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羅門式的世界觀
領土問題和涉藏問題并非中印兩國利益的核心，但卻是中印發展的瓶頸。從歷史上看，可以認定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的責任完全在于印度－－印度人在對外戰略的制定上，一方面繼承了英國式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還存在有大量的民族主義成分。其涉藏問題的判斷就存在著典型的英式思維－－在兩個存在潛在競爭關系的大國之間設立一個緩沖地帶，即謀求西雪山小京巴立。
在觀察中印領土爭端問題時，非常有必要考慮其民族主義的性質和歷史背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民族主義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潮，一股是世俗主義的，一股是宗教性質的，具體來說就是印度教的。兩者原本對立，但在某些方面又存在著統一性，譬如在領土問題上。
就世俗主義來說，從歷史上看，印度并不存在任何有形的政治社會和宗教上的統一，印度現代國家概念的形成是在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下完成的。而自1947年獨立以來，印度的精英階層始終在強調印度是“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個由文化共同經歷風俗和地理所明確界定的國家”－－也就是說印度的邊境早已存在的－－以此作為支持其對政治權利要求的論據。之后，這一說法進而演化成民族主義者的堅定信念，反過來變成了左右印度政府決策的一個很大的干擾因素。
而宗教性民族主義的影響在于，印度人的等級社會觀念也同樣影響了他們對外界世界的認識：在一個以財富和權勢為基礎的等級制國家階梯結構中，印度理應位居世界等級的最高層。在這種“婆羅門”式的世界觀出發來評估世界，使印度人總是帶有一種優越感，認為他們的國家理所應當在亞洲乃至全世界居于“中心地位”。可現實是，印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上世界中葉開始存在時，都面臨著同一項任務－－把“邊疆“轉化為“邊界”。這是前現代國家轉化為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步驟，前現代化國家可以存在于邊疆之內，邊疆不是線而是國家之間的過度區域，而現代國家需要的是邊界。
自1955年萬隆會議開始至今，中國在解決邊境問題上的政策是一貫的，即首先聲明那些區域尚未劃定，需要鑒別：之后以協定的形式維持現狀：在未來時機成熟時進行談判。至今為止，中國與周邊國家（譬如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羅斯等國家）在解決劃界問題上都取沿襲了這一模式。
在那種沒有理智可言的民族主義左右下，印度政府認為沒有必要像其他國家那樣需要同鄰國進行談判，就共同邊界的走向達成協議。在印度精英層看來，他們已經擁有了同中國的固定邊界，所以談判是多余的，惟一需要做的是，通過其自身的檔案研究，參照歷史和神話并考慮安全利益，來“發現”印度與中國的邊界的“確切”走向。一旦確定了適當的走向，便可將他予以公布并標在地圖上。這種“我認為是，所以是”的思維方式不僅體現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在印巴克什米爾問題上，印方所持的都是與之類似的觀點，這對印度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均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在與非洲各國像自己一樣通過“非暴力”的方式爭取獨立，這一主張話題同樣讓印度在非洲碰了一鼻子的灰－－這是題外話。
回到正題，印度政府這種單方面的做法在國際上顯然是無效的，這種思維方式更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至今為止中印領土問題的癥結就在于此－－并非是具體界線應該如何去劃，而是在“領土問題存在爭議”這一問題上存在爭議。6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在這一問題回答記者問題時強調“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淵源就在這里。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印關系曾有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謂的“巴依巴依”的時代。從印方的角度來說，以國土人口經濟條件而論，印度在前英屬殖民地中處于領頭羊的位置，而這又進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盟主”位置，當然，按照當時的概念，準確地說不結盟運動組織的首腦國家，不結盟組織在當時是獨立于美英兩大陣營的第三股力量，這使得印度人在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影響：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三了。出于進一步壯大不結盟組織擴張自身影響力的考慮，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印度對中國相對采取了比較有好的態度，1955年尼赫魯總理邀請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有好僅僅是“相對”的，這一期間印度從未停止對這爭議區領土的蠶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間，我邊防部隊與印度情報部門控制的巡邏隊曾有數次小規模交火，規模最大的一次爆發于1959年10月。印方巡邏隊被我方擊斃9人，其余悉數被擒(這次時間的影響是，1959年之后，作為權利斗爭的結果，這一地區的巡邏任務被印度軍方接管)。
從心態上而論，當時印度對中國始終抱有一種“俯視”態度，即認為中國僅僅是不結盟組織中的一員，是被領導者。這一方面源于印度人不切實際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源自1840年以來中國國運的頹勢－－在印度人看來，二次世界大戰中國人都是靠美英等國才從日本人手里解放出來的。而從實際國力來看，早在1928年前，國聯就把印度列為世界8大工業國行列。而建國之初，中國在經濟上的各項軟硬件都處于一窮二白的狀態，令筆者無法理解的是，此前的朝鮮戰爭在震撼整個西方世界的同時，似乎對印度人并未有太多觸動，印度的領導集體更像象牙塔中的產物。
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同樣可以看作是這一心態下的產物。沖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戰爭對他們而言卻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認為只要自己在邊境上不斷增兵，中國人就會被嚇跑，對于大規模交火并沒有做太多的準備，更遑論后期自己會處于挨打狀態。簡單來說，印度人從一開始就把勝利的希望寄托于對手的軟弱上，僅從這種心態看，戰場一邊倒的態勢就是在正常不過的。
在中國解放軍的戰史中，1962年這場自衛反擊戰并非是一場值得大書特書的戰爭，畢竟，這支部隊曾面對過太多比這還要兇險得多的戰事，甚至這場戰爭的進程都顯得平淡無奇，但正是這場“平淡”的戰爭，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印度的發展軌跡——按照美國著名的南亞學者斯蒂芬.科恩教授的說法：印度在中印邊境戰中遭受了“恥辱的失敗”，這教訓了整個一代印度人。從那時起，印度在心理上已經成了軍事化國家。
1962年對印反擊戰之于印度，其影響類似于甲午戰爭之中國，最大的傷害都在于世人眼里一個“大國”被打回了原形，甲午戰爭之后，中國虛弱表露無疑，于是列強瓜分接踵而至。1962年一戰同樣如此，“堂堂世界第三”、“亞非拉的領袖”竟然被中國揍得魂飛魄散，領導人不得不向美蘇等國尋求援助，尼赫魯曾親自致信肯尼迪求援，新德里的政要和富商們甚至做了遷都的打算，一直到中國高姿態的開始撤軍，印度都還沒組織起反擊，此戰使得印度的國際政治資本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威信受到重創，于是在無意之間，中國成立了1947年獨立以來對印度“傷害”最大的國家，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在印度人的心目中成了戰爭販子的形象。
因此，印度民族主義者對中國的敵視其實不亞于日本右翼勢力，印度媒體鮮見對中國的真實客觀的宣傳，在很多印度人眼里，中國人就留著山羊胡子戴著竹斗笠露出一臉陰險笑容的中國農夫的落后國家。
除去心理，從經濟方面算賬，我們會發現結果仍舊是對印度不利的。如果以“戰爭與經濟之間是否建立一套正循環體系”為依據來審視中國政府當時的決策，那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和隨之而來的無法消除的民族仇恨，于國民經濟發展，省去了一個大包袱：堅決打擊，一仗打出了相對40年的穩定，使得經濟建設免去了許多干擾，這都是戰爭所帶來的紅利，就是所謂的“戰爭－－經濟”正循環。反觀印度，1962年這一戰對于實際控制土地面積基本無損，但為了一個次要利益，卻給自己制造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進而影響了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緬甸一直到斯里蘭卡一系列方向，為國家帶來沉重的軍事開支，這不是正循環，而是一個死循環。
當然，這場戰爭對中國也產生了不利影響。由于意識形態問題，當時印度在國際主流社會中確實占據了道義上的制高點，中國被抹黑成了一個“侵略者”的形象，由此所產生的后果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滯后了，歷史有時就是這么有意思：對手的聰明程度和他給你帶來麻煩大小并不一定就是成正比的。
死結之一
在筆者看來，印度的文化經濟政治三者之間影響處于一種很奇怪的平衡狀態，雖然很穩定，但的確的確很別扭，而很多問題也就從此產生了。
話題從印度的種姓制度說起。簡單地說，在印度社會中存有四大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在這四大種姓之外，還有不可接觸者，即被排除在種姓等級制度之外的賤民，我們多數人對此都有所耳聞，但這只不過是最粗略的劃分，實際上每大種姓下面還有成百上千個亞種姓，每個亞種姓里面還分出亞亞種姓。要記全這些亞種姓亞亞種姓的名稱是非常困難的，好在沒必要記，那是專家的職責。
當然從歷史上看，種姓并非是印度所獨有，只不過印度人把他宗教化儀式化極端化了，古埃及也有過種族制度，大約劃為七等，劃分的方法與印度相差無幾，也是按職業來劃分。比如說，印度有婆羅門，即祭司種姓，埃及第一種姓也是祭司種姓，此外，埃及也像印度那樣有商人工匠農民種姓。近代以前，西方社會同樣是壁壘森嚴，不可逾越，貴族市民農奴一樣涇渭分明。在日韓文化中，等級制度至今還有殘余，這點從日語和韓語對人的稱謂差別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國家等級制度是伴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逐漸淡化的。
而自古以來，中國卻是一個異類，在秦之前，中國社會結構是以諸侯國為單元的，由貴族治理百姓，天子則依靠貴族維系統治，從而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這和歷史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始皇帝統一華夏之后，中國便進入了大一統時代，這在歷史上絕對是個異數，主要體現在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由皇帝直接治理全天下的百姓，這樣的國家不再是“一麻袋土豆”，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皇帝與貴族之間于是就有了結構性矛盾。總的來說，歷代皇權基本都是傾向于扶持平民以遏制貴族的，所以早在魏晉時代，貴族制度就難以為繼了，宋明時期基本消失殆盡，士族則自秦漢始，開始逐步興起－－這一身份是無法世襲的。在滿清時代，這一進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為清朝的八旗制度本質也是貴族制度，但這也僅僅是歷史上一個不大的反復而已。
之所以要提及這些事情，想說明的是對于一個大國（不是西歐那些小國）而言，大一統和和過于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是彼此相斥的兩件東西。
再來說印度。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一個地理概念，這里同時存在著多種類型的邦國－－從土邦王國到部落共和國，應有盡有，就如同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博物館，歷史上，在這片土地上從未出現過大一統的國家，既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丹陀羅笈多國王時代也莫不如此。現代意義上的統一的印度是伴隨英國殖民統治一起“從天而降”的，并不是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英國殖民者給印度帶來了統一的疆界貨幣稅制外交與國防政策以及統一的法度。但也僅限于此：截止到1914年，英國政府在印度僅僅派駐了9000名行政官員和69000名士兵，而統治著3億印度人！對此解決的方式是：在殖民統治機器下，英國人進入印度前就存在600多個土邦被幾乎不被干擾的全部保留了下來。本質上說，這種體制與前面提到的“天子－－諸侯－－百姓”的結構是一樣的。
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中斷了其原有文明的進程，但同時沒有帶印度人走向自主型的資本主義近代發展進程，在生產分配領域，就有的封建階級被幾乎完整的保留了下來，而在封建領土之上又增加了新的一層國民財富的截留者－－殖民統治者，“柴明達爾”制度便由此產生（柴明達爾制度是政府通過中間人，即柴明達爾向農民征收田賦的一種土地制度。政府為了使柴明達爾交足田賦，允許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享有行政司法和軍事權利。他們為國家征稅，國家付給一定的報酬。這種與土地有關的權利可以繼承轉讓和出賣）。同時，原本應該存在的封建時代的種姓制度，也被順理成章地帶到了現代社會并一直存在到今天。
二戰以后，隨著國力的衰敗，英國人無力維持各地殖民統治，以甘地為首的印度精英層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這個時候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惟一稻草。最終，印度在1947年獲得了獨立，而問題也隨之而來：現有的這個統一的“印度”，并不是印度自身文明發展的產物，從前面的“三級結構”可以看到，原先維持國家統一的殖民統治者，如今這一層不存在了，而印度自身的社會結構還處于殖民統治之前的狀態。
英國人曾估計，印度獨立之后將會分裂為是少8~9個國家。這這片土地上，據說有1600種語言，而“印度教”最初則是殖民當局為了敘述方便而創造出的詞匯，嚴格的說應包含上百個不同的“教派”；而經濟方面，封建制的農業經濟使得各個土邦之間并不存在基于彼此需求的特別緊密的聯系。當然，印度的精英層最終還是找到了維系統一的方案，也是惟一可行的方案，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樣子，保留了壟斷集團，政府權利有限，英式的議會制決策機制，（印度的盧比給人印象最為深刻，上面密密麻麻的印有17種文字）。簡單的說，這些就是落后的社會結構與國家統一訴求之間妥協折中的結果，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因為它契合印度的社會結構，但又顯得很“別扭”。
印度至今還有四大家族的提法，即塔塔阿班尼米塔爾和博拉，他們對國民經濟控制絕不亞于國民時期中國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獨立后頭兩個五年計劃中實際增長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壟斷工業資本與壟斷金融資本僅僅在注冊資本上就膨脹了三倍。拿鋼鐵和水泥生產來說，排名第一的塔塔集團控制了印度水泥生產線的百分之五十，而當時排名第二的米塔爾財團則控制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于鋼鐵，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鋼鐵廠的產量只達到了當時鋼鐵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三，其余全部來自壟斷集團。壟斷集團多出身于信仰拜火教的帕西族或錫克族（其信仰可視為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混合產物），而印度的卓越政治家則多數來自婆羅門，這得益于印度教對人民的影響力，而印度教教義有對商業自身的限制，所以婆羅門多數從政且與商業瓜葛很少，尼赫魯就是他們之間的佼佼者。這些都決定了印度政府對大財團的控制力，是一個弱勢政府，必須通過不斷和壟斷集團進行斗爭才會有所建樹。
印度的議會，選舉制度是按照某些人的標準應該是現代社會的模范生，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政黨是其資本主義的產物，他們的一大特征就是沒有固定的支持者，沒有固定的綱領，作為金主的大財團往往會采取兩面下注的方式，所以不同的政黨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很強的同一性，其政治博弈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為集團內部不同的“左”和“右”。印度的各個政黨同樣是其自身社會結構的產物，但他們背后又是不同財團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地域等，他們所代表的利益缺少交集甚至彼此南轅北轍，但非常穩定。這就使很多問題變成了黨派之間無休止的扯皮。此外，在實施西式民主體制的同時，在其各政黨內部則實施更多的是家長制，因此為了自身利益訴求，最好的方式不是加入某個政黨，而是單獨成立一個黨，最終結果就是在議會中出現了大量的小黨派，這就進一步降低了決策機構的行動效率。
從“中央－－地方”的權力劃分而言，由于基本延續了過去社會結構的地域劃分，各邦內部都具有文化上相對同一性，在權威性上就出現了地方強中央弱的現象。就土地而言，印度始終沒有完成土改，中央政府可控制土地僅占百分之13上下，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以人均土地最少的哈爾邦為例，占土地持有者總數百分之67的小土地持有者僅擁有全邦可耕用土地的百分之16，而百分之4.1的地主卻占有全邦土地的百分之25，另外400萬人沒有土地。
由此，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在判斷印度政府決策時必須認識到，其決策依據很可能并非源自某一長遠戰略考慮，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具體的眼前利益來考慮的－－即便這些決策對長遠和全局利益是有害的。因為在缺乏一個權威的政治環境下，印度的政治家首先要考慮的是政黨之間激烈的斗爭，政府和大財團之間的斗爭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斗爭。譬如，1962年中印邊境爆發之前，客觀的說。尼赫魯還是做過一些避免大規模沖突的努力的，當時印度政府曾對國內封鎖有關中印邊界沖突地消息。而反對派則一直以民族主義者形象對政府加以攻擊。那場戰爭爆發的背景是：當時工人工資下降了百分之十，而農民干脆處在破產邊緣，社會貧富急劇拉大，尼赫魯政府因此處于危機之中，所以以軍事手段來轉嫁社會矛盾，雖然軍事冒險失敗，但尼赫魯政府利用國內局勢動蕩實行全國緊急狀態，順利渡過了垮臺危機。在印度歷史上，這絕不是惟一一次，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1987年建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導致中印大規模對峙，背后都有類似的背景。如果再細心點，我們會發現每年2－－3月份印度軍方總會對中國有所動作，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每年確定政府財政預算是在4月份。
在尼赫魯時代，印度政府還帶有不少強人政治色彩，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中結構性問題。而自后尼赫魯時代開始，這個制衡因素消失了，印度政治生活中始終缺乏一個強有力核心，主要政黨以及其政治領袖于是便都將民主當成了一種市場機制－－視選民為有著各種各樣的消費者，而作為“企業家”的政治家們多要做的，則是力圖賺取他們的選票。當民主異化為簡單地向選民“獻媚”之后，任何短期內見不到“效益”的舉措都將是難以推行的。
死結之二
實事求是地講，獨立之后印度的進步還是顯著的，印度最初的國家財政體系使得地方各邦對中央政府形成了極大的依賴關系，這種財政體系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地方勢力的離心傾向，強化了政府的權威性。基于此，“柴明達爾”制度被廢除，政府允許小農佃戶購買土地，擁有土地權，這使得印度具備了一定的工業化動員能力。當然，與同一時期進行徹底土地改革的中國相比，印度政府所做是極其有限的－－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后來的臺灣省，歷史都證明徹底的土地改革是以政府權威性作為后盾的（臺灣所謂的“和平購買”同樣是在國民黨當局的壓力之下完成的，以農業為主的臺南地區之所以成為臺獨勢力的巢穴，很大一部分就是源于那時的積怨，這是題外話），但這恰恰是印度政府所缺乏的。而要永久擺脫分裂的危險，最根本的途徑就是發展經濟，以工業經濟替代有封建色彩的農業經濟，由此改造印度落后的社會結構，破解政治上的死結。
在經濟制度上面印度選擇了參照蘇聯的混合經濟模式，即公營和私營并存，這一方面是蘇聯的影響，同時也是印度自身情況決定的。以婆羅門占主導的印度精英極少涉足商業，這就使得他們非常青睞由政府占主導的計劃經濟模式，希望能以此來制衡大財團和地方勢力的影響。混合所有制就是這種背景的折中和平衡產物。如此，在保有大量封建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印度政府仍以“五年計劃”的形式，在幾個邦強行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快速的工業化進程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與技術作為支持，作為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必須要在經濟建設上做長期規劃，并有步驟的計劃去實現它，從這個角度講，印度選擇計劃經濟是合乎當時歷史發展規律的。但在執行操作中，印度恰恰做不到對經濟進行長期計劃以及按部就班的執行計劃。印度政府與國內各種壟斷集團的利益斗爭從來就沒停止過，而政府鮮有占上風的時候。在長期經濟計劃和短期經濟效益的選擇中，政府不斷的在選民的利益趨勢下左右搖擺。在遇到國內國際危機時，印度的執政者往往通過對外軍事冒險來轉移選民的視線，壓制在國內即將爆發的危機以此來贏得大選。基于這種目的實施的軍事行動，無論勝負都從來沒對經濟形成“正循環”，所謂“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在印度對外戰爭史上從未出現過。由于自身經濟實力孱弱，軍事冒險之后印度政府往往又陷入財政危機并進一步導致經濟危機。從上世紀60年代以后，印度就一直處于“危機－－冒險－－更深的危機－－再冒險”這樣一個循環之中。受此影響，國家工業化進程與基礎設施建設都異常緩慢。
看看這段歷史：1970年12月27日，英迪拉甘地抓住自己國內聲望不斷上升的機會，宣布解散人民院，提前于1971年2月舉行的印度第五屆大選。1971年3月，大選結果揭曉，英甘地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于此同時，巴基斯坦在1970年底也開始進行大選，主張充分自治與全面獨立的人民聯盟在東巴獲得全勝，隨即在1971年3月宣布東巴獨立，巴基斯坦由此爆發國內軍事沖突。1971年12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印軍越過印巴邊界進行“自衛”，這就是第三次印巴戰爭。至12月17日戰爭結束，巴基斯坦遭到肢解。至此，甘地在國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百分之九十三的民意支持。次年印度國慶日，甘地被描繪成了杜爾加（印度神話中十臂女戰神）。但正是在1972年印度迎來了一場嚴重的旱災，1.8億人口面臨饑餓的危險，而由于戰爭流入印度的孟加拉難民每個月要消耗印度政府兩億美金，使得印度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原本大宗糧食與原油進口就需要大量的外匯，而石油危機和由此而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又不期而至，由此導致外匯緊缺，物價飛漲，進一步引起的投資不足又使工業增長下降了百分之五十，民眾的不滿情緒終于在反對黨的鼓勵下爆發了，同年孟買就爆發1.2萬人大罷工，僅僅在古吉拉特邦的騷亂中被警察射殺的就高達233人，而與此同步的印度鐵路大罷工讓全國的交通陷入了癱瘓，最后警察也加入了暴動行列中，并與之前來鎮壓的軍隊交火。在隨后的大選中，國大黨一敗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的人民同盟上臺了。而人民同盟政府的第一個舉措竟是停止了當時正順利實施的55計劃，以提交自己的65計劃。歷史證明，靠造反上臺的人民同盟缺乏控制能力。上屆政府積累下來的1500萬噸糧食以及僅有的30億美金外匯儲備在短短的三年時間里被消耗殆盡，而人民同盟政府隨即倒臺，此時已經是1979年，印度之外的世界已經迎來了第三輪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正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生產工序實現國際再分工，“四小龍”與東南新興工業地帶正是在此時崛起的。而印度則還在反復的“折騰”當中，套用甘地的話：印度失去了工業時代。
冷戰結束之前，前蘇聯在印度經濟中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印度最大的國際援助來源國，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印度外貿長期處于逆差局面，而填補貿易逆差所帶來的外匯缺口，除僑民匯款和資本賬目順差之外，主要的外匯來源渠道便是國際援助。
1991年的蘇聯劇變，對于中國而言利多于弊，而對印度而言恰恰相反，由于蘇聯的解體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對這個國家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今天。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國力急劇衰退直至最終解體，使印度失去了國際最大援助來源以及出口市場，其經濟由此遭受到嚴重沖擊。由于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最終導致印度爆發經濟危機，這就是1991年印度政治經濟改革的背景，而發生于1987年的中印邊境對峙，則可看做是印度政府為緩解執政危機所做的又一次冒險。
從80年代末開始，再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得單獨組閣的多數席位，印度進入了或是少數派執政，或是多黨聯合執政的時期。在1989~2004年的16年中，印度共舉行了六屆選舉，換了九屆中央政府，其中最長一屆只執行了1年左右，最短的只執政13天便倒臺了。2004年國大黨重掌朝綱，得票率也僅是百分之二十六點七，只能以聯合政府的形式上臺執政。換句話說，印度政府原本不強的行動力進一步削弱了，對社會生活的變革很難再起到多大的推動作用，更遑論來主導。1989年脫胎于人民同盟的人民黨利用印度教徒的反穆斯林情緒，主張在印度教徒視為圣地的阿月提亞地區興建一座印度教寺廟－－但當時該地已建有巴伯而清真寺，借助這種宗教情緒，人民黨在1991年再次登臺，為了獲得地方勢力的支持以維系并不牢靠的執政地位，人民黨賦予了地方更多的權利，并允許一些地方勢力可以建立自己的邦，至此，原有可以節制地方勢力的中央財政體系在政治改革中不復存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地權威性也因此被大大削弱－－某種程度上說，90年代之后印度的政治改革實質就是一個地方向中央政府分權的過程，而就行政區劃而言，印度版圖內邦數量由建國時的16個增加到了28個（另有7個中央直轄）。就工業化進程而言，這一改革影響是災難性的，印度原有的工業布局類似于前蘇聯，具有很強的區域性，原有行政區的分裂導致工業體系不再完整而無法正常運行，這與蘇聯解體后遇到的情況比較類似，許多地區因此從工業經濟又重新退回到了農業經濟。此外，印度后續的經濟建設也很難有一個科學統一有序的規劃，最初計劃建設100個經濟開發區，但各地各自為戰，結果最后實際建成的數量是250多個。
就經濟模式而言，1991年的外匯危機使印度經濟形式嚴峻惡化，由此拉開了一場經濟自由化的改革浪潮，即實行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縮小公營經濟的活動范圍，減少對公營經濟發展的干預，取消對生產許可證的限制，減少對私營經濟發展的控制，但從總體看，官方對經濟的干預還是比較多的，要辦事，很多時候還是要通過政府。
在改革之初，印度面對的情況是沒有進行過徹底的土地改革，基礎設施遠遠落后于東亞國家，超過百分之五十九是文盲，與此同時，印度的精英階層從英國手中繼承了純熟的英語思維以及比較完善的金融體系。失去了國家外力作用，在資本趨利性誘導下，印度經濟最終很“自然”選擇了以服務而非制造業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點主要放在軟件業務上，之后則利用其較深厚的金融傳統建立了完善的金融市場。這對經濟模式而言，最重要的則是要保證有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國內，這一點與發達國家的“虛擬經濟”類似，但印度是發展中國家，其保證資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資金將會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前景－－印度人不切實際的吹噓，除了其民族性格以外，也有其經濟上的需要，所以不但在民間吹，政府也會專門資助海外媒體為印度吹。
1991年之后，印度的GDP開始迅速增長，從以前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較低水平跳到了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季度增長往往達到了百分之九。但其背后的事實是，印度的經濟增長和中國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印度模式”下，貨幣流通的速度不存在從從實物生產到最終銷售這樣一個周期制約，自然要快的多，但這種快速流動并沒有帶動制造業同步發展。實質上就是一種跳躍式發展模式－－印度人試圖從傳統農業經濟直接跨過制造業階段，進入以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為經濟主干的服務業主導型經濟，也就是“虛擬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型經濟。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從過去繼承的金融傳統，同時這也是為了回避印度基礎建設薄弱的問題。
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家工業化事實上并沒有太大的發展－－－250多個經濟開發區清一色是服務業，IT和金融行業。印度的GDP的具體構成中，農業與工業各占百分之二十二，服務業占百分之五十六，如果這是一個發達國家的話，這個構成沒什么問題（例如日本制造業雖然聞名于世，但其服務業卻占GDP百分之七十五），但這是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其GDP總量并不大。事實上，目前印度工業化總體水平仍還處于輕工業化階段－－相對應的是，中國已經進入了重工業化階段。
到目前為止，印度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僅限于占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反過來這又制約了其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能消費起的就這么幾個人。從經濟學角度極端一點說，印度也就是一億人的國家－－－一千萬富人2千萬中產階級和七千萬窮人，平和一點地說就是2~3億人的國家，剩下那7~10億人僅僅是能說話的“畜生”（這絕非侮辱，而是印度精英層自己的認識），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這部分人完全不用考慮－－如果以7億人開算的話，這部分人生活在低于聯合國的貧困線三分之一以下水平。印度的決策者也無需考慮由此而引發的大規模民變－－即使在印度北部現在仍存在著超過120支游擊隊，但以印度人的標準看，這種混亂程度還仍然可以處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而這得益于印度傳統的等級文化以及“修來世”的人生觀。
相對于中國，西方國家更容易接納印度，即使其貿易保護主義看上去非常的“不合規矩”。其中根本原因在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本質的矛盾是資源占有的矛盾。資源的總量是剛性的，你多占一塊，我就要少吃一塊，這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扯不上任何關系。西方發達國家以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消耗著百分之七十五的資源，在西方人眼里，中國政府最大的“原罪”在于領導6億人擺脫了貧困，更在于領導超過13億人走向了富裕，這意味將有一個超級大塊頭插進來分享這塊不可能變大的“資源蛋糕”。與金融貿易等流于表面的問題不同，這個矛盾是難以調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說印度模式更易于西方的認同，根本原因在于這種模式把多數人排除在外，僅讓少數精英階層加入資源分享中來。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并沒有打算唱衰印度或者是鼓吹印度崩潰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如果參照之前“中國崩潰論”中所語言的標準，現在的印度早就算崩潰了）。印度現在的狀態確實很別扭，但也確實很“穩定”，這是有其特有的社會結構和民族文化所決定的。
就此輪經濟危機而言，首先可以認定的是，作為一個就會對印度的意義不會很大，印度制造業發展的瓶頸在于缺乏資金，同時基礎設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過在金融市場的優勢獲得資金，然后帶動其它經濟發展，但就具體微觀上而言，企業行為的趨利性使市場中的企業必須要靠利潤上的驅使來完成市場資源的配置。盡管印度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獲得比中國更優惠與豐沛的資金，但是作為經紀人的企業并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樣投資制造業和基建，而是要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形成最優資源配置，這就出現了一邊是國內制造業和基礎亟需大筆資金，另一邊在金融市場獲得豐沛資源的印度企業紛紛進行大規模海外并購的現象。金融危機只是助長了這一趨勢。
雖然經濟危機使發達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術的出口門檻，但如前所說，印度的工業化尚處在輕工業化階段，同時基礎設施建設也不足以支撐一個重工業化體系－－以公路為例，印度2002~2003財政國道建設目標為244.11千米，而當年實際完成209.46千米，2003~2004財政目標為1789.5千米，實際完成709.73千米，2004~2005財政目標2317.18千米，實際完成2082.7千米，2005~2006年財政目標為782.09千米，實際完成582.82千米。在這樣一個薄弱的基礎之上，單靠購買一些技術，對工業化進程拉動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術是“種子”，而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則是保證種子發芽生根的土壤。
而從危險方面來說，印度這次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與1991年可能是一樣的，就是在國際支付上出現問題，歷史上看，印度僅有兩年實現了外貿順差，而且是拜當年風調雨順農業豐收所賜，其余年份則都處于逆差。始于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印度國內出現的緊縮，進而使歐美金融機構撤回本土，這就使印度這樣依賴外資的發展中國家，被動地出現了緊縮，還使得印度政府面臨兩難的選擇－－是否進行信用擴張，也就是印鈔票？印了就造成本幣貶值，不印本國企業就會出現資金斷鏈。此外印度企業多通過向國外銀行貸款，或是通過轉讓股權的方式向國外企業借款來獲得資金，其國內的任何經濟波動都會導致海外銀行提高利率或是國外企業拋售印度企業的股票，這樣同樣會使得印度企業出現資金斷鏈的危險。而自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國際糧價，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危險，印度至今還未實現國內糧食自給，糧價攀升必然要進一步加重其國際支付壓力。
參考1962年和1987年的歷史，如果將近期印度在中印邊境的一系列舉動倒過來分析的話，那么我們也許會從中有別樣的發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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