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第三世界人民的夢魘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世界人民的夢魘　　

《中國與世界》　一九九七年第九期　　

作者：喜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和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二戰中的兩次會議上確立的。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會議，另一次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布賴頓森林（Bretton Woods, Newhampshire, 又譯布賴頓烏茲）會議。雅爾塔會議確立了由美蘇共同處理法西斯戰敗國的前途，以及美蘇共同管束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雅爾塔秩序”，對后一點中國人有特別深的印象。然而，相比之下，“雅爾塔秩序”遠遠沒有在第二個會議上所確立的“布賴頓森林秩序”更加堅固、持久，更加兇狠、毒辣。　　

　　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召開布賴頓森林會議的時刻，正是美國的權力在全世界的擴張滲透將要達到頂點的時刻。在當時所能夠預見的戰后時代，是一個全球人類活動走向前所未有的匯合的時代，而主導這個匯合運動的，就是在二戰中唯一未受削弱反而自肥的西方列強－－美國。當時美國擁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生產能力，和全世界黃金儲備的三分之二。在布賴頓森林會議上，建立了美元金本位的世界金融體系，使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成為事實上的世界中央銀行。　　

　　布賴頓森林會議所留下的傳世“禮物”就是管理世界的三大國際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這些機構在最初成立時，其目的相當有限：即形成一個穩定的國際匯率體系，協調債務，以幫助戰后歐洲的恢復與重建。而戰后世界戰爭與革命的發展形勢，使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漸漸被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集團用來作為根據西方的意圖去解決世界廣大的不發達地區問題、并取代舊的殖民統治方式的最主要工具。　　

　　從一開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被設計成由西方列強并主要是美國所控制的機構，將其置于聯合國監督之下的要求很早就被拒絕了。由于實行金錢統治的最直接的方式，即按擁有股份大小決定表決權，世界銀行在剛剛建立時美國掌握了３７％的投票權。這個百分比盡管在今天下降到１６％，美國仍然是操縱世界銀行的最主要力量。世界銀行的行長歷來是由美國任命。具有一百三十多名會員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二十六個最發達國家控制著６０％　　

的投票權。　　

　　世界銀行最主要的兩個部分就是是國際復興開發銀行（ＩＢＲＤ），和國際開發協會（ＩＤＡ）。在早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要是為私人投資提供擔保，以及基建項目的投資。由于歐洲重建的工作主要由馬歇爾計劃所完成，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后來轉向了新的使命。　　

　　這個轉變，主要是迫于戰后世界廣大不發達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浪潮對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劇烈沖擊，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古巴革命的勝利和六、七十年代印度支那戰爭所產生的巨大震動。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統治精英迫切感到要在解決廣大不發達世界面臨的命運攸關的“發展問題”上抓住主動權。一九六○年，成立了國際開發協會（ＩＤＡ）。從六十年代起，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重點項目開始從基建轉向不發達國家的農業和農村發展。這就是世界銀行所標榜的有著十分動聽的名稱的“扶貧計劃”、“脫貧項目”等舉措的由來。　　

　　然而無論名稱有多動聽，現實是冷酷無情的。這種冷酷無情再也沒有比一位世界銀行行長的履歷更能夠形象地說明了。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六十年代越南戰爭中擔任美國國防部長，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擔任世界銀行的行長。這位在印度支那戰場上殺人如麻的“轟炸專家”，似乎對普遍地成為蘊育反帝革命烈火的溫床的第三世界的貧困，有著特別的強烈的感觸。在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戰爭徹底勝利的一九七五年，麥克納馬拉在世界銀行的年會上發表著名演講，聲稱：“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中的二十億人口生活在難以忍受的貧困狀況是本世紀最緊迫的問題之一。”①麥克納馬拉開始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穩定國際財政金融的機構大規模地轉變為改造和滲透第三世界的工具。　　

　　在很多情況下，世界銀行版本的“發展”，和反共戰略成為同義語：在第三世界國家內部，支持援助反動獨裁政權、鎮壓進步的社會力量，在國際上，圍堵社會主義國家和反帝斗爭。在“扶貧、脫貧”的悲天閔人的詞句下，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對第三世界的“發展援助”，帶著陰沉的老牌殖民主義的影子。為了茍延舊的殖民主義統治和緩解殖民地的矛盾，世界銀行向幾個老牌殖民主義統治下的的殖民地供貸款，其中包括澳大利亞統治下的巴布亞新幾內亞、英國統治下的肯尼亞、比利時統治下的剛果等。而反帝反殖斗爭的勝利和高潮，也伴隨著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國際機構的“脫勾”：古巴與一九六○年、印度尼西亞于一九六五年分別從世界銀行中退出。　　

　　然而，布賴頓森林會議所確立的國際機構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了戰后新殖民主義統治方式，一種有別于戰前老牌殖民主義依靠暴力、獨占和直接統治的形態。世界銀行強調市場的自由運作的哲學，主張全世界市場的完全開放和資本與商品的暢通無阻。世界銀行以舉行各種講座和培訓計劃的方法，傳授新自由主義教義，一些來自第三世界的精英從這些課堂畢業后，回到自己的國家，并成為重要的經濟官員，開始虔誠地推行根據世界銀行和西方戰略所指示的第三世界改造計劃。美國著名黑人政治活動家杰西·杰克遜在一次非洲國家領袖會議上談及西方對非洲的奴役時說：“現在他們不需要使用子彈和繩索了。他們只需要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可以了。”　　

　　世界銀行所指導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政策，首先毫不掩蓋地是西方資本利益的肥私。它要求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撤除貿易和關稅障礙，使它們的市場對西方生產力過剩的工業全面開放，而要求不發達國家自己根本不去發展自己的工業。②世界銀行貸款從來都給西方大公司帶來巨大的利潤。一般來說，每一美元世界銀行貸款，就帶來兩美元的西方財團的訂貨。比如，一九九三年，美國為國際開發協會提供了１５億美元的資金，同年美國公司得到大約２７億美元的招標合同。另一方面，“開發援助”給受援國帶來無窮的后患。在“市場效率”的無情統治下，“效率”的狹隘計算將窮人的生存權利和生計權利屈從于冷酷的利潤最大化，使農村傳統的保障性公有財產私有化，對鄉村社區造成巨大的沖擊擾動，挑起種族和社區矛盾和仇視，激發起窮人之間自相殘害的暴力和動亂。③　　

　　其次，更重要的是，世界銀行的“開發援助”的最經常后果，是使不發達國家陷入西方銀行債務的深淵，也因此深深地落入了任由世界銀行和發達國家擺布的圈套：不僅每年要將大量的國民產值用來償還債務，民族經濟、國家政策也要根據世界銀行所規定的越來越苛刻的條件去改造和重整，使社會矛盾愈來愈激化，使國家的發展走進依賴和停滯的死胡同。　　

　　這個厄運，在八十年代，以全球規模降臨到不發達國家的人民頭上。這就是八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這個危機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菲律賓最為嚴重。而促成和激化危機的關鍵因素，就是令第三世界談虎色變的“結構調整計劃”。為了應付第三世界在七十年代因沉溺于西方銀行的貸款而積累起的巨額債務，世界銀行于一九八○年起，開始設計出“結構調整貸款”（ＳＡＬ）。這個貸款的內容就是迫使借款國接受按新自由主義教條改造本國經濟的十分苛刻的條件，包括：撤銷外資的限制和利潤轉移的限制，減少政府的公共開銷和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農村和社區公有財產的私有化、市場化，貨幣貶值，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漲價。它的本質就是以西方發達國家和國際資本的利益為唯一考慮去重組不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撤除不發達國家對民族經濟和下層貧困階級的最后的一點保護，使西方資本能夠毫無障礙地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和掠奪資源。很顯然，結構調整的負擔完全要由社會最底層的窮困階級承擔。　　

　　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給不發達國家的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和倒退。從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三十六個國家內實施了二百四十一項結構調整計劃。其中四分之三的國家在這一期間人均收入下降。④經過“結構調整計劃”的十年的橫掃，第三世界整體的債務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二；第三世界中最窮的國家，債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的債務則翻了一番以上。⑤由于第三世界忙于還債并在債務中越陷越深，出現了資本向發達國家倒流的現象。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凈流動是２１５億美元。⑥整個八十年代被稱作是第三世界的“災難的十年”。　　

　　“結構調整計劃”給第三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是很難用金錢來衡量的。聯合國兒童緊急基金組織經過調查研究得出結論，全世界有五十萬兒童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償還債務計劃而非正常死亡⑦。“結構調整計劃”規定政府減少公共醫療開支，迫使一些國家的醫院不再提供醫治第三世界最常見的病－－結核病的醫藥。而世界銀行又通過所謂“社會貸款”將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轉向私有化，實際上是促銷更為昂貴和賺錢的藥品，從而使第三世界最需要醫療藥品的階層無錢買藥，使最窮困的階層陷入絕望的被剝奪的深淵。⑧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行的“開發援助”計劃，基本上實現了計劃設計者的真正意圖，那就是在全球規模上劫貧濟富。一九九一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著全世界８５％的財富，而在一九六○年這個數字是７０％；在過去三十年中，占世界人口中２０％最窮的人所占有的財富從２．３％下降到１．４％；世界上窮人的收入絕對水平逐年降低，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年間，有兩億人口的收入減少；在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三年間，十億以上的人口收入減少。⑨　　

　　“結構調整計劃”理所當然在第三世界遭到強烈的抵制和反抗。第三世界的統治精英同時受到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九九四年的七國首腦會議上，七國領袖們督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那些似乎是仍為采取必要行動的國家的政府提供更嚴厲的政策建議，和更坦率的信號。”⑩　　

　　在整個第三世界經歷八十年代的災難的同時，也出現了東亞經濟圈的繁榮和“四小龍”的“奇跡”。這與其說是“現代化”的成功，毋寧說是世界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生動表現。然而就在九○年代，出現了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和長期的經濟衰退，以及最近期間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更豐富的證據再一次說明不平衡發展規律。　　

　　世界銀行對亞洲的貸款從七十年代后大量增加，特別是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亞為重點。世界銀行的亞洲貸款大部分是私營性質的大型基建工程，大多對自然環境和窮困階層的家園產生嚴重破壞。同時大型基建工程的招標合同為西方財團和當地上層精英帶來大量的利益。　　

　　中國于一九八○年重新加入世界銀行，享有的表決權是３．４７％（而美國是２０．８４％）。一九九六年度，世界銀行共批準中國項目十六個，承諾資金二十九億七千萬美元。這使中國連續四年成為世界銀行年度借款額最多的國家。世界銀行在中國改革的決策中的影響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它為中國改革出建議、下命令的角色也越來越公開。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世界銀行發布的《１９９６財年中國國家經濟報告》中，提出“對結構調整與改革的看法”，認為應通過“工業中的非國營部門”“吸收國有企業中的富余工人”，以及實行“減少政府在干預資金使用方向和確定商業銀行資金成本方面的作用”的“金融部門改革”等措施來改革中國的國營企業。⑾這些建議，以及中國社會在改革中日益呈現出的問題，如工人下崗、通貨膨脹、農村社區的解體和人口的流離、生態環境的破壞等等，使人震驚地感到和“結構調整計劃”下的第三世界的社會問題何其相似。而在宣傳輿論中所大談特談的“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抓住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機遇”之類令人瞠目結舌又無知可笑的言論，更促使人思考和注視中國社會主義正面臨的一個險峻關頭。　　

　　即將于九月十五日在香港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據說將由世界銀行作“二○二○年的中國”的報告。　　

　　仍然堅持自己要走社會主義和獨立自主道路的中國人民，對于一個曾經支持過全世界最兇惡最腐敗的反共獨裁政府、精心營造新殖民主義性質的依賴性、買辦性發展模式、以掠奪和奴役第三世界為己任的帝國主義幫兇組織，不應存在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注：　　

①Robert McNamara, The McNamara Years at the World Bank: Major Policy Addresses of Robert S. McNamara, 1968-1981. Bla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Robert Wade, "Selective Industrial Policies in East Asia: Is the East Asian Miracle Right?" in Miracle or Design?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ed. Albert Fishlow et al. 　　Washington　 　DC　　: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1994.　　

③Vandana, Shiva.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London　　: Zed Books, 1991.　　

④Pratap Chatterjee, "At fifty, IMF Finds That Old Brooms Sweep Clean," Third World Economics, nos. 93-94 (16 July-115 Aug. 1994), p.9.　　

⑤Pip Hinman, "The World Bank: 50 Years is Enough!" Green Left Weekly #136/Mar 23, 1994.　　

⑥Witness for Peace, Washington DC, spring 1994.　　

⑦Linda Gray MacKay, "World Bank and IMF Have Failed, and the Poor Pay the Price," Washington Post, 1997/7/14.　　

⑧Vandana Shiva, "After Fifty Years, Is the World Bank Soci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6, No. 4, 1994.　　

⑨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63. Lester R. Brown, ed., State of the World 1994: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　　New York　　: W.W. Norton and Co., 1994, p. 5.　　

⑩Michel Chossudovsky, "The G7 Policy Agenda Creates Global Poverty," Third World Resurgence, no. 60, Aug. 1995, p.10.　　

⑾《人民日報》１９９６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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