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西方國家的“上流社會情結”

西方國家在世界上的行為常常被指責為實行雙重標準。這些年來，歐美等國家一方面用武力在伊拉克、利比亞這樣的國家打擊被西方定義的獨裁者，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又跟中東地區的許多世襲君主專制國家保持親密的關系。一些人習慣于用石油或國家利益來解釋這種雙重標準。其實，這種解釋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就是價值觀念的力量。西方國家對一些專制國家的親善態度并非始自今日。在上個世紀的大多數時期，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中南美洲、非洲、中東及東亞的專制獨裁國家都保持著親密關系。對于這種矛盾現象，當時就有許多學者用西方國家的現實利益來解釋，認為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跟一些與自己價值觀念相對立的獨裁國家保持親密關系。這種把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看成是一種為了現實利益的權宜之計并非沒有道理，但是這種解釋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從整個西方國家的政治行為看，僅僅用現實利益來解釋是遠遠不夠的。在西方國家的政治行為背后，價值觀念所起的作用有時并不亞于利益杠桿。從威爾遜總統時期開始，美國的外交政策就由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交織在一起。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從來沒有放棄過理想主義和價值觀念。本文要指出的是，西方國家之所以對一些專制獨裁國家友好親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社會中傳統的上流社會心態或權貴心態。這種傳統的價值觀念強有力地支撐著西方國家跟某些專制獨裁國家保持密切的關系。

在當今世界，西方國家是以民主、人權的代言人身份活躍在國際舞臺上。斷言西方國家是基于某種價值觀念支持一些專制獨裁國家，可能很多人會難以接受。然而這確實是難以否認的事實。現實利益和價值觀念并非是兩種互不相干的東西。長遠地看，價值觀念其實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根本利益，而現實利益也需要通過價值觀念表達出來。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由于其先發優勢，一直懷著一種強烈的國際上流社會的心態來俯視和解讀世界，這種上流社會心態已經積淀在西方社會的政治文化中。一般說來，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厭惡和憎恨由下層民眾通過社會革命手段建立起來的平民政權，并且通常會把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界定為獨裁者。而對傳統的專制君主國家或由豪門權貴掌握政權的國家，西方國家通常都比較寬容和友善。如果用左和右這個政治概念來做一個不那么準確的界定，那么基本上可以說，西方國家喜歡與右翼的傳統專制獨裁政權結盟，而傾向于把左翼革命造成的強人政權視為挑戰者。這個劃分可以由近代以來的許多歷史事實得到印證。一百多年來，中東地區、非洲、中南美洲和東亞地區的右翼獨裁者常常是西方國家的座上賓和援助的對象，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數十個。而當某些右翼專制獨裁政權垮臺的時候，西方，尤其是美國常常會給這些右翼獨裁者提供逃亡的飛機和流亡的避難所。與此相反的是，西方國家通常會把由底層民眾革命或出身草根的政治強人通過政變建立的國家政權視為大逆不道，希望把這些國家的掌權者消滅掉或送上國際審判臺是一些西方國家的本能反應。一百多年來，西方國家以這種國際上流社會的心態在世界上導演了數不清的歷史話劇。今天西方國家對海灣地區君主專制國家和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采取的雙重標準不過是一個新近的話本，并不令人驚奇。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矛盾現象？為什么西方國家奉行的雙重標準會成為一種常態？其中的奧秘就在于西方國家不愿意公開承認、但卻植根于國民心靈深處的傳統上流社會心態或傳統權貴心態。這種權貴心態有幾百年的歷史，而且有一整套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支撐：自由是至上的，自由人競爭的結果就是精英統治社會；君主專制或由豪門勢力壟斷權力的國家雖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是物競天擇的自由競爭所形成，是叢林社會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它歸根到底還是體現了人類社會傳統的價值和秩序。基于這么一種自由觀，有形（君主專制制度）或無形（共和形式的獨裁制度）的等級制度雖然在形式上與西方國家的憲政體制不一樣，但其本質和根基卻是一樣的。右翼獨裁國家是以君主專制制度或以豪門士族壟斷的專制共和制度來構造社會金字塔，西方國家則是用資本和民主的形式來構造這個社會金字塔，二者的結構在本質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西方國家通常對傳統的君主專制國家和由傳統門閥士族統治的專制主義國家有一種親切感。

更重要的是，對于西方國家來說，君主專制國家和傳統門閥士族掌控的專制國家雖然在政治形式上有缺陷，但如果底層社會的平民用革命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這種金字塔社會卻是在挑戰西方社會更為根本的價值觀念。因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革命將威脅到人類社會傳統的自由和精英統治。不能容忍“下克上”是西方大多數國家長期以來的基本信念。近代西方幾百年的歷史，是一個上層社會的成員不斷更新變化的過程，而不是以下層大眾推翻上層精英的革命過程。今天西方國家對薩達姆.侯賽因、卡扎菲、巴沙爾.阿薩德等人的圍剿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初的“反法同盟”的行動中就有其雛形。相當多西方學者談到法國大革命時津津樂道，把法國大革命說成是歷史進步的飛躍，但在當時的許多歐洲政治家眼中，法國大革命就是暴民運動，“革命產兒”拿破侖比今天的薩達姆.侯賽因和卡扎菲在本質上好不了多少，都是邪惡的象征。當時若不把這個“科西嘉怪物”囚禁在孤島上，歐洲的傳統自由和秩序將會受到威脅。法國大革命后，法國事實上一直是歐洲傳統君主專制國家的一個心病，并在1848年再次成為歐洲革命的中心，這是為什么“神圣同盟”和其它這樣或那樣的反法同盟在拿破侖被囚后仍然不停圍剿法國的根本原因。法國一直到1871年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后才重新回到歐洲上流社會的大家庭。

西方國家的上流社會心態來自于中世紀的封建等級制度。當代西方社會制度其實跟古希臘、古羅馬沒有多大關系，今天的西方政治文化很多是都植根于日耳曼人的封建文化中。成熟的封建文明在世界上并不多見，歐洲和日本算是產生過典型封建等級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封建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對秩序的服從和對上層社會的崇拜。近代以來，盡管歐洲各國都發生了政治革命或政治變革，但除了法國以外，西方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發生由下層平民大眾推翻上層精英的社會革命，因此傳統社會的貴族文化和上流社會的精英統治都得以保留，主流社會的權貴意識也異常強大，這是理解西方社會的一個關鍵。了解了這一點，也了解了西方國家和傳統的君主專制國家及右翼獨裁國家共有的權貴心理和價值觀念。

西方國家厭惡和憎恨底層的平民大眾通過社會革命改變社會結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西方也曾發生過底層社會的平民暴動，但這些暴動都不成氣候。不過，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平民運動在西方開始蔓延。西方的主流社會一直把這種平民暴動視為最危險的敵人。從法國大革命后期的激進派到十九世紀后半頁的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再到二十世紀初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二戰后東歐和亞洲的共產黨國家的建立、二戰后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政治強人主導的社會革命，這些革命的形式和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都大體屬于以底層的平民大眾為主體、以社會成員的平等為訴求的社會革命，這種自下而上顛覆社會的革命被西方主流社會視為對自由的挑戰，在這種社會革命中建立的政權被西方主流社會在內心深處界定為一種“僭主政治”，是一種不具有合法性的獨裁政治。在西方社會的主流文化看來，與君主專制制度或豪門士族掌控的傳統專制制度相比較，這種“僭主政治”對自由和傳統秩序的威脅更大，因為它暗含了由國家政權對公民自由的重新分配，而國家權力對自由的分配本身就是在侵犯自由。對于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美國對待馬科斯、巴列維國王和對待薩達姆.侯賽因、卡扎菲的不同態度就非常清楚了。無論薩達姆和卡扎菲曾經怎樣期望與美國合作，但其“僭主”的身份早就決定了最終的命運。所以，在被認為具有僭主政治性質的國家爆發的革命，西方國家通常是鼓勵的。無論這種對僭主革命的再革命（顏色革命）能不能最終建立一個與西方接軌的國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終結曾經推翻過傳統秩序的僭主政權。

西方國家強烈的“上流社會情結”決定了西方國家很難爆發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這是西方國家盡管矛盾叢叢，但總體上相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正是這種“上流社會情結”決定了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將會對傳統專制國家繼續友善，對被西方界定為具有現代僭主性質國家的敵視態度也會繼續延續。所以長遠地看，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奉行雙重標準的做法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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