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伊朗十記（上）

【編者按】本文是北京媒體人王文在伊朗訪問期間做的筆記。2月9日－16日，王文赴伊朗訪問，參加了伊朗革命日33周年的集會，見證了戰爭陰云密布下德黑蘭的真實局勢。對此，他寫了"伊朗十記"，就伊朗的諸多熱點問題，從各個側面做了評論。FT中文網將分兩次刊發其十篇評論。

（一）在去德黑蘭途中的反思

剛才走進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飛機機艙時，同行者S與我幾乎同時驚嘆，"飛機還挺大的嘛。"其實，這架飛機也夠不上A380的級別，是屬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國際航班大小。感嘆伊朗的飛機大，主要是因為半個小時前我們在候機時都一致認為，這可能是一架"小飛機"。

頓時，我發覺，對伊朗這樣受爭議的中東、發展中國家的輕視與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國人的骨子里，以至于我們看到的東西很多時候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行前在家準備行李時，我與家人說："我挺緊張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們都盼著你平安回來呢！"

"我指的緊張不是那種害怕不安全的緊張，而是行程沒有準備充分的緊張"。我答道。

雖然這幾天我惡補了一些伊朗知識，但是對伊朗陌生感的慌張仍是明顯的。這與我去歐洲、美國和日本那些發達地區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像我這樣的國際新聞人，報道歐美日就像是吃飯一樣，而評論伊朗就像是嗑藥。這個藥只適合于特定情況下才"嗑"，比如戰爭、沖突、恐怖主義事件。但報道美國、日本、歐洲時的新聞卻很寬泛，從娛樂體育到政治經濟，從社會文化到軍事地理，在這些信息偏好下，中國人對美國日本的了解，許多時候甚至強過對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環球時報》過去10年的報道資料，發覺大約90%關于伊朗的新聞都與對美博弈、戰爭、以色列、恐怖主義、危機、威脅等負面關鍵詞有關，關于文化、經濟、社會的少之又少。我相信，這不是特殊的《環球時報》現象，而是出于中國讀者偏好而出現的中國媒體"爭議國家偏執癥候群"。這些國家還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鮮、利比亞、委內瑞拉等。在許多中國人看來，"臟、亂、差"基本上就是爭議國家的主題。而這些國家的爭議又基本上來自于對美沖突，以及歐美媒體對它們的報道。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際信息潛意識與美國的邏輯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幾個小時發了一條"要去伊朗采訪"的微博，一小時內就得到了上百條的評論，但幾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這些微友的關心，但這個現象不正說明，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伊朗是一個不安全的動蕩國家嗎？

到機場前的兩小時，我在辦公室。小T送來樣子，我說不用給我了，我準備出發去機場了。她的送別詞提醒了我："我許多去過的朋友都說，伊朗比想象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東問題專家也這么告訴我。這也喚起了我五年前采訪一位阿拉伯人時的記憶，他向我抱怨，你們中國記者老喜歡用"中東動蕩"這個詞，其實，所謂的動蕩只是非常小的區域和很特殊的時刻，中東絕大多數地方都很安全，很詳和。

這段回憶的喚醒，讓我一下子羞愧與自責起來。我們這些國際新聞人在無意識中當了歐美日等國家的"宣傳部干事"，我們每天做得工作是大量地轉引歐美日媒體的報道，效仿歐美日的媒體口徑，拷貝他們的思維邏輯與話語表達，久而久之形成了對歐美國家的"顯性崇拜"，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隱性歧視"。比如同樣是民眾上街抗議，在歐美國家我們會稱之為"（違法的）騷亂"，而在發展中國家我們就稱之為"（正義的）革命"；同樣是大規模的犯罪審判和警察槍擊，在歐美國家是"（正常的）法治"，在發展中國家就是 "人權侵犯"或"專制統治"。

我不知道這種偏視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幾天前，澳門大學吳枚教授發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題是"符號競爭"。她認為，現在輿論信息本質上是"符號"，在全球輿情的"符號市場"上，每個觀點、報道內容都是產品，而中國是"知識赤字"，我們全盤引進由歐美媒體日常制造的符號，漸漸地，我們不知不覺地就被"洗腦"了。這樣的判斷與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價值的。

在價值觀日益分裂、甚至左右兩派之間變得沒有公約數的中國輿論場，這種趨從--如果不是"屈從"的話--歐美軟實力的"符號"弱勢，是我們當下所必須自省的。

"符號趨從"導致我們很難確立基本的"自主判斷"，更難奢談自信。一出事，我們的第一反應就從消極、負面、骯臟的方向去思考。就像兩天來王立軍案發生后，出現了兩種版本，一種是"叛逃"，一種是 "抑郁癥"，但絕大多數人都會下意識地選擇相信前者，盡管沒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么。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那些爭議國家，我們在骨子里就認為那是一個動蕩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壞事，但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可能有優秀的文化、平靜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這幾天我讀扎比胡拉?薩法寫的《伊朗文化及其對世界的影響》時，驚訝地發現，古伊朗文化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發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禮拜日"、圣誕日、復活節的確定都可能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們對伊朗的意識存在太多空白了。這些天，凡是我與朋友談起要去伊朗，對方都會很羨慕的樣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認為，伊朗是很難去的國度，但有誰會想過，伊朗在2011年夏季開始就已簽署成為中國的旅游目的國，是屬于中國人落地簽的國家了呢？有多少人會相信，去伊朗的簽證比去美國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為什么突然會有這樣的反思，可能是這架讓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飛機給我的靈感。此時，"空少們"送吃的來了，我開始仔細觀察伊朗空少們，和歐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專業的英文，還有豐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們了。我暗暗告訴自己，我對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剛剛開始。

（此文記于2012年2月10日北京時間凌晨1點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二）能讀《洛麗塔》，而且"悶騷"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隨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錯了；如果西方媒體里在報道伊朗是一個"壓抑、封閉的國度"，那么西方媒體錯了；如果你在伊朗要是別人勸告或西方媒體，那么，你就的大錯特錯了。

到德黑蘭的第一天，我曾"大錯特錯"過，看著"波斯女子多為美人胚"的傳言得到驗證，但我卻一直沒有"下手拍照"，直到當天午餐，有四個時尚大方、衣著艷麗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猶豫了五分鐘才敢問：可以給你們拍張照嗎？對方的回應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鐘后，她們就配合地擺出優雅的姿勢，盡情"享受著"我與隨行朋友們的鎂光燈。從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們這些外國人游伊朗的重要內容，而且我發現，幾乎所有伊朗女子都會爽快地答應被你拍，還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時"偷拍"被發現，對方也會立刻笑一笑，有的還會擺個靚麗的姿勢。這要是換成在中國，可能很多女孩會皺眉、警惕或者迅速離開。

拍照只是我們"伊朗艷遇"的開始。接下來的 "好事"還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來接待我們，當有人夸她時，她用流利的中文笑著回應："要不要給你介紹一個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讓人聯想起在中國國內男女之間相熟后的調侃。年輕伊朗司機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單詞量非常有限向我表達：有幾個女朋友，"很煩惱"，還手舞足蹈地筆劃了一些葷段子，講得眉飛色舞，還指著慫恿我偷拍邊上一位豐滿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從道聽途說、西方媒體、在中國僅有的幾本伊朗書籍中學到的，幾乎都是錯的。那本翻譯成中文的英文熱銷書《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把《洛麗塔》的意義引申到受極權政府統治的伊朗，但我在一個小書店就輕易地發現放在顯眼位置的《1984》，還有什么書比它更批判極權社會呢？

我又想起了臨行前，采訪團里一位女學者問伊朗駐華大使，要戴怎樣顏色的頭巾，怎么裹之類的問題。大使笑答：無論什么樣的頭巾都行，只要圍在頭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蘭，頭巾僅僅是一種習慣，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里面總有色彩鮮艷的衣服首飾，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潛藏著奔放的內心。

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沒有酒吧，關閉卡拉OK，娛樂業夜生活大大萎縮。社會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開放的首都德黑蘭，男人也不可能與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觸"。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發現，理論上會被判刑處以絞刑。

但是當地人說，你不會性壓抑。在法律上，你可以臨時結婚，只要談妥，一兩天也行，只要你是穆斯林，且對方是寡婦、離婚或單身。"還有妓女存在！"這是一位伊朗外交官坦率地向我承認的："我們在掃黃，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難治的。"

德黑蘭的確沒有夜生活，人們一點都不寂寞。夜晚八九點的城市，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在忙著"浪漫"。我的朋友F告訴我："有許多男男女女開著車上街，錯車相遇，彼此看上眼了，發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德黑蘭，私人診所非法墮胎的生意不錯，性用品也很暢銷。

于是，在伊朗的第一天，我就想起一個文章標題："伊朗：一個'悶騷'的國度"。我想寫的不是作為政教合一社會的伊朗"墮落"，而是想糾正伊朗"極度保守、沉悶、封閉"的成見。

我信奉眼見為實，在德黑蘭、伊斯法罕的大街上，我到處看到牽手、擁抱、促膝相愛的情侶。男人會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還指著某部汽車的大車尾箱與你調情："你看，那是詹妮芙?洛佩茲（好萊塢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會微笑、招手甚至主動搭訕、要求合影。浪漫、優雅、激情這些仿佛只適用于法國、美國的詞，我認為同樣是適用于伊朗。

在伊朗幾天，一起來的朋友常感嘆印象與現實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國家的婦女熱情與開放得多"，這是集體共識，盡管后者在印象上更世俗化。在中東駐站數年、同行的知名媒體人馬曉霖的感慨很經典。他說，"伊朗人內心埋藏的荷爾蒙，絲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

這樣的描述在歷史與學術上也能得到回應。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宮，半裸女的壁畫存在了400多年，這在其他穆斯林國家是無法想像的；在一本名為《伊朗》的旅游書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頁就是一副波斯美女照，圖片說明是："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頭紗下火熱的心。"

其實，只要重溫一下伊朗史，就會發現，伊朗人的"悶騷"其實更是一顆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過去1000多年，伊朗先后被阿拉伯帝國、蒙古、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俄國征服或入侵，屢屢遭受其他民族從未經歷過的悲情與壯烈。但是，這樣一個國土的東、南、西、北方都曾經受過外敵進攻、被數次亡國的民族，他們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卻從未中斷，在原地生生不息。

千年來，伊朗國土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文明都在慘烈的冷兵器征戰中失蹤絕種了，但唯獨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沒有一顆內斂堅忍卻又充滿韌勁、渴望強大自由的民族精神，哪個民族能在如此歷史縱橫中延綿不斷？想到這些，再探討它是全球唯一一個與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全面對抗的地區大國，也就不會太困惑了。

（三）狂熱與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時的感覺是恐懼。我就站在距主席臺正前方約30米處的觀禮臺上，前面是伊朗總統內賈德即將演講的地方，身后則是一望無際的人群。官方宣稱，有200－300萬人參加聚會，可能沒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盡是人群與伊朗三色國旗舞動的海洋。

在觀禮臺與主席臺之間，是整齊劃一的伊朗革命衛隊三軍儀仗隊，還有圍在四周的眾多聚會者，多半都是一二十歲的小伙子。觀禮臺一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臺下孩子們就會熱烈地招手喊叫問好，要求對他的標牌照相，牌上大多寫著"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與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時差點被拉下觀禮臺，幸好被身邊人拽住。但幾十個孩子再次涌來，在古蘭經音樂的伴奏下，邊笑邊嚷著要與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種演唱會中天皇巨星的感覺，但對于 "穩定是硬任務"的中國人來說，我的腦海中飛快地轉著：萬一有踩踏、擠壓、騷亂、恐怖主義事件怎么辦？邊上維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辦？怎么辦？

但擔憂沒有發生，伴著震耳的呼喊與舞動的標語、肖像、國旗，我有點像上世紀60年代北京天安門集會的中國人一樣，開始與那些伊朗人產生了似曾相似的內心共振。

在內賈德演講前，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據稱有史以來第一次參加革命日現場游行。他的講演極富鼓動力，"這個月這一天是我們的光明日"、"我們是勝利者"、"伊斯蘭會戰勝一切"，每一句都迎來響徹大地的群眾回應。每到高潮處，直升機便飛過主席臺，向全場數十萬人群散下鮮花。哈馬斯與伊朗的親密關系，在此刻顯得渾然一體。

大約11點鐘，內賈德的出現使臺下出現了巨大的騷動。內賈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禱告，幾分鐘后陳述他的政見。剛開始時人們還在聽，伴著內賈德魅力極強的演講詞藻而呼喊，但當內賈德開始講道，"我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們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發展最快的國家是伊朗"等時，周邊的人群開始慢慢散去。演講大約40分鐘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離開。快結束時，在離主席臺最近的內圈，原本上萬聚會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衛隊儀仗隊及少數圍觀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觀禮臺，單獨靠近內賈德不到 10米的臺下拍照，而儀仗隊也無一人阻攔。

我問隨行的伊朗外交官："數十萬民眾來聚會，但總統演講還沒結束卻走了那么多，是否說明許多伊朗人擁護霍梅尼，但對內賈德的政績不滿呢？"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說："演講快結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廣播很遠，他們在路上也能聽到。......總統也不忍心讓他的人民聽太久。"但同在觀禮臺的當地記者悄悄透露，其實內賈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說的那么好啊。內賈德演講剛完，革命衛隊儀仗隊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顧其他領導人還在做聚會終場的禱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場的人群中。

這場紀念1979年霍梅尼發動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33周年的慶典就這樣喧鬧中開始、悄然中的結束，分不清到底哪個是高潮，倒是讓我冷靜地思考那些混亂與擁擠的背后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宗教熱情與政治秩序。

同行的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黃平說，那不是宗教的狂熱，只是人民群眾"覺得好玩"，有種娛樂慶典的色彩。人是社會動物，需要群居，需要儀式來釋放自我情緒，尋求認同與歸屬，所以伊朗的自殺率、抑郁癥遠遠少于社會發展指數全球最高的北歐國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動員力？形式走過場？或者根本就沒有深入人心？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學去探究，作為一個游歷觀察者，我所知道的僅僅是，33年來，伊朗每年都有幾次類似數十上百萬人的集會，幾乎很少發生踩踏或其他傷亡。如果可以比較，或許會得出這樣意外的結論：伊朗人街頭政治的參與規則與秩序意識，許多時候優于歐美國家在足球賽、罷工、大型集會動輒就會出現的騷亂、踩踏與斗毆。西方許多媒體將伊朗這些場景視為"嘈雜、混亂與無序的社會"，但我卻認為，更應當從這些大型群眾聚會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觀與獨有的生活秩序。

（四）內賈德比奧巴馬安全

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走到伊朗總統內賈德那么近的距離。這個被一些美國媒體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人物"，并非那么戒備深嚴，對人民的控制力也不是那么嚴格。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檢關卡。在當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沒有受到任何檢查就過了前兩道，后面兩道的安檢也是在觀禮人群的擁堵中"蒙混"過關。有同行者感嘆，警察真自由散漫啊，這么大的慶典安檢竟是如此地馬虎。沒錯，我就是這樣沒被摸過一次、測過一次地進入會場，站在了離內賈德演講臺直線距離30米左右的觀禮臺上。

大約四小時的慶典，內賈德的演講占了約1/3。同樣是幾十萬在場聽眾，內賈德演講臺前沒有任何安全玻璃擋著，不像2008年奧巴馬總統就職典禮演講、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的講話，都是在防彈玻璃后面進行的。

離內賈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衛隊的儀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動的小青年。大家把這個革命日當狂歡日來過，節日到了他們認為"最枯燥的"演講部分，青年們就紛紛無聊地退場而去，以至于最后20分鐘，我跑下觀禮臺，用手機開始錄內賈德的模樣與演講的抑揚頓挫，那個距離就相當于他站在三層的露臺上，我就在樓下抬頭觀望，而儀仗兵、周圍隱形的"安保"對我根本熟視無睹。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樓邊上散步，隨便拍了些地鐵站邊的小宣傳畫，結果不到10分鐘之內，受到了荷槍實彈美國大兵的三次盤問，兩次要求把相機里的照片打開給他們看。

我研究生的專業是世界政治，專門上過美國政治的課，我可以找到無數的學術論據證明美國比伊朗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繁榮。但就在我拼命拍內賈德的瞬間，所有的論據都無法說服我，內賈德的確比奧巴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國內也是這樣。

德黑蘭人還告訴我，他們知道內賈德的許多"內幕"：他住在哪條街，住著近半個世紀久的老房子，三居室，開著老爺車。有當地人還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內賈德自己開車，自己還別了他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羨慕奧巴馬，這個移民黑人的后代如何實現"美國夢"，短短從政12年之間就當上了總統，但幾乎沒有人知道，內賈德也是鐵匠的兒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與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個"伊朗夢"嗎？兩者的區別可能是，內賈德49歲當上的國家一把手，而奧巴馬是47歲。

如果還要找兩者區別的話，或許還有：內賈德至今還是一個窮小子，他的存折里沒有什么存款，他拒絕住進豪華的總統官邸、拒絕使用總統專機，"始終與人民在一起"的競選口號在他過去六年的任內堅持的還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選票連任成功，但奧巴馬的"改變"在哪？今年還能有像2008年那么高的得票率嗎？還真是很難回答。

我不是內賈德的擁躉，我只是說一些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在西方媒體中沒有報道過的事實。這些事實還表現在行政機構，我去過美國、英國、日本的外交部，當然還有中國的，到上述國家的外交部大樓，可以看到站崗的警察，需要登記，給你配帶出入證，進去后不能亂拍照。但伊朗外交部是一個由九座樓組成的院子，像中國的某類職校，我沒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換出入證，走在大院內，一路走一路拍。

的確，如果站在"普世價值"的角度，我們有無數理由痛斥伊朗這個國家的偏執、瘋狂、非理性甚至還有邪惡軸心、流氓國家，但下一問題是，這是誰告訴你的？你親眼見過嗎？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證明了傳播學中的"信息貧瘠論"：即使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我們還倚重于那些具有強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們思想與觀念的貧瘠絲毫沒有強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這里的懸念是，到底哪里來的強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蘭市中心幾乎是唯一一個的購物大廈里，我們看到了伊朗被制裁30多年后難得見到的琳瑯滿目商品。隨團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這哪是朝鮮啊，比朝鮮好多了！我于是問，誰告訴你要把伊朗與朝鮮相提并論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應過來，"它們不都是美國的敵人嗎？"

（五） 美國實力VS伊朗尊嚴

在德黑蘭，我至少五次問伊朗官員、媒體人、學者、普通老百姓，為什么穆斯林國家中只有伊朗那么全面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們是獨立的、有尊嚴的國家！"類似關于"尊嚴"的回應我時時遇到，在號稱"伊朗硅谷"的帕德布科技園，我追問一位科技官員核計劃的事，他激動得說："為什么美國、以色列有那么多核武器沒人追問，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會被質疑呢？"

在伊朗國家電視臺，英語新聞部主管侃侃而談伊朗媒體人追求真相、塑造國家軟實力的責任感與事業心。然而，當問及一些新聞報道悖論，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內賈德總統演講未結束，就有半數民眾離場，作為國家電視臺，是否會報道這個真相，還是選擇國家利益，向世界傳達伊朗人民團結一致的畫面時，艾瑪德同樣變得激動。他說畫面就在那里，觀眾自有判斷。伊朗沒有新聞審查，西方媒體的報道理念有很強烈的雙重標準，等等。

這些一碰就著的激動，讓人懷疑伊朗人是不是有點"小國沙文主義"的味道？

問題是，伊朗是小國嗎？可能在愛稱自己是"大國"的中國人看來是這樣，但中國人不會去想，伊朗的面積是西歐八國(英、法、西、葡、愛、比、荷、盧)的總和，人口與德國大體相當，在世界上國土面積、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蘭是西亞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2010年伊朗GDP在世界排名第26位。所以，我在德黑蘭談起戰爭的問題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們沒有那么容易被征服。"

的確，我堅信，伊朗還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亞，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馬。我的感覺是，如果美國真要進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紀50年代的朝鮮、70年代的越南，美國可能會贏，但占不了什么大便宜。

事實上，整個國際關系理論都應該為伊朗與美國的對抗而改寫。因為，在世界歷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對抗的，都應該是"列強"級別的。但在西方視野里，伊朗顯然不是。頂級國際政治學家巴里?布贊在其代表作《美國與諸大國》中，連一次伊朗都沒有提。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論也沒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幾乎所有美國大戰略家的書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憐，甚至可以用"提幾次"的等級來形容。

西方學術大師思考的都是從17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的西歐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摻雜進日本的亞太史，穆斯林世界沒有進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們的研究視野。"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眼睛。

所以，美國人從沒料到，怎么可能會有一個如此"小"的力量敢與我叫板，就像他們從未預測到冷戰會以蘇聯解體的方式結束，金融危機會大規模的爆發，中國會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樣，西方學術的短板在過去 20年里被暴露得只剩下的一條遮羞的內褲了。20年來，美國人先躺在"歷史終結"的勝利床上暈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義力量折騰了十年，這期間只是把伊朗視為一個"邪惡軸心"和"邪惡"力量。這樣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國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只剩下無知了。

但伊朗遠比美國顯得更有邏輯。主管中東事務的伊朗副外長侯賽因?阿米爾－阿布杜拉希揚明確對我說，2011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視為繼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眾反抗薩達姆、巴勒斯坦人民尋求尊嚴與獨立后的又一次大規模的伊斯蘭民眾覺醒運動。他們尋求宗教尊嚴以及相對于西方霸權的民族獨立，認為"伊朗是所有中東國家的榜樣"，應當像伊朗那樣尋求于伊斯蘭的自我解贖與尊嚴。

這是我從沒有聽到過的邏輯。在這個邏輯中，新保守派在美國的"無知"顯然在奧巴馬時代繼續。美國似乎沒有意識到中東國家的社會覺醒，還想繼續主導中東局勢，干預各國國內政治，變相地花穆斯林的錢，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幾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揚的話說就是，"在尊嚴與屈服面前，我們只能選擇尊嚴。"

或許美國人真該聽聽另一位伊朗外交官與我的聊天，他說，2000多年來，雖然伊朗的東、南、西、北都曾受過外敵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脅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斯蘭崛起，伊朗更希望擺脫美國消費主義、資本主義、世俗主義的霸權。伊朗人并不仇恨源于西方的現代文化，但反對西方尤其是美國那種居高臨下、預設立場式的談判與教訓。

在革命日的現場，我真的感受到"尊嚴"在伊朗人中的含義。一望無際的人群中，除了霍梅尼與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外，最多的標語就是"打倒美國"、"打倒以色列"。在約四個小時的集會中，這兩句口號喊得最震耳欲聾。或許還有人會批評我，在蘇聯、在伊拉克、在利比亞，這樣的震耳口號都有過，結果是怎樣？

好吧，那我只能說，走著看吧。但一定要記住，"伊朗VS美國"是在中東地區的一場"小冷戰"，雙方的博弈不只是實力之爭，而是"美國實力VS伊朗尊嚴"。尊嚴有時會讓實力加分，就像是讓運動員吃了興奮劑、讓饅頭加了添加劑一樣，人們會說那是公平競爭不允許的，但問題是國際政治博弈什么時候公平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