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目前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
《21世紀》：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不少國際觀察家提出，國際形勢在發生明顯的變化，歐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衰落，而亞洲開始崛起。您認為亞洲在崛起嗎？
鄭永年：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亞洲？實際上，亞洲到目前為止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不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只存在一個個亞洲國家。如果說作為一個地區的話，那么這個概念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體感很弱很分散。
比如歐洲，由于文明的相近，所以在一個個國家的基礎上形成了歐盟，在經濟和法律制度上形成了一個共同體。再如北美，由于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絕對強大，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各種制度上不得不依賴它，其制度化基礎之上的共同性也很高。
但是回過頭，我們看亞洲，我認為不存在制度意義上的共同體。過去我們說亞洲文明，是因為東北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號稱都屬于儒家文化圈，盡管如此，這種文明并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共同的制度上。今天，這個地區從貿易往來的角度來看，其緊密程度并不比其他地區低，但是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東西很少，不但很少，而且在不少領域還很隔閡。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的制度分歧也很大，更不用說與中亞和西亞之間了。
所以，現實一點，我們就會發現，亞洲內部，不同國家間的制度沒有整合起來，不是一個整體。
《21世紀》：的確，亞洲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內部包含多種不同形態的文明，但是單從經濟的意義上來看，亞洲是否在崛起呢？
鄭永年：在制度之外，亞洲地區的經濟也對歐美具有很強的依賴性，自主性很弱。盡管亞洲的經濟近十幾年來發展很快，但是其對歐美市場的依賴程度變得更高。因此，我們看到，到了2008年年底，亞洲的主要經濟體要么是減緩了發展速度，要么就直接陷入了明顯的衰退。這也說明1998年以來，亞洲始終未能突破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
根據亞洲銀行的數據，出口占亞洲GDP的比例在2000-2007年期間從35%上升到47%，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與歐美發達國家達成的；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卻從1980年代早期的67%降到了2007年的50%以下。2007年，美國居民消費超過了9.5萬億美元，是中國（1萬億美元）和印度（6500億美元）居民消費總額的6倍。僅僅從數字上看，正在崛起的中印兩國完全就無法填補美國消費大潮褪去后的真空地帶。
上述狀況在2008年之后，沒有也不能得到迅速的扭轉。同時，在中印之外，最早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為日本。日本雖然經濟高度發達，但它和韓國一樣在經濟和軍事上都依賴美國，主權獨立性比較弱。很顯然，如果美國不同意，這兩個國家就很難享有完全自主的亞洲外交。
如此看來，亞洲的主要經濟體，因為其經濟對外依存度太高，缺少自主性，所以即便在經濟上也并未崛起成為一個類似于歐洲和北美的區域。
因此，亞洲的個別國家，如中國和印度確實在騰飛，你可以說亞洲國家在崛起，但不能說亞洲在崛起。換句說，在亞洲，只存在個別國家的崛起，在被其他大國所分割的情況下，亞洲不存在整體的崛起。
亞洲區域或將形成一種開放、包容的新模式
《21世紀》：那么，您如何預判亞洲作為一個區域的發展未來？
鄭永年：未來亞洲會走向哪里？很難講。在亞洲，中國也沒有真正崛起，還沒有掌握亞洲的主導權。二戰前，日本想做，失敗了。現在日本也做不了。因此，亞洲很難形成北美那種美國一家獨大的模式。
同時，文明基礎如此多元：東北亞可以說是儒家文明，印度是印度教文明，而中亞又是伊斯蘭文明，東南亞的文明形態就更復雜。因此，亞洲
很難走歐洲的模式，短期和中期之內很難形成歐盟那樣的高度一體化的組織。
那么，假如亞洲存在一種區域模式的話，將是一種新的模式。其特點是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和傳統意義上的區域模式完全不同。傳統上，所有的區域模式大都是排他性的，就是說，特定區域模式是為了本區域的利益，對本區域和其他區域實行不同的政策。
《21世紀》：那么如何理解這種新的區域模式？
鄭永年：不妨以代表亞洲區域化程度最高的東盟為例。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在曼谷舉行會議，發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為政府間、區域性、一般性的國家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組織。隨后，文萊（1984年）、老撾（1997年）、馬來西亞和緬甸（1997年）、越南（1995年）和柬埔寨（1999年）也先后加入，形成了東盟十國。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當中國開始和東盟進行自由貿易談判的時候，日本和韓國就開始擔心中國在東南亞力量的發展和擴張，因此也緊隨中國先后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當時的很多人也作類似的解讀，認為中國和日本在東南亞的競爭必然導致大國之間的沖突。
但是，這種擔心并沒有成為現實。這些國家在東南亞的競爭導致了出乎時人預料的積極結果。在東盟和中國“10+1”機制形成之后，和日本、韓國之間也形成了同樣的機制。不僅如此它還形成了和東北亞三國的“10+3”機制以及雙方的互動機制。東北亞三國之間因為歷史的和現實的各種問題很難形成獨立的合作機制，是東盟這個平臺促成了這三國的良性互動。很快，這種合作機制擴展到東盟和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現在，美國的加入表明這種機制已經延伸到所有這個地區的大國。
東盟的演變過程，說明東亞開放型區域模式已經使之與北美和歐洲區域模式區分開來。北美模式具有強烈的等級性，美國因為其龐大的經濟體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不依附于它。歐洲區域模式則表現為平等性，主要是因為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國家的各方面力量都旗鼓相當。但無論是北美模式還是歐洲模式都具有很大的排他性。
重返亞洲為美國長期戰略
《21世紀》：在亞洲區域，亞洲各國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可以主導。美國現在實施重返亞洲的戰略，您怎么看待這一戰略的背景？
鄭永年：有一些人認為，這是美國的選舉之年的結果，之前美國也提過重返亞洲，但只是說說而已。因為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和以往一樣，各種選舉言語不斷涌現，而這些是不必當真的。但這種看法顯然是低估了美國，需要把美國的這一戰略放到大歷史的背景去看。
在美蘇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就變成了唯一的霸權國家，或者一霸多強。在冷戰期間，美國和前蘇聯分庭抗禮，主宰了西方世界。當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的最高戰略利益就是維持其唯一的霸權地位。美國開始利用現存體制來消化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小布什上任之初，美國就出臺了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意在對付中國。這種政策調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邏輯，因為中國正在崛起，所以很自然就成為美國的目標。
但當時布什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目標并沒有實現，因為9•11恐怖主義襲擊發生了。反恐戰爭在一段時間里，牽制了美國的地緣政治的大轉移，其外交重點依然在亞洲，不過是中東地區而已。但是，美國的外交界，無論在學術界還是政策界，都投入了很大精力去關注由非政府組織帶來的非傳統安全問題。
因為恐怖主義組織被定義為“邪惡”的非政府組織，美國的反恐戰爭大大減少了對主權國家的外交壓力，尤其是中國。
現在隨反恐戰爭告一段落，美國又有機會作全球性的外交戰略重點部署，將戰略目標調整到了亞洲。亞洲地區日漸成為世界經濟中心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之后變現得更為明顯，并且這種趨勢在未來的數十年不會改變。今天，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是第三大，印度也正在崛起，印度尼西亞和東盟（亞細安）國家的經濟增長也不可忽視。
整體來看，其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非洲和南美，盡管也有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遠不及亞洲地區。歐洲和美國現在面臨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做調整。歐美經濟對世界經濟依然重要，但在其結構調整期間，要扮演世界經濟領頭羊的角色比較困難。這樣，亞洲必然要在很長時間里保持世界經濟重心的位置。
因此，美國重返亞洲，目標主要是中國。這是符合其國際政治思維邏輯的。作為唯一的霸權國家，美國最為關注的就是維持其霸權地位。在它看來，對其霸權能夠構成真正威脅的就只有中國。盡管中國實際上并沒有意圖挑戰美國，也無意稱霸，但美國人的認知并不是這樣的。
因此，我們要從戰略上重視美國，其重返亞洲的政策越來越具體化，或者已經初步成型。具體來說，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在經濟方面表現為TPP（即（《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在軍事方面表現為南中國海問題。這兩者都具有深刻的戰略含義，前者具有戰略性貿易的味道，而后者的軍事戰略味道是很明顯的。
《21世紀》：美國的這一戰略，對亞洲的格局產生哪些影響？
鄭永年：前面我們已經談到，沒有一個亞洲的國家可以主導亞洲，而很多相對中國而言比較弱小的亞洲國家，則會要求美國卷入亞洲事務。
除了日本，亞洲國家都較中國“弱小”（主要是認知上的）。他們本來就懼怕單獨面對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尤其是那些和中國有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國家，無論是歷史上的還是領土（海）上的。這些國家既然不愿單獨面對中國，那么就要么抱團面對中國，要不就邀請其他大國來應付中國。他們相信只有美國才有能力來解決亞洲國家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當然，他們也不見得完全排斥中國，而是因為在各個方面，中國還沒有顯示出有能力應付和解決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例如以朝鮮問題為核心的東北亞局勢，以及南中國海海上航行安全問題。
對多數亞洲國家來說，美國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強權。中國盡管正在崛起，但在國際事務上，還沒有經歷足夠的考驗。在很多問題上，中國也盡力顯示其是一個負責的國家，但還沒有能力來承擔責任，解決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亞洲國家自然傾向于選擇美國。
當然，選擇美國也是要付出代價的。美國的介入，使得原本復雜和麻煩的亞洲的格局撲朔迷離，而這種局面在短期之內，無法預見其未來。
但我覺得，中國應該在亞洲發揮更強的領導力。因為，美國從冷戰時代開始就致力于和東盟國家的關系建設，而中國只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和東盟發生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關系。美國和東南亞的關系是全方位的，而中國則主要還是在經濟關系上，其它方面的關系還處于早期階段。因此，中國未來發揮的空間很大，中國需要在開放的亞洲模式中發揮更主動的作用，比如在亞洲的集體安全領域。
中國的外交思路必須轉向主動
《21世紀》：就當下而言，對美國的TPP戰略，中國該如何應對？
鄭永年：美國“重返亞洲”的經濟戰略則是以TPP為中心的。TPP的模式本身并非為美國創始，但一旦美國卷入并開始主導TPP，其性質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參與之后，未來成員國的“經濟主權”勢必遭到很大程度上的削弱。這對那些想參與其中的一些較窮的國家，例如越南、馬來西亞等國，如何消化TPP的壓力就是一個極為現實的挑戰。因為它們和美國經濟水平相差實在太大。即使是日本這樣發達的經濟體，也不見得能夠消化。對一些國家來說，參與TPP談判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政治和戰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如何依賴美國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
對美國來說，TPP的一個潛在目的是如何應付中國經濟模式。中國盡管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也努力在和世界“接軌”，但在西方的眼中，中國并沒有按照“規則”辦事情，或者有選擇性地遵守規則。尤其近年來，西方深陷經濟危機，更是把矛頭對準中國，把世界經濟失衡的責任推到中國頭上。從純經濟角度看，TPP無疑為了推進世界經濟的高度自由化。同時，TPP本身又是一個開放體，原則上中國也可通過和其他國家的談判來加入。不過，要中國放棄如此大的經濟主權，在短時間內很難實現。這樣，TPP必然對中國帶來更大的壓力。但中國最為擔心的是TPP并非其經濟性質，而是戰略性質，這對中國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盡管TPP仍然處于談判之中，但中國應該早作準備。眼下盛行的對TPP的擔心實在沒有必要。這主要是因為很多人把TPP僅僅視為是美國對中國的“圍堵”。中國不僅應當對此持開放的態度，而且要更積極地爭取開始和其他國家進行談判。TPP的談判機制類似于WTO。中國越早加入TPP談判，越對自己有利。等到人家談判好了，如果對中國不利，那么中國很難改變。如果能夠早早加入，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日后對中國的制約。
當然，如果中國最后加入不了，也不是世界的末日。也就是說，即使TPP成了戰略性貿易同盟，中國也有能力來消化其壓力。中國畢竟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其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已經非常大。沒有國家能夠把中國排擠在任何一個可以稱得上世界性的經濟組織之外。
《21世紀》：在軍事層面，您如何評價在處理南中國海外交上的作為？
鄭永年：南海對中國的意義重大。它代表的不僅是核心國家利益，因為其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問題，因此更是中國的生命線，一旦失去南海，中國將喪失作為海洋地緣國家的優勢，成為一個徹底的內陸國家。
在中國的東邊，美、日、韓已經形成以美國為領導的同盟，不但已經高度制度化，而且在“天安號”之后有強化的趨勢；在中國的西邊有印度洋，但印度洋是印度必爭的勢力范圍。中國和印度洋沒有直接的通道，現在只能試圖通過緬甸來打通這個海洋通道。考慮到中緬、中印之間的諸多不確定因素，以及美國、日本和印度合作，中國通過印度洋成為海洋國家的可能性很小。
在這種背景下，南海就成了唯一的希望。但是由于中國習慣性被動應對的思維和習慣，導致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喪失了很多機會。這個問題的處理經歷了雙邊、多邊、國際化直至美國介入之后的大國政治化，現在的局面異常復雜，變數無限。
《21世紀》：那么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處理？
鄭永年：首先，我認為中國要考慮周邊國家在對中國的崛起擔憂什么，不能自說自話地說“和平崛起”，只有這樣才能制定有針對性的外交政策。
其次，中國必須區分南中國海航道安全和主權爭議問題。中國應立足現實，承認和強調南中國海航道安全是所有各方的關注，也是所有各方的責任；中國愿意和美國、日本、印度、東盟國家一起擔負起這個責任。實際上，國際航道安全一直是美國等大國在負責的。中國盡管開始具有這方面的能力，但還遠遠無法承擔這個責任，哪怕是區域性的航道安全。在這個方面，中美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
再者，中國在考慮東盟的整體關系上，盡管不太樂意接受多邊主義，但最終不得不接受，并且我認為是接受得越早，對自己越有利。設想一下，如果《南中國海共同行為準則》早些年具有了約束力，事情也不至于發展到現在。無疑，中國如果要接受多邊主義，《南中國海共同行為準則》仍然是一個方便的入口。
最后，在主權爭議問題上，中國和亞洲的利益相關國家可以在中國-東盟多邊構架內舉行雙邊會談，討論南中國海問題。在這種多邊構架內，和南中國海主權不相關的國家不會明確表示支持哪一邊，中立立場是其最大利益；同時這個構架也給有關國家較大的動力來和中國商談。
我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的外交思路必須改變迄今為止的被動性，而轉向主動性。
大國應建大外交
《21世紀》：有人說，當下中國是“大國小外交”，就是說國家越來越強大，但外交格局則越來越小。對此您怎么看？
鄭永年：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比如，中國在處理與亞洲鄰國的關系上，表現得很被動，結果就是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外交需求與中國的供應能力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以至于中國在不少領域，喪失了很多明顯的國家利益。這種狀況急待改變。
除了思維習慣，我認為小外交的主要原因在于，執政黨對外交的政治重要性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外交思維，還仍然停留在李鴻章時代的“抵御性”外交和毛澤東時代的“求生存”外交階段。從前中國缺少外交資源，現在是大量浪費外交資源，或者很多資源被閑置著沒有被動員起來。
中國缺少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來統籌外交事務。在任何國家，除了總統（總統制）和首相（內閣制），外長和財長最為重要。美國的國務卿在正式的行政系列上的位置是第三，實際上的位置是第二。中國的外長重要性顯然沒有這么高，不過是眾多外交角色中的一個。由于外長在政治系統中的等級不夠，權力不夠，在和外國打交道過程中，很多本來應當抓住的機會往往流失，同時其他國家就會對其不那么重視。
一個很好的例證是，錢其琛擔任外長時同時是政治局委員。中國在1989年后在那么嚴峻的國際環境下，很快改變了外交環境，這是當時領導層親自抓外交的結果，而當時的外交重要性，也表現在人事任命的政治行政級別上。
因此，中國要建立大外交，需要對外交機構進行改革，考慮改善限任制和年齡限制等具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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