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tv.sohu.com/20090803/n265676659.shtml
博帕爾：遲來的宣判與未盡的災難
艾迪爾住在博帕爾，今年10歲。這個普普通通的男孩，只能依靠手和膝蓋在地上緩慢地爬行。他的腿萎縮而扭曲著，將永遠不能走路。艾迪爾是博帕爾數以百計的畸形兒童中的一個。
徐菁菁
1984年12月3日凌晨，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農藥廠里的氰化物悄然泄漏，在整個博帕爾殺人的時候，艾迪爾還沒有出生。當年，他的母親才10歲，對她來說，能夠在這場史上最嚴重的工業災難中幸免于難簡直是個奇跡。她并沒有意識到，這只是苦難的開始。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的獨立數據顯示，毒氣在泄漏的最初3天里殺害了8000～1萬人，此后多年里又有2.5萬人因為毒氣引發的后遺癥死亡。
6月7日，在博帕爾慘案過去26個年頭后，博帕爾地方法院宣布，8名被告在毒氣泄漏災難中犯有疏忽導致死亡等罪，各自將面臨最高兩年的有期徒刑，同時處以10萬盧比罰金。在被宣布有罪的8名被告中，包括當時發生毒氣泄漏的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博帕爾工廠的董事長馬欣德拉和其他幾名管理人員。其中1名被告已經死亡。
數百名幸存者家屬和環保人士聚集在法院周圍，抗議法院的判決太輕太晚。“生還者不會放松他們為追求公正所做的斗爭。”新德里律師卡努娜·南迪對本刊說。
遲到的判決
3年前，博帕爾幸存者組織找到南迪，她無償接下了在印度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訴訟要求清理聯合碳化物公司自1977年起就遺留下來的有毒廢物。“我不知道為什么這一判決拖延了26年之久。”南迪說，“1987年，印度中央調查局將其立案。在1989至1991年，鑒于印度政府和聯合碳化物公司的解決協議，案件被最高法院廢止。1993至1996年，案件又被拿出來重新審議，并將謀殺指控改成了過失罪。此次對判決的依據是印度刑法典第304A款，它常被用于交通事故定罪。”
除了判決過遲過輕，更令受害者不滿的是，此次被判有罪的8人皆為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的印度籍員工，而其母公司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及其高層卻置身事外。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布里吉·漢娜告訴本刊，博帕爾所在的中央邦農業發達，上世紀60年代，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將這里視作其產品殺蟲藥西維因的下一個巨大市場，并在博帕爾建立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然而西維因的銷售情況并不像美國投資方想象的那樣好。在1984年中期，這個龐大的新工廠已經面臨停產。在博帕爾慘案發生的時候，這家化工廠生產線上的6個安全系統無一正常運轉，其中包括異氰酸鉀的冷卻設備：“這些安全系統有些被關閉了以節約成本，異氰酸鉀冷卻系統停止運轉一天可以節約30美元。”在12月3日那個凌晨，正是異氰酸鉀的泄漏使博帕爾成為死城。
博帕爾慘案的幸存者和為他們奔走的人們一直拒絕將這起毒氣泄漏稱作“意外事故”。為節約成本，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大量削減了雇工人數，在控制室，只有1名操作員管理70余個儀表盤、指示器和控制裝置。異氰酸鉀生產工人的安全培訓周期從6個月降至15天。更令人們無法接受的是，在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設在美國西弗吉尼亞的工廠里，生產系統直接聯結著自動的電腦控制報警器和危機控制系統，而在博帕爾，唯一的手動報警鈴被關閉了——“為了讓人們不過分驚恐。”1982年，一支安全稽查隊就曾向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匯報，稱博帕爾工廠有“一共61處危險”。
但是在過去的26年中，針對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的法律訴訟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漢娜告訴記者，印度于1985年通過了《博帕爾毒氣泄漏災難法案》，指定政府獨自代理所有受害者，因為大多數受害者根本沒有資源甚至英語語言能力與這家美國公司打這場法律戰。1985年，印度政府在美國紐約向聯合碳化物公司提起訴訟。這次起訴鎩羽而歸。“從那時起，博帕爾受難者的命運就被縛于印度作為一個合作和友好的投資市場的美名。”1989年，印度最高法院批準了聯合碳化物公司與印度政府間的最終和解方案。聯合碳化物公司支付了4.7億美元的賠償。“這筆費用最終支付給了能夠提供受害證明的超過50萬人，每人為他們一生的傷痛和殘疾領到了大概500美元。”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執行官瓦倫·安德森1984年被捕，隨后繳納2000美元保釋金后回到美國。
拉揚·沙爾瑪是紐約“沙爾瑪德揚律師事務所”合伙人。1989年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沙爾瑪擔當起了博帕爾受害者對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訴訟的辯護律師。“訴訟從1989年11月開始，”沙爾瑪說，“聯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了許多抗辯理由，最基本的一條是，雖然是他們將技術轉讓給印度子公司，并授權給他們生產專利殺蟲劑的，但事故的責任全在印度子公司。”1993年，美國最高法院關閉了博帕爾受害者在美國法院提起訴訟的大門。
“聯合碳化物公司不承認印度的司法裁判權。陶氏化學公司收購聯合碳化物公司后，也聲稱，他們購買了聯合碳化物公司的資產并不意味著要擔負其過去的責任，而且他們也不在印度司法管轄范圍內。”南迪說。
6月8日美國負責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布拉克表示，在美國方面看來，有關博帕爾事件的調查早已結束，美國不會重新啟動任何司法程序，也不會采取任何引渡措施。
“在我看來，聯合碳化物公司負有協同謀殺的罪名。”“博帕爾信息與行動小組”創立者桑斯尤·薩拉基告訴本刊，“聯合碳化物公司與陶氏化學及美國國防部都有長期和密切的合作關系，對美國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而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沒有一個國際性的平臺迫使跨國公司承擔法律責任。”
在漢娜看來，博帕爾是全球化中的典型悲劇：“一家美國公司選擇博帕爾以占據低廉勞動力、松懈規定、建立劣等工廠的便宜。你能夠看到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博弈。而對貪婪和錯誤的懲罰卻最終落到了博帕爾人身上。
苦難在繼續
1984年12月，30歲的桑斯尤·薩拉基從收音機里聽到了一些零星的消息。作為志愿者，他在災難后的第一時間從4小時車程外的小鎮趕到博帕爾。“我身上只帶了100盧比零錢和一點點換洗衣物，我想，我在那兒參加緊急救援，最多會待一星期。”薩拉基沒有想到的是，此后的26個年頭，他都在為博帕爾人奔走。1986年他建立了“博帕爾信息與行動小組”。1995年，在私人捐贈的幫助下，他建立了“桑布哈夫納信托基金會”，為博帕爾幸存者提供治療，并進行醫學研究。
桑布哈夫納下屬的診所位于博帕爾受毒氣災難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占地2英畝，包括一個草藥種植園。這里距聯合碳化物公司的工廠僅400米。全診所的45名員工中有22人為災難的幸存者。薩拉基告訴記者，自1996年至今，就診所注冊備案的毒氣受害社區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就有2.27萬人。
“博帕爾因為史上最大的工業災難而聞名，但卻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曾經的受害者還在遭受醫學災難。”薩拉基說，“直到現在，每個月都有10到15個人因為與毒氣泄漏有關的疾病而死亡，有超過12萬幸存者在受慢性病困擾，并在缺醫少藥中絕望生存。從1984年到現在，死于毒氣泄漏的人已經超過2萬名。”
令人們受害的不只是毒氣，還有工廠的廢氣后遺留下來的大量有毒垃圾。根據新德里社會與環境研究中心2009年的報告，聯合碳化物公司生產的3種殺蟲劑都有劇毒，并有很強的水溶性和土壤侵蝕性，工廠及其廢物處理點的土地處于嚴重污染的狀態。“化學物質已經滲透進入了地下水位線，在整個區域被適當處理之前，這種情況還會持續下去。”哈佛大學學者布里吉·漢娜說，“早在1990年，關于水質問題的研究報告就已經出臺，當地居民對水的問題多有抱怨，而現在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1994年，瑞典環境醫生組織主席英格利·艾克爾曼受到“博帕爾問題國際醫學委員會”的號召來到博帕爾，此后她成為桑布哈夫納診所的醫學顧問，還是一戶受害者家庭的“外祖母”。“我們訪問受害者并給他們做檢查。研究得出了許多報告，我的同事證實人們的肺、眼睛和神經系統已經受到了永久性的傷害。”艾克爾曼告訴本刊，“幸存者的癥狀各不相同：那些距離工廠最近的人們遭受著非常劇烈的長期病痛的影響，這些疾病還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加劇。那些距離工廠遠一些，或者住在樓房里的人們遺留癥狀則要輕一些。病人的癥狀包括呼吸短促、咳嗽、胸痛、肢體疼痛、腹痛、四肢麻木、視力衰弱等等。”
許多幸存者已年屆七旬，但他們的老去并不意味著苦難在遠離博帕爾。“在婦女中，出現了罕見的大規模的月經紊亂。母親們常常訴苦，在嬰兒期經歷毒氣災難或在災難之后出生的孩子身體和智力發育遲緩。”艾克爾曼說，“毒氣事故后，博帕爾的流產率急劇上升并持續數年。根據桑布哈夫納診所工作人員的診療觀察，新生兒缺陷率遠高于一般水平，特別是在水源受到污染的地區。”
在過去的26年里，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為博帕爾人提供醫療支持，但結果仍然不盡如人意。在漢娜看來，1990年印度政府修訂了與聯合碳化物公司簽署的最終和解協議，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這讓印度政府承擔了毒氣受害者一生醫療救助的全部責任，這是本應由聯合碳化物公司來承擔的。從那時開始，盡管印度政府為幸存者提供一些免費的醫療服務，但仍然遠遠不夠。”
錢并不是唯一的問題。薩拉基告訴記者，聯合碳化物公司及陶氏化學公司，一直以“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向公眾及醫療單位提供有關異氰酸鉀的研究資料。而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在1994也停止了相關研究。“由于缺乏足夠的醫學信息，目前沒有針對多發疾病的治療方案。兩份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出版物頒布的治療方案只針對呼吸系統問題，而且已經是11年前的資料了，博帕爾醫療群體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從毒氣泄漏的那個早晨開始，所有的治療也就只是在緩解癥狀而已。類固醇藥物、抗生素和精神類藥物被不加選擇地使用。”
“政府最初辨認幸存者的努力陷入了混亂、腐敗和歧視。”薩拉基說，“結果是，到現在對于受害者的數目和受傷程度沒有官方的統計，也缺乏有關幸存者健康狀況和治療情況的記錄，無法確保他們接受長期的治療。公共醫療衛生服務的預算額度仍然在2%以下，博帕爾沒有社區醫療服務人員，社區健康教育和醫療管理無從談起。公共醫療機構的失敗導致了私人醫生和護理機構的盛行。他們中70%的人并不具備職業資格，卻是醫療服務的最大提供方。博帕爾紀念醫院公共衛生負責人拉吉夫·巴蒂亞統計過400名病人的處方，發現其中的許多藥物實際上在進一步地傷害這些慢性病患者。”
病痛還在進一步地加劇貧困。艾克爾曼訪問了毒氣受害家庭里的女性。在災難過后，這些家庭的收入都在減少，他們不得不花更多的錢在就醫上。“現在博帕爾人迫切需要的，除了恰當的醫療服務，還有不需要強體力勞動的工作機會，對殘疾人和缺陷兒童的護理支持，以及陶氏化學公司對污染環境的補救。”薩拉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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