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贖罪日戰爭后，石油價格暴漲了4倍，使國際金融體系產生了崩潰的危險。由于油價這種空前的突漲，歐洲的石油進口工業國處于衰退的邊緣，而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則無法增加足夠的出口，從而無力購買這種至關重要的商品。 對美國來說，這場危機提供了一個加強美國作為世界貨幣中心地位的機會。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同世界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達成了一項明確的協議，即石油只能用美元來定價，也只能用美元來支付，并且任何過剩的石油收入都將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這開啟了“石油美元回流”的進程。美國—沙特經濟合作聯合委員會成立，并且美國承諾用軍事援助為沙特提供安全保證。①
由于石油價格的上漲，石油美元大量涌入波斯灣的歐佩克國家，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國內發展和消費所需要的數量。這些過剩的石油美元最終全都流入了紐約或倫敦的跨國銀行里。這些跨國商業銀行渴望巨額利潤，需要處理這些流入的過剩美元，因而把第三世界的石油消費國作為它們的首要客戶。歐洲工業國由于能源成本增加而瀕于衰退，因而把巨額的貸款借給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項目。因此，每年成百上千億的石油美元在海灣的歐佩克國家、跨國銀行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來回流動，由此播下了20世紀80年代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的種子。①
花旗銀行總裁沃爾特?里斯頓（Walter Wriston）錯誤地認為，國家不會破產。由于全都受到這種觀念的誤導，跨國銀行忘記了銀行業最重要的法則——“了解你的客戶”，因而選擇了“聯合貸款”。它們依靠大銀行的專業審查來把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在這種爭先恐后地向第三世界貸款的狂歡氛圍下，難怪花旗銀行否認它向巴西貸款過多，即使巴西在債務危機之前的4年里債務增加了1倍。當時，光花旗銀行一家對巴西的貸款就遠遠超過了它的總資本金。①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機構也鼓勵銀行放貸。就在1982年墨西哥宣布無法償還債務之前的幾周，這兩個機構宣布：“仍然有相當大的空間來持續地提供額外貸款，以便提高生產能力。”沃爾特?里斯頓把拉美的貸款描繪成“沒有風險的貸款，因此商業銀行可以安心地把對第三世界的貸款增加3倍（按照資產的比例）”。①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放棄了按照固定的長期利率來借貸的傳統方式，轉而投向按照浮動利率來借貸的短期貸款。這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給它們的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油價的上漲也給西方的經濟帶來了破壞性的影響，尤其是對美國的經濟。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美元對德國馬克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下跌的幅度超過了15％；黃金的價格達到創紀錄的每盎司400美元。在卡特政府期間，美國作為投資勝地的聲譽遭到了相當大的貶損。連美國最堅定的朋友——沙特——據說也清空了手中數百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為了扭轉這種狀況，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宣布了一項新的貨幣政策，從制度上凍結通貨膨脹率。沃爾克把自己打扮成通貨膨脹的斗士，把美國的利率迅速提高到20％，削減了銀行和消費者的信貸活動，限制貨幣的增長。③
沃爾克的貨幣政策對世界商品的價格產生了相反的作用，并使世界經濟陷入了蕭條。礦物產品、咖啡和茶葉等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下跌了50％左右，再加上過高的利率使第三世界陷入了債務危機。
1982年8月13日星期五，何塞?席爾瓦?赫爾左格（Jesus Silva Herzog）打電話給美國財政部，告訴美國財政部長唐納德?里根（Donald Regan），墨西哥已經破產，并且無力償還數百億美元的債務。這對跨國銀行來說猶如一枚炸彈，這些在周末陷入瘋狂的國際銀行能夠為墨西哥提供40億左右的美元來避免破產。①如果墨西哥無法清償債務，美國許多銀行將會被迫破產。這對里根政府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于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應邀充當各國和銀行的收債人。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計劃”首次在墨西哥試行，后來又推行到許多第三世界國家。②
200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阿根廷提供了一攬子的援助方案。這一方案充分證明了它是如何為華盛頓的跨國銀行的最佳利益服務的。由于債務危機，阿根廷從世界銀行及其商業銀行伙伴那里獲得了63億美元的緊急貸款和137億美元的備用信貸承諾。不過，阿根廷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阿根廷必須“支付高于正常水平，即 16％的風險酬金，回報支持這一貨幣方案所需要的資金”。由于阿根廷的債務已經高達1280億美元，這使阿根廷的債務每年增加270億美元。新的“緊急貸款”和備用信貸甚至不足以支付紐約銀行家們9個月的利息。更令人驚訝的是，承諾幫助阿根廷的資金僅僅停留在賬面上，實際上從未離開過紐約。③
因此，第三世界的欠債國家無力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控制，后者“按照官方債務人和商業債務人的利益”對它們強加了“各種條件”。毫不令人奇怪，這些“條件”的首要目標是收回利息和避免拖欠，從而逐漸地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未償債務。“通過‘金融工程’和謹慎的債務重組技術，本金償還得到延期，而利息卻必須償還。”結果，1980~1998年，發展中國家的總債務從4810億美元增加到2萬億美元，自1970年以來增加了32倍。④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負擔不斷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其中央銀行的直接或間接控制。由于本國銀行的信貸或貨幣發行權被剝奪，欠債國家不得不依賴外部的資金來為任何政府項目或新的發展項目籌資。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給第三世界欠債國家的“條件”之一是本國貨幣的貶值，這導致主食原料和燃料、基本藥品和公共服務價格的直接上漲，造成的結果是普遍的通貨膨脹、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就業崗位的減少。①財政預算的削減還導致學校、醫療診所、醫院和公共投資的崩潰，因為欠債國家無力動用本國的資金，并且所有公共項目合同或采購都分配給了國際承包商。總之，公共項目的籌資必然會導致更多的外債。①
市場對外國競爭的開放和價格自由化也導致化肥和農業器械價格的暴漲，從而導致本國整體經濟的價格上漲。價格的劇漲造成許多中小生產者的破產。此外，運輸成本的增加往往使美國和歐洲得到補貼的農產品受惠。①貿易自由化和削減關稅導致國家收入減少，鼓勵進口，進一步惡化了財政赤字和外債問題。
同時，私有化使最好的企業以非常低的價格拍賣給外國企業。最富有爭議的“改革”之一是耕地的私有化。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耕地私有化導致農田在極少數人手中的集中、“無地季節工人”的形成和舊地主階級的復辟。
消除對銀行體系的管制帶來了利率的上漲，使本國經濟缺乏資金，進而導致“熱錢”的流入。外國銀行無限制的進入加劇了本國銀行部門的競爭；通過私有化，國家的金融機構最終大多落入外國利益集團的手中。①
最后，由于1986年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的結束，發展中國家被迫支付知識產權費用，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支付赤字和外債負擔。
這一切使科塞多夫斯基(Chossudovsky)教授得出如下結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是一項連貫的經濟和社會崩潰計劃。財政緊縮政策造成國家的瓦解，國家經濟重新改造，國內市場的生產由于對實際收入的壓榨而遭到破壞，國內的生產轉而為了世界市場。這些措施絕不是廢止進口替代戰略，它們還破壞了整個國內經濟結構。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竟然把這樣一些財政緊縮措施強加給第三世界的欠債國家，卻拒絕讓自己遵守由“華盛頓共識”為第三世界欠債國家所規定的新自由主義議程。相反，美國實施的國內政策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其他國家開出的藥方完全背道而馳。多年來，為了支持就業和經濟增長，美國的聯邦財政一直維持著赤字，并且為了增加出口而降低利率和匯率。①
邁克爾?哈德森教授得出結論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出的藥方決不可能解決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問題，只會破壞這些國家，使更多的人民陷入貧困。要消除世界發展的不均衡，我們必須讓“所有國家……實施類似的政策，而不是遭受雙重標準。所有國家都能提供自己的信貸，而不是任由單個國家壟斷信貸而犧牲其他國家”。①
節選自《美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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