的改善和接觸的增多，使得人際差異更加明顯。正是知道了這些差異而產生的經(jīng)常性不滿迫使各國政府盡量去減少各個階級和各個地區(qū)之間的差距——這就是為何法國的貴族在大革命時期失去了他們所有的封建權利，而朱塞佩•馬志尼的意大利試圖“意大利化”梅佐喬諾的原因。
    當然，全球化了的世界缺乏一個能夠對收入差距做點什么的中央政府。全球化沒有任何“隔板”：雖然收入差異被曝光，失落感增加，不過對于它們既沒有任何發(fā)泄途徑，也沒有任何解決之道。那么，世界應該如何應對這個“想要更多”的年代呢？通過全球層面上的補救行動來解決該問題——例如，財富從富人向窮人的轉移——是不可想象的。官方對貧困國家的發(fā)展援助總額不到富人世界所賺美元的千分之三。目前這場金融危機有可能進一步壓低這個數(shù)字。而這么小的數(shù)字決不可能在消除世界各地絕對貧困方面取得重大進步，更不用說消除失落感了。
    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習性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就改變，不管怎么樣，沒有人隨時準備替代愉快的、周游列國和腰纏萬貫的加爾文教徒。拋棄全球化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完全是愚蠢的。全球化帶來了巨大的經(jīng)濟和文化好處；可以看到，過去20多年間的收入增加足以比肩1914－1980年之間的收入增加。
    雖然應對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唯一辦法還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但這是一個增長迅速而公平感缺乏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這就像一波浪潮，不僅抬高所有的船只而且淹沒了腐敗的暗礁。社會不穩(wěn)定的原因是：低增長、極度不公、高失業(yè)率和高度腐敗。埃及和突尼斯在后兩項上得了高分。即便按照世界標準來看不算過高，但不平等也是不公平的，而增長并非消滅腐敗的良藥。
    鑒于客觀的長期增長、新貴的習性和全球化的各種力量，不平等已經(jīng)贏得了一個列入世界首要議程的機會。這三個因素不是獨立的。全球化促成了不平等程度的加劇。雖然那些發(fā)財致富者的想法是合理的，但他們的行為使得這些不平等現(xiàn)象更加顯眼和更有可疑之處。它最終破壞了他們從中受益最多的經(jīng)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