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王鳳波來到德國求學,選擇了不好就業的政治學專業,就是想在被稱為民主自由典范的統一后的德國,從根本上了解民主自由人權法制.如今在法庭上,德國法官竟然告訴他,對于"想象中的共產分子"可以任意封殺。
王鳳波是去年中國與德國媒體廣泛報道的德國之聲中文部開除記者事件的當事人之一。去年，王鳳波與其他三位前同事因為堅持新聞職業原則而被德國之聲解雇后，向德國議會與媒體發表了公開信，他本人與祝紅女士對德國之聲進行了勞動法上的起訴。去年三月在德國之聲所在地波恩的地方法庭敗訴后，王鳳波與祝紅女士提出了上訴。今年2月13日，王鳳波與祝紅在科隆地區法院的上訴亦被駁回。
王鳳波
2月13日科隆庭議中，出現了讓原告方與旁聽者大跌眼鏡的一幕。在談到在德國之聲中文部一度被批評者指責“親共”這一背景與“世界觀歧視”時，原告律師指出，本案的實質并不是王鳳波與祝紅本人真的因為某種“世界觀”而受到歧視，而是德國之聲出于對中文部員工普遍的世界觀上的懷疑與不信任，對中文部進行整肅，而原告只是反對這種將新聞職業準則意識形態化的做法，就首當其沖被報復開除。這時，女法官發表了如下驚世名句：德國之聲是公法媒體，而在公共服務機構，如果員工被證明是“共產分子”，那么將其開除反正也是正確的；如果對員工產生了“共產分子”的懷疑，那么也構成將其開除的理由。 在場旁聽者一開始大都以為是聽錯了，原告律師追問女法官，難道這樣的懷疑不需要有證據嗎？女法官斬釘截鐵地強調說，“無所謂！只要在想象中某個人是共產分子或者同情共產分子，不需要證明，就可以將其開除！” 女法官在庭議中至少三次重復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從法庭出來后，前來旁聽的一位德國記者直搖頭，說“這太不可思議了！”。一位旁聽者說，當他聽到法官在那里煞有介事大談該如何開除“共產分子”，他覺得是在看一場年代久遠的老電影，電影講述的是美國麥卡錫主義猖獗的時代，以及那份臭名昭著的《赤色頻道：共產黨在廣播電視中的影響的報告》。那一段給美國自由民主帶來政治恥辱的歷史過去半個世紀了，而在大西洋另一端的一個德國中級勞動法庭，居然又讓人產生似曾相識的歷史錯覺。作為法制國家的司法者，法官應該知道“無罪推斷”原則的意義，即使對“意識形態嫌犯”，也最起碼要有事實和根據才能判罪。
20年前，王鳳波作為一名熱血青年來到德國求學，選擇了畢業后不好找工作的政治學作為專業，就是想在一個被稱為民主自由典范的統一后的德國，從根本上去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人權和法制。如今，德國的一名法官告訴他，對于“想象中的共產分子”，就可以任意封殺。
庭議席上有兩名陪審業余法官，其中一個是代表雇主利益，一個是代表雇員利益。原告方本來以為主審女法官會和兩名陪審員退庭合議，但是兩名陪審員在原告方還未走出庭議廳時，就已經穿上外套走人了。
祝紅指出，其實她所有的不幸都源于2009年3月與德國三屆政府中國問題顧問史蒂曼(TilmannSpengler)有關西藏問題的采訪。此篇采訪遭到領導的封殺，理由是史蒂曼先生是“憤青”，有些表達完全跟中國政府發言人一樣。祝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與領導發生意見分歧，從此受到種種刁難。她在庭議期間悲憤地說，在一個把人權作為首要價值，以民主、自由與法制作為立國基石的德國，一次對于一個媒體來說再正常不過的業務討論就致使記者被取消工作合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王鳳波說，此案的關鍵是他們幾個記者反對德國之聲對中文部采取的違反新聞職業原則，實行“新聞檢查”的不正常做法。他們這么做完全是出于良知，本來是在維護德國之聲自己制定的記者職業標準，卻因此受到掃地出門的懲罰。他們為維護新聞原則與捍衛自己的正當勞動權利，進行了各種努力。但是在政治上，發給德國聯邦議會的公開信石沉大海；在法律上，法治國家的理想與現實的鴻溝難以逾越；在社會權利上，工會和職工代表委員會都面對強大的雇主無能為力。
王鳳波表示，雖然經濟條件所限，法律上維權的道路可能很難再走下去，但是只要還有一線機會，他也絕不會放棄。不管怎樣，德國之聲的問題，依然將是被除名的四位記者在媒體上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王鳳波說，他還將作出最大努力，爭取再向聯邦勞動法院上訴，而且，他仍然相信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的公信力。他說，他多么希望能有一天看到，批著神圣紅袍的七名聯邦憲法法院的大法官們坐在卡爾斯魯厄的法庭上，從憲法上推翻能給要挾與壓制記者的做法提供堂而皇之保護傘的“電臺自由”。王鳳波說，但愿，著名的憲法法院不僅僅是一個德國的冬天童話而已，不至于他看到了這個神話的理論城堡，腳下卻沒了能走過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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